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着深圳結束全員核酸檢測名義下的「慢生活」、「軟封城」，重新恢復大規模人口流動的日常生活節奏，不少地鐵站也回歸了人頭攢動、摩肩接踵的滿負荷運轉場景。而在疫情時代，這種日常「擠爆」也成為了熱圖——解封了，深圳人難道就不怕傳染了嗎？
這種擔心不無道理——雖然絕大多數病例都在隔離觀察的密接者中發現，但深圳總體的感染數據並沒有隨着封控而明顯下降，在重點社區、重點人群之外仍有散發病例在社區篩查中檢出。也就是說，全城封控結束，「社會面清零」仍然沒有實現，深圳也暫時不再尋求加碼防疫手段。
對深圳來說，作為一個管理超過2000萬人口、GDP超3.5萬億元的超大城市，更是具有政治象徵意義的經濟特區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先行示範區——經濟和防疫兩手都要抓——這幾乎是必然選擇。然而在居民區大量外移的深圳，要選擇抓經濟，就必須要允許大規模、大範圍、高頻率的人口流動，這又和疫情控制的要求相悖。而本身就是流動人口聚集區和非正式經濟中心區域的關內城中村又正好是本輪疫情的集中爆發區域，更是雪上加霜，這還沒算上偷渡、走私之類的「灰色經濟」。
這其實也是近年來超大都市建設的必然結果——在「X小時通勤圈」 推動經濟和生活上一體化，在疫情時代各地卻優先選擇封鎖。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動難度，而人口真正流動起來以後，卻因防疫政策寸步難行。
這種困境其實是從疫情一開始就存在的矛盾：流動本身在防疫語境下指向流行病學意義上的風險，恰恰也是經濟發展和生活的必然需求。由於經濟外向性和人口密度高，城市規模越大，疫情爆發風險越大，而溢出到周邊經濟腹地的可能性也越大。隨着經濟壓力逐漸增大、各地疫情防控難度不斷增加，上海、北京、珠三角都出現了跨城、跨省通勤人群因為行程碼問題而進退維谷，甚至被困在路上、橋上過夜的現象。這其實也是近年來超大都市建設的必然結果——在「X小時通勤圈」 推動經濟和生活上一體化，在疫情時代各地卻優先選擇封鎖。基建降低了人口流動難度，而人口真正流動起來以後，卻因防疫政策寸步難行。
當然，某種程度上這種矛盾也早於疫情。從「盲流」時代到現在，流動人口從來都是政府治理眼中的高危人群，也一直是難點。在中央已經發出「堅持就是勝利」的指令後，動態清零策略短期內不會改變，流動性控制和不控制的矛盾將會越來越日常化，也意味着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都很可能無法「回歸」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