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風物 第58屆金馬獎 香港在金馬

金馬專訪《少年》主創:你是否看到,經過2019的香港,正在重回少年身

自由比一切都重要。我們雖不能在香港放映,但還能面對全世界,你能禁錮我的肉身,但不能禁錮我的靈魂。


《少年》導演任俠。 攝:陳焯煇/端傳媒
《少年》導演任俠。 攝:陳焯煇/端傳媒

「縱使徒勞無功,絕不無疾而終。」

2021年11月15日,香港電影《少年》在台首映。電影放映至尾聲時,大熒幕留下這句話,掌聲方從一片啜泣聲中迸發出來。電影以反修例運動作為背景,講述「和理非」少女yy因抗爭被捕,其後陷入情緒陰霾,決意自盡作為控訴;與此同時,一支營救小隊已自發組成,展開全城搜救行動。《少年》入圍了第58屆金馬獎最佳新導演、最佳剪輯獎,卻因政治緣故而無法在香港公映;導演之一任俠、主演孫君陶(飾演抗爭者阿南)此次來台參與頒獎典禮,也與我們分享《少年》的荊棘歷險,帶來了他們的燦笑、不忿與少年心氣。

《少年》導演任俠及演員孫君陶 。
《少年》導演任俠及演員孫君陶 。攝:陳焯煇/端傳媒

「香港類型片有很長的傳統,我們可否用類型片來拍一個抗爭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說:『我們要冷靜、要退後、要客觀』,但我們更想保留香港電影工業中可貴之處。」

壓力不止來自政治

八十後(七年級)導演任俠,一身黑色長衫褲,儼如飛簷走壁的俠客;零零後(九年級)演員孫君陶則身著白色襯衫,熨燙平整,陽光下甚至有點熠熠發光。「我們平時穿得更隨便的」任俠笑著說,「因為過幾天要去典禮,所以剛才還去弄了頭髮。」

兩個大男孩輕鬆嬉笑,已經有點難以想像,就在遞交金馬獎報名之前,他們仍處於一片慌亂、要不斷「執生」的巨大壓力之中——資源被切斷、演員陸續離場,人人面對無限期的等待;好不容易自己集資再拍,後期製作又遇上合作方無理由終止合約,只好用盡方法「睇餸食飯」(視情形而定)、「揸頸就命」(忍氣吞聲順從逆境)⋯⋯政治因素帶來的重重困難已不言而喻,還有一個亟須面對的大問題,就是來自上一代電影人的制約。

「這是個公開的秘密:一開始,舒琪也參與了這部戲的製作,但他對於創作有不少干預。」導演任俠畢業於香港演藝學院(APA),在他讀書的年代,舒琪正擔任APA院長;而編劇陳力行同時作為影評人,也受舒琪影響很深。身為資深電影人、影評人,舒琪曾拍過八九民運紀錄片《沒有太陽的日子》、也有《虎度門》、《基佬四十》等作品,在香港電影界已經建立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電影教育上亦貢獻頗多。「我以前是很相信舒琪的。坦白說,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對陳力行也是,他甚至說過舒琪曾經就像自己『老豆』一樣,無論是拍戲還是寫影評方面,舒琪都教了他很多東西。」

分歧的開端,在於對整場運動的理解。作為年逾六十的前輩電影人,舒琪對抗爭的了解大都來自於新聞,而年輕一代則多少都親眼目睹過現場,透過親身接觸,知道抗爭者並非一個固定形象,而是各自帶著不同的故事、情緒和狀態。兩代人之間的矛盾由此產生:「舒琪會覺得我們衝動、幼稚,會說『你地咁係唔work既』(你們這樣是行不通的)。他放了很多八九十年代做創作的想法進去,例如將兩個角色設定為保良局的孤兒;又例如住公屋的女主角yy,舒琪設定她不開心的時候會浸浴缸⋯⋯」同樣住過公屋的任俠,臉上堆滿了無奈的笑容,「其實除了『公屋樓王』自己裝修加建浴缸之外,公屋是沒可能有浴缸的,而且浸浴也不會是yy的生活經驗。」

自APA畢業後,任俠師從陳果,接受了幾年魔鬼式訓練,跟拍一整天後回家還要寫十場戲,慢慢習得一套打游擊式的拍戲方法,這也使他開始反思往日在學院裡接受到的那套模式。《少年》成為任俠的實踐場,而他性格強烈,說話直來直往,直接向舒琪的想法提出挑戰,從而造成對方的情緒累積:「我們平時都是當日拍、當日剪,後來舒生漸漸開始隔開我,不讓我參與剪輯,想要自己做決定。於是這部戲好像忽然變成三個導演,大家也不知道聽誰說好,創作氣氛變得很差。」爾後因資金截斷,拍攝、製作停擺,等到第二次開拍,舒琪便未再參與,「我們自由了,丟掉了干預的部分,整個故事線也有所變動。」

《少年》劇照。

《少年》劇照。 圖:預告片截圖

「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天理了,我想我們的戲裡還有天意。雖然知道這樣拍出來一定會有人罵,那就罵吧。我們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

祈求香港尚有天意

最終呈現在觀眾眼前的《少年》,是一部結合了獨立電影、紀錄片、類型片等多種元素的「荷里活結構三幕劇」。電影劇情緊湊,情緒濃烈,作為對反修例運動的即時再現,同樣面對著「是否太過煽情」、「是否不夠克制」等批評聲音。「也曾有人提議我們,可以用更冷靜的角度來呈現,但我們正正不想這樣。」對於電影的重情取向,團隊有著一種執著:「香港類型片有很長的傳統,我們可否用類型片來拍一個抗爭的故事呢?大家常常說:『我們要冷靜、要退後、要客觀』,但我們更想保留香港電影工業中可貴之處。」

席上觀眾深受感動、「看到最後不可能不拭淚」的主要原因之一,也在於每個角色的全情投入,從而呈現出飽滿且曖昧的情感圖譜。電影中充滿張力的一幕:營救小隊三人走入後巷,孫君陶飾演的阿南執意想拯救少女yy,另外兩個少年則早已心繫抗爭現場,想要去救更多手足,於是三人間爆發了爭執。孫君陶回想拍攝當日,團隊剛好經歷被警察截查,驚魂未定後繼續拍攝,其後在他的爆發式演出中,也摻入許多個人情緒:「在劇情裡,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找yy,這和現實中我們無論如何都要拍下去的情緒很相似。我代入情緒,演得很順暢,因為那一刻已經不僅僅是劇情上的追求,而是想著我們就算這樣被人圍、被突然間腰斬,都要繼續拍下去的決心。」

劇本情節與當前現實的共時互動,讓演出更加有血有肉,但對於心思縝密的編導團隊而言,當然提升了不少難度。出於對抗爭運動的尊重,電影中不少細節都幾經斟酌;隨著社會形勢的迅疾變化,團隊常常要關在一起「困獸鬥」,討論劇情走向,也探討更為抽象的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

電影尾聲,少女yy抱著pepe公仔走上天台,鬆手將它拋落後巷;公仔恰好落到了前來營救她的阿南和女友身邊,於是兩人跑上天台,yy的摯友子悅也剛巧抵達⋯⋯任俠設計的這一幕充滿戲劇性巧合,最開始連陳力行也竭力反對。後來兩人坐下來慢慢傾談,才取得共識:「這個地方已經沒有天理了,我想我們的戲裡還有天意。」他微微收細的嗓音,穿透過路旁刺耳的卡車轟鳴:「我們實在沒辦法改變太多事。雖然知道這樣拍出來一定會有人罵,那就罵吧,一套戲而已。我們想要保留那一重精神,被罵也無所謂⋯⋯我真的想要這部戲裡有天意,因為希望還有天意。」

《少年》劇照。

《少年》劇照。圖:預告片截圖

「電影是真的可以改變社會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讓人更多正視社會問題。我仍然相信電影要有社會功能。」

相信電影的社會功能

前後長達兩年的製作過程中,《少年》劇本經歷了好幾次變動。其中有一個版本,團隊想讓整體格局顯得更大一些,便整理了韓國光州事件的版圖;後來又自覺野心太大,回過頭來,仍然著眼於當下的現實處境,「我們決定聚焦在香港,在我們生活的地方。」

反修例運動爆發時,孫君陶尚未滿20歲,社會情勢的劇變觸發了他最直觀的感受:「我們與許多朋友、親人之間分離了,不少人之間的關係也因此開始變得四分五裂,這讓我感到很不公。」而在香港生活多年的任俠,眼見各種社會問題積攢已久,心中的不公進化為憤怒:「這個社會有很多問題,是爛到了骨子裡的程度,但為什麼看到了問題卻不去正視、改進?」

2018年,任俠以《紙皮婆婆》獲金馬創投會議百萬首獎。這部電影的創想是受到堅 · 盧治(Ken Loach)作品《I, Daniel Blake》的啟發,以香港老齡化問題作為背景,講述以撿拾紙皮為生的朱婆屢受執法者刁難、同時面對各種社會問題的苦況,其中就包含了任俠對於香港社會的觀察和反思。「香港老齡化很嚴重,新聞都有報,然而政府的福利制度、醫療系統那麼差,不照顧老人,反而照顧權貴。為什麼香港街上有那麼多八九十歲的阿婆,駝背了還要去撿紙皮?他們不一定窮到無法生活,只是生活在香港,沒有一種安穩的感覺。他們覺得一刻都不能停止工作,因為社會不會保障到他們的生活、甚至生存。」任俠拍電影,常常帶著一種勢不可擋的執著:「我想像《I, Daniel Blake》一樣,為拾荒者和老人發聲:他們老,但都應該要活得有尊嚴。」

2014年雨傘運動前,有人將《孤星淚》中極具代表性的反極權歌曲《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改編為粵語版,一句「試問誰還未發聲」開始傳唱。「電影有一個功能,就是發聲。」任俠舉韓國電影《熔爐》為例,電影講述聾啞學院校長性侵學生事件,喚起社會重新關注2000年初發生於光州仁和聾啞學校的性侵案件,也促使司法制度進行覆查,最終判以刑罰。「電影是真的可以改變社會的,就算不可以,至少可以讓人更多正視社會問題。我仍然相信電影要有社會功能。」

與此同時,電影對社會問題的再現和探討,也不止於對弱勢的關懷。《少年》中的營救小隊,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家庭背景、心理處境——阿南居住在劏房,女友則出身於中產家庭,年紀最小的十五歲少年住在紀律部隊宿舍,車手兄妹則更趨近於最普遍的平民階層⋯⋯比之用一種典型身份來昭示普遍現象,《少年》更關心的是在社會問題當前時,人們的處境和狀態,以及他們作出的選擇。任俠也明言,這樣角色設定其實回應了建制派長期建立的刻板印象,即「出來『搞事』的人都是沒錢、沒前途的一群」:「很多人為此放棄了美好的未來,就像鄒幸彤,原本是一個前途無限的律師,但放棄了一切,只為尋求公義。哪有他們想的那麼簡單?或者是他們假裝想得簡單,簡化了所有事情,所以我們要還原給大家看。雖然現在不讓我們給(香港)人看,那我們就給世界看看。」

《少年》演員孫君陶。

《少年》演員孫君陶。攝:陳焯煇/端傳媒

「基層人物,他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爛gag、又講粗口,如果要關懷他們、又要剔除這些部分,那可能是偽善來的,對不對?哪怕是Ken Loach的電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裡面。」

試以幽默抗極權

儘管《少年》講述的是社運期間驚心動魄的拯救故事,但劇情間穿插了不少港式幽默,亦即「爛gag」。「已經刪走好多啦,最終都保留到幾個。」任俠笑得狡黠,又帶點惋惜。「反諷極權最好的方法就是幽默,就算是當年卓別林反對獨裁者,也是用幽默的方式去表態。雖然不可以一竹竿打死,但我覺得現在香港不少新導演,很多人都沒了幽默感,害怕放入一些幽默的元素,就讓整套戲顯得廉價,尤其是社會寫實題材的電影。」 自雨傘運動起,社運現場出現不少反對「快樂抗爭」的聲音,任俠反感於潔癖的抗爭思想,也將這一原則帶入電影創作之中:「阿城在《閒話閒說》裡寫過,有俗才有雅,不可以一味雅,那是法西斯式的潔癖。不能水清無魚,有時有水草,才是健康的生態。尤其是基層人物,他們的生活中有很多爛gag、又講粗口,如果要關懷他們、又要剔除這些部分,那可能是偽善來的,對不對?哪怕是Ken Loach的電影,也有很多幽默感在裡面。」

任俠將幽默儲放於電影中,與公眾分享;然而私底下,他卻並非十足的樂觀主義者。「好多人都說我樂觀,連我媽都問我,怎麼有那麼多能量去做那麼多事?為什麼明明沒結果的事情,你都願意去做?」轉捩點從2012年反國教開始,一直到雨傘運動期間,任俠常常在反思,為何總看到比自己更年輕的人,站得比自己更前。「有一次跟阿媽飲茶,她說:『我真係愈來愈唔明白你。』我也反問她:『你唔覺得我地咁樣好衰架咩?作為成年人,永遠俾𡃁仔擋係我地前面,咁樣同推佢地去死有咩分別?』(你不覺得我們這樣很壞嗎?作為成年人,永遠讓年輕人擋在我們前面,這樣與推他們去死有什麼分別?)」

外人看到的樂觀與能量,其實是任俠揹在肩上的包袱,也是一種義無反顧:「我已經是一個中年人了,長大不是應該肩負更多責任嗎?為什麼好像愈活愈退縮?我媽是一個成功的生意人,我問她成功之後是否曾回去做以前想做的事情呢?沒有。成功之後,只不過是繼續追逐利益,我不想過這樣的生活。」在一連串自我拷問後,他作出的選擇,是好好面對自己身為中年人的責任:「作為成年人、中年人、大人,應該揹起守護我們家園的責任。我們的成長,就是得到了經驗、累積了資源,為什麼要讓一些本該飛出去的年輕人擋在我們面前?我過不到自己這關。」

《少年》劇照。

《少年》劇照。圖:網上圖片

「有不少年紀更大的同學,常常說我演出的問題在於經歷不夠多,我是很不忿氣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優勝過你們的地方。」

香港重回少年身

於是,他開始行動,從最熟悉的電影開始。

2021年初,任俠與安娜、陳力行等電影人合作,開啟了「豐美股肥」(Phone Made Good Film)計劃,在資源有限的環境下,以智能電話作為最「民主」的工具進行創作。「我最近常說,不要問那麼多意義、那麼多理由,行動本身就是意義。我們想改變香港的電影業,但如何改變呢?資源都集中在一班人手上,但我們有的是一部電話,是創意,是自由,我們有不妥協的態度。」

短時間內,「豐美股肥」先後推出了《9032024》、《一Pair囡》、《於是我安靜了》等作品;同時,他們也活躍於社交平台,時常分享電影評析與心得雜談。「用電話拍電影並不是石破天驚的事,好多人都做過:Dogme 95、Sean Baker當年用三部iphones 5s拍出《Tangerine》……他們當時真的很想拍電影,但那些戲不賣座,得不到太多的投資,於是就用iphone拍。這些獨立精神,很多時候都影響著我們。」

經歷了跌跌闖闖、懷疑與困阻,任俠意識到了根深蒂固的問題所在,也與同伴們嘗試尋找出路:「為什麼香港人總是說等賺到錢就可以做自己喜歡的事情?當你學乖了,妥協了,就無法回頭了。華人社會一直都存在這樣的價值觀:先放下自己,融入遊戲規則。但永遠都沒有反思過,當你融入了遊戲規則,就永遠也找不回你自己了。前輩們就是這樣迷失在遊戲規則之中——為什麼戲的題材愈拍愈少、愈拍愈受限?甚至乎他們連一些美學上的審視也愈來愈差?正是因為他們自己沒有去反省,寧願不斷找理由去騙自己。我們不想再走這條舊路,因此就想用『豐美谷肥』這樣的行動,去打破一些舊有的規則。」

然凡有少年心氣的人,似乎總會面對陳言套語的嚇阻。剛剛開始演戲的孫君陶,對此亦感受頗深:「這段時間以來,自己做了很多決定,在別人看來都覺得不成熟、是受到了其他人影響,但我覺得這就是我們夠膽做那麼多事的原因。我在APA讀drama的時候,有不少年紀更大的同學,常常說我演出的問題在於經歷不夠多,我是很不忿氣的。我想要去相信我想相信的事情,去做我想做的事情,那就是我優勝過你們的地方。」現實裡有點靦腆羞赧的他,在《少年》中靠著自己認真做功課、仔細揣摩劇情,演繹出學生領袖的堅毅與掙扎,實在足以反駁當年「經驗論」。

《少年》導演任俠。

《少年》導演任俠。攝:陳焯煇/端傳媒

粵語中有一詞「老屎忽」(老屁股),講的是心靈的老態;那麼,少年也可視為一種心理年齡,如同電影裡願意大海撈針、不問結果為何的營救小隊,是尚能作出純粹抉擇的人:「《少年》的英文名是《May You Stay Forever Young》,來自Bob Dylan的一首歌:『May your wishes all come true / May you always do for others』——永遠都樂於為人付出,我們覺得,這就是我們希望自己成為的人。」

經歷過2019年的香港人,如今難免感到悲情,或是絕望。然而任俠卻觀察到香港的另一重變化,如今這座城市已經慢慢有了少年的狀態:「雖然主流上仍然面對很多壓迫,但民間有很多生機勃勃的事情正在萌芽,就像經歷過冰封期的草地。大家知道,這是我們的地方,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只不過主流的壓迫,讓我們忽視了這些生機勃勃的現象。」獨立音樂如my little airport、room307,民間學術團體如好青年荼毒室,都能在去中心化的今日,逐漸發展出多元、有機的樣貌。「自由比一切都重要,特別在創作上。我們也是這樣,可以隨心所欲拍自己想拍的,雖然不能在香港放映,但還能面對全世界。世界那麼大,你能禁錮我的肉身,但不能禁錮我的靈魂。」

訪問結束後,起身走到屋簷外。「是特意選在這裡訪問的嗎?」任俠問。我們望了望身後的招牌,寫著「小自由」三個字。如是自由,雖小,但他們仍然緊緊攥在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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