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當台灣政府背書蔣經國七海園區：一場關於「反共」的價值真空

「這裡是一座上演記憶的劇場。那些我們對經國先生的記憶、我們對台灣的記憶、我們對國家的記憶，都將在這裡演出並被追溯。」——經國七海文化園區 開幕影片結語

2022年1月22日，位在台北市北安路，蔣經國於總統任期內度過生前最後19年的七海寓所，改以「經國七海文化園區」為名（以下簡稱七海園區），標示全台首座總統圖書館，收藏並展示蔣經國生前相關文獻，正式開幕。

這不是台灣第一個公開紀念蔣經國的空間，卻是台灣完成三次政黨輪替，並在2018年正式推動、設置轉型正義促進委員會之後，第一個由政府協力推動落成，以威權時代國家領導人之名的紀念園區。

在台灣政治光譜分佈看來，此舉似乎明顯違背蔡政府上任初期表達「將會盡一切可能去還原歷史真相，追求和解」的承諾。基於職責，在蔡英文上台後才成立的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在開幕前夕對此空間的落成與命名開了第一槍。促轉會認為，七海園區屬於「命名空間」類的威權象徵，建議權管單位臺北市政府應予改名或其他配套處置，並檢討相關文資指定理由。

七海園區開幕當日，蔡英文正式出席並正面評價蔣經國部分生平事蹟，也挑起台灣史學界與社會學界公開批判，執政黨內也不乏鄒論。這弔詭又衝突的畫面，尖銳地凸顯出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與記憶工程上的深層挑戰。

此外，七海園區開幕當日，蔡英文正式出席並正面評價蔣經國部分生平事蹟，也挑起台灣史學界與社會學界公開批判，執政黨內也不乏鄒論。加上今年是台灣的地方選舉年，有呼聲要選市長的、選總統的、國民黨往昔政權的面孔，與民進黨籍現任總統共處一室，為紀念蔣經國而共同剪綵。這弔詭又衝突的畫面，尖銳地凸顯出台灣社會在轉型正義與記憶工程上的深層挑戰：究竟，我們該如何定義蔣經國？

這項挑戰形成這篇文章的主要課題：當轉型正義與和解工程仍在半路上，我們究竟該怎麼看待蔣經國，以及，我們該怎麼共同面對蔣經國對台灣留下的遺產？

第一層遺產：威權加害者

如果讀者還有印象，蔡英文在2016年就任中華民國總統之際，曾以「有了真相，才能真正和解」為後續台灣重大和解工程寫下註腳：「轉型正義」將成為台灣這個國家邁向和解之路的主要技術。

因此，蔡英文政府設置促轉會後，率先鎖定解開台灣長年追溯真相的困難：充滿政治壓迫受害者，卻遍尋不著一個加害者。藉由檔案清查、調研與分析，促轉會逐步建立加害者資料庫，其不在於司法層次上面對罪的審判；而是在於真相的揭露、確認「體制化加害」的歷史過程。

在促轉會大量清查檔案的過程中，整理出《軍事審判與政治案件偵辦之機關決策首長與官員名單》，主張這份名單當時佔據的職位涉及政治案件偵辦、審判與維持整體軍事審判體制運作，名單上的這群人應至少負起政治與歷史責任。

這份真相構成了蔣經國的第一份遺產：威權體制中的主要加害者。

自國民政府遷台前夕，蔣經國開始擔任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與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主任，並於1952年接任特種黨務部門工作；1954年接手救國團海外青年部門營主任；1958年擔任中央心理作戰指導會報召集人、常務委員；1965年接任國防部長；1972年接任行政院院長，並在蔣介石1975年過世後接任黨中央委員會主席兼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成為國民黨最高領導人，最終於1978年5月接任中華民國總統，直到1988年1月離世。

蔣經國的「臺灣經驗」凸顯出他個人不僅身為威權體制的成員，更是過去台灣長達40年間政治壓迫的核心要角。

事實上，蔣經國並非僅僅繼承了其父蔣介石在臺灣的治理版圖；從國府政府遷台，他便是蔣介石鞏固政權的「密切協力者」。根據促轉會於2021年發表的轉型正義資料庫，已知政治案件受裁判達13,268人次，其中1,153人遭判處死刑，蔣介石更親自介入當中970人的死刑審判，這過程中，蔣經國都在那個迫害的現場。白色恐怖加害者明確成為他在台灣最鮮明的一張臉孔。

可疑的面孔：民主化推手

然而，蔣經國「看似」同時留下另一份遺產：推動民主化與經濟發展的推手。

蔣經國自1972年上任行政院長後，積極推動台灣內部經濟發展，最廣為人知的便是於1974年至1979年的十大建設，包含桃園中正機場、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廠、中鋼、中船、蘇澳港等交通、能源與產業政策建設。最終，在1987年7月15日，蔣經國在過世前半年正式宣佈台灣解除戒嚴令。

確實，蔣經國頒布解嚴為台灣帶來報社解禁，並有效推動恢復人民結社自由。然而，台灣社會並未因此從「戰爭狀態」中脫身。事實上，解嚴後的台灣仍受限於1948年國共內戰時期頒布，隸屬憲法附屬條款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一直到1991年5月1日，時任總統李登輝正式解除該條款，台灣才在法理體制上正式結束戰爭狀態。

換句話說，在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的框架之下，台灣並未因解嚴而停止內部戰爭狀態。一旦被視為國家或政權的敵人，其基本的憲法人權仍舊不受保障。政治壓迫並未全面從台灣社會中退場。

當1950年代台灣社會中的地下黨勢力在白色恐怖初期遭遇大規模鎮壓後，國民黨政權並未鬆開對台灣社會的壓制。敵人的臉孔不再僅限於紅色地下黨，只要對國民黨政權有所威脅者，都是「國家的敵人」，都是「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潛在絆腳石。

一直到卸任之前，蔣經國從未實質放棄其對威權治理的依賴。也因此在過世之後，台灣社會仍持續見證以民主與自由之名的抗爭與鎮壓：1989年鄭南榕自焚死亡後受到嚴重的言論壓制與抹黑，1990年野百合學運的爆發，以及在那數年間的農民運動、二二八平反運動。

選擇性讀取，歷史的隱身

因此，把1978年後的蔣經國視為同時為台灣帶來「現代化」與「民主化」的國家領導人是可議的。我們可以想像一個畫面，身處七海寓所的蔣經國一隻手在面對美國斷交、中共崛起、石油危機的壓力之下，積極投入台灣的民生經濟基礎建設；但另一方面，他並未實質鬆開對社會反抗勢力的鎮壓。美麗島事件、陳文成命案、江南案等大規模政治迫害案件仍持續發生。

關乎「蔣經國推動台灣民主化」其實是一個假命題。事實上，實質挑戰威權，並持續滾動台灣民主化前進的是自1945年起，身處「國民黨政權」對面，仍前仆後繼地持續挑戰其壓迫正當性的台灣社會。如同蔡英文當日在開幕現場講的那句話：「民主不是被施予的恩惠。」相反的，民主完全是台灣社會通過政治運動與抗爭，一次又一次在國民黨政權下的犧牲與角力，逐步內化成台灣的政治運作原則。是80年代下的農運、工運、鄭南榕的自焚、詹益樺的犧牲、學運，以及持續發生的政治逮補事件，成就了台灣的民主化道路。

關於蔣經國是如何與威權體制共舞，甚至領導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權為台灣政治環境帶來結構性的腐敗與貪婪的真相，全都諷刺地隱沒在主流敘事之外。

台灣民主化之路從不寧靜，也不順遂。關於蔣經國身為加害者與現代化推手的臉孔，各自被台灣社會中不同社群所記憶、捍衛與挑戰。於是，以「民主化貢獻」之名紀念蔣經國遲來的解嚴與有限改革，事實上是對白色恐怖真相的掩蔽：加害者本身難以追究加害者，同時，加害者本身仍然難以割捨對其威權體制的依賴。

問題是，當七海園區開幕現場記憶著蔣經國的克勤克儉、勤奮工作、致力建設台灣之際，關於蔣經國是如何與威權體制共舞，甚至領導恐怖政治近40年，以及其政權為台灣政治環境帶來結構性的腐敗與貪婪的真相，全都諷刺地隱沒在主流敘事之外。

而這個畫面，吊詭地出現在當年的反對黨政府執政的時空裏。

反共：「去政治化」的記憶

「反共」，是貫穿這詭譎波瀾的關鍵詞之一。蔣經國留下的「反共遺產」在30年後成為台灣社會最重要的旗幟。今年蔣經國逝世週年之際，退輔會發表新聞稿，再次強調紀念蔣經國路線就是捍衛「反共、革新、保台」。蔡英文也在園區開幕式上肯定蔣經國「反共、保台」。有學者批評，「彼時的反共是假議題，現在的反共是真議題」，這話可能只說了一半——在歷史上，二者都是真議題，問題在於，為何會變成如今的「共識」？

這凸顯的台灣社會詮釋蔣經國常見的謬誤之一，是除了誤把蔣經國在台灣的「現代化」貢獻成為對其在「民主化」工作的基礎之外，更常見的視角是將蔣經國從其威權體制中分離，去脈絡化地審視其人其事。

「大家看不到的是，寓所深夜，一燈如豆下，強撐病體，為國家熬盡心血的老人，七海寓所見證了許多驚濤駭浪的場面，卻也見證了掌舵者處變不驚的能力。」—— 蔣友松，2022年1月22日

這類「民胞物與、淡泊靜穆」的人物描繪，形成包含蔣基會董事長錢復、台北市長柯文哲，與當日國民黨各大要角對蔣經國持正面評價的核心。然而，如上文反覆強調的，在這段話下包裹的是對真相的隱而未揭；甚至，是企圖對蔣經國個人歷史定位進行去政治化工程。

更重要的是，自蔣經國年代之後，兩岸議題一直都是台灣政治板塊變動的動能與熱區，滾動一次又一次的選舉議題與熱度。特別是在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台灣主體意識的快速成長使得這股集體情感需要找到一個實質的「對手」作為動員的基礎。「共產中國」理所當然在這段政治動員過程中取得實質對手的戰鬥位置。

於是，「反中」與「反共」逐步擴張成為台灣社會的集體共識。直白地說，反共形成台灣社會共同的政治需求。

於是，「反中」與「反共」逐步擴張成為台灣社會的集體共識。直白地說，反共形成台灣社會共同的政治需求。因此，當蔡英文在七海園區開幕儀式上公開正面評價蔣經國的反共立場，蔣經國的歷史定位發生了鬆動：他先是弔詭地在過去30年間，隱去恐怖治理的外衣，僅以克勤克儉、樸實無華，為了台灣的前途而奮鬥的形象現身，下一刻卻變身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反共」的精神領袖。

對泛綠支持者而言，最不堪的部份不僅是蔡英文也在無形中踏上成為蔣經國路線的接班梯隊；曾是美麗島案件辯護律師的蘇貞昌，亦同時手持蔣經國的招魂幡，藉由嘲弄國民黨此時的媚共是如何的不堪。然而，蔡英文口中的「反共」，是立足在「台灣作為唯一主體」為前提的政治主張；而蔣經國的「反共」則是以統一中國為目標的「內戰語言」。這是對台灣泛綠支持者最不堪的根源。同樣的詞彙，卻在不同的時空與意涵之下，藉由七海園區的落成連成一線。

2022年的民進黨政府彷彿穿越時空，向1970年代的國民黨政權，接下國家認同的棒子。

精神錯亂的「共同體感」

蔡英文與蘇貞昌對蔣經國的定位，反映出台灣整體社會的共同體感立足在集體政治需求下的精神錯亂，陷入價值真空的困境。面對中共實質威脅下延伸出的政治需求，蔣經國不是威權的代言人，也不是近乎台灣歷史半世紀政治壓迫的掌舵者，他是中華民國在臺灣得以延續的精神領袖與神主牌。

最令人感到危險的是，包含蔡英文與柯文哲在內非國民黨籍人物的發言都在無形中忽視、罔顧蔣經國的反共旗幟是插在台灣社會的鮮血與犧牲之上，極其冒險地間接正當化蔣經國政權在「反共」基礎上的種種不正義作為。

最令人感到危險的是，包含蔡英文與柯文哲在內非國民黨籍人物的發言都在無形中忽視、罔顧蔣經國的反共旗幟是插在台灣社會的鮮血與犧牲之上，極其冒險地間接正當化蔣經國政權在「反共」基礎上的種種不正義作為。這項重大的危機，逼使促轉會緊急發文函台北市政府，建議思考其在以「歷史和解」與「勇於面對真相」為前提，重新其園區以蔣經國之名命名的適宜性。

然而，臺北市政府以「過分強調政治正確或添加過多價值判斷與詮釋，反而是對歷史的干擾」為由，嘗試沖淡七海園區本身的政治性與爭議性，並強調其「文化地景」的去政治化角色。

我們應當期待，從身為前總統官邸、威權核心場景的七海園區官方網頁介紹，蔣經國圖書館做為紀錄一個總統如何統治台灣的資料庫，不論是經濟謀略、民生建設、甚至是威權壓迫，事涉「國民黨政權中的蔣經國」的部分，都被納入館藏與展示視角。然而，從網頁介紹下的展覽框架，可以推想出，七海園區不僅難以完整呈現「蔣經國在台灣」的多重面向，甚至極有可能轉而協助蔣經國從「威權掌舵者」與「加害系統核心成員」的身份中脫身，導致台灣持續陷入記憶的斷裂與真相的破碎困境。

立足真相的和解之路：從解嚴七海文化園區做起

無可諱言，轉型正義終究是政治的。它必須在政治實境中操作，並深受政治局勢牽動。七海園區作為蔣經國以「反共、保台、革新」之名的權力核心場域，這個空間必須承載的歷史任務不僅僅是揭露蔣經國夫婦生活上的吉光片羽與私人場景。關乎前文提及的那些政治案件，蔣經國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掌舵的威權體制，都應該在此圖書館中完整展示。台灣社會必須承認，在整體史料仍舊掌握不夠全面的前提下，我們對蔣經國始終了解的太少，卻急於以偏頗的言論對其蓋棺論定。

如無意外，促轉會將於今年五月正式卸任。理想上，轉型正義不再僅是促轉會的核心任務，而應該是整體國家體制從中央到地方，以及台灣社會的共同推動。在真相未全面揭露與完整呈現之前，任何向蔣經國的「反共遺產」、「現代化遺產」，甚至是「樸實無華、愛國愛民」的人格提款，是對曾在其政權底下囚禁、受迫、甚至喪命的台灣人民再一次的壓迫。

直面過往不堪真相的揭露與積累是一個國家確立核心價值的基礎工程。嚴肅的是，未有系統性保留的記憶活不過三代。

台灣的轉型正義並未真正走上司法追訴審判一途。在以和解為名的轉型正義工程之中，我們追求的是讓每一種政治身份找到安身立命的可能，讓每一條記憶軸線都有被挑戰與對話的空間。在每一年的228與白色恐怖紀念時刻，我們終究還是得面對，關於「我們究竟是如何自那段扭曲的日子倖存下來，以及我們可以如何避免悲劇再次發生？」的提問，是否已經找到了答案。

直面過往不堪真相的揭露與積累是一個國家確立核心價值的基礎工程。嚴肅的是，未有系統性保留的記憶活不過三代。如何不讓七海園區的落成成為「蔣經國在台灣」的蓋棺論定，以七海文化園區為起點，全面解嚴全國威權實體空間，成為中央與地方政府此刻的共同任務。我們應與促轉會共同合作，落實園區展示內容須兼顧真相的全面揭露，並公開其政權與治理的不正義史實與面向。

轉型正義的核心任務並不在於對蔣經國與其加害系統人格的勾勒，而是探究他在生活台灣近40年間，以威權體制成員身份的所有作為，從國家監控到經濟發展，全面呈現。在真相未全面公開、對話仍未發生之前，任何對「政治人物蔣經國」的公開緬懷，都是對台灣邁向健全國家之路的再一次撕裂。

當真相仍在他方，我們便無法踏上和解之路。

（蕭伶伃，英國劍橋大學社會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