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因素：港菲經濟關係與菲人形象變遷

要了解歧視問題，我們先要認知這兩個族群在宏觀經濟結構下的不平等。曾經，菲律賓族群與香港華人的地位相對平等。

在美殖時期、後殖初期，菲律賓曾經是亞洲經濟最繁華地區之一，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並吸引華人越洋到菲律賓工作。有趣地，香港華人對菲律賓最早期印象，也是經流行文化所確立。在上世紀初的大中華地區，菲律賓樂隊象徵了上流文化身份地位，他們進駐當時全中國最繁華的夜上海，演奏和編寫上海時代曲。香港教育大學亞洲研究學者 Mark Raygan Garcia 考究過，早在 1900 年代就也開始有菲律賓樂手到港謀生。中國大陸經歷戰亂，他們就隨著資本家南下到港，改寫香港音樂界面貌，帶來曼波和搖滾等西洋曲風。

曾經對於部分香港人，菲律賓音樂象徵著資本主義最繁華一面。香港樂壇教父黃霑形容：「（50年代）全部高級夜總會，都是菲律賓樂隊在演奏，只有低級夜總會，近乎舞廳那種，才有中國人樂隊⋯⋯我年少時就已經在聽這班人演奏了，技術真是有很大差距。」有些菲律賓音樂家留在香港落地生根，如「麗池夜總會」樂隊領班Fred Carpio Senior，是後來的著名歌手杜麗莎的祖父，「簫王洛平」Lobing Samson也在港組建家庭，女兒Christine Samson後來成為了香港殿堂級的聲樂家，教授出容祖兒、楊千嬅、鄧紫棋等香港流行樂壇知名的女歌手。

在50至60年代，菲律賓音樂人推動的香港英文歌創作，也折射出香港的環球性。由菲人組成的The Reynettes樂隊在1966年發佈了一首名為Kowloon Hong Kong歌曲，捕捉了香港華洋共雜，年輕活力的外向一面：

Kowloon Kowloon Hong Kong，
We like Hong Kong，
That’s the place for you。

輕快旋律拼湊出特定的東方韻味，該金曲時不時仍被人翻唱，也一度被香港旅發局用來推廣香港。

可是，到了70年代，港菲發展各自進入分水嶺。在1960年代，菲律賓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有254美元，而南韓和台灣才只有大概150美元，當時菲律賓成人識字率、教育普及程度都在亞洲數一數二（到今天菲律賓英語普及率依然非常高），當時的政治經濟學家都估計該國會快速崛起。不過，到70年代，獨裁強人馬可斯在位的中後期，菲律賓陷入貪污內亂，貧富懸殊極為嚴重，1972年更加進入長達9年的戒嚴。到今天，獨裁時期遺留下來的經濟問題，依然困擾菲律賓，該國現時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經還不到南韓的四分一。

而另一邊廂的香港，在70年代經濟急促發展，各項大型社會改革，如公屋計劃、擴張普及教育、成立廉政公署等等，令香港逐步邁向世界一線城市。此時勞動力不足卻成為了經濟發展隱憂。1973年起，香港批准輸入外來的留宿家庭傭工，以打理家務育兒工作，從而釋放婦女勞動力。而1974年，菲律賓的獨裁政權無能力應對中東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震盪，於是對外輸出勞工，以舒緩國內嚴重的勞工供應過剩。這項當時被菲律賓政府僅視為短期的應急措施，卻一直延續至今。

在1982年時，香港只有2.1萬外籍家政工人，但是在2021年底有多達33萬，其中菲律賓人佔19萬。南加洲大學社會學教授 Rhacel Parreñas 曾形容外藉家傭的出現是「再生產勞動的國際分工」（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Reproductive Labor）。「再生產勞動」是指家務、社區育兒和護理等照顧他人的工作，其勞動價值時常被人忽視，但卻是整個社經活動得以維持之關鍵，在以前，這類工作一般都由本地女性負擔，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就增添了一重種族因素。來自印尼、菲律賓等發展中國家的女性，為了養活家庭，不惜離鄉別井，前赴屬於核心發達地區的香港工作。

在這種國際分工之下，作為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外藉家傭，承受著雙重的弱勢身分，面對各種結構性的剝削。2015年，《路透社》就形容香港家傭制度是「現代奴隸制」。除了法定假期外，家傭基本上要全天候候命，但直到今年4月1日，她們法定工資只維持在4,630港元。而且在香港居住環境狹小的情況下，很多家傭被逼睡廁所、枱底、廚櫃。在2021年，疫情導致停課和在家工作，加上社交距離措施之下，她們失去在公共空間聚集的權利，有大約4萬名工人在疫情期間沒有如何一天假期，而且針對她們的性侵和肢體暴力問題愈趨嚴重。

除了剝削問題，家傭制度亦都改變了港人對菲律賓的想像。在公共空間、在鄰居街坊遇到的家傭，很可能是無數港人第一次接觸菲律賓人的經驗。有時候，這一種國際性可能被挪用為構成香港故事的獨特符號，比如陳果執導、九七三部曲之一的《細路祥》（1999），我最喜歡的其中一段講述祥仔的婆婆逝去，而親手照顧他長大、猶如養母的菲律賓工人姐姐要搬走了，祥仔依依不捨緊抱她，但她始終離去了——隱喻色彩非常強烈。而《淪落人》（2019）就透過家政工人和中年漢僱主互相扶持的故事，鼓勵不同性別階級種族的香港人繼續對夢想的追求。

可是更多時候，家傭制度強化了港人對菲律賓人的刻版印象。最經典的例子是作家陶傑在2009年的「僕人國家」論，聲稱菲律賓有13萬家傭在香港，無權侵佔「主人家」（中國）在南沙群島的主權；而在2015年，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聲稱「大量在港菲籍女傭淪為外籍男士的性資源」，兩宗事件在國際媒體引起軒然大波，同時反映刻版印象的根深蒂固。

帶有階級和種族主義的反菲論調，在網上論壇亦不難找到。在2010年的馬尼拉人質事件，香港遊客被脅持的畫面以直播形式映入港人的眼簾，令菲律賓人在港的形象跌入冰點。

在種族歧視議題上，港人何以容易「無感」

可是，塗黑臉扮演黑人，和塗黑臉扮演菲律賓人，在「剝削」的本質上並不相同，這或可解釋很多觀眾感到難以進入種族歧視討論的原因。

白人對黑人的剝削，背後是數百年的帝國主義奴隸史，白人以槍炮血腥地奴役、物化黑人，對種族部落進行無以逆轉的文化清洗，造成的創傷至今難以癒合。

而香港華人與菲律賓工人的剝削是圍繞著資本主義賺蝕邏輯，有很多港人覺得在既有秩序下，工人可以賺取比家鄉更高的薪水，也已經是受益者，而同時港人僱主也有「請錯工人」的投資風險。當有工人走出來抗議剝削，就總會有港人反駁不滿意大可辭職。這種辯護的問題是，人們忘記了勞工人權應該是跨越國界的普世價值，而且在環球經濟格局下，菲律賓國內就業市場長期疲弱，出國做家傭成為很多女性（當中不乏高學歷大學生）的唯一選擇。

除了剝削的本質不同，剝削進入媒體邏輯所造成的傳播效果也需要反思。「黑臉扮裝」（blackface）的喜劇節目一度在西方盛行，主要是透過模仿和突顯一些種族特徵，以誇張化手段把觀眾逗笑。英國廣播公司在1958年到1978年間就有一齣名為The Black and White Minstrel Show的趣劇節目，有白人歌手演員會塗黑裝扮，諷刺社會百態。到今年，英國廣播公司推出的《BBC 100》系列也直視問題，視之為機構歷史中醜陋的一頁。西方社會對「黑臉扮裝」情感反應如此強烈，某程度是因為演藝人以一個血腥的種族苦難史作為笑料。

全球化下，西方機構成為東亞媒體的取經對象，「黑臉扮裝」的表達手法在上世紀也傳播到亞洲，香港過去數十年就不乏例子。其中一個近日被重提的，是80年代無線電視《歡樂今宵》中，江欣燕把臉塗黑，扮演一位失魂的菲律賓工人Maria。另外，2004年的港產片《絕世好賓》，除了電影名字有歧視色彩，劉青雲扮演的臥底警察，也塗黑臉喬裝菲籍保鏢，鬧出連場笑話。唯一引起爭議是2014年，王浩信在保險廣告飾演女工人Maria，結果被工人公司投訴至下架。可見對於很多網民來說，「黑臉扮裝」僅是一種表達手法。

值得一提的是，類似的種族無感，在東亞、東南亞其他地方一樣存在。在2011年，菲律賓也鬧出過「黑臉扮裝」風波，當地電視台GMA Network播放了一套名為Nita Negrita的劇集，同樣「Negrita」一字已經帶有種族歧視意味，法蘭克福學派知名哲學家Axel Honneth也引用了該劇集為例子，闡述流行文化如何刻意把深膚色和貧窮扣連。而另一個例子是2021年北京央視春晚，有身穿非洲民族服的藝人塗黑臉，扮演非洲人唱歌跳舞。只不過當年香港網民對春晚的批評和反對歧視的聲音倒是相當「正確」和一致。

除了歷史和情感基礎不同，回歸到文本本身，在這次《金宵大廈2》風波中，我估計製作團隊的出發點，也與過往《歡樂今宵》、《絕世好賓》以跨大膚色來逗樂觀眾不同。2019年《淪落人》在金像獎奪三個獎項，斬獲近2000萬票房；2021年，姜麗文憑藉在《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工人Liza一角（當時沒有塗黑臉），奪得了《萬千星輝頒獎典禮2021》的「飛躍進步女藝員」獎。這些有關家政工人議題的作品都叫好叫座，或會讓製作團隊和演員更有動力嘗試相關題材。

而在製作過程，電視台也相對謹慎；監製也曾接洽過菲律賓演員，後來才選用華人演員黃婉華，黃婉華為了劇集也特意學習他加祿語，而劇集裏家政工人也是以一個被壓迫的形象出現——例如加入一些港人言語欺凌家政工人的橋段——而塗黑膚色並不是為了取樂，而是令戲劇「更真實」。

揭示這些背景並不是為合理塗黑辯護，而是指出製作方的意圖未必沒有其良善和努力的一面，也可見網民為這套劇集辯護時，亦多以創作出發點和表達手法為理據。然而很多時，刻版印象是活在潛意識之中，種族偏見會無意中左右我們的言辭和行動，令到被壓迫者受到傷害——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要努力地透過公共討論，把難以被看見的歧視揪出來。

無感並非有理

這種隱性歧視表現在：

第一，假若塗黑臉只是為了「更真實」的戲劇效果，大家要反思，為什麼媒體會覺得扮演菲律賓人、塗黑肌膚是一種「犧牲」？

如《香港01》一篇報導寫道：「劇中黃婉華Franchesca塗黑全身，T恤加短褲的家居穿著，以及說話口吻和口音都同菲律賓工人姐姐似到十足。而她臉上又經常掛上一副憂戚表情，散發神秘氣場。現實中的Franchesca是美女一名，妝容打扮非常洋氣，似足鬼妹仔⋯⋯另外，主角李施嬅在電台節目《開心大派對》點名稱讚Franchesca為演出不介意塗黑皮膚，對此十分欣賞。」甚至劇中女僱主恰恰就有一句對白：「沒關係，女孩子白一點比較好看。」然後，變態主人家把黃婉華飾演的工人Louisa漂白到像自己女兒一樣。

在主流媒體中，這裏的「真實」不單是透過改變膚色，「還原」另一個種族，更是複制了一套以色彩定義的美醜階級。事實上，菲律賓是多種族的國家，假定他們皮膚較黑，由一開始已經是一個事實錯誤。英國廣播公司就著《金宵大廈2》風波訪問了一名居港菲裔教師：「​​問題不僅在於將膚色塗深有歧視之嫌，還有主流電視台乃至香港社會如何持續將菲律賓人視為鐵板一塊，以刻板印象對待全體在港菲律賓人。 她說自己像許多菲律賓人一樣，本身膚色白皙，所以她在香港，若不開口會被認為是華人。但她擔任IT工程師的先生膚色較深，常常遇到很多困擾。」

第二，是大家要回歸到最根本的同理心。《淪落人》女主角姬素孔尚治（Crisel Consunji）在臉書發文回應事件時，談及何為真正的「飾演」。她認為一個演員要轉化為一個角色， 不僅在乎口音和化妝等外貌形相，而是要把自己完全投入另一個人的軀殻，過程中需要高度的敏銳和同理心，演員有責任在銀幕上捍衛角色的尊嚴。觀眾嘗試易地而處，想想自己是一位全天候工作的家政工人，打開電視聽到以下對白：

「為什麼請個這麼年輕的，小心她搶你老公。」
「你在這裡掙錢，他花你的錢，然後叫雞。」
「你的同鄉去有錢人家裡打工，把男主人哄得開心，最後當上女主人。」
「拋下自己的父母，照顧別人的父母，不管自己的孩子，照顧別人的孩子。」

你會覺得這個節目能夠代表到你嗎？相信要感受到這種呈現方式所帶來的不舒適感，甚至不需要更多的理論說明。正如在同一篇聲明中，姬素孔尚治寫道：「製作團隊或者會捍衛自己的選角、化妝和劇情選擇，但一個客觀事實是他們聲稱要呈現、要充權的一班人，並不感覺自己以一種受尊重的方式被呈現出來。」

種族共融，是普世價值，難以有甚麼理據證成種族歧視應該存在。《金宵大廈2》的事件是一個很好的提醒——種族無感有其內在的複雜性——例如香港公民社會日漸疲弱，連主流工運都正在瓦解，外勞組織更加是邊緣中的邊緣，難以在社會上醞釀有關討論。加上香港沒有奴隸制度的歷史，社會亦以華人佔絕大多數，剝削關係隱藏於資本主義邏輯之中，媒體生產時很容易又不自覺強化刻版印象。這些或許都為讓香港華人看清楚疊加在其他種族身上的問題增加了難度。

但看不清楚也顯然不是抵賴歧視的理由。香港的有關討論確實遠遠落後其他地區，而網民用「政治正確」四字簡化討論，則拒絕了反思的可能。拒絕反思的結果變為對近年屢遭「唾棄」的大台TVB的支持，則更顯得弔詭和自相矛盾。這甚至可被視為一種「雙標」的表現，央視春晚塗黑臉扮演非洲民眾，與港劇塗黑臉扮演菲律賓姐姐，對於被呈現的族群來說，本質上並無不同。西方塗黑臉的框架或許不能用於直接分析香港，但塗黑臉本身無論對哪個地方的族群來說，其蘊含的歧視、偏見、片面認知，都是無庸置疑的。承認這種傷害，承認香港華人族群的侷限，才能邁出改善種族歧視問題的第一步。

最後，我認為製作團隊若要提高自己的種族意識，最直接方式是提高少數族裔在製作中的參與——姬素孔尚治在2021年的一篇訪問講到：「如果你追求真樸的呈現，請把邊緣群體聲音納入到製作過程。如果我們真心希望人們重奪話語權，我們就提供發聲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