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連花清瘟膠囊真的有效麼？——抗疫「特效藥」與中成藥的全球化之路

香港疫情持續嚴峻，確診個案不斷上升，近日已見數字最高達每日近五萬多宗。對於由COVID-19疫情爆發至今，大部分時間仍然保持「清零」的香港，這一波故然讓港人恐慌。連日來，多區超市貨架被清空，市面上舒緩肺炎病徵的藥物都一掃而空，市民甚至要上網於地方群組徵求便利妥。除了西藥以外，內地呼吸病學專家鍾南山推薦的中成藥連花清瘟膠囊亦成為港人抗疫藥物。加上近日中國政府高調加持，連沒有本地註冊的連花清瘟膠囊港人都爭相購買。

連花清瘟在香港登陸並不是孤例。2020年多國爆疫，連花清瘟膠囊作為抗擊疫情的藥物，經過菲律賓藥監局的批准，正式進入菲律賓市場。其時《馬尼拉時報》非常強調這個中成藥的有效性，且並未提到任何對它成效的質疑，還引用連花清瘟當地的唯一發行商，菲律賓群島國際貿易公司主席對其大加讚揚：「COVID-19疫情揭示了中醫藥的重要性，尤其是連花清瘟顯示了它在預防、治療和控制新冠疫情的重要角色。」另一家當地媒體Business Mirror對此藥的登陸也是不吝讚美之詞。同時，該中成藥亦進入伊朗成為抗擊疫情大軍的一員，遑論其從2020年3月開始就已經成為中國民眾抗疫的必備——作為從中央到地方的「新冠肺炎診療方案」中推薦次數最多的中成藥，官方通過社區居委派發給疫情嚴重的地區如新疆等（情況跟今天香港相似），而一般民眾也蜂擁購買，而導致以生產連花清瘟的以嶺藥業2020年上半年實現44.87億元的營收，已經超過2019年全年的收入。

然而，連花清瘟的藥效成疑。最經常作為它的可能有效性的一篇文章是2020年5月發表在Phytomedicine（Hu et al. 2020）上的一篇文章，但裏面也提到它並不能減低重症病例轉化率和病毒。唯一的效用只是縮短恢復時間，然而，由於他們並沒有做雙盲測試，也沒有設置安慰劑對照組，很難確定這些更短的恢復時間不是由於安慰劑效應而導致的（另見中國大陸媒體「知識份子」對連花清瘟相關研究更加詳細的批評）。

那麼，為什麼這個有效性成疑的藥物會受到如此追捧呢？事實上，連花清瘟現像是中國近年來在國內外全面推廣中醫藥尤其是中成藥的一個縮影，而其根源在於政治經濟：第一，國族主義、歷史上福利供應能力不足導致政府即使在文革破四舊的時代依然支持中醫；第二，國家主導市場化、選擇式全球化與經濟國族主義的交織催生出效果成疑的中成藥； 第三，一帶一路背景下參與全球化而擴大輸出中醫藥。

中醫存續：社會主義福利承諾與國族建設

為了減輕醫療照護者的短缺問題，毛澤東及中央在五十年代推廣傳統中醫，即便他自己及很多政府要員並不相信中醫。

1949年後，社會主義承諾要對全民的福利包括醫療進行保障，再加上國家重建和經濟建設需要大量勞動力，故此想盡量提高民眾的健康水準。然而，當時國家經濟能力還很低，而且大部分盈餘要投資到工業建設以追趕發達國家，所以就能想方設法以最可負擔的方式來提供醫療福利。

於是，為了減輕醫療照護者的短缺問題，毛澤東及中央在五十年代推廣傳統中醫，即便他自己及很多政府要員並不相信中醫（Norkin 2015；鄭丹 2010）。比如五十年代時衛生部的實際掌權者王斌認為，中醫都是「不合格的」，而且是「封建」的，之所以不「打倒他們」，純粹是因為「尚來不及培養大批有科學水準與經驗的新醫生去置換」（鄭丹 2010）。當然，王斌的言論比較極端和直白，而當時政府主流是調和，並最終在「中西醫結合」的口號下創造了⼀個新的中國醫學傳統：中國傳統醫學（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並將它融入醫療體系中（Chakrabarti 2013）。

此外，毛澤東也有政治上，尤其是國族建設上的考慮。他希望出口傳統中醫可以提升與西方的關係。同時，他也希望多運用中醫可以減輕中國對潛在對手蘇聯在醫療設備和西藥上的依賴（Norkin 2015）。更重要的是，他認為中醫可以作為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徵，對外輸出中國影響（Chakrabarti 2013）。

於是，在五六十年代，中國逐漸建立起一套包涵中西醫的全國醫療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是六十年代開始的「赤腳醫生」模式：以傳統中醫及基本的現代醫學技術，「一把草，一根針」地為廣大基層民眾治病療傷（Chakrabarti 2013）。由於公共品提供在國族建設上的重要性（Wimmer 2018），建立覆蓋全國的基層醫療體系也可以看做是重建和加強國族認同的一個步驟（Chakrabarti 2013)，而中醫在其中的角色更加彰顯了其國族主義色彩。所以，中醫的存續是福利國家缺口與國族主義交織的產物。

由此，中醫藥並未在社會主義改造中作為封建舊事物而被廢除，反而因國家加持而在民眾心目中獲得多一層正當性，這為它在後社會主義時期以與國家權力及資本主義結合的形式滲透入民眾的生活、獲取巨額利益鋪好路。

中成藥熱銷：國家主導市場化、選擇式全球化、經濟國族主義

中國七成的藥物銷售額來源於醫院藥房，尤其是原料和技術成本都很低、但可以賣高價的中成藥，形成了「以藥養醫」的模式。

1979年後， 中國經濟走上市場化道路。醫療原來作為公共產品，現在也被商品化，病人逐漸被視為消費者（Moon 2020）。醫療福利演變為醫療產業，而中醫也變成中醫藥——多了的這個藥字突顯了其轉變為可以銷售的本質（Hsu 2009）。

市場化的趨勢在八九後的短暫停頓後被加強了——為了社會穩定和政權合法性，中國政府系統地通過各種政策鼓動國族主義和鼓勵人們追逐財富：強化的市場化實踐導致的醫療健康的不平等與腐敗，有悖於中國的社會主義承諾；於是，國族主義就再次被利用來加強國家的合法性（Moon 2018），大力鼓吹和發展具有「民族性」的中醫藥，尤其是利潤可觀而又似乎合乎（市場）全球化標準，但其實自有其在地發展邏輯的中成藥。事實上，國家主導市場化、選擇式全球化、經濟國族主義是纏繞在中成藥的從倡導、研發到銷售的整個流程中的。

中成藥是一種以中醫原理為指導，利用中草藥為原材料，以類似現代藥物配製成劑，形式標準化地在工廠大規模生產的藥物（Chen et al. 2014)。中成藥在改革開放前就有，但只有在近年才發展迅速，首先與中國的國家主導市場化與全球化之間的互動有關係。

由於經濟開放的主要考慮是政權的存續（以及隨帶的經濟發展），中國在市場化過程中對全球化的接受是很有選擇性和受控的——即便在國際壓力之下，很多規章制度都是遲遲才確立、變通制定，以及粗糙執行（Potter 2003），這在醫藥行業也不例外。中國直到2015年對藥品創新建立的要求本身就與國際標準不一樣，只是要求對國內市場而言是新藥就可以（Li 2019）。而對中藥，更是實行醫藥審批雙軌製，政策中一直對中醫藥有所偏袒。

第一，中藥廠家常常可以繞過臨床試驗，直接生產中成藥。2006年，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發佈了《中藥、天然藥物處方藥說明書內容書寫要求及撰寫指導原則》，其中規定，在中成藥的說明書裡，在不良反應、臨床試驗、藥理毒理等諸多方面都可以用「尚不明確」、「尚無資訊」或「不列此項」等文字替代詳盡闡釋，而2008年發佈的《中藥註冊管理補充規定》則進一步將其合法化為是「遵循中醫藥研究規律」。 但其實，不少中成藥連傳統中醫藥藥理都沒有很好地遵循（Xu and Yang 2009）。於是，很多時候，中成藥的包裝盒裡面的禁忌和不良反應項目裡面都是寫著「尚不明確」，即使這些藥物可能已經上市多年（趙新宇 2013）。

第二，即便有實驗，也常常有造假或宣傳時有誤導嫌疑。比如藥企利用上述對連花清瘟的研究（Hu et al. 2020）和相關背書就誇大了其效果，而遭到其他科學家批評。

第三，在銷售階段，政策還給予中成藥以市場保護。中國至今經歷的30多次藥品價格下調政策中，中成藥要麼不降價，要麼價格下降幅度極少、遠低於西藥，更有甚者會易裝為其他藥品以高價留在市場上——2011年，70%中成藥的價格都有上漲（艾美仕市場調研諮詢公司 2013）。這樣，人們在市場上買到的中成藥價格越來越高。

中成藥還常常通過醫院出售。由於規章的鬆懈，中國每年都誕生和生產大量的成分、療效重複的「新」中成藥。為了與相似的中成藥競爭，生產商還將藥品利潤以回扣方式給醫生、醫院、銷售代表等，而中國醫生固定收入不高，這大大激勵了醫生開中成藥的積極性——70%的中成藥是由西醫開的（趙新宇 2013）。中國醫療費用的45%花在藥品上，大大超過其他國家的平均水準（Moon 2018）, 而中國七成的藥物銷售額是來源於醫院藥房（Swanson 1994; Moon 2018），尤其是原料和技術成本都很低、但可以賣高價的中成藥（趙新宇 2013），形成了「以藥養醫」的模式。

最後，藥商常常與地方政府有利益關聯（Moon 2018），保護著質量成疑的中成藥。這種政商關係在鴻茅藥酒事件中顯示得最為明顯。2018年，廣州一位醫生因為在網上發表質疑鴻茅藥酒效果的帖文，而遭到鴻茅藥業所在地內蒙古涼城縣警方的跨省追捕，全國震動。涼城縣地方政府之所以會如此行動，是因為鴻茅藥業在地方經濟中的地位舉足輕重：涼城縣在2016年的公共財政預算是4.08億元，而鴻茅藥業2017年給涼城縣所繳納的稅收就有2.7億元。因此，即便近年來鴻茅藥酒及其廣告曾被很多（內蒙以外的）省市級食藥監部門通報違法，在地方政府的保護下，鴻茅藥酒依然屹立不倒。

在這種情況下，中成藥用藥安全事件頻發，中國相關醫藥部門每年收到關於中醫藥的不良反應的報告也有230,000宗（Cyranoski 2018），但其市場依然高歌猛進。

中成藥的「一帶一路」

中成藥的市場不僅限於國內，也在向國外擴張，尤其是在2013年習近平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Cyranoski 2018）。2016年底，中國政府發佈《中醫藥一帶一路發展規劃（2016—2020年）》，將中醫藥作為擴大中國軟實力策略的一部分，並進一步推進中醫藥的全球化（Collins 2020；安江 2018）。

過去幾年，中醫藥在全球市場份額達到500億美元（Cyranoski 2018）。在這個背景下，中成藥就這樣夾雜著國族主義與官商利益，跟隨著一帶一路走向全球各地。連花清瘟的生產商以嶺藥業2020年上半年在國外地區的營收比去年同期上漲了20倍，而這些大多集中在中低收入國家。就這樣，在國族主義和經濟發展的雙重驅動下，中國首先通過對全球化的在地適應（重新定義什麼是創新、藥品監督雙軌製），然後又以此適應全球化的產品（中成藥），以全球化的管道出口到更加「邊緣」的國家。

連花清瘟在各地被推廣治療COVID-19，是中國推廣中醫藥的一個縮影，有其政治經濟根源。首先，中國歷史上福利供應能力與社會主義承諾的不匹配，導致政府即使在社會主義時期也支持中藥，為其在後社會主義時期的發展和演變鋪平道路；其次，在後社會主義時期，國家主導市場化、選擇式全球化與經濟國族主義的交織，催生出效果成疑但利潤豐厚的中成藥產業； 最後，中國以一帶一路深度參與全球化、加強軟實力而擴大輸出中醫藥，而因疫情大賣的連花清瘟，就是一個典型實例。

（許珈綸，社會學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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