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大龍來說，中國就是這樣一片叢林。他今年40多歲，生活在北京，擁有一家自媒體公司。和其他許多自媒體一樣，他的公司也成立於中國互聯網的鼎盛時期，那是一個所有人都在開公衆號、爭當KOL、追逐「十萬加」（公衆號的閱讀數超過十萬）和流量變現的時代。這些年來，文化政策不斷收緊，輿論環境越發惡劣，他親眼目睹太多媒體的死亡。死因一部分是經濟，另一部分是衆所周知的政治。

媒體人、公司的管理者、正值中年的中產人士大龍努力在叢林生活下去，直到成爲叢林的一部分。他的事業爲他構築了一間叢林裏的小屋，這間小屋「溫暖而安全」。在每天的選題會上，他和同事們都會討論最近發生的事情，什麼能寫，什麼不能寫，經驗豐富的媒體人心中都有同一桿秤，這已經成爲他們的生存本能。叢林是危險的，從事媒體工作就像是在叢林中穿行；但在大龍看來，他的生存能力已經足夠純熟，他在叢林中遇襲的可能性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對生活的掌控感是中產人群的核心追求。居住在上海的小愛同樣以自己的方式掌握着她棲身的叢林。她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曾經在BAT（百度、阿里、騰訊）一類的大企業呆過，後來創業做互聯網產品，在上海開了一家公司，還買了一套房子。對她來說，她在上海過的是一種「恰到好處的生活」，擁有自己想要的一切：跟爸媽關係不錯又住得很近，做着喜歡的工作又有不錯的收入，有很多朋友和還不錯的親密關係，還住在自己奮鬥來的dream house裏。她以爲可以一直這樣平平靜靜地過下去，過上二十年。

但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碎了她對未來的幻想。過去幾個月，上海成爲了大陸新冠疫情風暴中心，而小愛和父母都居住在上海。封控期間，令人倍感荒誕的新聞輪番上演，各種各樣悲慘的遭遇在網絡上流傳：因爲失去工作而風餐露宿的打工人、滯留上海機場的各地旅客、急病發作卻叫不到救護車的老人、強制被送往方艙隔離的陽性患者、缺乏物資配給而在家中忍飢挨餓的普通居民……

小愛或許是最幸運的那群人：她住在不錯的小區，有高於平均水準的物業公司和居委會，尚能保證生活物資的基本配給。父母身體還算健康，住在另一個不錯的小區，不需要她操心太多。雖然隔離在家兩個多月，但她和同事的工作基本都能在線上完成，收入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這不全是運氣，能夠在這場風暴中保全自己，維持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說明她日常的抗風險能力就比普通人要強。

但小愛仍然感受到巨大的衝擊。「生活在上海，你會有一些上海特定的幻覺。你會覺得這裏可能是不一樣的，人們做事情更reasonable。過往你可能對政策會有很多不滿，比如限制言論自由，whatever，但你心裏覺得，他們至少會在乎經濟。最後你發現，他們真的不在乎。」

過去幾個月向她揭示了一個可怕的事實：在某些時候，哪怕是上海，也有可能一瞬間喪失理智。這個喪失理智的時期會結束嗎？什麼時候才會結束？叢林法則突然改變，沒人能掌控得了。「不知道什麼時候，某一條線就被跨過了」。這是小愛最大的恐懼。

叢林開始向中產顯示出它危險的一面，他們之中最熟練的生存狂都感到害怕。「是的，你有一間溫暖而安全的屋子，這很棒……但是現在外邊隨時都可能有山洪暴發。」大龍說，「你不知道是什麼時候，但你偶爾會聽到洪水嘩啦啦的響聲。」

非走不可

無論在什麼地方，中產都意味着一種長期舒適的生活。中國的中產也是如此。他們是各行各業的精英人士，擁有一定的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物質和精神相對充裕。但在移民的問題上，太過舒適很有可能是個障礙。

甄臻是深圳一家移民諮詢公司的創始人，他的主要客戶群就是中產。他分析：「他們（中產）的問題在於兩頭都不佔。」中產擁有一定的社會積累，但這些積累既沒有多到能像頂尖富豪一樣用錢擺平所有事情，也不可能像年輕人一樣豁出去。事實上，中產經常會產生移民國外的念頭，也具備比普通人更好的移民條件，但他們是有移民傾向的群體中最難下定決心的人。

在最終移民出國的中產裏，甄臻總結，決定性的因素和個人利益密切相關，比如小孩要上學，家人要治病，或者追求更多的安全感（財產安全和人身安全），這些比任何意識形態的理由都重要。對於中產來說，所謂的自由、平等、民主，追根究底也是爲了一種更好的個人生活，而他們已經用自己的經濟能力和社會地位填補了許多權益的空白。如果不去過問公共生活的話，他們的日子跟國外的中產相比沒有什麼區別，而且托低人權優勢的福（比如請阿姨來家裏打掃衛生2小時只需要100元），甚至可能比國外的中產還要好一些。

如果不考慮未來，趙叔對當下的生活相當滿意。他今年40多歲，在南京開一家成人培訓機構，生意運轉良好。對於大龍和小愛比較在意的安全感問題，趙叔表示「擔憂也不是沒有」。他會擔心中國和歐美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老百姓當中也會傳，是不是有台海戰爭的可能」，會擔心這兩年疫情中各項政策造成的社會問題，「（政策的）對與錯我不知道，但確確實實對經濟影響很大」。

趙叔告訴我，這些年來，要封城，要停課，要關閉，他的線下培訓機構往往是「首當其衝」。而且成人培訓機構和那些有硬性需求的中小學校不同，後者通常能受到一些政策照顧，能提前復學復課。「我們一般都是最早關閉和最遲復課的。」趙叔說，「這兩三年，基本上一年只能做半年的事情。」

令趙叔感到不安的是，國家政策對於一個行業的影響是決定性的。2021年「雙減」政策（國家要求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禁止培訓機構的資本化運作，禁止機構上市融資，禁止利用節假日和暑期進行學科類培訓等）頒布以後，針對中小學生的教培行業幾乎覆滅。不幸中相對幸運的是，做成人培訓機構的趙叔躲過一劫。但他還是需要操心不知道什麼時候來的封控，以及封控期間「一大堆員工要養，一大堆費用要出」的問題。

如果說這種擔憂對他的家庭來說並沒有上升到要移民的程度，那麼孩子的教育問題最終促使他下定決心。趙叔有兩個小孩，一個上小學，一個上初中，都是教育的關鍵時期。哪怕是對於中產來說，好的教育在國內也並不便宜。而如果相對先進的教育氛圍，在國內哪怕花錢也很難買到。

趙叔和孩子生活的江蘇省一直以高考難度和不穩定性出名。從2004年到2021年，江蘇省試點高考改革，有自成一套的分值體系，並且經常頒布新的改革方案。理論上來說，這場長達十餘年的高考改革能夠探索出注重全面發展和素質教育的道路，但事實上，它卻給中學生們更大的學業負擔。從2021年開始，江蘇省逐漸回歸全國統一的高考體系。

趙叔擔心孩子跟不上。他的孩子從小就接受相當鬆散的教育，國內的體制對孩子來說難度太大。這些年來，無論怎麼變着花樣強調素質教育和「減負」，只要整個教育體制沒有變化，最後還是會走上「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嚴酷高考競爭。對於兩個快樂成長的小孩來說，趙叔害怕他們「無論怎麼付出，都考不上一所像樣的高校」。而如果上不了好的學校，又會影響到以後的工作「路很難走」……爲了讓孩子們多一條選擇的道路，他決定移民澳洲。

中產們普遍對自己的孩子躋身上流階層沒有什麼信心，最大的盼望就是一輩子安穩無虞，既不上升，也不下降。孩子一代不如一代是部分中產的隱憂。畢竟他們自己能夠成爲中產是有時代的機遇加持，萬一以後沒有這些紅利了呢？

不可承受之重

若非像趙叔一樣有實際利益考量，大部分中產一時沒有非走不可的理由，他們的心意很大程度上是隨着國內重大事件的發生而搖擺的。比如2017年的紅黃藍幼兒園虐童事件，2022年年初的「鐵鏈女」事件，還有這次以上海爲核心的全國疫情封控中發生的種種侵犯權益的事件。這些事件或許一度讓中產感到生活搖搖欲墜、難以忍受，但一旦事情被遺忘，他們的情緒也會過去。

爲中產們提供移民諮詢服務的甄臻能夠理解這種搖擺。「每當社會上出了什麼大新聞，客戶就會來問一聲，過兩天他覺得事情過去了，移民這事也就忘了。」與中產有大量交手經驗後，甄臻認爲這是一種火中取栗的僥倖感，「他在國內多呆一年，家庭就多收入200萬……那他就會再等等。」

中產或多或少都有這種僥倖心理。這來自他們當下擁有的相對穩固的優越生活，也來自他們基於過去幾十年的生活經驗構建的判斷力和掌控力。但這些年來，大龍對自己的判斷力和掌控力逐漸失去了信心——哪怕什麼也沒發生，他偶爾也會對自己的生活經驗感到動搖。

他向我提起1979年的伊朗。那年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從世俗國家變成了宗教國家，施行嚴格的文化管制政策，迫害國內的宗教少數人群，姑娘們昨天還穿着超短裙，燙着大波浪，戴着鮮豔的髮飾，今天就得裹上黑袍。他特別強調，「這一切變革是在幾周內完成的」。

「你去問這些伊朗姑娘，如果她提前知道會這樣，她走不走？她肯定付出一切代價也要走。過了某個時間節點，她想走也走不了。」大龍說，「這個時間點正是我害怕的，這種害怕讓我變得神經兮兮。」

人們通常認爲歷史永遠向前、不會倒車，但事實上世界存在崩塌的可能，只是崩塌到來之前，大部分人都沒有什麼反應。而一旦崩塌發生，做什麼又都太遲了。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切崩塌的可能性化作一個具像化的想象，就是「文革」。「文革」持續了整整10年，從1966到1976，雖然在近幾年的歷史教材中被一再淡化，但它在大多數中國人心中仍然是一道並不遙遠的傷痕。

大龍最擔心的問題就是文革重演，而他的擔心似乎在這些年的社會事件中被一再驗證。單是今年上半年的疫情防控期，就傳出了許多駭人聽聞的事件，例如一些人被隔離在家，由於物資配給的問題吃不上飯；防疫人員撬開門鎖，強制要求居民前往方艙隔離；陽性患者的個人信息和行程軌跡被披露等等，導致他們在網絡和現實中被人攻擊。這些事件讓人們回想起一些過去的類似景象，並與歷史對照：三年饑荒、抄家、批鬥……

「如果我意識到國內有可能變回文革，哪怕可能只是百分之一，或者千分之一，我也要跑。」大龍說，「我願意盡一切可能避免這種損失，但誰又能掌握歷史的脈搏？」

生活動盪，甚至文革重演，對於中國的中產們來說是不可承受之重。而這些年來的社會變化正在敲響警鐘：對於未來的擔憂可能不僅僅是杞人憂天，但災難也許永遠不來，也許明天就來。

他們只好將目光投向國外。

目的地

對中產來說，「怎麼走」是移民過程中相對容易的一環。中產有辦法、會籌謀。在國內生活，大到生老病死，小到開車被交警攔下來，靠錢或者靠關係，他們總能解決。出國這件事，他們也比普通人更容易找到適合自己的目標和途徑——當然，這並不意味着他們沒有困難。

小愛在上海疫情封控期間決定移民日本。除了留學移民和技術移民之外，最受歡迎的移民日本的方法就是申請經營管理簽證。這個簽證本質上是一種相對便宜的投資移民手段，只需要花費500萬日元（約25萬人民幣，30萬港幣，100萬新台幣）成立一個公司，就能拿到爲期一年的經營管理簽證。只要公司能夠運轉，有正常的流水，就可以續簽簽證，直到在日本連續居住5年以上（每年住滿半年）後申請國籍。

小愛知道，去日本是一個「藕斷絲連」的選擇。比起那些熱門的移民國家，例如美加澳新，日本最大的好處是離上海近，坐飛機只需要兩三個小時，去某些日本城市可能比去深圳和北京更快。她希望能兼顧到國內的公司，也將相關的業務拓展到日本創辦的新公司。最重要的是，她還能離爸媽近一點。距離的考慮壓倒一切，即使這意味着她要從零開始學日文。「我打算今年內考個日語N4。」小愛說。

跟善於規劃的小愛相比，大龍的移民途徑更多是巧合。他的女友是香港人，正在通過加拿大爲香港人設立的救生艇計劃申請開放工簽，而他作爲伴侶同行，享受幾乎相同的移民條件：在加拿大工作一年就有永居（楓葉卡），再呆上三年就能換國籍。在大龍看來，哪怕跟同齡的其他中產人士相比，這種移民條件也稱得上是絕對優厚了，讓他有種「不去就虧了」的感覺。

離開國內的日子將近，大龍開始爲40年來頭一次長期在國外生活做準備。擺在眼前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經濟來源：他對於自己在加拿大能做什麼工作毫無頭緒，因而必須得先保住他在國內的公司，維持穩定的現金流。大龍英文一般，做了多年的老闆，年紀稍大，這基本上斷絕了他在加拿大做白領打工人的可能；可是在加拿大創辦一個新的媒體——或許不必再擔心政治，但是寫什麼呢，寫給誰看，又如何從中盈利，都是沒有答案的問題。

出國可以幹什麼？這也讓趙叔爲難。他和全家人走的是澳洲188B商業投資管理者簽證，這個簽證對資產的要求相當嚴格，需要申請者有一定的投資管理或經商經驗，過去兩年的全家總資產達到250萬澳元，並且在澳洲購買150萬澳元以上的債券。趙叔一家人2018年通過中介申請，受到疫情等因素的影響，直到2021年12月才正式拿到前往澳洲的簽證。

但188B有個限制，就是在轉爲永居之前，申請者不能在澳洲從事經營性的活動，也就是說，哪怕趙叔想在澳洲再開個公司，短期內不可能。目前，他只能和暫時留在國內的前妻合作，遠程經營他的培訓機構。在澳洲本地，他主要的任務就是安頓兩個小孩，送他們去理想的學校——這是他不辭辛苦來到澳洲的初心。

對於能夠拿出幾百萬甚至上千萬人民幣的部分中產來說，投資移民比技術移民更方便。技術移民對年齡、工種、語言，甚至伴侶和家庭的情況都有比較高的要求，而投資移民核心需求就是錢，再加上耐心等待的時間和投資風險——而一些項目的風險顯著比另一些更高。

老馬就在投資移民的路上差點栽跟頭。他今年50多歲，生活在中國北方大省，有一家主營汽車配件的進出口貿易公司，經常出國跑業務，跑得多了，他就想，「不光自己能出來，家人也要一起出來」。和趙叔一樣，老馬也有兩個小孩，一個當時已經快要成年，另一個年紀還小。在考慮了事業、教育、生活等各項問題後，他認爲最方便快捷的渠道就是投資移民，而投資移民最成熟的地方還要屬美國。他諮詢中介以後，選擇了EB-5移民。

EB-5投資移民允許全家移民，但條件也同樣苛刻：申請者需要在美國投資一個具體的商業項目，項目要存續兩年以上，並且要爲美國直接或間接創造10個就業機會。老馬最後選定了一個項目，和另外幾十個中國申請者總共集資4000多萬美金投了進去。

事實上，EB-5是風險最高的移民項目之一。因爲關係到大量金錢和跨國投資，許多人遇上詐騙，最後綠卡沒有拿到，錢也沒有要回來。老馬一家同樣遭遇了各種各樣的問題，包括中間人挪用資金，區域中心的資格也差點被取消（區域中心是美國公民與移民服務局的EB-5項目指定管理方）。但老馬鍥而不捨，打了好幾年的跨國官司，爭取了回來錢和移民資格，2022年4月份剛剛拿到了全家的永久綠卡，歷時整整7年。

老馬不太在乎這些。他申請時年紀較大，語言一般，又是拖家帶口的移民，能選擇的移民途徑並不多，EB-5基本上是唯一的渠道。時間是久了些，但他等得起。他說起這些時樂呵呵的：「道路是曲折的，結果是好的。」

真正的難題在別處。對於老馬和趙叔這樣的中產來說，最難面對的是親情的問題。全家移民通常能帶走伴侶和孩子，但幾乎不可能同時帶走父母。

對於將要帶着兩個孩子離開的趙叔來說，目前最大的痛苦就是他的父母歲數大了，不太支持移民。「以前他們沒有太多的意見，買張機票幾個小時也能飛回去，現在從國外回來至少也要隔離21天。說實話，今後如果有什麼事情，就算能第一時間買到機票，回到國內也沒法去處理和面對。」這個顧慮一直折磨着他，「中國有句古話，百善孝爲先……可是現在這個情況也不是我們能改變的，努力又能怎麼樣？這不光是錢的問題。」

老馬甚至短時間內不打算出國去，一家四口已經拿到了永久綠卡，他在訪美期間還在美國註冊了公司和商標，「搭建了一些平台架構」，打算繼續幹一番事業。但是家裏的長輩身體不好，在目前往返中美兩國還有困難的情況下，「我們走了，意味着他們就會失去照顧」，老馬無論如何也放心不下。

過去的生活是不是白過了？

對於已經離開和將要離開的中產來說，他們的心情絕非當下流行的「潤」字可以形容。大部分人都在上海封控的幾個月裏注意到了這個詞語的流行，但他們並不熱衷於參與這場語義上的狂歡，甚至對這個字有一些抗拒。他們認爲「潤」忽略了移民中真正沉重和難以承受的部分。

「這個詞特別輕挑，有一種油滑和玩世不恭的態度在裏面。移民是一個人對自己和家庭的後半生非常嚴肅的選擇，裏面有很多心酸的事情。你用這樣詞彙，作出一種近似於小聰明的總結，掩蓋了很多悲傷的情緒。」甄臻說，「如果不是沒有辦法，一個人爲什麼要離開自己的國家？」

到了離開中國的這一步，中產們多少都帶着無可奈何。他們希望能跟自己的國家保持一種相敬如賓的表面關係。哪怕很多時候面臨着政策和體制上的掣肘，哪怕付出和回報不成正比——但只要有回報，小愛就覺得還OK，「it's not fair, but it's reasonable」。和小愛想法類似的中產很多，他們安分守己，兢兢業業，只想照顧好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對於國家最大的期待就是「少管一點」。他們是這個國家裏最能扛、最有辦法的一群人，用小愛的話來說，「只要能維持最低限度的正常國家的幻覺，我們都能在這裏生活下去。」

在上海的這輪疫情防控之前，小愛從來沒有真正想過要移民。她不喜歡這個國家的很多東西，包括意識形態，也包括具體的政策，但她還是想要留在這裏，因爲她確實在這裏獲得了她想要的，「而這些東西是沒有辦法在其他地方獲得的」。她從事互聯網產品管理和運營，她喜歡這份事業，但這份事業不可能毫無障礙地跟她一起移到國外——絕大多數行業都跟當地文化緊密相連。對小愛來說，移民最根本也是最痛苦的問題是，就算一切順利，就算還能在國外開一家自己的公司，可能也只是做生意，永遠也滿足不了她對個人價值的追求。

作爲一直以來從事中文寫作的媒體人，大龍對未來的生活感到嚴重的虛無。當然，他可以繼續遠程經營國內的公司，可以在國外尋找新的事業，他甚至已經開始尋找機會，有一些初步的規劃。如果你把工作僅僅當作是打發時間，把事業僅僅當作是生活成本的來源的話，那麼一切都不是什麼大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虛無。讓這種虛無變得尤其強烈的，是他有時候會在知乎上看到一些外國人寫的中文回答——這些外國人已經在中國呆了10年或20年，他們說的話跟中國人沒有太大的區別，每個字都沒有問題，表達的意思完全能明白。但作爲老編輯和寫作者，大龍一眼就能看出這些中文的彆扭之處。「他們跟你說中文的感覺是完全不同的。」大龍說，「這時候我就會意識到，到了國外以後，我相當於主動廢掉了自己最寶貴的中文寫作能力。我親手放棄的。」

當然可以學英文，但他的英文什麼時候才能達到知乎上那些外國人的中文水平？有沒有一種可能——事實上這種可能非常大——他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學習英文，最後甚至達不到國內三流網文作家的程度。

「這個時候，你可能就要面對之前的40年是不是白過了的問題。你要不要承認，你過去的人生全部都是白費了？」大龍說，「如果40歲以後我才發現全新的人生，那之前40年我都在幹什麼？如果40歲以後還發現不了，那我跑到這兒幹什麼？」

中產移民都清楚地意識到，生活將會發生巨大的變化。國外是另外一個社會，也是另外一套體系，將國內的生活完全平移到國外幾乎是不可能的。比起階層下降，心理上的落差才是更難熬的。

作爲培訓機構的管理者，趙叔在國內的生活已經相當「滋潤」。他的工作強度不大，業餘就是照顧孩子，和朋友打球喝茶，參加一些聚會。大學畢業以後，他在南京生活了20多年，朋友、家人、社會資源，包括興趣愛好和世界觀的塑造，全部都紮根於這座城市，這是無論如何也帶不走的東西。沒有這些東西，移民澳洲的生活會比國內更好嗎？

「現在通訊極其發達，網絡也可以替代很多事情，但唯獨不能替代面對面、人與人的溝通和交流。」他感到非常遺憾，但出於簽證的要求，他和孩子必須在今年12月前入境。對於出國以後的生活，趙叔最大的感受是彷徨。他擔心未來的交際圈全都是華人，但他也不知道如何跟「真正的本土人」建立聯繫。

「會有種族歧視嗎？」他不敢保證。在他的計劃中，他會試着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積極參與社區的服務活動和公益活動。他相信能否融入國外看的是個人的性格。「我做菜還是蠻好吃的哦？」他笑着說，「多多奉獻，看看能不能讓他們稍許接納我們一點。說實話，我不敢說自己能融入他們，最起碼可以不排斥我們，不討厭我們吧？雖然不是爲了什麼目的，但還是想獲得人家的認同感，讓人家覺得你人品不錯，是一個樂於奉獻的人，有道德的人……」

他年輕時在國內很多城市都工作過，「在這個省住一兩年，在那個省住一兩年」，他感覺這種搬遷都很方便，只要知道這裏還是中國，「心是穩的」。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國外，心理上一定會有衝擊。對於趙叔來說，這可能是最本質的擔憂，「我可能會感到自己……很弱小。」

老馬年輕時也在國內不同城市打拼，他也將這段經歷和出國類比，但他的經驗有一些不同。他出身農村，是「從社會最底層上來的」，赤手空拳來到大城市創業，創辦貿易公司，還讓全家人都拿到了美國綠卡。這一路既是運氣也是能力，生活的艱辛清晰地印在他的腦海中，過去的苦日子反而給了他面對未來的信心。「我本來就是什麼都沒有的，（到國外）再怎麼退能退到哪兒去，你說對不對？」老馬還是樂呵呵的，「現在物質生活好了，精神生活、心態和情緒變得更爲重要，甚至有時候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這可能就是叫情商吧？」

或許是因爲老馬在早年的生活中遇到過比普通人更多的困難，而他逐一克服，並過上了比大多數人更好的生活，他顯示出異常堅韌的精神力量。因爲長期從事貿易工作，他認爲語言是基本過關的，孩子們的語言也沒問題，「孩子他媽稍微欠缺一點」，但也不要緊，因爲美國提供了很多學習英語的機會。他好像完全不認爲50多歲的人從頭學習一門語言有什麼值得一提的難處。

他知道目前國際局勢不太穩定，但他相信，「中美之間的貿易肯定不會中斷的。」老馬說，「在美國我也可以從事我的老本行，我有中國的供貨優勢，自己也從事過製造業，無論是商務還是產品方面的能力我都還具備。」更何況，國外的人際關係比國內還要簡單和輕鬆，這正對老馬的胃口。

在老馬心目中，無論在哪，無論外界的形勢如何變化，只要是認認真真、踏踏實實去做事情，只要不走歪門邪道，他都認爲「是有市場的」。「世界不可能因爲疫情全部中斷。人是要動的，世界是要動的，不可能真的停下來。只要人在動，那麼衣食住行都要繼續下去。」老馬說，「我們做汽車配件的負責的就是行的部分。它的使用量也許會減少，但它不會沒有的。只要它有，這個市場就存在，至於我們在這個市場分得多少，那就跟你自己是否有優勢、在這中間扮演什麼樣的市場角色有關。」說白了，還是跟努力有關。「還要誠信、專業。」老馬補充。

「Hang in there」

這一代中產成長於中國大門敞開的時代，比上一代和下一代都更熟悉也更向往外面的世界。在做出移民決定之前，他們可能早已跟國外的客戶談了不少生意，或者每年都會帶着全家人出國旅行。這種生活經驗是上一代不敢想的，也是下一代正在失去的。

「我們從小接觸到的就是全世界最好的文化作品。」大龍說，「美國的很多，然後就是日本，歐洲也有一大堆。我熟悉他們的文化，對他們的梗，對他們牆上貼的海報，聽的音樂，說的笑話，他們的遊戲，我都比大多數人更加了解。」

憑藉着親身經歷和文化認同，這一代中產對國外都有一種樸素的信賴和嚮往。他們相信國外好，他們嚮往國外。哪怕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理由。但這種樸素未必能爲移民以後的生活提供便利。無論看過多少英劇美劇，無論護照上貼過多少國家的簽證，很多事情還是要從頭學起，從零開始。

大龍不得不遺憾地承認，無論他對一群80年代的歐美搖滾明星如數家珍，這也不能幫助他在一個陌生的國家報稅、交電費和修理水管，他甚至不能用恰當的語言將了解的東西表達出來。

「我希望我能夠用兩年甚至更快的時間來解決這個問題，我也希望我在這段時間能夠更積極快樂一些……」大龍說，「但我還是會產生一種很荒誕的感覺，就是爲什麼呢？爲什麼我要把自己置於這種環境下，讓自己面臨這個問題？」

老馬能回答這個「爲什麼」，而他的答案或許就是不去過問「爲什麼」。他對美國也並非沒有擔心，比如治安和醫療，但是他嘗試着將這些擔心放下，去想想好的一面。他認爲所有的困難說白了都是「面對和接受」的事。移民美國的困難本質上也所有困難一樣，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說到底，中產始終有一顆強大的心臟。哪怕他們什麼也帶不走，他們也能爲自己帶走這顆不肯輕易向困難屈服的心。

當我正在寫這篇稿子時，我看到趙叔更新了一條朋友圈，是一張來自「懂你英語」APP的圖片分享。圖片上顯示，趙叔已經在「懂你英語」上累計打卡158天。這一天他學習了44分鐘，時長超過85%的學習者。圖片的中央還有一句來自APP的心靈雞湯，寫着：「Hang in there. 別放棄，堅持住。」

賭局

或許很久以後他們還會想起國內的生活。

你經營着一份還不錯的事業，你住在自己喜歡的房子裏，有一輛好車，說不定還僱着一兩個保姆；有時候生活不如意，也能負擔起一趟愉快的旅行。只要你不去考慮那最糟糕的千分之一，你就能永遠憑藉慣性過下去。

「但這種生活的慣性到了國外就失去了。」大龍告訴我，在國外就不可能像國內一樣麻痹自己，也很難用一些外在的東西讓自己的生活看起來正常。「如果你還是不想改變的話，那你出國幹嘛？」大龍說，「你出國，你放棄了一些東西，你一定是要得到一些什麼的。你想得到什麼？你最看重的東西是什麼？」

「你就一定要讓自己開始想這些問題了。」他說。

新中國的歷史上大致有過三波移民潮。第一波是70年代末，改革開放初期，一群底層勞工想盡辦法也要出國討生活；第二波是90年代初，八九民運之後，一群知識分子爲了政治避難逃往國外。對於當時的人們來說，這些決定或許事關生死，或許能夠改變整個家族的命運，確確實實都是非走不可的理由。

進入21世紀以後的第三波移民潮跟前兩波大不相同，它橫跨不同的族群，以中產和青年技術人才爲主。他們在國內生活得不錯，直到有一天，他們決定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東西，一些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國內擁有的東西……

這值得嗎？沒有人能說得清，值不值得只有他們自己有權量定。跟前輩們相比，第三波移民潮最大的特點是，不再有什麼事情是真正非走不可的，所以他們可以定義自己的「非如此不可」。

哪怕他們下定決心，珍惜得到的，放下失去的，這仍然是一場人生中最重要的賭博。他們在過去的人生中做過許多次重大的決定，從結果上來說，他們基本上每一次都賭對了。誰知人生來到下半場，新的賭局又開始了。

每個人都在暗暗進行這場賭博。趙叔賭自己不後悔，也賭他的陪伴對孩子們來說是一段「寶貴的經歷」。老馬賭自己還像年輕時一樣能吃苦，能努力，能開創一種永遠向上的生活。小愛賭自己在離開故鄉以後能獲得壯士斷腕的勇氣，徹底擺脫同齡人焦慮和「奮鬥逼」的軌跡，「乾脆擁抱一種完全未知的生活」。大龍爲了不被一個崩塌時刻控制而申請加拿大工作簽證，他賭自己能適應、能解決，能愛上一場全新的冒險，能在這場冒險中面對自我。

他們經歷過一個最好的時代。這個時代過去沒有，未來很多年內可能也不會再有。用大龍的話來說，當你處在一個風風火火、全社會都在前進的大潮中時，有很多機會放在你面前，你沒有時間思索，你就這樣趕上紅利，獲得難以置信的成功，成爲今天的自己。但好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對於他們來說，從決定移民的那一刻起，他們就必將重新審視過往幾十年的人生，將做過的每一個選擇，無論對錯，都擺在檯面上。他們凝視着自己的後半生，就像凝視着深淵：你相信什麼？你追求什麼？你能放棄什麼？你願意交換什麼？你絕不可捨棄的是什麼？是否有一個東西，能夠超越命運和時空的偶然性，讓你成爲你自己？

他們仍在尋找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