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記者手記：在康城，我看到華語片聲勢的沒落與韓國電影的盛放

無論如何，2022年之於華語電影都是極為失落的一年。這種失落幾乎是每一個參與電影節報道的記者收穫的共同感受。就在幾年前還繁榮忙碌的華語媒體們，今年突然就蔫了一般：中國市場展台無人，約劇組專訪被各種理由回絕，只能在他國製作的電影裏尋找唯一的中國元素——女演員湯唯，然後前者還因為被背後的韓國公司限制而沒有接受任何一家媒體的採訪，放映結束就飛回了韓國。這種巨大的落差感從福茂四月底在巴黎宣佈片單時就已經可見，只不過沒有在康城報到現場切身體會時感受那麼真切。看著蔚藍海岸越來越多的韓國影迷和媒體中心越來越多的韓國記者，誰也沒想到華語電影的式微來得如此之快，來得如此迅即。這幾年間華語電影和韓國電影就像兩條交叉線，只不過一個朝向一方高歌猛進，另一個反向飛奔一去不返。

今年康城片單剛公佈時，傳言有一部隱藏的華語電影入圍了導演雙周單元，據說是劉健導演的最新長片《藝術學院》。但直到開幕前幾日正式片單公佈也未見有這部作品的名字，聽說因為疫情，審批推遲沒來得及拿到「龍標」，最終無法來到康城。就此，2022年第75屆康城電影節成為近年來歷史上又一次華語長片零參與的一年。

華語電影的式微

華語電影的沒落是顯而易見的。無論是整體資本市場環境的劣幣驅逐良幣，還是審查制度所帶來的陣痛後果，本土已經讓電影人們意識到現狀不容樂觀。而康城作為全世界最大的最重要的A類電影節成為一個明晰的鏡子，把各個國家的電影市場發展反射得清清楚楚。

華語影片在康城電影節上最為輝煌的時刻已經是上個世紀的事。從《霸王別姬》帶來的有且唯一一個金棕櫚，再到當年鞏俐在康城海邊的白衣黑裙，亦或是王家衛的《花樣年華》把梁朝偉，張曼玉帶入國際視野，這樣的盛況年輕一批記者未曾親眼見證，現在已經只能遙遠地懷念。到了新世紀，雖然華語藝術片在本土一直不慍不火，但好在第六代導演賈樟柯、婁燁也還是康城的寵兒，在國際上總享有盛譽。這種狀況與大陸商業片的迅猛發展相伴相隨持續了十幾年。直到2016年，康城電影節出現了20年首次華語電影「零入圍」的情況。新華社當年還發表了文章，認為其原因是那幾年的中國國產電影「商業規模大，藝術價值低」，並認真分析了國內藝術市場的發展不均衡。

2017年李睿珺導演的《路過未來》選入了一種關注單元，讓大陸文藝電影又點燃了一點點火苗。2018年一切看似捲土重來，賈樟柯的《江湖兒女》被選入主競賽單元，畢贛導演的《地球最後的夜晚》入圍一種關注單元。與此同時平遙國際影展也舉辦得風風火火，不少國外媒體來往於兩地進行電影文化的交流，那時候中國電影的大門還敞開著，希望被更多人關注和看到。2019年刁亦男導演在獲得柏林金熊獎（《白日焰火》）後憑借《南方車站的聚會》首次入圍了康城的主競賽單元。越來越多的非學院派的華語藝術片進入了康城的體系之中。

誰也沒想到年底這一切向好的態勢就被突如其來的疫情打破了。隨著康城電影節在2020年的被迫取消，華語電影市場不管是在本土還是在國際上都也陷入了特別明顯的斷層。到了2021年，主競賽單元已經不見華語長片，但好在一種關注還是有華裔奧地利導演陳熠霖的《金錢男孩》和大陸導演那嘉佐的《街娃兒》。魏書鈞的三段故事《永安鎮故事集》也入圍了平行單元導演雙周並且收穫了不俗的評價。這一年，香港導演唐藝的《天下烏鴉》拿到了短片金棕櫚。再輪到今年，華語電影整體都因為各種方面的打擊受到重創，最後竟無一部長片入圍。

這幾年間，華語電影市場的繁榮也映射到參與活動的華語媒體身上。2020年之前，每年的康城都是華語媒體的盛會，來往於康城的幾乎都是幾十年參與電影報道的資深老記者和權威媒體人。即便只是關注入圍的片單和明星們的紅毯美照，每年五月康城都是保有一定熱度的。但2021年因為航班限制，互通成了艱難甚至不可能完成的負擔，那些連續參與了十幾年甚至二十幾年的記者突然就不能來了，頂上這一差事的成了一群長期居住在歐洲的年輕記者，甚至很多還是仍在讀書的留學生。他們同時也是一批長期無法返回中國的「流浪」電影人。也因此，華語場刊在當時遭遇了人員和媒體的的大換血，新人資歷太淺甚至因此被中國影迷們罵得很兇。

今年已經是華語電影市場缺席的第二年，買賣片近乎為零的地區自然使得媒體人也不得待見。一位來自鳳凰網的資深記者在報道中提到，作為中國大陸最大的門戶網站之一，往年在這個層層分級特別明顯的康城都受到「優待」，最熱門的導演和作品都能約到專訪。但今年「無數封採訪申請郵件寄出，往往得到的只有公關公司冷淡的拒絕」。而湯唯主演的《分手的決心》沒有一家大陸媒體能夠成功約訪（這部影片已在香港及台灣定檔，鳳毛麟角的台港媒體也沒能收到發行公司的任何約訪回覆），所有人都只能圍聚到發佈會現場，還被主持人在開場前瘋狂提醒了數次「只允許問和電影內容相關的問題」。

有一名來自中國國內製作人站起來只是問道湯唯在康城有什麼感受，也被強行打斷直接跳過不允許回答。現場多次強調不允許中文或韓文提問，必須講英文或法文；提問的時候除非聲明自己將用雙語提問，否則會立刻遭到主持人的抗拒的肢體語言。湯唯因為是整個主競賽中唯一一位來自中國的電影人，即便台下簇擁滿華語媒體記者，康城也沒有配備專門的中文同傳，而是由一位在法國多年的華語影評人坐在旁邊擔任私人翻譯，而湯唯也幾乎是用英文簡單地完成記者提問的回答。這樣的冷遇在前幾年中國電影繁盛的時期根本無法想象。

2018年作為分水嶺的一年，提供了一個重要的背景，那就是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SAPPRFT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Press, Publication, Radio, Film and Television) 被改組成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自此對於電影行業的審查更加嚴格。之後不久，在第55屆台灣金馬獎頒獎現場，導演傅榆的發言導致了中國大陸對轉播及整個金馬獎的審查，參與慶典的大陸電影人被要求第二天立刻返回，此後更中止與台灣的電影交流活動。次年柏林電影節，張藝謀的《一秒鐘》在「最後一分鐘」因「技術原因」被通知撤出競賽，組織方不得不臨時換上導演早期作品《英雄》來填補空缺。「技術原因」成為常態，時常伴隨禁播限令出現，成為電影遭到審查而不得放映的一種「說法」。隨後一系列的收緊，奧斯卡金像獎被禁止轉播，中國電影人在海外電影節被限制活動，國外電影市場與中國的關係變得越來越難以維持。在今年參與到康城電影節全程中，端傳媒記者遇到至少三次被旁邊的外國媒體人詢問是否來自中國，那邊是什麼情況，是否還在封城，是否可以入境。他們都或多或少擁有在中國交流訪問的經驗，有去過北京、上海的電影節，有的參與過平遙影展認識賈樟柯導演。他們都對最近長時間無法參與電影交流活動感到遺憾。

韓國影視的全勝時刻

反觀韓國電影，2022年似乎真正實現了「太極旗飄揚」的盛況。5月28日晚上結果公佈，CJ娛樂所代表的韓國電影大獲全勝，兩部選入主競賽的作品均拿到了獎項，《分手的決心》為朴贊郁贏得了最佳導演，宋康昊憑借《孩子轉運站》拿到了最佳男主，彼時的媒體中心掀起一輪又一輪韓國記者的歡呼和掌聲。

韓國電影與康城的接觸基本比中國要晚20年。韓影首次進入康城參展是1984年李斗鏞導演的《紡車》。在2000年，韓國電影首次入圍到康城的主競賽中，作品是林權澤導演的《春香傳》。雖未得獎，但兩年之後林權澤就再次入圍，憑借《醉畫仙》拿下了最佳導演，贏得了韓國的第一座康城獎杯。朴贊郁、洪常秀、奉俊昊、林常樹、李滄東、金基德一個接一個入駐康城。不僅作品越來越豐富，獎項也越拿越多。朴贊郁的《原罪犯》拿下了評審團大獎（僅次於金棕櫚的重要獎項），後又憑借《饑渴誘罪》拿到評審團獎，全度妍憑借李滄東的《密陽》拿到最佳女主角，李滄東又因《生命之詩》拿下最佳劇本獎。之後的幾年裏洪常秀的《他鄉的女人》、《情今以後》，林常樹的《錢‧慾‧劫》，朴贊郁的《下女誘罪》，奉俊昊的《玉子》讓韓國電影在康城影展影響越來越大。

2018年，韓國電影迎來的一次巨大的的爆發。這一年是近年來康城歷史上俗稱的「大年」，數得出手的優秀作品異常之多：無論是彭域高斯基的《冷戰戀曲》、基維爾謝列布尼科夫的《搖滾盛夏》，高達的《圖像策》，還是史派克李的《臥底天王》或是後來掀起一陣熱映高潮的《星仔打官司》等等，入圍的大導演滿到主競賽放不進只能排到平行單元。就在如此激烈的一年，韓國導演李滄東的《燒失樂園》殺出重圍，獲得近20年歷史上《銀幕》Screen國際場刊的最高分3.8分（4為滿分），成為了熱門的金棕櫚人選。可惜的是，這部公認的傑作卻最終不幸敗給了日本電影導演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還出現了場刊最高分最終顆粒無收的慘狀。這讓眾多的影迷甚至資深的電影人感到憤悶不平。

2019年，另一部韓國電影《上流寄生族》如同復仇般的襲回康城，一舉成為當年毫無爭議的金棕櫚得主。這當然是因為作品本身的品質，但也被流傳為對《燒失樂園》及背後韓國電影的一次補償。拿到了金棕櫚之後，這部影片在法國上映了近三個月之久，成為歷年來商業表現最成功的金棕櫚得獎作品。三年過去了，我們可能早就對這部電影的成績如數家珍，但《上流寄生族》在當年絕對是以黑馬姿態殺出。儘管導演奉俊昊彼時已經是在國際上相當有影響力的導演，但這部電影的關注度起初無法和昆頓塔倫天奴的《從前，有個荷里活》相提並論，而福茂還似乎故意將將這兩部電影安排在了同一天。下午先放映的是一票難求的《從前，有個荷里活》，不少人從前兩天就開始舉牌求票，開場前在場外還有人身著盛裝碰運氣。那一場放映的隊伍排了幾十米長，有人幾乎等待五個小時才排進去。很多記者排隊排到身心疲憊最後也未能入場，只能等待晚上放映的《上流寄生族》。結果沒想到，這個韓國電影的成功遠超《從前，有個荷里活》和所有人的預期。整場放映大笑、鼓掌、尖叫，嚴肅的媒體場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激動。而現在，兩部影片的聲量顯然有了不同境遇。

正是《上流寄生族》的成功，讓本在背後操盤的公司CJ娛樂突然強勢進入公眾的視線。集團總裁李美京在奧斯卡頒獎禮上站在主創前面發言引起了不小的爭議，但其公司真正地打通了和國際市場的渠道，讓韓國片的流通變得更加容易。也因為此，財大氣粗的CJ才能一次塞了兩部片進入主競賽單元。《分手的決心》的巨幅海報幾乎無處不在，遍佈康城整個城市，放映開場前的歡呼聲讓人不得不承認現在日韓電影在歐美的號召力和影響力。幾年前佔據《銀幕》場刊封面還是包機來康城的《一步之遙》劇組，今年連續三天全部為韓國電影專題。根據Screen的場刊來看，自2018年《燒失樂園》的3.8最高分開始，日韓電影已經是連續四年位列評分第一位了：2019年《上流寄生族》拿到3.5分，2020年空缺，2021年濱口龍介的《駕駛我的車》同樣3.5分；今年雖是「小年」，但《分手的決心》也拿到了3.2分。除了這兩部主競賽單元的作品，因為《魷魚遊戲》翻紅的韓國男演員李政宰，這次還帶著自己的導演處女作《狩獵》進入了康城的午夜展映單元，映前Photo Call環節李政宰同主演鄭雨盛出席，看得出全組臉上自信滿滿的神情。另一部韓國元素的影片則是一種關注單元的《回到首爾》，柬埔寨裔導演周戴維講述被法國父母收養的韓裔女孩回到首爾尋親的故事。

火熱的康城紅毯和電影評論就已經得見韓國電影的成功，但如果再關注到市場方面，影響力更是直觀。今年的韓國市場展台大到幾近包場，傳言CJ娛樂浩浩蕩蕩帶來100名員工，《分手的決心》目前為止已經和192個國家與地區達成了版權交易，直逼《上流寄生族》當年的205個……與此同時，康城海灘邊的電影國際村裏「中國館」不復存在，只有電影宮負一層的市場區域角落裏有一塊不大的展台，「中國電影聯合展台」由24家中國公司共同擁有，但無法出席只能留下聯絡方式。可以說，今日的中國電影根本無法與日韓市場相比較，甚至幾乎已經被印度市場所取代。

結語

今年華語電影世界的好消息是幾部入圍的短片都拿到獎項。最早宣佈的是黃樹立導演的《當我望向你時》獲得了短片酷兒金棕櫚，之後李家和導演用5000元成本6個人拍攝的小成本畢業作品《地兒》拿到了電影基石單元的二等獎；最後是在康城頒獎禮上第一個宣佈的獎項「短片金棕櫚」給了陳劍瑩導演的《海上升起一座懸崖》，她也成為閉幕當天領獎台上意料之外的中國元素。這些或許也是康城對華語電影未來的一絲期許。

中國大陸第五代導演之所以能夠成功進入國際的視野，恰恰是因為八十年代是中國市場經濟最為繁榮，審查制度最為鬆綁的一個短暫時期。現在韓國娛樂工業的崛起也恰恰得益於這兩大因素。雖然有人批判韓國電影是資本的遊戲，但他們的「韓國電影振興委員會」和前總統文在寅的「絕不會干涉韓國電影的創作」給了韓國電影人最堅實的後盾，讓其得以自由發展。

《銀幕》Screen場刊在第六日刊登了一張內頁，上面只有上海電影節的標誌和下方一行英文大寫文字：「在康城時，我們心繫上海電影節。」這張由上海國際電影節在電影市場官方推廣合作機構A.D.R刊出的內容，成為了今年代表華語地區「官方」的唯一發聲。然而再看平行世界的北京與上海，大陸匯集最多文藝工作者的兩個城市，在幾乎全世界都恢復到往昔的狀態下，仍然被迫緊閉著自己的大門。慣例在六月舉辦的上海電影節沒有正常組織的可能，未來的電影活動與交流似乎離熱愛電影的人們也越來越遙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