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歷史，從1985年戈爾巴喬夫上台到1991年聖誕夜聯盟解體的六年間，蘇聯曾有多次「命運轉折」的機會。而每一次，試圖「挽救」蘇聯的局中人們都走出了更促成瓦解的一步。

第一步是1987年的經濟改革。戈爾巴喬夫上台後先是推行了極為失敗的禁酒運動和反腐敗運動：禁酒運動層層加碼，全蘇聯酒類產量下降過半、損失大筆税收；反腐敗運動撤換了大批官員，腐敗現象卻依然猖獗。1987年，戈氏推出一項新改革，試圖在經濟上「去中心化」和「民主化」，授予加盟共和國更大經濟管理權，讓工人參與管理，擴大企業自主。改革的結果是，企業工資自主性加大，超發工資成為常態，帶來了蘇聯末期最嚴重的經濟問題——「盧布倒掛」，即企業提升工資的水平遠超消費品生產的增長水平，貨幣量相較於產品量大大超發，改革開啟了蘇聯末期經濟崩潰的第一步。

第二步是1989年到1990年之間的政治改革。改革主要是想加強戈爾巴喬夫對國家政治權力的掌控。出於這一目的，戈氏新設置了加入民選成分的最高權力機構「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再為了削弱保守的蘇共黨機器而新設「蘇聯總統」。與此同時，戈氏將最高政治權力和黨分離，從憲法中刪去了蘇共一黨專政的條款。

總統制卻成為戈爾巴喬夫的命門。成為總統後，他無法再將諸多問題歸咎為黨的集體領導與「保守派」的阻撓。總統變成了吸引各方火力的焦點；非民選、由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間接產生的總統職務，令戈氏在民選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面前合法性不足。而通過總統職務架空了蘇共黨機器，變相讓戈氏失去了政治動員力，獨自面對左右兩邊的同時挑戰。

第三步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運動。1989年開始，蘇聯各個加盟共和國陸續發布「主權宣言」，但直到1991年，戈爾巴喬夫都還有多次機會保住蘇聯。比如，1988年是戈爾巴喬夫下令撤換了波羅的海三國長期任職的第一書記，代之以更開明的人選——開明，意味着更同情三國的民族主義訴求。

又比如，在1989年，隨着對蘇聯歷史的「公開化」反思，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訴求愈加明顯，同年的「波羅的海之路」（Baltic Way）人鏈抗議，上百萬人參與，獨立進程加速。從始至終，戈爾巴喬夫都堅持三國不能脱離蘇聯。但他既沒有采取政治手段挽回人心，亦沒有按照強硬派的要求出動武力阻止。1991年1月，立陶宛民族主義派別「薩尤季斯」運動（Sajudis）和親莫斯科派系在街頭對抗，支持獨立但對莫斯科較為温和的政府辭職。混亂局勢給了莫斯科最後一次機會介入。蘇軍開上街頭，造成「一月事件」，14名平民喪生。戈爾巴喬夫這時顯然不再有政治冒險的決心，他下令蘇軍停止攻擊。立陶宛獨立成為定局。

戈爾巴喬夫試圖在1991年3月以全蘇公投和新的聯盟協定挽救蘇聯。在波羅的海三國與亞美尼亞、摩爾多瓦不參與的情況下，超過八成蘇聯選民參與了公投，七成以上支持保留聯盟。戈在1991年7月底和俄羅斯領導人葉利欽、哈薩克領導人納扎爾巴耶夫商定了新的聯盟協定。在這個決定他和蘇聯命運的時間點上，戈爾巴喬夫大概是感到了疲倦之後的放鬆，奔赴黑海度假。留在莫斯科的保守派們隨即發動了「八一九」政變，葬送了戈氏保留蘇聯的最後努力。

1991年8月的「八一九」事件是蘇共黨內試圖「拯救」蘇聯的嘗試，也是對蘇聯命運的最後一擊。新的聯盟協定即將簽署前，數名保守的政治局委員認為協定的新聯盟過於鬆散，等於聯盟將最終瓦解。於是在8月18日，趁戈氏度假不在首都，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和國防部長亞佐夫（Dmitry Yazov）等人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調集軍隊進入莫斯科。但委員會遭遇了葉利欽的挑戰。後者以誓死姿態進入議會，發動群眾上街。葉利欽的「勇武」映襯了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手足無措。副總統亞納耶夫（Gennady Yanayev）回憶稱，此時的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內部搖擺不定，武力進攻議會的議程被擱置。政變最終失敗。當戈爾巴喬夫回到莫斯科的時候，葉利欽已經掌控了局面，蘇聯解體變得不可阻擋。

問題二：戈爾巴喬夫推動了怎樣的改革？

鑑於蘇聯的體制是曾經是「黨控制一切」，那麼就沒有必要將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作「政治」、「經濟」或「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區分。與其說1985年到1991年的蘇聯改革有什麼具體屬性，不如說它主要呈現為徹底和全面的「權力重組」。

在國家機器層面，改革從1989年開始在制度上削弱蘇共的控制。1989年設立的蘇聯人民代表大會加入了民選成分，使得不少地方黨委書記落選而退出政壇，並出現了民選的各加盟共和國蘇維埃，擁有和莫斯科「唱反調」、在政治和經濟上脱鈎的潛力；1990年的總統制改革同時廢除了「黨的領導」，大幅弱化了蘇共對社會經濟和意識形態的掌控力；隨後的俄羅斯總統選舉，讓蘇聯的主體部分出現了一個不歸屬蘇共管理的權力中心——葉利欽的團隊；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的「雙重權力」之爭則最終以戈氏慘敗告終。

令人驚歎的是，戈爾巴喬夫在改革初期推動的「公開性」改革——即放開輿論討論、允許探討歷史尤其是黨史問題、增加出版自由等等——得到了非常徹底的兑現。知識分子的理想主義和討論在蘇聯的最後幾年中井噴般爆發。以至於後來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採訪的1980年代親歷者們對那個年代的知識和政治生活留下了許多美好的浪漫回憶。與其說蘇聯的最後五年是改革年代，不如說，那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力量的釋放與鬆綁過程。

如果說開始還有人指責戈爾巴喬夫的改革「緩慢」或「折衷」的話，到了1990年，已經是戈爾巴喬夫開始跟不上自己改革釋放出的社會力量與政治力量了。值得注意的是，戈氏的改革從來都沒能展現出任何統一規劃和部署、詳細論證和討論的過程。甚至改革的推行方式相當混亂、專斷，帶着濃厚個人色彩。比如，為什麼包括取消蘇共一黨專政地位在內的激進改革能夠推行？這其實非常依賴戈爾巴喬夫對蘇共黨內傳統的利用——總書記的權威、政治局成員的唯唯諾諾，以及黨的官僚們對權力鬥爭的恐懼。

問題三：葉利欽如何推動了蘇聯解體？

如果沒有葉利欽，蘇聯的瓦解一定不會如此迅速。作為俄羅斯聯邦第一任總統，他和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鬥爭大大加速了解體進程。

在1991年的「八一九」政變中，全球都看到了葉利欽的「勇士」形象：他穿着灰色西裝，在最高蘇維埃議會的「白宮」大樓門口跳上戒嚴的蘇軍坦克，背後是打出俄羅斯三色旗幟的市民。葉利欽雙手舞動發表演說，號召人民保衞民主改革：「我們遭遇了右派的反動的反憲法的政變……俄羅斯人民已經做了自己命運的主人！」葉利欽以不怕死的姿態面對「國家緊急狀態委員會」的清場威脅。在這場心理戰中，後者輸掉了全部賭注。

政變給了葉利欽發動群眾的良機。被葉利欽動員上街頭的人群不僅反對政變，還將矛頭指向蘇共本身。8月22日，抗議人群包圍了克格勃總部，拆掉了其創始人捷爾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銅像；23日，在俄羅斯最高蘇維埃，葉利欽當着戈爾巴喬夫的面簽署命令，停止共產黨活動，查封蘇共中央大樓。

葉利欽在1991年民望高企，戈爾巴喬夫則沉入谷底，這是蘇聯改革的一個有趣側面。蘇聯官方「全蘇社會輿論調查中心」（VTsIOM）的「年度人物」評選數據顯示，在改革中期的1988年，支持戈爾巴喬夫的比例達到了55%，葉利欽只有4%；1989年葉利欽達到了16%，戈爾巴喬夫仍有46%。到了1990年，這一情況已經逆轉，葉利欽以32%比19%領先戈氏。1990年9月的民調「作為政治活動家你更喜歡戈爾巴喬夫還是葉利欽？」顯示52%的民眾更青睞葉利欽，戈爾巴喬夫只有21%民眾支持。

這種逆轉反映出蘇聯人對改革的想像日漸激進。而這也恰要「感謝」戈氏的改革。如同葉利欽在其自傳《我的自述》中所說，「是他（戈爾巴喬夫）自己製造和啟動了民主化進程的機制」，讓權力來源從黨機器轉移到了輿論和選舉。

戈爾巴喬夫本人並非選舉好手。終其一生沒有通過普選獲得過任何領導崗位。而直到下台前的1991年，他仍然熱衷於使用總統權威。葉利欽則展現出平民主義乃至民粹主義的氣質——他親近市民和工人，直接批評官僚，甚至在公開場合醉酒失態也讓自己更加和普通人接近。1991年6月的俄羅斯總統選舉中，已經退黨的葉利欽拿到超過58%的選票，蘇共候選人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則只收獲17%支持。

儘管在接任總書記之初戈爾巴喬夫信任葉利欽，甚至提拔他為莫斯科市第一書記以推動反腐敗運動。但隨着民主化改革推行，戈爾巴喬夫越發感到無法控制這個擁有號召力的人物。1987年，葉利欽被解職，調任無關緊要的崗位。他在回憶錄裏寫道，戈爾巴喬夫告訴他：「我不會再讓你搞政治的。」

選舉政治的開啟使戈爾巴喬夫的阻攔不但徒勞無功，反而帶來了強大對手。葉利欽「背叛」了，帶領蘇共內外主張徹底民主化的群體向戈爾巴喬夫極限施壓，令戈爾巴喬夫為了證明自己的改革派身份，不得不「走得更快」，在強烈保守和激進改革之間疲於奔命。葉利欽諷刺說，這是走「折衷」道路的必然下場。但不看政治立場，單就政治風格而言，當葉利欽發現能夠追求自己想要的結果時，他會無視先前的協議與承諾，而單獨以自己的方式解決問題。

蘇聯解體的關鍵一步便是如此。1991年12月8日，葉利欽完全不再理會已經和戈爾巴喬夫達成協議的新聯盟方案，轉而與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領導人在別洛韋日森林（Belovezh Forest）單獨會晤。會議上三方簽署協議，宣告蘇聯「作為地緣政治的現實已不復存在」。當其時，戈爾巴喬夫還在嘗試着修改手上的聯盟草案——這份建立一個新蘇聯的草案，本應在當年早些時候簽署生效。

問題四：戈爾巴喬夫是個怎樣的領導人？

當戈爾巴喬夫在1990年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時候，他在蘇聯的民望已經跌落了。而他在西方的名望如日中天。在1990年底辭職時，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暗示戈爾巴喬夫通過總統制攫取了過多權力。在歐美眼中簡直是「壯士斷腕」的改革者，在許多蘇聯人眼中則有阻礙改革的獨裁傾向。

戈爾巴喬夫的兩張面孔，源於他的個人領導風格。或多或少是這樣的風格，讓他成為「丟掉一個帝國的人」。

無數的回憶錄與歷史記錄都提醒我們，戈爾巴喬夫在施展權力時相當自負，乃至於不願聽取不同意見。美國大使馬特洛克回憶稱戈氏是個「執拗之人」，「一旦認定某條路，他就會堅持到底，而完全排斥其他可能性，並利用所掌握的全部操縱性技巧來獲取某種東西，而對這種東西他本人並不見得有濃厚的興趣。」

現實中，戈氏從頭到尾不斷和自己的左膀右臂鬧翻，先是利加喬夫（Yegor Ligachyov），然後是雷日科夫，再往後是謝瓦爾德納澤。令人困惑的是，他尤其喜歡以傳統蘇共政治模式來培植親信——安排默默無名乃至能力不足的人到重要崗位，這樣這些官員就會對他心存感激，成為他的心腹。

在執政的五年中，戈爾巴喬夫似乎對達成政治妥協和傳統的黨內民主集中制越來越不耐煩。1985年上任後，他陸續撤換了政治局委員，以使得政令能夠更順暢推行。在改革遇到阻力後，他似乎覺得和同事們已經不可能溝通和達成共識，轉而利用總書記權威強行在1990年推行總統制，並同時從憲法中取消蘇共的領導。他失算的是，作為一名共產黨幹部出身的領導人，他高估了自己適應、控制民意和輿論的能力。

在意識形態上，無論他日後作出何種表態，在蘇聯解體的前前後後，戈爾巴喬夫從始至終是社會主義者；儘管他遠非理論家，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論述更是毫不系統。此外，戈氏尤為堅持人道主義。這令他在各種重大歷史節點總是避免流血。美國人認識到，並在1989年的東歐充分利用了這一點。馬特洛克主導的美國大使館曾多次報告華府稱，他們相信戈爾巴喬夫不會鎮壓東歐的政治變局，因為鎮壓會導致他的改革走回頭路，而戈氏不會選擇回頭。

蘇聯末期的改革進程是這樣詭異：戈爾巴喬夫一邊努力加強自己的權力，一邊快速地失去權力。這並不意外。問題不在於政治權力多強，而在於政治權力是如何施展的。戈爾巴喬夫的權力操作，使他的改革和挽救蘇聯的理想徹底失敗，但也多少因為他的個人風格，蘇聯解體和權力過渡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儘管蘇聯解體後的經濟災難和地緣政治困局至今仍是極為血腥和殘酷的。

問題五：蘇聯經濟為何快速崩潰？

蘇聯解體前，市面上的狀況已經反映出了經濟政策的徹底失敗。1990年下半年開始，包括糧油、肉製品罐頭在內的生活消費品都開始憑票限額供應。美國駐蘇聯大使馬特洛克記錄了這一時段的經濟問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試圖引入市場機制，但是改革的執行者如總理雷日科夫並不了解市場規律。他批評蘇聯的主宰者們堅持將國有資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推向他眼中的有效政策——激進的私有化和市場化。

馬氏的觀點代表了從里根到布什時代美國政策制定者和主流經濟學家對蘇聯經濟崩潰的典型理解：蘇聯的計劃經濟僵化、死板，導致消費品不足，最終降低了蘇聯人的生活質量，帶來了嚴重的經濟危機，促成了蘇聯解體。

但蘇聯經濟的崩潰與其說是被計劃經濟拖垮，不如說是直接源於改革和國際國內局勢變化，令原先的計劃經濟體系徹底被破壞。舊體系的崩潰和新體系的付之闕如共同促成了1990年到1991年的經濟大衰退。

戈爾巴喬夫時代並非「只有政治改革，沒有經濟改革」，儘管很多人都會這樣以為。不過，戈氏的經濟改革持續時間不長，且並不連貫。持左派立場的美國經濟學家科茲（David Kotz）將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85年到1986年，這一階段的主題是「加速」，在原有的計劃經濟體系內修補，提高效率改善管理；第二階段是1987年到1989年。這一階段推行了更激進的經濟改革，但仍保留蘇式社會主義經濟系統；第三階段始自1990年，「經濟改革」快速變成了「經濟革命」，體現為全面不保留地引入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廢除計劃經濟模式。

國外估測的數據顯示，蘇聯經濟直到1989年前都有穩定的低速增長，甚至，戈爾巴喬夫的初期改革使得經濟增長有所加快。但這一時段的經濟改革帶來了三個問題。其一是盧布超發、價格「倒掛」，「有錢買不到商品」變得更嚴重；其二是體制改革削弱了原先中央政府提供的固定投資，使生產動能不足；其三是改革中央計劃體系也影響了税收渠道，讓莫斯科的財政能力不斷減弱，赤字不斷加大。

到1990年，莫斯科已經面臨着內外的巨大壓力：在外，東歐的共產主義政權倒台，蘇聯失去了最大的進出口市場；在內，政治改革使得各個加盟共和國擁有經濟路線上的實權。而蘇聯計劃經濟的致命問題是，任何產業鏈都會被拆分到不同的加盟共和國，往往一種產品只會安排其中一個加盟共和國的一家工廠生產。於是政治的去中心化也帶來了產業鏈的瓦解。1990年到1991年間，蘇聯經濟開始萎縮。1990年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4%，1991年則下降13%，每年的固定資產投資也下降25%左右。

緩慢的改革變得難以為繼，激進的經濟革命開始。更市場原教旨的經濟理論鋪墊已經在「公開性」中得到了廣泛認可。但與此同時，蘇聯末期的混亂中，事實上沒有建立任何新的管理體系：葉利欽和戈爾巴喬夫曾經在1990年8月推出了激進的市場化改革——「500日計劃」。戈爾巴喬夫先是支持，隨後明顯有所掙扎並退出了計劃。

這種混亂使得在回溯蘇聯末期的經濟崩潰時，不同立場的人將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有人認為蘇維埃帝國是被計劃經濟拖累了後腿，有人認為它是被市場經濟攪亂了根基。而實際上，在解體前夜，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已經被內外政治動盪帶來的衝擊擊潰，新的體系則沒有任何機會建立。早在葉利欽時代的「休克療法」之前，蘇聯經濟的「休克」就已經降臨了。

問題六：蘇聯的民族矛盾無法調和嗎？

1990年底，62歲的格魯吉亞人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在蘇維埃會議上用帶着格魯吉亞口音的俄語慷慨陳詞，他指控蘇聯的改革已經停滯並走向獨裁，隨即宣布辭去已經擔任了五年的外交部長職務。

同一年，剛滿50歲的哈薩克第一書記努爾蘇丹·納扎爾巴耶夫在莫斯科遭遇了一場小小的挫敗——他本被視為第一任蘇聯副總統的有力人選，但戈爾巴喬夫不知是懼怕他的魅力抑或是要滿足自己的親信，提拔了默默無名的保守派亞納耶夫出任這一職位。一年之後的1991年，納扎爾巴耶夫將再次被提名為蘇聯總理，但在他就任以前，庸碌的亞納耶夫參與的那場八月政變將徹底葬送蘇聯本身。

非俄羅斯族政治人物在蘇聯末期的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舉足輕重，多少反映出蘇聯「民族問題」的複雜一面。這是將蘇聯視為「民族的監獄」的觀點所不能盡信的一面。在《蘇聯解體親歷記》中，美國大使馬特洛克將蘇聯稱為「帝國」，「這個國家一直是採取單一形式進行統治，民族和地方利益並不是考慮問題的原則」。馬特洛克敏鋭地觀察到，蘇聯將各個加盟共和國設置為單獨的「民族國家」，卻並不保護他們的傳統文化和習俗。在每個加盟共和國，人們的生活都「蘇維埃化」了。不過，他沒有看到的是，正是在官方語言和「蘇維埃人」的基礎上，蘇聯在加盟共和國中「設置」了一整套「民族國家」的形式：官方為不同民族安排文化符號和身份標誌，每個加盟共和國都要有「本民族」的文學和藝術。甚至，在成立之初，斯大林還幫助將一些「民族國家」變得更為純粹——比如大規模遷出立陶宛的波蘭人，帶來一個更「立陶宛人」的立陶宛。

將蘇聯的分崩離析歸咎於民族「壓迫」是一種方便解讀。但它無法解釋中亞國家儘管被大量的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遷入「殖民」，卻一直希望保留聯盟直至最後一刻的立場。也無法解釋亞美尼亞因為和阿塞拜疆的領土衝突而醖釀出脱離聯盟的情緒。至少，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蘇聯的民族問題遠沒有達到1990年和1991年的程度。而就算在聯盟瓦解的一刻，民族衝突也並不太發生在俄羅斯人和地方民族之間：在第比利斯，格魯吉亞人抗議阿布哈茲人；在埃裏温，亞美尼亞人抗議阿塞拜疆人；在巴庫，阿塞拜疆對亞美尼亞人義憤填膺；在奧什，吉爾吉斯人和烏茲別克人互相攻擊……

至於波羅的海三國的獨立運動，早在1988年就蠢蠢欲動。對他們來說，加入蘇聯是二戰中蘇聯和納粹德國的秘密條約的產物。而蘇德密約隨着戈爾巴喬夫的「公開化」改革被反覆詰問。波羅的海的「民族問題」，更多是歷史正義問題，針對的是整個蘇聯的體制和斯大林時代就開始的歷史敘事。

戈爾巴喬夫任內對民族問題格外遲鈍，似乎並不認為加盟共和國將最終變成蘇聯的掘墓人。他在剛上任不久的1986年撤換了擔任哈薩克第一書記20年的庫納耶夫（Dinmukhamed Kunaev），導致哈薩克學生抗議，鎮壓中近百人傷亡。1987年開始，亞美尼亞人和阿塞拜疆人圍繞着在阿塞拜疆境內亞美尼亞人聚居的卡拉巴赫區（Nagorno-Karabakh）的歸屬問題產生了激烈衝突，不斷有民眾上街遊行示威，乃至出現了小規模的族群驅逐和仇殺。戈爾巴喬夫除了派軍維穩之外並未以中央身份介入調停。衝突愈發擴大，1990年1月發生在阿塞拜疆巴庫的抗議和騷亂以血腥鎮壓結束。在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情況也是類似。

也許是因為相信自主性能夠解決問題，也許是因為已經焦頭爛額，儘管戈爾巴喬夫一心想要保留聯盟，但除了對加盟共和國下放更多權力之外，他沒有做什麼實際的政治工作以挽救他心中的國家。1991年的新聯盟協議只是試圖規定一個更為鬆弛的，名義上的邦聯，但在其草擬時，並不對莫斯科負責的、由地方選舉的議會已經在實際行使各個加盟共和國的內政權力了。很快，戈爾巴喬夫還能控制的蘇聯國家機器也將在「八一九」政變之後落入葉利欽手中。1991年9月到11月，葉利欽以俄羅斯聯邦的名義宣布中止共產黨在俄羅斯的運作，將蘇聯的部委官僚和黨產全部變為俄羅斯聯邦的行政機器和資產。

就這樣，對蘇聯的最後一擊是由俄羅斯人的「主體民族」意識完成的。在這裏，蘇聯的民族政策最終扮演了「積極」的一面——至少，解體的過程總體是和平的。令人最擔心的大規模族群清洗和仇殺並沒有發生。蘇聯末期的大俄羅斯主義沒有狂熱地訴求俄羅斯帝國的領土，他們甚至只在乎立刻離開這個「壓迫」自己的同盟，以至於他們覺得那些其他的，曾經屬於俄羅斯帝國的民族和他們的土地——以及這一切存在的條件——即一個聯盟國家，是俄羅斯人「解放自己」過程中的負擔。

（感謝龔珏對本文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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