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新疆開往上海的卡車：4000公里路，與一個女性司機的32年

1

謝琳被封在卡車裏，卡車被封在上海滬杭公路附近的一條街道上。

她在車裏煮麵條，就著鹹菜吃了一頓。需要方便時，就把塑料袋套在折疊塑料盆裏，等到能夠離開再一起處理。她也不敢開空調，不知道病毒會不會通過空調傳到駕駛室裏。在車裏除了睡覺，什麼事也不能做，聽說過幾天上海要開始靜默，謝琳心裏著急。又想，被關了這麼久的上海居民們，又該有多絕望？如果有機會離開上海，她就不想再回來了，「在上海，感覺心裏拔涼拔涼的。」

靜默：5月初，上海多區宣布進入「靜默期」/實行靜默管理，各區對「靜默」並沒有統一的解釋，一般要求暫停物資配送、居民足不出戶。

謝琳今年52歲，安徽淮北人，駕駛卡車32年，獨自駕駛卡車13年。她的卡車是一輛寬3米、全長約22米的重型低平板半掛車。

七天之前，她載著30噸由核桃、紅棗、枸杞等乾果組成的抗疫物資，從新疆抵達上海。街道空空蕩蕩，不少卡車安靜地停在路邊，叫謝琳有點心慌。自3月28日起，這座擁有2500萬人口的中國最大城市，因疫情已封城月余。當局嚴格執行「動態清零」計劃，市民缺乏食物，非確診病人因被拒診而病逝的新聞屢見不鮮。

快要到達目的地時，導航突然失靈，領著謝琳在街上來回打轉了兩個小時。謝琳聯繫負責對接的人，一個卸貨倉庫師傅給謝琳指了路，又告訴她：「我們街道被封了之後，導航就不再管用了。」

第二天謝琳接到一個從上海到合肥的運單。在倉庫裝貨需要在卡車車門貼上封條，駕駛員不允許下車。外頭下著大雨，謝琳見裝貨工人沒有給貨物蓋上雨布，急得大喊。可她在駕駛室嗓子都喊啞了，工人們還是沒有聽見。謝琳只好在駛離倉庫後，自己冒雨把雨布蓋上。

開到合肥，在入城卡口檢查站給卡車做消殺，謝琳下車做抗原、核酸檢查，然後在路邊等待接收貨物的企業負責人帶著營業執照、稅務登記證書來接她。疫情期間實行點對點責任制，企業負責人需要簽署防疫承諾書，承諾「全程負責監管車輛和駕駛員，卸貨之後護送車輛、駕駛員原路駛離市區」。等待的時候，謝琳憑核酸單子領到一瓶水和一碗方便面。可以下車，又有方便面，她十分滿足。

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謝琳想撕掉在上海被貼上的封條，可封條不知用什麼膠水粘上的，無論怎麼使勁都撕不下來。

從合肥返回上海，謝琳路過江蘇一個服務區，看到有個牌子寫著可以做核酸檢測，她跑過去，結果做核酸的人衝她喊：「趕快走趕快走，不能給你做核酸，你是從上海來的。」

即便有一些挫折，謝琳認為這幾天十分順利。之後她又拉了一趟貨到南京，沒想到再次返回上海，卻被封在了路上。

謝琳把手機上的通行證遞給警察，上面顯示還有幾天有效期。警察不看她的手機，說他們的系統裏沒有看到這台車的通行證，所以她只能停在這裏。

卡車司機要有政府派發的通行證才被允許在上海市內行駛。謝琳有兩位朋友由於通行證到期，只好離開上海，但大多數地方不允許經過上海的車輛駛下高速。兩人無處可去，無奈找了一個高速公路橋洞生活，燒火做飯，偶爾翻過欄桿偷摘一點老農的青菜。

警察不允許謝琳下車。謝琳問：車沒有通行證不能離開，人為什麼也不能下車呢？警察回答說她去過南京，不是14天都待在上海，所以不能下車。

她感到委屈，她是一個卡車司機，在城市間來回運輸的也是政府物資：食物、方艙的小隔間、臨時核酸檢查站等等。如果要14天都待在上海，那怎麼運送物資呢？和封城月余、仍每日新增數千病例的上海相比，沒有新增病例的南京為什麼危險呢？

謝琳就這樣被封在路上。

2

來上海前，朋友勸謝琳，說上海沒有吃沒有喝，比她想象的要困難一百倍。那時謝琳正運貨從杭州開往新疆，連著接到好幾個來自上海的電話，卡友、記者都勸她再認真考慮。

大部分在上海的司機領不到發放給當地居民的物資。封城期間商鋪停業，找不到食物，有的司機就用漁網在河裏捕魚吃，喝消防栓裏的水。沒有地方住，司機就把鍋碗、被褥搬進卡車貨箱，吃住在貨箱裏。還有的司機被在車門上貼了封條，封在駕駛室裏禁止下車。

在此之前，謝琳就有去上海的打算。她邀請幾位80後司機朋友同行，但被拒絕，他們認為去了上海就很難離開，沒有地方待見疫區出來的人。如果在上海被隔離，沒有吃沒有喝，把司機關在車裏，連人權都沒有，也掙不到錢。還勸謝琳，她50多歲，假如感染了連照顧的人都沒有。謝琳的公司也明文規定，去過上海的司機，上海疫情結束往後的一個月都禁止來公司。她便打消了念頭。

這一次無論如何她都要去了。

謝琳在貨運工會的微信群裏說了這個消息，工會給她發過來一篇《請戰書》，要她抄在紙上，簽字蓋上手印：

「作為一名中共預備黨員和貨車司機，我深知：如果將抗疫看成是主戰場，那麼物流就是這場抗疫戰爭的補給線，能否及時、充足的將各種物資及生活用品等運向抗疫一線，關乎抗疫戰爭的勝利，因此我向黨組織請纓，自願積極參與疫情期間的物資運輸保障工作，堅決服從組織安排，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囑託。」

謝琳沒有印泥，問遍整個服務區連一支口紅都沒借到，她只好拿針把手指頭扎幾個口子，在《請戰書》上印了個血指印，拍照發給工會，工會高度贊揚了她的帶頭榜樣作用。

後來她聽說有個朋友從雲南運包心菜到上海，中午運到，隔天傍晚才有人卸貨，包心菜的外層已經開始腐壞。謝琳也猶豫，去上海究竟值不值得？但《請戰書》上白紙黑字已經寫好了，還打退堂鼓怎麼行呢？今年市裏的勞動模範獎章也頒給了她，「不去對不起這份榮譽，無論怎麼艱苦都要去。」

謝琳準備了10公斤麵粉，15公斤大米，3把麵條，10只新疆饢餅，1公斤碎饢，1顆大白菜，幾根黃瓜，蠶豆醬、黃豆醬、老乾媽、豆腐乳各1瓶，還有蘿蔔乾和榨菜。這些食物足夠她一個人吃兩個月，肉就不吃。

她還準備了5大桶礦泉水，2大桶自來水，車上還有800公斤用來給輪胎降溫的地下水，可以用來洗臉洗菜。謝琳平時用一隻燒瓦斯氣罐的小鍋煮麵條，她買了3個瓦斯氣罐，足夠燒半個月。她不放心，又買了一個大鐵鍋，如果燒完瓦斯氣罐，就找兩塊磚把鐵鍋架起來，撿一些樹枝生火煮飯。不行她還可以抓魚吃。謝琳抓魚很有一手，她車上有一種叫做四六子的漁網，撒到河裏插一根桿子固定住，等半小時拉起來，魚就在那裏了。

假如被封在駕駛室裏不能下車使用廁所，謝琳也有準備。她有一隻折疊的塑料盆，又買了一沓她稱之為「方便袋」的塑料袋，如廁時就把「方便袋」套在折疊小盆上。疫情以來謝琳已經被貼過數次封條，她很有經驗：中號塑料袋最合適，並且要買貴的，便宜的太薄很容易被扯破。

這次去了上海，謝琳打算等上海疫情徹底結束了再離開，否則到別的地方要集中隔離14天，交幾百元一天的隔離費。或者開回安徽老家，那裏還允許本地牌照的車輛下高速，她計劃開到一個沒有人的開發區，找一條斷頭路自我隔離14天。在那裏起碼離家不遠，想吃餃子就打電話讓家人送來，放到卡車大板的尾巴上，等他們離開她再去拿。

謝琳計劃好了，從杭州運貨到達烏魯木齊之後，再載著30噸抗疫物資，花四天四夜，開4000公里去上海。

3

在烏魯木齊裝好30噸乾果，已經是凌晨1點，外頭下著雨，謝琳蓋完雨布被淋得渾身濕透。她立即出發，3點40分到小草湖服務區睡下。卡車進出新疆都需要經過嚴格安檢，謝琳有次排隊做核酸排到凌晨3點。排隊安檢實在讓她疲憊，導致不小心睡過頭，早上7點多才醒來。雖然滿打滿算才睡了4小時，但對謝琳來說已經算是奢侈。

她一般在夜裏12點休息，早上5點起床，其餘時間就是跑車，按照規定每4小時停下來休息20分鐘。也有一次趕著運榴蓮到北京，連著40小時沒有睡覺。

謝琳總說自己不像一個女人，「女人要更柔美一些。」父母自小教導謝琳和她的三個弟弟，無論遇到什麼事情都不可以哭，哭就要挨打。

這個行當難免遇上凶險的事。她剛開卡車時遇上打劫，同行的幾位男性司機都是退伍軍人，被打得鼻青臉腫。謝琳想反抗，被劫匪像拎小雞似的拎起來，一把撂到地上，她只好乖乖奉上身上的800塊錢。

2012年謝琳和二弟在成都，有幾個人拿著大砍刀來偷她的汽油。她的朋友金三之前在成都反抗偷油賊，被砍傷胳膊縫了好幾針，花了兩萬多元。謝琳不敢下車，就從窗戶往外喊：「兄弟啊，差不多就行啦，給我留一點。」結果他們真給留了一點，讓她能開到加油站去。

為了保護財產，謝琳不得不更加堅強。在新疆搭乘出租車，下車時被司機攔住要她多付100塊，她一腳把司機踹下車，反鎖車門然後報警。在廣州遇到偷油賊，她抄一把剪刀就追上去，她肯定小偷不敢大白天在城市裏打她，假如他敢，她就用剪刀反擊。

開車30來年，謝琳開過青藏高原幾十公里的大坡，也開過東南亞車都倒不出來的小路。她常和路上遇到的年輕司機吹噓：「珠穆朗瑪峰大本營的鋼結構，就是琳姐拉去的。琳姐是誰？琳姐是手握日月摘星辰，世間無我這般人。」

謝琳不但會開車，還會修車。三、四台車的車隊跑青藏公路，從來都是謝琳押後陣，無論哪台車壞了都是找她修。謝琳很喜歡車：「無論我開哪一台車，我要先把它的發動機轉速、油耗率這些習性摸清楚。我瞭解車，就像瞭解我自己一樣。」

這一天的風很大。謝琳車頭的「滬疆情深，同心抗疫」標語被刮掉一個角，在車子前頭擺來擺去。走到兩座大山中間的一個風口，碰上沙塵暴交通管制，停車將近1小時。等交通警察把路上的小沙堆鏟掉，謝琳重新出發。高速路兩邊是沙漠，風一刮，黃沙被裹得漫天亂跑，眼前一片灰蒙。

晚餐熬了稀飯，放大米、綠豆、紅棗和土豆塊。吃完飯太陽還掛得蠻高，現在的季節，西邊要晚上9點天色才會黑下來。風還是很大，車子被刮得亂晃。路邊停了很多13米的卡車，司機們站在車頂拉雨布，但風大得拉也拉不住。

被困在上海沒有飯吃只能釣魚的，大多是短途卡車司機，從這個城市的碼頭跑到那個城市的碼頭，到哪裏都有吃的。謝琳常年跑西北線，動輒是200公里無人區，什麼都經歷過，什麼都有準備。

2016年，她一個人開車從西藏阿里跑到拉薩，那裏平均海拔高度4500米，是中國人口密度最小的地區之一。結果卡車發動機的渦輪增壓泵壞了，停在了離城市400公里的地方，新零件要等4天才能送到。那次謝琳感冒又缺氧，非常虛弱，在夜裏聽見不遠處有狼群叫喚，控制不住地想象狼群拍碎她車窗玻璃的畫面。

車壞的第二天謝琳就喝完了所有的水。她拿礦泉水瓶蓋接水喝，把每一個瓶子都翻出來，挨個滴了一遍。她到路上攔車，但是連一輛過路的車都沒有，手機也早就沒電關機了。謝琳說那是一種奄奄一息的孤獨和絕望。

後來是一個武漢的摩托車隊路過，她才活了下來。自此之後，謝琳無論去哪裏，都在車上備著至少3桶10升裝的礦泉水。

謝琳一直想要報答那個摩托車隊。武漢疫情爆發時，謝琳立刻決定瞞着家人運送救援物資去武漢。她必須要去，武漢人對她有恩情。

4

前一天刮大風，謝琳12點鐘就歇下了。第二天她計劃4點鐘起床，結果睡到了5點。開到甘肅，撥電話給認識的飯店老闆，想托他買一些麵條送到高速路口。沒料到沿途服務區都不允許開店，老闆已關店回老家了。

謝琳只好改變計劃，讓老家的親戚買上食物，在她經過時送到高速路口給她。再帶上兩只輪胎和一箱瓦斯氣罐。

輪胎和瓦斯氣罐是給上海的司機朋友帶的，朋友的卡車有兩只輪胎都不太好了，但整個上海沒有修車行營業，只能托謝琳帶進來。再帶幾條香煙，兩條分給朋友，兩條備在車上，分給卸貨倉庫的工人師傅。現在一包10塊錢的煙在上海已經漲到30塊，還沒有地方可買。她一個人開車，總要和裝卸貨師傅打好關係。

謝琳不是一開始就一個人開車的。以前和二弟跑同一輛車，後來二弟腿上有病痛，跑長途受不了，另請一位駕駛員需要管飯，每月支付一萬元薪資，「你總共就掙這點錢，都給他了。」

於是謝琳一個人一台車，一開就是13年。

下雪天她一個人掛防滑鏈。要下車把鍊子掛上車輪，然後上車往前開一點，再下車掛上另一段鍊子，再開一點。兩個人一下子就能做完的事，謝琳在雪地裏折騰了半個小時。

另外一次在新疆運哈密瓜，車輪陷到了沙子里，謝琳蹲在太陽底下挖車輪，一個人挖了一整天，挖到太陽下山，再挖到半夜，挖出的沙子堆成一個小坡。

謝琳總是一個人。她是1996年結的婚，別人問她丈夫從事什麼職業，怎麼不和她一起開卡車？她回答：「生物研究所所長，一份很好的工作。」

謝琳丈夫給煤礦打通風的井筒，工作輕鬆，每周只上班一天，月薪1500元。但他可以在地裏蹲上三個小時，就為抓一隻蛐蛐兒。謝琳說他是蛐蛐兒專家，聽叫聲就知道它戰力如何。高峰時她家裏養了100只蛐蛐兒，統統是什麼白虎、黑將軍。丈夫花費幾個月悉心餵養培訓它們，到時節了就帶去鬥蛐蛐兒，賭錢。賭輸了還不起，債主就找謝琳要賬。

謝琳的公公身體不好，常年吃藥，婆婆喜歡打麻將，打麻將還輸錢。謝琳一個人養家，她女兒把所有家庭開支列成單子，作業本8元，洗衣粉10元，等謝琳跑完車回家報銷。

1998年謝琳懷孕，生育前兩個月她還拉了一車煤到南京，交警都不忍心開她的罰單。產後兩個月她就開始跑短途運輸，中午奶漲得受不住了就擠出來放著，晚上回家餵給小孩。結果小孩吃了拉肚子。

2000年謝琳想要離婚。她丈夫經常和人打架，一次甚至拿刀子把別人的腿捅一個窟窿，謝琳總是八千、一萬地替他賠錢。但那次丈夫跪在菩薩像前面懺悔，公婆也勸她多為小孩著想，就沒能離成。一拖就拖到2014年，謝琳發現丈夫出軌，她覺得再不離婚自己會瘋掉。丈夫和謝琳打官司，說卡車是夫妻共同財產，要她給10萬元。法官問他你家卡車車牌號碼多少？丈夫答不上來。謝琳勝訴。

離婚後謝琳什麼都沒拿，和女兒搬到市裏租房子住。她勸女兒多去探望前夫，去的時候拿上謝琳從新疆帶回紅棗、茶葉，「那畢竟還是孩子的父親。」

後來謝琳喜歡上撿石頭，到大山、戈壁，總要挑選一顆美麗石頭。有一次她一個人開車到山腳下，等了兩天，等到天氣預報裏的暴雨，再等到暴雨停，去撿從山裏被雨水衝出來的新石頭。「我沒有挑到一個如願的伴侶，但上帝給了我別的恩賜。」謝琳寬慰自己。

5

這一趟從烏魯木齊拉抗疫物資到上海，4000公里，運費一共22400元，減去13000元汽油、400元手續費，和一些雜費，淨賺也就8000元。抗疫物資走高速公路不收費，但規定了路線並有時限要求。

按照規定路線，謝琳要在甘肅烏鞘嶺翻過一片平均海拔3000米的大山。她開到大山裏一個服務區時，是夜裏12點鐘，謝琳趕時間——她總是趕時間，打算再開54公里，到下一個服務區休息。她在離開服務區十幾公里的地方，看到一輛卡車打著雙閃停在路邊。深夜大山裏的高速公路寂靜又空曠，謝琳決定停車幫忙。一位年輕的男性司機朝她跑過來，吃驚道：「你一個人開這麼大的車？」他問謝琳有沒有車用尿素，謝琳按原價給了他一桶。那位司機非常感謝，這種情況大多司機都不會停車，他本來已經做好準備在路邊熬一整夜。

謝琳覺得自己的性格像父親，父親年輕時當兵，月薪五元但願意借給朋友三十元。謝琳沒什麼錢，如果朋友找她借五千元而她只有三千，她會把所有錢都給那位朋友，再找別人借錢湊上另外兩千。

她17歲開始工作，做過電焊工、過磅員、倉庫保管員，後來實在喜歡開車，就決定做卡車司機。當時卡車司機很掙錢，她25歲時就自己買了5台卡車來運送煤炭，一度非常風光，但後來被合作的幾個工廠拖欠款項，一共欠了70萬元。謝琳說，那時候的70萬能買到10間現在售價100多萬的門面房。她挺著孕肚去當地水泥廠討債，和她打交道的工廠負責人由於貪污被免職，新上任的老總叫保安來攆她，「誰欠你的你找誰要去，我不欠你的錢。」

她已經算不清自己被拖欠了多少運費。

去年她從新疆阿克蘇運了一車哈密瓜到浙江嘉興，快5000公里路程，光汽油錢就一萬多元。到了地方，貨主說瓜不夠脆拒付運費。報了警，警察說這是經濟糾紛，他們只管打架鬥毆。22000元的運費謝琳一分也沒有拿到。

謝琳也嘗試過強硬態度。那次她要從新疆運西瓜到上海，正值新疆防疫封控，西瓜瓜農出不來，只好請別人來摘西瓜。結果請來的人不會挑瓜，一整車西瓜到上海已經熟過了，吃起來像棉花，賣不出去，貨主要扣謝琳1萬2千元。謝琳負責運西瓜，又不負責挑西瓜，她覺得自己一點錯也沒有。於是她到旁邊的農貿市場買了一瓶敵敵畏（註：一種毒性很大的殺蟲劑），「你敢不給錢我就喝敵敵畏，我看你以後生意怎麼做，誰還來買你的瓜。」

有人報警，謝琳和貨主被帶到派出所接受調解，最終謝琳還是被扣了8000元運費。

幹了30多年卡車司機，謝琳身上沒有存款，只有債務。

以前她要還做生意時欠下的帳，還丈夫的賭債，養家糊口。2014年還完所有的錢，也離了婚。她和女兒搬到市裏租房住，女兒說還是要有自己的房子才好，謝琳就貸款買了房。後來手頭稍微鬆動，她又買了一台冷藏車，借出去和人合伙做生意，結果冷藏車運葡萄到蘭州時出了事故，合伙人當場身亡。謝琳作為車主需要賠償76萬元，冷藏車也被法院扣下。她和保險公司打官司，如果敗訴，就要自己支付賠償。謝琳每次路過蘭州都睡不著，夜裏開車到事發地點去蹲著，想房貸，想76萬元。和保險公司打官司怎麼打得贏呢？謝琳不抱希望。

後來謝琳就學著不去想它，「還能怎麼樣？你還要活著，必須還要面對生活。」

6

在烏鞘嶺大山裏睡了一夜，天亮又開始下雨，一下就是兩天。雨天路上多交通事故，堵車就也多，一路上謝琳被堵得又困又累，實在不想開了，但又不得不開。

從烏魯木齊到上海，謝琳每天開將近1000公里，路上不是風沙就是雨水。一是堵車難受，二是每逢雨天，謝琳腰裏裝著兩塊鋼板的地方就酸酸地疼。

2008年謝琳從車上摔下來，兩節腰椎粉碎性骨折，現在腰裏還裝著兩塊鋼板。另一次她把左手手腕也摔得粉碎性骨折，又裝進兩顆鋼釘。謝琳在老家有殘疾人證，雖然沒有領過任何補助。

用熱水袋敷著腰能好受很多，但疫情期間要自覺防疫，她盡量不進服務區，就打不到熱水。她車上有一個能燒熱水的飲水機，可裝的是飲用水，謝琳捨不得。

謝琳很能忍耐，或許因為從小母親不許她哭。她摔斷腰住院那會兒，同病房的病人都斷了胳膊斷了腿，只有她一個人斷了腰，但整個病房就她最安靜。謝琳隔壁床的男人被砍傷了腿，整天痛得大叫，謝琳威脅他，再叫就把他丟下樓，「我摔斷腰難道不比你斷腿疼嗎？你一個男人叫什麼叫。」

一次她從杭州到烏魯木齊，走到一半杭州發生了疫情。到了新疆，她作為從高風險地區過來的人員，被隔離在車裏7天。那是12月，烏魯木齊下大雪，零下22攝氏度，駕駛室裏的暖氣不能總開，否則會打不著電瓶。謝琳只在最冷的凌晨3點到5點開暖氣，其餘時間就裹三床被子熬著。

但謝琳總說新疆好，在新疆隔離，每天發三頓飯吃。和看守的防疫人員打過報告，也讓下車去廁所。

謝琳對生活的要求不那麼高。但她不是一開始就這樣的，她也期待過好的婚姻，希望生活富足，希望能陪伴女兒成長。只是對於現在的生活，她已經習慣了。

謝琳常說「我已經習慣了」。一個人開車習慣了，熬夜習慣了，被偷油被騙習慣了，被拖欠運費習慣了，欠債習慣了，高速路口不讓下習慣了，被封在車裏習慣了。所以這次到了上海，也總會習慣的。

改變不了環境，就只能改變自己。

25歲時被欠下的70多萬元債，謝琳一分也沒要回來。而她之前運的煤炭，買的輪胎、汽油都是賒賬，數額不小。1998年金融危機，欠謝琳債的人都跑路了。謝琳沒有跑路，她賣掉四台卡車，留下一台自己開，慢慢掙錢還賬。她列了一個欠債名單，欠甲8000元，欠乙1萬元，欠丙2萬元，簽上名字交到每個債主手裏。直到2014年她才還上所有的錢。

謝琳說自己像西藏的一種野花。沙漠裏沒有水分，那野花即使連葉子都長不出來，即使馬上就要死了，在死之前也開出一朵花來。

謝琳明白去上海會非常艱難，明白工會要她寫《請戰書》是給她壓力，明白「為國家奉獻」只是一句虛話。只是因為卡車司機，這個她做了32年的職業，已經成為她的價值。上海由於疫情物資短缺，需要卡車司機，那麼她就得去。

她沒有什麼太大的追求，養大女兒算一個，撿石頭算一個，另外就是開卡車。「我喜歡開車的感覺，要我換其他工作，一個禮拜不開車，我就感覺少點東西。習慣了。一個人開車累是累，但是都沒有開夠。」謝琳說自己會一直開車，開到她身體受不了，再也開不動，就離開公路，做一個卡車司機教練，繼續在卡車上待著。

即將到達上海時，朋友問謝琳在上海的打算。謝琳說：「吃就吃饢，住就住在德龍大酒店。」謝琳的卡車由陝汽德龍公司製造，她叫它德龍大酒店。

距離上海還有100公里左右，謝琳看到穿著白色防護服的防疫人員，拿一把椅子坐在高速路邊上。他們只是守在路邊，其他什麼也不做。這樣的防疫人員每隔500米就有一個，雙向車道都有，一直列到了進上海的高速路口。可能是為了防止有人從上海偷跑出來？謝琳不知道。

謝琳朝上海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