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所能接觸到的範圍內，即使在2月24日戰爭爆發後的幾天裏，大多數俄羅斯人也仍維持着對於政治的慣性冷淡：很少有人能說清楚頓巴斯或烏克蘭究竟發生了一些什麼，同時無差別地反對使用戰爭手段。在過去的標準裏，這樣的立場屬於「好俄羅斯人」，不相信任何宣傳——無論是普京的，還是納瓦利內的。

但是，開戰後短短幾天，標準已經改變，隨著重重制裁而來的物價飛漲和物資短缺，是任何人都無法繞開的現實，烏克蘭的傷亡人數每天都在增長，視而不見已經無法解決問題，沉默開始等於支持，發聲則意味着可能被捕。

載着囚犯的警車

這幾乎就是具象化的今天的俄羅斯，高速飆車，即將側翻，車上除了警察就是被銬住的公民。

幾年前，在一次和俄羅斯朋友的閒聊裏，我提到過俄羅斯文學裏的「監獄情結」——似乎每個著名俄羅斯作家和文學家都有過監獄（或者是流放）經驗，給人一種在俄羅斯進監獄十分普遍的印象。當時我的朋友十分震驚，表示這種看法純屬誤解：「我就沒進過監獄，我也不認識進過監獄的人，沒有，沒有。」可是，他一邊說一邊用兩隻手的食指和中指給我比了個「井」字，這是代表監獄的特殊手勢。

戰爭開始兩週時，他問我是不是還記得關於監獄的談話。「我們現在快了。」他說，沒有笑。

從2月24日晚上的第一次反戰遊行開始，過去一個多月裏，俄羅斯每一個近於「表態」的舉動都伴隨着大規模抓捕，有人因為在陽台上掛出「反對戰爭」而被捕，有人因為舉起了一張白紙被捕。在內務部公布的官方數據裏，幾次規模較大的反戰遊行的逮捕人數都接近總參與人數的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3月初，為了對付反戰派俄羅斯已經修改了刑法，最高刑期可達15年監禁，而在這之前，「反對戰爭」面臨的是極端主義罪名——戰爭即和平，在今天的俄羅斯，這是一句對現實的客觀描述。

3月6日的反戰遊行後，莫斯科一輛拉着被捕者的警車因為高速闖行而在路口與一輛客車相撞，乃至側翻——公路監控拍下的畫面被做成GIF，在社交媒體上獲得了成千上萬次轉發，大多數人在其中看見了真正的現實相似性：這幾乎就是具象化的今天的俄羅斯，高速飆車，即將側翻，車上除了警察就是被銬住的公民。

另一段視頻同樣在社交網絡上瘋傳：無論是只敢在紙片上寫「兩個詞」的謹慎的抗議者，還是面對記者表示「你們只拍反對者嗎，我對戰爭有不同看法」的事實上的支持者，均在紅場上被全副武裝的軍警一波帶走。3月22日，視頻中露出「兩個詞」紙片的抗議者德米特里耶娃被宣布罰款20000盧布。

2月24日開戰之初，俄羅斯民間舉國震驚，從普通人的感受出發，這次戰爭甚至可以算是沒有做任何事先的鋪墊和動員——儘管關於烏東頓巴斯地區的交戰消息比以往稍微密集，俄烏邊境形勢也因為美國持續三個多月喋喋不休的爆料而在新聞節目裏佔據了一些版面，但它們實在沒有什麼不同尋常之處。對於非專業人士來說，過去八年裏，相似內容的信息反覆轟炸和循環，早已經耗盡了本就不多的好奇心和忍耐力。

這讓普京聽上去充滿歷史野心和顛覆性結論的兩次演說完全脱離了俄羅斯普通人所能理解的語境，也讓這場戰爭徹底變成了普京一個人的戰爭——普京並不真的認為他需要說服民眾，至少在他決定開戰的時候是如此。

在此後的幾周裏，這種預設並沒有發生實質性改變，恰恰相反，隨着戰場上的不利態勢逐漸明朗，形勢正在滑向俄羅斯人絕不陌生的、最壞的方向：普京很顯然認為沒有自動擁護和支持他的那些人不值得他花費任何精神，而應當採取更直接的手段來解決。幾天前，普京開始在講話中討論「區分愛國公民和叛徒」，3月21日，杜馬有黨派推出「社會項目」，受理並鼓勵民眾就「不愛國行為」相互舉報。

「歷史使命⋯⋯」我的朋友向窗外看了一眼，壓低了聲音並且換成了英語，「這就是瘋人在想的東西。」他住在莫斯科臨近主幹道的一片老小區，三樓，窗外是街。

「如果你看電視的話，那至少你會相信戰爭有它的理由」

在如此政治高壓之下，真實的民意早已成為盲盒——無論在內還是在外，每一個人都只能嘗試盲人摸象。

3月的第一週，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同時出現了兩份內容截然相反的簽名信——反對戰爭的信件由聖大高級管理學院畢業生瑪麗娜·魯德涅娃在3月2日發起，文本由聖大國際關係學院學生協助起草，在當時，莫斯科國立大學、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和莫斯科物理技術學院等俄羅斯國內主要高校都已經發出了本校師生反對戰爭的公開信，這封信與它們措辭類似：首先將「特別軍事行動」稱為戰爭，譴責戰爭並強調戰爭除了製造罪行之外不能解決任何問題，「我們認為，當人們在鄰國不斷死去的時候，站在一邊保持沉默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

但是，3月3日，聖大新聞學院教授柳德米拉·普羅莫娃在自己的VK頁面上發起了與之針鋒相對的另一封聯名公開信，指責國內的「和平主義者」們是在選擇性無視此前頓巴斯地區持續八年的戰爭，這封將普京本人作為收件人的信件以「對您表達真誠的支持」開頭，認為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是「別無選擇」，俄羅斯軍隊「不僅保護俄羅斯國家的安全，也在保護世界的安全」，並在信件結尾將烏克蘭的「去納粹化」和「非軍事化」當作了重建和平、恢復俄烏之間「友好關係」的必要條件。

這讓聖彼得堡國立大學在某種意義上成了一個社會觀察樣本——儘管正在討論同一個話題，但雙方的表述卻如同兩起獨立事件。

自開戰以來，外界對於俄羅斯社會的看法在兩極之間搖擺不定，有時是一天之內數千因為反戰遊行而被捕的普通人，也有時是高達60%以上在民調裏回答「支持特別軍事行動」的受訪者。正如公開信事件中所展示的那樣，在俄羅斯國內，對事態截然相反的兩種表述之間的距離甚至比這還要更遠：一邊是轟炸視頻、抵抗、遊行和難民，來自社交網絡和獨立媒體；另一邊則是納粹，「種族滅絕」，「解放被壓迫的人民」，來自國家媒體；一方在說烏克蘭，另一方則持續討論頓巴斯。

為了壓制另一種表述，截至3月20日，俄羅斯幾乎所有獨立媒體都已被封鎖，外國媒體宣布撤出，碩果僅存的幾家則迫於新刑法修正案的威脅而放棄了戰爭報導。前後不到三週，俄政府以「保護俄羅斯人的心理健康」為由禁掉了除YouTube、Telegram和Whatsapp之外的所有流行社交軟件，同時將Facebook以及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宣布為「極端組織」。

甄別信息在全世界都非易事，而在今天的俄羅斯，對非專業人士來說它所需要的精力和成本已經高到難以承受，個人的意見除了給自己招來更多麻煩，並不能改變什麼。

「我可以說，認識的人裏沒有人喜歡戰爭。」一個俄羅斯朋友說，「但區別是看不看電視。如果你看電視的話，那麼至少你會相信戰爭有它的理由。」她指的是國家媒體裏鋪天蓋地的，關於頓巴斯地區器官販賣、人肉盾牌、種族滅絕和屠殺等等消息。儘管她自己不看電視，也足夠熟悉已經成為俄羅斯人主要信息來源的Telegram，但是，她依然面臨嚴重的信息甄別問題，如今她甚至已經不再想要知道真相。

她無法確知，身邊真誠地相信和支持「特別軍事行動」的人究竟有多少——又有多少出自於迎合政治風向以圖自保。無論立場如何，如今，每一個人都懷疑自己是社會中的極少數，而並不知道「大多數人」在想些什麽。

3月18日是克里米亞「回歸」八週年紀念日，當下，這個日期的政治象徵意味尤為濃重。今年3月18日，莫斯科在盧日尼基體育館舉行的紀念日音樂會獲得了超過十萬人的參與數據——其中包括一些被迫出席以充人數的國企員工或高校學生，但勢必仍然包括一部分發自真心的、「特別軍事行動」的支持者。

截至3月19日，聖大的第一封信已有近2700人簽字，與之相反的第二封至3月21日也贏得了1073人背書，兩份名單中均不乏學院院長或各學科知名教授的名字。迫於保護簽名者安全的考慮，魯德涅娃在3月7日將反對戰爭的署名名單改為了不公開形式，在另一邊，普羅莫娃則拒絕了所有媒體的採訪邀約。

失去糖的生活

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更糟糕的時刻還在後面，而在當下，忍耐看起來仍是唯一具有可操作性的選項。

無論如何，入侵和戰爭的代價正在由所有俄羅斯人共同承擔。這個三月，大量年輕人逃向中亞或外高加索，俄羅斯年通脹率已經達到18.3%，全國範圍內物資短缺都不再是新聞，糖成了全國最難搶到的東西，藥店則永遠人滿為患。3月22日，一項由全俄3300餘位醫生參與的調查結果顯示，有超過80種常用藥物在俄發生短缺，位居榜首的是胰島素和包括二甲雙胍在內的其他糖尿病常用治療藥物。

幾乎所有人都相信更糟糕的時刻還在後面，而在當下，忍耐看起來仍是唯一具有可操作性的選項。「為什麼還沒有發生革命？」我那位莫斯科朋友這樣問我，「我也想知道。」

開戰一個多月以來，俄羅斯國內因反戰表態被捕的總人數已經超過15000，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的行動並未因身後國內的非議而受到任何干擾，直到目前，也仍沒有出現任何可能演變成大規模街頭抗議的跡象。3月22日，反對派領袖納瓦利內再次因無足輕重的罪名被追加了九年刑期，依然沒有在俄羅斯國內引發任何可見的反應——儘管同時也很少有人懷疑，今天的俄羅斯比過去三十年裏的任何一刻都更接近革命。

關於1905和1917的回顧和討論越來越頻繁，一個世紀前外部戰爭失利誘發國内暴力革命的歷史記憶如今仍然鮮明，然而，討論仍然只是討論。

在如今對於俄羅斯而言已不「合法」的幾個社交媒體上，關於共同戰爭責任的探討同樣每一天都在發生，沒有人知道對於今天的俄羅斯人來說，做到哪一步才算是承擔或踐行了自己的道德責任。3月15日在早間新聞節目中手持反戰標語闖進直播間的第一頻道編輯瑪麗娜·奧夫揚尼科娃仍然因為自己並沒有上街參與抗議，而反過來呼籲其他人走上街頭而遭到質疑，著名女演員楚爾潘·哈瑪託娃因公開反戰立場遭遇壓力，在幾天前選擇離開俄羅斯，此前她曾熱情支持普京，如今的這一決定同樣招致了普遍質疑。

更多的人只是保持沉默，忍受一天多過一天的壞消息，在各種消遣中暫時逃避現實。幾乎沒有人相信普京會因為害怕民眾的抗議而決定停下來，而如今即使將這些事情做到極致，恐怕也已經無法改變俄羅斯的命運。

沒有人知道這場戰爭將以何種形式收場，尤其是，未來俄羅斯的國際處境和俄羅斯民眾的生活，還會不會有得到改善的一天。

3月14日，基輔市長克里欽科在社交網絡上發出情緒激動的給俄羅斯人的視頻消息，在其中他毫不客氣地指責，如今認為俄羅斯政府所為與俄羅斯普通人無關的說法毫無意義，世界上已不存在「好俄羅斯人」與「壞俄羅斯人」的分別，「是你們相信了政府卑鄙的宣傳，是你們在你們的國家佔領克里米亞和頓巴斯以後保持了八年的沉默，是你們傲慢自大，認為世界上不存在烏克蘭民族……」

這無疑是一些難於面對和回答的問題，但也或許它們並不真的需要回答——如今在任何意義上，普京都已經全權代表了俄羅斯。

未知但注定黯淡的未來

「我們正在回到蘇聯。」我的朋友說，「這是只有在蘇聯才會發生的事情。」

他指的是3月18日那場在盧日尼基體育館舉辦的十萬人音樂會。他的家人在Gazprom（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一個下屬子公司工作，3月17日與另幾個同事一起，被領導當面點名要求參加那次活動。「以前即使有類似的事情，他們至少會說『請』，也可以拒絕。現在是命令，沒有人問你的意見——這只會發生在蘇聯。」

我告訴他，國家媒體俄新社剛剛發了一篇意有所指的評論，題目就叫做《俄羅斯——向著蘇聯前進》，雖然僅僅一個多月之前，普京還在他的長篇演講裏大肆抨擊列寧和蘇聯共產黨。

我的朋友沉默了，過了一會兒，自己搖了搖頭。

蘇聯當然已經不會復現，對於俄羅斯而言，烏克蘭已再也無法挽留，波羅的海三國更加不可能回頭，但對於普京來説，在俄羅斯國内重建「沒有加盟共和國的蘇聯」看上去並不是不可能的題目：從開戰那天起，俄羅斯聯邦會議國家杜馬就在討論恢復死刑，如今它看上去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

失去了互聯網和國際貿易，現在，不僅俄羅斯的孤立狀態令人想起蘇聯，國内的壓抑氣氛也同樣。何況，俄羅斯至少已經有了一個加盟共和國白羅斯，最近還在嘗試，要與朝鮮發展更深入的雙邊關係。

最讓人想起蘇聯的還是今天爲了糖而排起的長隊。1980年代末，在俄羅斯很多地區，糖只能論匙賣，主婦需要每天排3-4個小時，以獲得能夠用於三餐的一匙糖；對於一些更年長的俄羅斯人來説，在那個年代幫助媽媽排隊甚至是童年最深刻的記憶。

三十年過去了，今天的俄羅斯事實上並不缺糖，政府每一天也都在向民衆保證糖儲量充足，但隨著限購通知再一次貼上貨架，歷史可能重演的陰影，仍比現實中的物流狀況强大得多：沒有人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麽，而此時此刻，誰還敢相信政府的保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