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楊路：中間地帶與中間產品——中國經濟的「未來」在東南亞？

中國經濟的前景十分不妙，所以這次特意寫點有希望的事情。

最近中國媒體開始關注東南亞經濟（特別是越南）的崛起。毫不意外的，會有人問「東南亞是否即將取代中國」。而每次一說到這個事，我就會想到蜂蜜的故事：我有一個美國前同事，主業研究中美貿易，但經常在茶水間裏和他聊天，我發現這位阿肯色州長大的朋友（據我所知那個地方只出大西瓜不出蜂蜜）對蜂蜜有驚人的了解，他對於不同品牌不同種類的「蜂蜜小熊」（小熊形象塑料瓶包裝的蜂蜜）都十分熟悉，對蜂蜜的成分和生產流程也如數家珍。原來他上一份工作就是在一個美國經貿機構幫助海關識別「繞道」東南亞進口到美國的中國蜂蜜。

2001年，美國對中國產蜂蜜加徵反傾銷關稅。蜂蜜是一個同質程度非常高的商品，生產商很容易通過重新罐裝和改換標簽的方式改變原產地。因此在美國對中國蜂蜜加徵關稅之後，許多東南亞國家——越南、馬來西亞、泰國，開始大量對美國出口蜂蜜。不用說，這些蜂蜜主要都來自中國。而我這位同事的工作，就是和實驗室合作，通過蜂蜜的生物特徵來找出那些「貼牌」的廠商。他豐富的蜂蜜知識也就是在那個時候積累下來的。

2018年貿易戰爆發之後，中國-東南亞-美國這條「貿易特別走廊」又變得熱門起來，當時盛行的歐美企業「供應鏈遷移「討論，東南亞常常是首選。2020年疫情爆發後，我在浙江的一些製造企業做調研，苦於國內用工成本快速上升，十個老闆裏大概有六、七個考慮過到東南亞建廠。

越來越多的跡象顯示，在中國經濟外部空間持續縮小，內部動力越來越弱的未來，東南亞可能會是一根救命稻草。

中間地帶

與冷戰的情形不同，中國與西方即便在政治上激烈對立，只要不進入戰爭狀態，經濟上的連接在短期內都不可能完全打斷。

中國與西方未來會非常需要一個或者多個中間地帶。與冷戰的情形不同，中國與西方即便在政治上激烈對立，只要不進入戰爭狀態，經濟上的連接在短期內都不可能完全打斷。過去四十年全球化的慣性，即便會減速，會倒退，在可見的將來也不會退回原點。在市場重力的作用下，全球前兩大經濟體之間的千絲萬縷的經濟聯繫一定會以各種形式轉移到第三國、第三方、第三區域。因此中國和西方脫鉤的另一面將是大量中間地帶的興起。

過去幾年中國-越南-美國的三角貿易關係出現的情況，顯示出東南亞就是這樣的一個中間地帶。

舉例來說，機電產品是中國重要的出口項目，在出口中的比重很大，在過去十年中國對美國商品出口中常年佔比四分之一左右。2018年貿易戰爆發，美國對中國機電加徵重稅，導致中國直接對美出口持續走低，至今仍低於2018年水平。幾乎與此同時，越南對美國機電出口，以及中國對越南機電出口同步快速上升。2021年中國對越南的機電出口相比2018年增加了232億美元，同期越南對美國機電出口增加244億美元，而中國對美國機電出口則減少了215億美元。

這裏發生的事情，很有可能是一部分中國機電產品在越南進行了簡單的加工和再包裝，換了一個馬甲對美國出口，而另一部分則是越南需要大量中國的零件和半成品才能滿足突然增加的美國訂單。中國對美出口的下降往往伴隨着中國對東南亞出口，以及東南亞對美國出口的上升，類似的情況出現在很多行業，尤其是那些美國加徵了對華關稅的商品類別。 「中國製造」繞了一圈變成「越南製造」，最終仍然能夠賣到美國。因此對於很多中國出口企業來說，只要有東南亞這個中間地帶在，美國關稅就還不至於致命。

單純的重新包裝和貼牌很難持續，在法律上處於灰色地帶，美國投入了不少資源進行「反規避」調查和執法，對於中國出口商來說不是長久之計。

當然，單純的重新包裝和貼牌很難持續，在法律上處於灰色地帶，美國投入了不少資源進行「反規避」調查和執法，對於中國出口商來說不是長久之計。要真正挖掘東南亞的中間地帶潛力，中資企業必須要在東南亞要有實際的生產。中國光伏企業在這個方面算得上是先驅。中國的光伏產業有着比較鮮明的「吃補貼」特徵，在此輪能源緊張問題出現之前，長期處於產能過剩狀態，價格相對於歐美企業經常呈現碾壓態勢，因而一直是歐美「雙反」（反傾銷、反補貼）的重點關注對象。

2011年美國裁定中國光伏補貼和傾銷成立，加徵關稅，中國光伏企業先是嘗試通過購買台灣產組件來改變原產地規避關稅，但很快美國調整了規則堵上了這個「漏洞」。而中國光伏企業隨之選擇大舉進軍從地理位置、營商環境及資源稟賦都最爲合適的東南亞（主要是泰國、越南、馬來西亞）。在今天，中國對美直接光伏出口幾乎爲零，美國光伏組件進口八成以上來自東南亞，而這背後幾乎全部都是中資企業在當地的產能。中國光伏四大巨頭（天合、晶澳、晶科、隆基）全部以東南亞作爲主要海外生產基地。而近期落地的美國《維吾爾強迫勞動法》禁止含新疆產硅料的光伏產品進入美國，這很有可能會促使中國光伏企業在東南亞擴大原料採購，在當地打造一條「美國專供」的供應鏈。

中國光伏企業的這一套打法，爲其他依賴歐美市場的中國企業提供了一個樣板。

中國在東南亞的投資數據顯示大量的中國製造業企業正在涌入這個地區。根據中國商務部數據，2020年，中國對東盟直接投資160億美元。是香港之外的最大境外投資目的地，規模相當於歐盟和美國的總和。更重要的是，與中國在歐美大量的地產類和娛樂行業投資不同，中國在東盟的投資大量流向製造業（40%的當年流量和25%的歷史存量）。這些製造業產能由中資主導，雖然在統計層面往往屬於東南亞，爲當地帶來資金、就業和技術，但與中國經濟的關聯同樣密切。

2020年，東盟十國（越南、柬埔寨、馬來西亞、文萊、泰國、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菲律賓、老撾、緬甸）正式超越歐盟，成爲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同年，越南超過澳洲，在單個經濟體中成爲中國第七大貿易伙伴。如果我們再比較中國前五大貿易伙伴歷年來在中國進出口中的比重變化，還會發現：在過去十多年的時間裏，無論是在進口還是出口端，美、歐、日、韓在中國貿易中的比重全部處於下降或者基本不變的狀態。只有東盟一枝獨秀，在進出口兩端的份額都明顯增長。東盟與中國經濟的走近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有其本身的邏輯和動力，但2020年之後出現中國與西方的加速脫鉤無疑推動了中國-東盟經濟的進一步綁定。

中間產品

這裏涉及到一個判斷：中國和東南亞的出口業，到底是競爭還是互補的關係？

今年年初中國出現大面積的經濟停滯。跨國企業在中國關停工廠，將產線遷移到東南亞的新聞頻出，引發了廣泛的焦慮。媒體上常有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即將被東南亞取而代之的擔憂。這裏涉及到一個判斷：中國和東南亞的出口業，到底是競爭還是互補的關係？

我的看法是：有競爭也有互補，但目前互補已經多過競爭，未來更是如此。

根據不同的生產階段，我們可以將所有貨物分爲四類：原材料，中間產品（半成品），資本品（用於生產的工具和設備，如車床、起重機），消費品。以這種分類方法來看的話，中國-美國和越南-美國的貿易構成相似：美國出口到中國和越南的最大項都是資本品，佔比40%左右。而中國和越南出口到美國的最大項都是消費品，佔比50%上下。因此從歐美市場的角度來說，中國和越南的貿易角色多有重合，特別是在一些勞動力密集的行業，比如服裝、鞋帽等。因此，如果我們考察的是「歐美進口從哪裏來」的問題，那麼確實可以看到中國和越南的競爭關係。

但我們還需要看「中國和越南的出口從哪裏來「。因爲在價值鏈分工高度碎片化精細化的今天，一國的出口可能含有大量其他國家的原材料、中間產品，還有經濟附加值。比如前面提到的機電產品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雖然越南在歐美市場取代了一部分中國的份額，但中國企業因爲對越南的出口擴大，損失有限。而更重要的是，越南從中國進口的這些中間產品，其附加值佔比很有可能不小。因此雖然越南出口的海關統計數字大增，但實際附加值（常常體現爲企業利潤）卻要歸到中國企業。

中間產品佔到中國整體出口的16%，但中國對東盟諸國出口中，中間產品比例遠遠高於這一水準：柬埔寨58%，緬甸43%，老撾33%，印尼32%，越南31%，泰國28%。這體現了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帶有極強的供應鏈分工色彩。根據OECD的統計，越南對中國的製成品出口中，有17%的附加值來自於中國，這一比例在中國所有貿易伙伴中排名第一，而前五名中有三個都是東盟國家（第二到五名：香港、柬埔寨、墨西哥、馬來西亞）。中國與東南亞國家中顯然存在高度細分的供應鏈分工現象：附加值較高的生產環節在中國國內完成，以中間產品形式出口到東南亞進行進一步加工，然後再出口回到中國，一部分變成最終產品在中國消費或者出口，一部分回到東南亞消費和出口，而還有一部分要繼續出口到其他地方進行下一步的加工。在這一套令人眼花繚亂的供應鏈網絡中，中國和東南亞正在變成兩個關係最緊密的節點。

今天中國與東盟在貿易規則方面做出的一系列創新很有可能進一步加深這樣的供應鏈協作。中國過去幾年在國際經濟政策中最大的成果，就是與東盟及日韓澳新達成了15國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而RCEP的最大亮點，就是其原產地認定規則。

假設有一家中國企業要出口價值60美元的水族箱到新加坡，中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用到了來自中國（20美元）、印度（25美元）和馬來西亞（15美元）三個國家的原材料和加工服務。中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都是RCEP國家，互相之間貿易執行優惠的關稅稅率。但是中國和馬來西亞如果按照常見的貿易規則單獨算，附加值比重（20/60, 15/60）都達不到40%這一原產地認定的門檻。但RCEP則創造性地提出了一個「可累加區域成分」的選項。也就是說，只要一個產品中的「累計RCEP成分」大於40%，就可以執行最優稅率。在這個水族箱的例子裏，雖然中國和馬來西亞單獨的附加值都不到貨值的40%，但加起來（35/60）就超過了門檻。因此，按照RCEP規則，這個水族箱可以適用更低的RCEP。這樣的原產地認定規則將會極大鼓勵成員國之間加強供應鏈貿易。

溢出

脫鉤是所有人必須面對的現實，過去三十年那樣的全球化作爲中國經濟的「最優解」已經不是一個現實的選項；而完全退回到改革開放之前的低水平自給自足顯然又是「最壞解「，所有人都想避免。那麼中國經濟的「最佳次優解」在哪裏？東南亞提供了這樣一個想象空間：這個區域既可作爲中間地帶的角色維持中國與西方之間的部分連通，同時又以中間產品生產網絡和供應鏈貿易爲中國製造業的轉型升級提供了空間。

施展教授在其《溢出》一書中將中國製造業向越南的遷移比喻爲中國經濟的「溢出」，我很贊同這個比喻——中國經濟自然延展到了國境之外的地方。那些海外中資工廠和供應鏈貿易，是確保「內循環」與「外循環」能夠互相支持、並行不悖的關鍵因素。

我們可以從歷史裏找到一些信心：中國與東南亞今天發生的化學反應，正是當年港台日韓企業在中國活動的重演：建立產能，派出管理人員，輸出中間產品，遷移產能，整合供應鏈，出口全世界。中國經濟的未來在東南亞，或許不是一個太誇張的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