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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經濟已將近五年沒有增長，從疫情中復甦的力度也比不上其他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連能否滿足自身能源需求都畫上問號。這個昔日的「歐洲經濟引擎」如今正搖搖欲墜地站在衰退的邊緣。
對於龐大的德國製造業來說，這是命運的急轉直下。過去20年間，當其他西方國家的工業崗位紛紛向亞洲轉移時，德國製造業曾是一片欣欣向榮。
德國曾大力押注製造業並在很長時間裡取得不俗的成績，究其原因，主要依靠四大引擎：自由開放的全球貿易、中國需求的激增、高效的國內勞動力，以及廉價的俄羅斯能源。
但現在這四大引擎都有些卡殼了。
貿易瓶頸、疫情和烏克蘭戰爭破壞了供應鏈，使得物價飛漲。
作為德國最大的貿易夥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大幅放緩，勞動力步入老齡化並開始萎縮，靠投資驅動的經濟增長模式也達到了極限。
德國自己的勞動力也因為人口老齡化而可能在未來十年減少500萬左右。
俄羅斯先前大幅削減了通過「北溪」（Nord Stream）管道輸送到西歐的天然氣，德國能源危機由此加劇。自今年2月份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天然氣一直被當做一種施壓策略。
德國幾十年來一直提倡使用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這雖然節省了成本，但也讓德國患上依賴症。直到最近，在德國的天然氣、煤炭及石油消耗中，來自俄羅斯的進口比重分別佔到了55%、50%和35%。
今年，隨著德國緊急尋找其他供應方並重啟國內能源基礎設施，這些比重有所下降。德國曾決定逐步停用核電站和燃煤發電廠，這導致其國內能源基礎設施大部分處於封存狀態。
由於俄羅斯扼住了天然氣供應的咽喉，加之西方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電力、石油和煤炭價格也一路走高。柏林方面甚至起草了對製造業實施能源配給並將能源供應導向家庭和醫院的計劃。此外，德國還採取若干措施，例如用煤代替天然氣發電，以及通過財政激勵讓企業節約能源。
據德國工商總會（DIHK）在7月底發布的一項調查，為了應對能源價格高企，目前德國有近六分之一的工業企業削減或放棄了生產。
「這些數字值得警惕。」DIHK主席彼得·阿德里安（Peter Adrian）說，許多企業發現，它們無法將成本上漲充分轉嫁給消費者。
總部位於德國巴伐利亞州的Heinz-Glas是一家有著400年曆史的玻璃製造企業，全世界四分之一的香水瓶都出自這裏，其客戶包括雅詩蘭黛公司（Estee Lauder Cos）和歐萊雅集團（L’ Oreal SA）。該公司表示可能被迫將製造業務遷往海外，那裡的勞動力更充足，能源價格也更便宜。
該公司在德國有大約1,500名員工，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嚴重：玻璃生產過程對溫度的要求大概在華氏3,000度（攝氏1,650度）。沒有穩定的天然氣供應，Heinz-Glas的熔煉爐——每台造價超過1,000萬歐元——將會冷卻並嚴重損毀。
該公司首席財務官弗蘭克·馬丁（Frank Martin）說，眼下他們支付的能源價格是烏克蘭戰爭前的10倍。「我們的競爭對手有的在法國，有的在南美，能源危機對它們的影響程度是不一樣的。」馬丁說。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今年7月底大幅下調了對德國經濟增長的預期，將今明兩年的預期增幅分別降至1.2%和0.8%，相比之下，2021年德國經濟增幅為2.9%。IMF警告說，德國經濟可能會面臨高成本和效率損失，該國需要適應一個愈加割裂的世界，不僅供應鏈遭到破壞，能源價格也居高難下。
「更加國際化」
「我們從過去兩年半的危機中得到的教訓是，一旦遇到干擾，我們過去那些高效的模式就會變得十分低效。」總部位於德國南部的電機與風機製造商依必安派特（Ebm-papst Group）負責營銷的董事總經理托馬斯·紐倫博格（Thomas Nurnberger）說。
該公司23億歐元的年銷售額中有超過四分之三來自海外，而大部分決策權、研發和生產集中在德國國內。
在事實證明現有的原材料供應系統不夠牢靠後，依必安派特正在亞洲、美洲和歐洲建立三條獨立的供應鏈，並在這些地區的生產基地附近採購大部分原材料。紐倫博格說，這「降低了我們對集裝箱和船隻的依賴。」
該公司還在德國以外地區增加了新的崗位和投資。「我們想變得更加國際化。」他說。
德國從二戰的廢墟中浴火重生並崛起為全世界最富有的國家之一，這一經濟奇蹟在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出口。德國大約四分之一的就業崗位依賴出口，美國的這一比例僅為6%左右。德國本土市場規模有限，難以吸收其工業企業的過剩產能。
但自從2017年底以來，德國出口經通脹因素調整後就一直停滯不前，工業產值也萎縮了約15%。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德國競爭力的喪失：由於勞動力成本飆升，企業稅高企，加之全國上下集中力量削減債務導致幾十年來投資活動持續低迷，近年來德國工業已落後於意大利。
一些地方對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好處持懷疑態度，並因此出現了新的國際貿易壁壘。例如，美國前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就對進口自中國和歐盟的商品徵收過關稅。特朗普長期以來都對德國龐大的貿易順差持批評態度，並威脅要對進口自德國的汽車開徵關稅。
「當前這場（物價飛漲的）危機幾個月內不會結束。」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Olaf Scholz）在7月份表示，他已經開始和行業組織以及工會展開為期數月的一系列對話，旨在為德國經濟尋找解決方案。「我們必須做好準備，在可預見的將來，這種局面不會改變。」
今年7月，德國西部薩爾州的瓷磚生產商V&B Fliesen GmbH表示，今年該公司將把生產業務從德國轉移至土耳其。屆時，該公司德國工廠的約200名工人將被重新分配任務或裁撤。
該公司將此舉歸咎於「能源、運輸、包裝和原材料成本極高，以及德國較高的工資水平。」該公司還指出，其他國家，尤其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將該行業的成本控制在較低的水平，從而獲得了競爭優勢。
嚴控成本歷來是德國效率的關鍵所在，即便是面向全球市場製造精密機械或是高科技產品的企業也不例外。
總部位於慕尼黑的Siltronic AG是一家為半導體行業生產晶圓的企業，近日在為一家20億歐元的新廠選址時選中了新加坡而非德國。這也是該公司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筆投資。
該公司首席執行官克裡斯托弗·馮·普洛索（Christoph von Plotho）說，這是考慮到新加坡運營成本更低，包括能源和人力成本。
「成本永遠是重要的，即使你的產品面臨的競爭相對有限。」馮·普洛索說。他表示，他的競爭對手可以生產類似的晶圓，所以體現出優勢的地方不是品質，而是價格。在德國，「我們在能源成本方面沒有競爭優勢，而對我們這樣的行業來說，這恰恰是主要的成本驅動因素之一。」目前，該公司約60%的總產量都來自新加坡，待新廠建成後，新加坡的產量有望再增加一倍，馮·普洛索說。
德國企業過去也經歷過重大的經濟動蕩，包括上世紀90年代東西德統一時的混亂局面。當時，德國聯邦政府投入了數千億美元重建曾實行共產主義的東德。龐大的支出推高了國內物價，也削弱了德國出口產品的競爭力，受此影響，德國失業率一度升至12%的戰後最高水平。
本世紀頭十年初，在一系列勞動力市場改革的推動下，勞動力成本最終降低，德國也開始恢復競爭力。此後，隨著歐洲統一貨幣歐元的誕生，德國出口行業風生水起，當時，一些實力較弱的南歐經濟體令歐元匯率承壓，使德國商品在以其他幣種計價時變得更便宜。那幾年，德國甚至超過美國和中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商品出口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來襲，德國也經歷了短暫但嚴重的經濟衰退，但隨著德國企業改變策略，瞄準中國市場，德國經濟大幅反彈，力度甚至超過美國。不斷壯大的中國中產階層爭相搶購德國豪車，中國城市、高速路和鐵路的興建也需要德國企業生產的機械和工程設備。
差不多同一時候，前德國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與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簽署若干協議，大幅增加了從俄羅斯進口的廉價能源。
轉型中的汽車業
除能源危機外，結構性調整也是導致德國經濟放緩的原因之一。幾十年來，汽車業一直是德國製造業皇冠上的明珠。但隨著燃油車向電動車轉型，德國汽車業大幅收縮。放眼國際市場，中國製造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向德國同行發起了挑戰。
一個結果就是大量德國企業開始將製造業務搬到海外。這種現象值得注意，因為在過去30年的全球化鼎盛時期，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發達經濟體都曾將製造崗位大規模外包，相比之下，德國並沒有被捲入這一潮流。
總部位於德國西部的Kostal Automobil Elektrik是一家有百年曆史的汽車配件供應商，該公司在6月份表示，將在2024年底前結束德國境內的生產業務，同時關閉三家德國工廠。據工會說，屆時將有約900個崗位被轉移或是被裁。其中大約100個服務中心崗位將被移至布達佩斯。
該公司是一家家族企業，全世界大約一半的汽車中都有它的產品。該公司將上述舉措歸咎於高昂的國內生產成本，這個問題在疫情和烏克蘭戰爭的影響下愈加凸顯出來。Kostal表示，鑑於汽車業正向電池供電轉型，該公司還需要大力投資新技術。
工會警告說，Kostal的舉動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一些人可能丟掉飯碗，其結果就是整個德國汽車業會有更多人失去工作，該地區的去工業化過程也會變得步履蹣跚。」德國金屬行業工會（IG Metall）駐Kostal的代表菲比安·費伯（Fabian Ferber）說。
福特汽車（Ford Motor Co.）在6月份月表示，已選擇在西班牙而不是德國西部生產下一代電動車。福特歐洲業務主管斯圖爾特·羅利（Stuart Rowley）不願就上述決定背後的原因發表詳細評論，但分析師指出，德國較高的薪資水平和能源成本削弱了它的競爭力。羅利表示，福特位於德國薩爾地區的工廠將繼續生產福克斯（Focus）緊湊型汽車直至2025年，至於之後的情況，目前尚不清楚。
德國經濟管理部門和企業幾十年來一直對減債問題重視有加，這不僅抑制了投資，也阻礙了生產率的提高。受其影響，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的數據顯示，在截至2019年的20年間，德國資本存量淨額僅增長了21%，相比之下，法國和美國分別增長了41%和54%。數據顯示，即便在關鍵的製造業領域，德國的投資也長期低於意大利和法國。
德國總理朔爾茨計劃在未來幾年裡加大公共支出，涉及領域包括國防和綠色能源，這或許能釋放出新的內需，也可能有助於彌合德國與其他發達經濟體在公共投資領域的差距。
行業組織板材成型行業協會（Sheet Metal Forming Industry Association）董事總經理伯納德·雅各布斯（Bernhard Jacobs）說，在向新技術轉型的過程中，數百家面臨原材料及能源成本上漲的中型德國汽車供應商遭遇了投資難題。這一領域的企業有大約三分之一的產品用於出口。
據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數據顯示，自2018年年中以來，德國汽車供應商的工作崗位減少了13%。
雅各布斯說：「德國作為重要工業區的地位岌岌可危。」他指出，在法國，企業支付的電費要比德國同行低三分之一。長期以來，法國對核能的倚重壓低了其製造商的能源成本，儘管十年前俄羅斯開始直接向德國輸送天然氣後，法國的優勢有所減弱。
與此同時，德國還是第一批人口出生率急劇下滑的歐洲國家，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開始了，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意味著德國勞動力已嚴重短缺。
根據行業組織德國機械工程行業協會（Germa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ndustry Association） 7月份的一項調查，受訪者中有將近一半的德國機械-工程企業抱怨熟練工短缺阻礙了生產，這是1991年有記錄以來比例最高的一次。
據德國聯邦勞工部門的數據，隨著步入老年的「嬰兒潮」一代逐漸退休，未來數年，德國每年需吸引約40萬名勞動者才能維持穩定的勞動人口數量。
工程公司Koerber AG在漢堡擁有約1.2萬名員工，最近其招聘團隊的人數增加了一倍，達到20人。該公司目前有600個空缺職位。
「過去，只要你發布招聘資訊，就會有人來申請，但現在不是這樣了。」Koerber人力資源主管加布裡埃爾·芬達（Gabriele Fanta）說。無論哪種技能水平，都很難招到人。她說，如今招一個工廠藍領需要100多天。
為了擴大人才網，該公司在葡萄牙波爾圖（Porto）成立了一個技術與設計辦公室，目前已有約200名員工，此外還在中國和匈牙利招兵買馬。「類似這樣的決策會越來越多。」芬達說，「哪裡有人才，我們就去哪裡招人。」
英文原文：How the German Economic Machine Broke Dow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