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工人列傳

1. 傷與殘

打工仔的傷痕，是從眼睛到腳板、從外到內的耗損。

救生員在沙灘和泳池工作，分早晚更，有時巡邏地面，有時坐在高台。從早到晚一眼關七，留意泳客遇溺；他們的工作依賴眼睛，又受長年陽光照射，年紀大容易有青光眼。58歲的郭紹傑說眼睛有點花，呼吸系統也不太好，因為泳池滿是氯水與化學物，「熱空氣上升時化學物也一起上升，聞得到氣味。」

幾乎每個工人都提到自己的一雙手。鍾碧梅在尖沙咀的商廈做兼職清潔工，通常做兩更。清早出門做早更，3個小時後，中午買菜回家，照料細路餐食，下午再出門返工兩小時，傍晚就能回家。

日常清潔工作繁瑣也煩悶，許多是體力勞動。鍾碧梅覺得吸塵是最勞累的，她舉起手臂在空中比劃了一下機器的大小，又演示手執機器的動作，提醒我們要斜斜地向前推，「重，一路萬幾呎，吸曬都好多塵，做到手都彎彎曲曲。」由於長期維持抓握的姿勢，她的左手手指歪歪扭扭的，手指朝左彎曲，褶皺的皮膚包裹着腫大的關節。

58歲的謝鳳英，雙手長年浸泡在漂白水裏，泡爛了。工作時需要兩層手套，先用勞工手套打底，再套上黑色膠手套。儘管做盡了防護措施，謝鳳英去看皮膚科，醫生還是着她不要再做。

對女性來說，拉水喉是另一項挑戰，若沒有電梯，就得托着沉重的水喉爬上爬下。學校工作一般八小時，但往往總得加班。一日下來，謝鳳英積攢一身疲累，回到家腦袋空空，什麼也不想做，只想癱在床上。

需要聘人清潔的，還有家居住處。家務助理的工作有以週或月為單位的常規清潔，亦有全年一次的深度清潔。單是廚房，就要拆下油煙機的濾網，噴上清潔劑浸泡，清理大大小小的櫥櫃、灶台、廚具、座頭；如果積攢了厚厚的油漬，要刮要剷，一輪工作做下來大概需要3小時；清潔廁所花1個多小時，剩下的時間用來抹窗。

抹窗是危險工作，強調伸手不伸頭，年近60歲的張燕歡習慣帶上伸縮棍，用來擦高處的灰塵。

有限的時間中，若然任務繁重，家務助理們也只得「搏命做」，忙得連一口水也喝不上。他們全程站立，又總得仰着頭、伸長胳膊，手肘、腰部、頸部受壓勞損。長期浸泡在充斥清潔劑氣味和佈滿灰塵的環境中，氣管、眼睛也會受到損害。張燕歡工作必備口罩、眼罩、頭套、手套，「不保護好自己好快就玩完。」

60多歲的紮鐵工人黃惠民有從不離身的鉤仔，那彷彿是他的第三隻手。由於長年維持相同動作，他的中指變了形，伸不直。

在地盤開工，他們有四樣基本裝備：安全帽、鉤仔、量尺、安全鞋。在瀰漫灰塵的隧道開工，普通醫用口罩是不足夠的，就算戴上豬嘴和能封邊的眼罩，仍有機會患上肺塵病。紮鐵工人離不開腰骨疼痛、手腳勞損，黃惠民的手肘和膝蓋長了骨刺，季節轉變時總是渾身疼痛。

有長期的勞損，也有意外的死和傷。

離開航空業後，41歲的施安娜仍然打扮優雅，穿絲質襯衣、深色西裝外套、高跟鞋。空勤人員看來好整以暇，她說他們是千手觀音，「關上機門什麼都是自己處理，乘客expect你什麼都做到。」

起飛之前，施安娜要在公司預備航班資料，與同事互相認識，上機後把握時間檢查儀器、飯餐，疊好報紙。乘客登機後，「枕頭、墊，做安全示範，檢查安全帶。去餐、飲品、雪糕。接着收餐，看能不能去洗手間、吃吃東西，又要降落了。」她一口氣把一天的工作說完，「10小時完全沒有停頓，還要賣免稅品。」

餐車是他們的戰友，「要學習跟餐車跳舞，」施安娜說。空勤人員每天與大型器械共處，因為行程緊張，急忙起來很容易發生意外，她剛入行時就因泊餐車不慎夾爆了指甲。更嚴重的是當遇上氣流，曾經有空勤人員被飛機的猛烈搖動拋高，撞裂了盆骨。她亦處理過一個工傷個案，同事被過早關上的油壓機門削走了部分手指公，當刻遍地都是血，手指亦告永久傷殘。

他至今仍忙著申請法援，惟追究責任的過程很漫長。施安娜每次見他，他都會用其餘的手指包裹手指公，「下意識慣了要保護手部。他很年輕，20多歲，這樣就一輩子了。」

在香港國際貨櫃碼頭，貨櫃重量以噸數計。貨船泊岸後，人們在葵涌碼頭分工合作：橋邊理貨員、抓結工人、機手、內運車司機、驗櫃員。人稱「白頭陳」的陳欽和是橋邊理貨員，俗稱「揸紙」，負責分配貨櫃到對應的碼頭位置。貨櫃行走海上需靠連接器固定，陳欽和負責安裝和卸除，最高峰時一天要安裝200個20磅重的連接器。一次意外，他的手指夾在入邊爆開，縫了三針，自此有一道永久的摺痕，無法再伸直。

工人工時從12小時到24小時不等，有些人為賺錢會接更多更分，但容易過勞。九十年代，香港貨櫃碼頭是全球貨櫃吞吐量冠軍，工人一天人工有1465港元，「當年來說，以這樣的收入，你在其他行業找不到。」他說，「金融中心背後就是血汗工廠。」

「點解這一行高危？全部都是鐵，一出意外就好大件事。」一個跟陳欽和合作的抓結員，從船上濕滑的鐵樓梯失足墜地，撞傷後腦過世。抓結員俗稱「水上姑爺」，負責爬來爬去固定貨櫃；同時間，櫃在他們頭頂不斷飛過，一旦操作有誤，便是一條人命。

在飛機和貨櫃面前，人縮得很小很小。每天目睹生與死的醫護們，或最能理解這種渺小。

27歲的陳國誠說，對醫護新手最大的挑戰，來自心理層面。第一年是一個坎，與學校不同，醫院湧來的高壓工作量是實戰，會讓人動辭職的念頭。儘管在學校學過急救，但練習對象的始終是假人，「所有東西爭分奪秒都要想，」他說，「去到一些位，腦中就會一片空白。」

面對死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開始，面對急救失敗的情況，陳國誠心中難免有鬱結。有時候急救結束，要馬上投入接下來的工作，例如給其他病人派藥、收新症，在高壓的工作下，容不得他想太多。只有在吃飯休息，才有時間消化情緒，有時甚至回到家中也會想起某位死逝的病人。

陳國誠也會思考，「救得起」對病人而言或許未必是「好事」。急救做得多了，他發現自己能更客觀地看待死亡，「盡力而為吧。會想那次急救過程有沒有做得不夠的地方。大家都盡力了，救不起都沒辦法了。」但他形容，這種心態的轉變，或許是種「異化」。

2. 大聲公

工作改變了工人那麼多，他們也想嘗試改善自己的待遇，哪怕只有一點點。從九十年代到2020年，他們都拿起過大聲公（擴音器），在街上、在公司外、在立法會抗議。

謝鳳英踏入工會，始於一次工潮。當時她在商場做外判清潔工，公司總是拖糧，謝鳳英找上職工盟尋求幫助。商場經理見狀，私下對她說「唔好搞事啦。」但她認為，商場雖然外判清潔工作，但有責任監管出糧問題。外判公司得知工會有所行動，便很快出糧，解決問題。工潮過後，她決定加入工會。

除了拖糧，清潔工人也常面對長期服務金、強積金的問題。「無論為自己，還是工人、同事，都應該爭取你應得的權益。」謝鳳英說，許多清潔工人本身教育程度較低，不認識勞工法例，只懂得簽名，甚至都不知道簽了離職信就不能追討人工。「為什麼加入工會，就是想了解勞工條例，不想被人騙。如果有同事需要就可以幫他們。」

後來她在中學做外判清潔工人，每星期工作六天，工作時段為早上7時半至4時半，但工友們經常要做到傍晚6點後。「做嘢（學校）係識叫我做喔，（談到加班費就話）你同外判公司傾返囉。」多付出了勞力，公司卻拒絕支付加班費用。謝鳳英說，當時四個同事做五個人的工作，公司吃掉一個人力的費用。

更核心的問題或許是僱主的態度。她在學校做清潔工時，花了兩小時清潔廁所，只休息了三分鐘，就遇上副校長巡查，對方責罵她：「請你來工作，不是叫你來休息」。

張燕歡很坦誠，她在2006年加入工會的原因，其實和工運沒什麼關係，更多是為了有工開。後來，工友告訴她家務助理這個名稱的演化，讓她意識到想為這份職業爭取尊嚴和權益——家務助理以前被稱為妹仔、媽姐（馬姐），被視為低微、不起眼，和專業扯不上關係，屋企窮便賣小孩當妹仔，「打死一份工」。後來，他們被叫做鐘點工、家務助理，人們才意識到這是一項專業技能。

以前家務助理是不被保障的職業，僱主不買勞工保險的情況很常見，職安健保障也被忽略。鍾碧梅除了清潔工的工作，也做家務助理。2005年曾有家務助理工作時扭傷，僱主拒絕上報勞工保險。《僱員補償條例》規定，所有僱主必須為僱員投購工傷補償保險（俗稱勞工保險），不論僱員屬合約工、全職、兼職或散工。

高昂的醫藥費壓垮了這位工友，她最終跳樓身亡。時隔多年，鍾碧梅回憶起這件事依然神傷。加入香港家務助理總工會後，她與工人一起爭取職安健保障，向勞工處抗議，要求政府教育僱主。張燕歡也慢慢學習去改變「百無」（沒有任何保障）的狀況，拉過橫幅，去過立法會。改變慢慢發生，現在家務助理有了勞工保險，也能去兩間政府診所，以相對便宜的費用治療職業病。

不過，影響更廣泛的工人訴求，諸如集體談判權、中央僱員補償基金，政府至今仍然未有回應。因為私營保險公司一貫只處理金錢補償，不重視康復治療，很多工會爭取由政府設立中央基金，承擔工傷、職業病的醫療費用和補償。數年來，政府在工傷問題上也缺乏作為，直至2018年的施政報告，才提及要保障工傷僱員和職業病僱員的權益。2019年施政報告則推出3年先導計劃，以個案管理模式為參與者提供私營門診治療服務，不過這只針對建造業工人。

走到2007、2013年，香港爆發了兩次標誌性的工潮。

七十至九十年代的香港，被視為建造業的黃金時期，新市鎮、「玫瑰園計劃」十大工程等接續而來，紮鐵業幾乎人人有工開，1997年日薪高達1200元。不過此後十年情況急轉直下，基建發展減少，每年完工的地盤工程總值連年下滑，地盤工人的日薪隨之下跌。撞上2003年沙士，人工甚至只有97年的一半。

2007年，紮鐵工人面臨拖薪和欠薪，走上街頭爭取加薪和增加休息時間。罷工在8月初發起，歷時36日，是香港戰後為時第二長的罷工行動。黃惠民算是第一批罷工的工人，過去的地區經驗讓他站到前線、成為代表。

紮鐵業團結工會在工潮後成立，黃惠民擔任理事。他有「三不做」原則，「我不會做長工，不會判嘢做，也都不會做蛇頭、散工頭」。原因很簡單，他不希望和資方產生直接的僱傭關係，這樣要為工人爭取權益時，便沒有直接利益關係，不需要顧慮資方層面。不做長工是有代價的，不是日日有工開的生活，收入也變得不穩定。

「這是每個人的取捨了，我放在工會的時間比較長，」黃惠民坦然說道，「出面有些會要開，我都不開工，去開會。這個我不要求別人做，可以要求自己。」

1996年，陳欽和在400多人的罷工現場，看到職工盟李卓人在鐵絲網外跟貨櫃碼頭工人談策略。和黃集團旗下的貨櫃碼頭裏有多個外判營運商，在外判制下，減薪、欠薪、減人手等問題經常出現。陳欽和當時對工運興趣缺缺，但有勞力沒報酬，內心當然不忿。

直至2003年的罷工，負責舉橫額的人臨時退出，陳欽和頂上，他自此愈走愈前。2006年，他參與創立碼頭業職工會，到處接觸同事，但凡工友出事，他就跑去醫院，「遠至深圳我都去。」他說，「你要真正的權益落到工人手上，一定要有自己工人真正組織的工會，不是依靠某一個科文（管工），某個老細在幕後支持，沒用的。」

逐漸，他們從被動抗議轉為主動爭取。人工逐年削減，2007年金融風暴時降至一天1026元，往後起起伏伏，追不到1994年的水平，遑論追上通脹，「（跟公司）共渡時艱，艱了幾年還要艱？」於是，2013年爆發香港戰後最長時間的工潮，工人在碼頭、在長江中心門外抗議40天，要求「追薪」，「不是加人工，是追人工，追當年沒有加過的人工。」今年近70歲的陳欽和說。

今天已從碼頭退下的他點起香煙，說自己是為了兩個去世工友才捱過漫長的罷工——一個因工而亡，一個肺癌而死。當年成功爭取加薪，雖不如工人最初的預期，但其他待遇總算取得一點成果：休息室加了床位和熱水爐，工人不用再睡在廁所門口，冬天不再沖凍水涼，「夜闌人靜，大家睡在床上都會想起，瞓街40日都是值得。」

3. 鉅變

在美國大西洋城，法國餐廳的僱主跟郭紹傑說，「我請你，但你要馬上加入工會才可以來上班。」郭紹傑說，「因為他和工會簽訂好協議，工會的力量是這樣大。他們希望加薪2-3％也會罷工數天，在香港是不可能的。」工會人數多，號召力強，從下而上的組織動員也做得好，罷工水到渠成。年輕的郭紹傑很快熟習了這種文化，回到香港，也視爭取勞權為理所當然。

他喜歡試新事物，回港定居後應徵救生員，一來想儲童軍的拯溺奬章，二來覺得自己可以救人於水中。千禧年間，他發現這一行有不少問題，政府康文署想行外判制，又長期人手短缺，他於是加入當工會理事。2002年，他熟背之前讀遍的泳池歷史，第一次拿起咪高峰與康文署對質，高聲說：「我們不是冗員，不是剩餘人手！」

後來，郭紹傑才知道當時12名理事退下的原因——外判制如箭在弦，他們怕輸在自己手上。

救生員要求的是穩定的職位、收入和尊重，但同事常常會疑惑：「我們去砌，是否一定贏？」歷經抗議、罷工，救生員一次次推翻外判決定、爭取增聘公務員身份的救生員。郭紹傑說，這一行很多水上人，下一代也常父業子承，一次他跟同事聊天有感而發，「你兩個兒子也是做救生員，當年工會罷工抗議外判制，你也不出來。其實不只對你有影響，對你下一代都有影響吧？」

他擔任職工盟副主席時，主力做社會事務，也曾是雨傘運動金鐘佔領區的總糾察。直至2017年，拯溺工會突然指他高調參與社運有違政治中立，永久開除他的會籍，「突然間由副主席變成nothing。」近年，他覺得工會愈來愈少發聲，「我們要爭取脫離技工職系（成立獨立職級），但他們連這樣都不出聲了。」

回望這段日子，他的確有改變社會的成就感，但他又自覺對工運的投入某程度導致他離婚，陷入抑鬱，「或者影響了我給家人的時間。可能過於忙碌。心中有種虧欠。」但他仍說，「人生就是這樣，你當刻覺得應該要做就做。」

近年社運浪潮不斷掀起，工會形態隨之變化，新工會突圍而出。

醫管局員工陣線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中成立，同年12月與其他醫護界新工會舉辦集會，陳國誠身處其中受到觸動，決定加入。社運大浪還未平息，香港一頭扎進席捲全球的新疫症。「職工盟的醫療屬會，我們看到就公共議題發表的不多，或在具體和醫療政策有關時才會發表意見。」醫管局員工陣線的定位有點不同，陳國誠說，他們希望就公共衛生、涉及普羅大眾的生命議題出聲。

2020年頭，香港爆發疫情，醫管局員工陣線毅然採取工業行動，呼籲政府封關，近8000名醫護參與行動，震撼全港。不過，事後工會內部反思，由於時間局促，疫情發展迅猛，組織者對工業行動經驗不足，理事會沒有太多時間籌備、向會員解釋或做後續工作。最後，醫管局也沒有回應封關訴求，醫護們又得專心投入抗疫。

隨着國安法在2020年7月強勢落地，醫管局員工陣線頻頻被左報點名，也被職工會登記局要求交出涉罷工、民主派初選等的資料。國安法後，陳國誠扛起工會副主席的責任。今年初，前主席余慧明因參與初選被拘捕、被控國安法、退出工會。

但是，醫管局員工陣線沒想過要主動解散。他們仍然嘗試就公共議題發聲，維持擺街站、社交平台發布評論短片或撰寫文章的行動。

2010年的一場空勤人員集會上，施安娜第一次拿起咪高峰，抗議公司削減人手，「只是工作，為何去洗手間也沒有時間？食飯也沒有時間？我們吃飯是往嘴倒下去的。」同事喝水不足，常患尿道炎，又不能報工傷。那次之後，她感受到工會爭取跟公司談判，確實改善到很多事情。2014年，她當選工會理事，至2016年成為主席。在地上的日子，她便做工會事務。

港龍航空是她畢業後的第一份工，老闆輾轉換成國泰，但她仍然祈盼做到老。「經歷了轉變，後來鍾意到病都返工，癲的。」她說這樣其實不好，但是「工會很忙，飛反而變了休息時間，在外站過夜，跟同事玩。」

事與願違，在天上飛了17年，她的志業隨時代而中斷。「整定的，其實不是我主動搞事。做主席時遇上『行李門』事件，如果梁振英女兒不留下行李不就沒事了嗎？」2016年，前特首梁振英三女兒梁頌昕，在機場禁區外留下行李，最終安排由地勤人員代將行李送檢，送入禁區。有空勤人員認為有違安檢規定，司法覆核後勝訴。

施安娜說，「但我就變成了搞事份子。」2019年運動期間，身為工會主席的她多次就航空業罷工發聲，因此被左報點名，被登在「亂港搞手」網，也收過許多騷擾來電。

那年，她突然被召回機場，國泰疑因網上發言當場解僱她；後來找新工作，公司也收到一堆投訴。誰想到當年陪朋友到港龍面試，「改變歷史……改變了一生。」跟她一起面試的人，很早已離開香港，港龍去年也停止營運。

在前職工盟辦公室的天台迎着風拍攝，施安娜突然流下眼淚。跟舊同事甫見面，他們仍會很激動地抱住她，勸她離開香港。這是她最珍而重之的，「我不會後悔……我覺得更多人做得更多。」

無法再做空姐和工會都是她的遺憾。她喜歡組織工作，代表同事跟公司談判，得到認同會獲得很大成就感。「我不是說自己很叻做工會，但有些人對工會有個盼望。沒法做了，很可惜。」她笑了起來，「最諷刺是爭取到60歲退休，自己都實現不到！」

4. 屋企

訪問這天，張燕歡穿着工會的紫色T恤，衣服已經洗得有些發白。她熟悉每一款工會製作的衣服，上面有不同圖案和顏色。

她用奉獻的心態投入工會工作，做過文書、財政、理事，直到副主席、主席。今年10月，職工盟解散消息傳來，人心惶惶，有的幹事離開，人手瞬間變得緊繃。大大小小的工作朝張燕歡撲來，她要找地方開會，找未來的會址，有的簽名要換人選。

張燕歡說，工會未來的工作會調整方向。一些遲遲未得、合理的勞工權益，例如全民退休保障，在動盪政治環境中似乎得被暫時放下。與2003年沙士時期的光景不同，2020年初香港疫情讓許多工友突然停工，生計頗受影響。她未來想先為工友姊妹爭取開工機會，多做些培訓，裝備個人。她沒想過放棄工會，一條路暫時走不下去，就先做點別的。

對於陳國誠而言，現時能做的，也是照顧好個體。醫管局員工陣線組織起興趣班，會員不定期一起行山、做手工、藍染、製作乾花。他想抵抗完全的絕望，因為這是危險的，會使人變得犬儒、放棄自己，「工會今日嘗試做的東西，與會員的聯繫，行山也好、讀書會也好，偶爾評論醫管局的政策，這些東西是很想同自己講先。」

陳國誠信奉“Living in truth”，「自由越來越少，所謂空間越來越窄，總要相信一些東西可以去做。」

近年黃惠民投身教學，他是紮鐵技能提升課程的導師，課程由建築地盤職工總會和職工盟合作。隨着職工盟解散，旗下的培訓中心也將停止運作。從屋企搭地鐵、換乘巴士，下車後走七八分鐘到培訓中心，這段路黃惠民走了七八年，再熟悉不過。

一回到課室，黃惠民習慣性地換上返工時的著裝，戴上頭盔和手套，腰上繫好毛巾和腰包，隨手拿上鉤仔玩轉。這些年，他教過約20期課程，接觸600多名學生。他陪伴學生成長，也費心改善教學內容和技能。除了基礎的紮鐵技術，他也在意鍛造學生的自信心。課程為大工（熟練技工）考牌設置，大工往往需要看圖紙、帶領團隊，黃惠民會讓學生在眾人面前練習解說能力。培訓中心提供給紮鐵課程的場地逾千呎，可以做紮鐵、釘板等，教室內有大型的紮鐵模型，處處是學生的練習成品。

職工盟或將解散的消息傳來時，黃惠民正在為當時的課程收尾，沒想到那成為短期內的最後一課。2021年公民社會瓦解，已有不少組織解散，職工盟早已處在風雨飄搖的境地。他說自己不太意外，心理準備已經做過了，只想做好自己本份，上好最後一堂課。黃惠民不想放棄課程，但失去場地，加上職工盟解散後經費銳減，工會運作也困難重重。

與黃惠民對話時，你能感受到一種堅固的氣息。時代再怎麼崩壞，他也能擋在眾人面前。「其實做人來說，你可以做得到的，是你的福氣。無論點都好，盡量做好自己先。如果你不先做好自己，你怎麼可以要求別人做得比你好？」有年輕人稱他為自己的偶像，但他想做的是「橋躉」，「我不想做一個偶像，我是一個組織者。組織好的話，我是可以退出的。」

對話之時，我們正坐在課室，身邊環繞着高大、散發着金屬色澤的紮鐵模型，這天天氣清朗，午後光線讓金屬器物顯得不那麼冰冷。「保護你的組織……如果你做不到，怎麼稱為組織者？」講到這裏，回答問題時從不遲疑的聲音中斷了。抬起頭，看到黃惠民突然哭了，起身走出門外。

從車站走到這裏是不是有回家的感覺？「不要想啦。不要叫我回望後面的東西。」他說，「如果不是這樣要遷要拆，不會不捨，因為還有機會重新來過。但是現在好像看不到還有機會。這不單止是拆遷，難聽講句，好似自己仔女死。」

「我其實是一個幾眼淺的人，」記者想遞紙巾給他，他擺了擺手，轉身朝放雜物的桌子走去，拿出一包紙巾。黃惠民笑笑說：「這裏是我的屋企。」

（特別鳴謝鄧建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