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發稿時，德國大選後續談判初步結果出爐，「紅綠燈」聯盟各黨（社民黨SPD、綠黨及自民黨FDP）宣布於週四（21日）開始正式執政聯盟談判。此前聯邦議會大選結果得票率分布為社民黨25.7%，綠黨14.8%，自民黨11.5%，現任總理默克爾所屬的傳統中間偏保守派大黨基民盟（CDU/CSU）則以22.5%、即本黨在聯邦大選史上最低得票率「慘敗」。其餘兩個少數黨派左翼黨（die Linke）和極右翼民粹政黨「另類選擇黨」（AfD）分別獲得4.9%和10.3%的得票率。
目前組閣工作仍在進行中，是否在年尾能有最終結果仍是未定數，不過眼看綠黨、自民黨和社民黨共同執政的組合很有可能成形。而擺在新聯盟面前的問題是一致的，即在默克爾離開後，歐洲火車頭、政黨利益更加分散的德國，能否和其他歐盟國家一起，尋求更一致的對華立場——留給歐洲的終極問題是，在民主體制當下的危機下，歐洲被期望扮演什麼角色，又能否實現？而這樣的轉向是否持久，長遠來說歐洲能否突破默克爾的遺產，光看政界和學界，恐怕還不足夠。
總理造就者：少數黨決定執政黨
這哪怕在相較英美兩黨制而言，選舉制度和選民傾向都更為分散的德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
此次選舉結果產生了、由兩個少數黨派綠黨和自民黨先行雙邊協商、而後共同在社民黨和基民盟兩個傳統大黨當中選擇一個進行組閣的現象，亦即實質上由少數黨派超越得票率更高的大黨來決定執政黨聯盟的組成——這哪怕在相較英美兩黨制而言，選舉制度和選民傾向都更為分散的德國來說，都是前所未有的。
德國的政黨和選舉制度下多黨聯合執政是常態，因為即使是兩個傳統大黨基民盟和社民黨也幾乎不可能單獨獲得超過議會半數席位的得票率；現任的默克爾政府是基民盟和社民黨聯合執政的「大聯盟」，兩黨在選前都已表態無意願在下屆政府繼續共同執政。而「另類選擇黨」（AfD）儘管近年來崛起迅速，但德國受全球右翼民粹浪潮的影響相比較而言還是沒有那麼深重，AfD的反歐元、反歐盟、反移民，其地方組織與新納粹勢力和疫情以來的陰謀論糾纏不清，始終被排除在聯邦主流政壇之外，各黨派都明確表示無論選舉結果如何都將拒絕與其聯合執政，以阻止其成為聯邦執政黨之一。
在這些前提下，選前分析認為根據基民盟和社民黨兩個傳統大黨的得票率和各黨派之間的政策綱領接近性以及選前意願，可能性較大的是「中左派聯盟」（即由社民黨SPD、綠黨和左翼黨組成）以及「牙買加聯盟」（即由基民盟、綠黨和自民黨組成，因各黨旗顏色組合與牙買加國旗同色而名）。但選舉結果顯示左翼黨表現不如預期，使得「中左派聯盟」三黨得票率相加不超過議會半數席，無法執政。
而相對本黨歷史來說「慘敗」的基民盟得票率仍有第二，候選人拉舍特選後也一度堅持推動「牙買加」聯盟談判，認為即便基民盟沒有贏得最高票數，仍有機會也應當尋求執政。但基民盟在大選當中的「慘敗」，使得拉舍特本人在黨內的聲望大舉下跌，被認為應當對選舉結果負責，黨內一度傳出希望拉舍特辭退黨主席一職的壓力。儘管1976年曾經出現過當時得票率第二、低於基民盟的社民黨（SPD）與自民黨（FDP）組成執政聯盟並推任總理，法律也並無明確規定總理一職只能由議會最大黨出任，但此次基民盟輸掉選舉，是否還能名正言順宣稱自己擁有「執政任務」（Regierungsauftrag）、在實際執政過程中獲得足夠的議會和民眾支持，哪怕在基民盟黨內都一直爭議不下。拉舍特選後堅持要執政的態度，在輿論看來頗有些「輸不起」的意思。
而綠黨和自民黨儘管在經濟和社會保障等多個議題上立場偏差較大，但此次大選結果出來，兩黨勢必共同成為「總理造就者」已成定局，問題只是共同選擇哪個第三方而已；加上綠黨得票率更高，且本身競選綱領和政策立場與社民黨更接近，最終在和自民黨在多輪磋商後最終達成一致，決定與社民黨開始進行涉及內閣具體人選的執政聯盟談判。如無意外，社民黨候選人舒爾茨將成為德國「後默克爾時代」的首位總理。
「後默克爾時代」歐洲對華政策轉向？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和歐洲對華立場如果有所轉變，這些轉變也是早在默克爾仍在任時就已經與支持「務實」和維護經濟利益的聲音共同存在於歐盟內部、民間輿論、和其它社會力量當中的了。
與此同時，各界的關注點聚焦在新執政聯盟在不同政策領域是否能達成一致、最終確定什麼樣的執政方案。應對氣候變化、發展可再生能源、脱碳方案、減少財政赤字、改革退休金體制等都是列於執政談判議程表的重點項目，各黨間存在基本共識但具體實施方向未有定論；綠黨和自民黨尤其在涉及金融和税制的議題上向來立場分歧較大，此次亦是首次在聯邦層面共同執政，一舉一動頗有試水之意。
而在德國歷屆大選當中所佔輿論分量都相對有限的外交議題，在近年的國際背景下，顯然受到多於以往的關注。這次換屆對中德乃至中歐關係的可能影響，無論是大眾輿論還是學界都無法忽略。比如Wahl-O-Mat是德國受眾廣泛的一個選前意向問卷，用戶可以通過回答一系列問題來比較自己在各項政策議題上的傾向與各政黨的匹配度；而此次大選前的Wahl-O-Mat問題庫中就包括一道「你認為德國應不應該允許華為參與德國5g網絡建設？」。
除了具體的網絡信息安全考量外，輿論亦關注換屆是否將意味着默克爾時代以務實為主、經濟與價值觀議題分開對待的對華政策的終結。從2007年因接見達賴喇嘛而「嚴重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到不久前獲稱「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中間經過了四屆總理任期。此前的中歐投資協定被認為是默克爾在卸任前着力推動的一大外交項目，默克爾本人也因此受到歐盟內部和公眾的不少批評。
默克爾四屆任期內的對華策略轉變，表面看來幾乎是與同時期內公眾輿論的對華態度轉變背道而馳的：中國的經濟崛起曾經並不被認為一定會對歐洲乃至西方的價值體系造成威脅，許多人都遵循着一度盛行的「國家發展理論」，認為隨着經濟發達程度持續提高，中國政治體制和社會也終將逐步持續開放、走向民主化。
但近十年來，中國國內的政治發展和對外的態度轉變顯然沒有遵循這一預期，從國安法到新疆等一系列事件更使得公眾輿論對中國的觀感持續惡化。默克爾堅持推動中歐投資協定的進程，基本上符合她本人一貫的「務實」的作風，但在近年輿論甚至一些官方已經公開將中國稱作「體系對手」（systemic rival）的背景下，在歐盟、德國國內都受到許多批評，最終也被歐洲議會凍結。
在中美兩大國日趨對立的情況下，德國乃至任何其它歐洲國家或許都只能通過加強歐盟共同利益體、一致對外來保護自身生存空間和自主性、不成為大國之爭的籌碼。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後默克爾時代的德國和歐洲對華立場如果有所轉變，這些轉變也是早在默克爾仍在任時就已經與支持「務實」和維護經濟利益的聲音共同存在於歐盟內部、民間輿論、和其它社會力量當中的了。如此番「總理造就者」綠黨和自民黨，在許多議題上意見不一，但在對華立場上都主張採取較之前更強硬的態度，直面而非迴避人權等棘手話題。而社民黨總理候選人舒爾茨則因為長期擔任德國華裔人口最多的城市漢堡市長，在任期間與中國尤其是上海保持密切的政商交流，被認為更有可能延續默克爾的「務實」立場。
同樣來自社民黨的現任外交部長Heiko Maas很有可能不會在新政府內續任，如果新政府組閣延續以往由執政聯盟內第二大黨推任外交部長一職的傳統的話，新任外交部長可能會由相對主張強硬的綠黨推任，甚或有可能就是此前一度呼聲很高的綠黨總理候選人Annalena Baerbock——Baerbock最近在明鏡週刊的一個訪談裏明確表示要堅持靠歐洲自己的技術建設5g網絡，不能冒險成為北京政治利益的籌碼。但一直以來，綠黨在強調人權、網絡信息安全和價值觀的同時，也指出未來應對全球氣候變化、降低碳排放等方面不能脱離中國的合作。
這些新執政聯盟各黨雖然立場不一、對華態度亦趨向多面化，但都表示德國未來應當與其它成員國一道在歐盟層面尋求更統一的歐洲對華政策。這一方面像是回應此前默克爾在歐盟內部各界批評的情況下仍舊追尋避免與中國起正面衝突、推動中歐投資協定議程引起的爭議，另一方面更是基於在中美兩大國日趨對立的情況下，德國乃至任何其它歐洲國家或許都只能通過加強歐盟共同利益體、一致對外來保護自身生存空間和自主性、不成為大國之爭的籌碼。
「體制之爭」
歐洲（被期待）所代表和維護的開放、自由、民主還意味着什麼，歐洲又能不能、應不應當作出抵抗？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爭議也源於近十年來包括中國在內的的全球威權體制的「復興」、「穩固」、「擴散」、「升級」以及隨之帶來超越經濟和政府治理效能的「體制」和「價值觀」之爭——當威權乃至極權制度下的政體不僅對內高壓的同時國家資本主義模式經濟不斷壯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與日俱增，更同時在國際關係體系層面主動引導話語論述，尋求改變現有規則、建立新規則、挑戰自由主義價值觀並通過這一切來回頭鞏固威權體制的時候，歐洲（被期待）所代表和維護的開放、自由、民主還意味着什麼，歐洲又能不能、應不應當作出抵抗？
美國國際法學者Tom Ginsburg去年發表文章警惕現有國際法體系的「威權化」——包括東盟、上海經合組織在內的一些區域組織或許正是威權統治者們跨國合作、改變國際法體系核心價值、稀釋民主價值觀以鞏固威權統治的例子。後續另有學者提出，歐盟在香港、新疆、制裁等一系列事件尤其至凍結中歐投資協定議程，可以視作歐盟在「反威權化」的背景下正在轉向加強價值觀導向的對華政策——這樣看來默克爾因大力推動協定通過而受到批評不足為奇。
但這樣的「轉向」是否是實質化、持久的，恐怕不能只看學界和政界的論述。長期在中歐貿易業界執業的國際貿易仲裁律師Matteo Vaccaro-Incisa指出，歐盟凍結中歐投資協定議程很大程度上或許是為了向公眾輿論和選民交代；按照議定的協定內容，歐洲企業將比中國企業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因為本身中國市場相對的未開放空間更大；凍結協定也就意味着歐洲潛在失去的更多。
況且歐盟似乎並不能在貿易利益和價值立場衝突時做到完全一致——歐洲議會曾通過一項與摩洛哥的農產品貿易協定，其中摩洛哥宣稱出口產品產地覆蓋部分有主權爭議的西撒哈拉地區；該協定於今年九月被歐洲法院裁定無效，法庭支持爭取西撒哈拉地區獨立的Front Polisario組織，認為摩洛哥政府無權代表該地區人民簽訂協議。西撒哈拉地區主權爭端歷時長久，歐洲議會未必不是借公眾對這個議題相對對中國而言更少的關注而選擇保護貿易利益。
在當今中德和中歐的貿易體量下，業界長期而言有多大的意願參與支持犧牲貿易利益「反威權化」似乎不言而喻。Matteo Vaccaro-Incisa認為，更有可能的是隨着事態逐漸平息，雙方中長期會找到契機重啟談判。
在當今中德和中歐的貿易體量下，業界長期而言有多大的意願參與支持犧牲貿易利益「反威權化」似乎不言而喻。
此外，德國各黨尋求在歐盟層面更一致的對華政策，一方面意味着德國或許將更主動地呼應歐盟內部對華的批判和抵抗，但其中不可忽略的考量還有德國和歐盟整體都希望在中美兩極化的背景下，保留並開拓歐洲在對華關係上自主性的空間——這一點或許才是歐盟無論在默克爾任內還是後默克爾時代超越各方對華立場差異的共識。默克爾任內尤其是後期在對華問題上避免衝突、重視經濟利益的做法，也受到華盛頓方面的關注和批評；卡內基基金會最近一項分析將默克爾的對華政策遺產評價為「過時、短視的戰術而非戰略」。顯然華盛頓對德國新任聯邦政府一定會有期待，但新任政府卻不太可能選擇完全跟隨美國的腳步。
綠黨和社民黨儘管在對華立場上表現出比默克爾更強硬的態度，但廣泛意義上的支持、尤其是在外交領域深化歐盟行動力幾乎是德國主流政壇除AfD之外的共識；再加上德國社會對兩次世界大戰以及後續數十年冷戰時期東西德分裂的深刻歷史記憶，可以預期各黨派會盡量避免朝向第二次冷戰的方向發展。
長期而言，歐洲是否真的能突破默克爾的政治遺產、堅持並贏得「體制之爭」，實在存疑；畢竟塑造默克爾政治遺產的種種全球政經狀況，並不會隨着默克爾的下台消失。
從這一點上來說，德國綠黨和自民黨的上台或許會讓民眾輿論當中此前已然存在的在對華立場方面的對抗聲音有了更多渠道，但長期而言，歐洲是否真的能突破默克爾的政治遺產、堅持並贏得「體制之爭」，實在存疑；畢竟塑造默克爾政治遺產的種種全球政經狀況，包括德國仍舊是重度依賴出口貿易的經濟體、例如汽車製造和銷售等產業在華利益日趨龐大等等，並不會隨着默克爾的下台消失。在疫情和中美關係惡化影響下的2020年，中國取代美國成為了歐盟最大的貿易伙伴，而德國又是歐盟成員國中最大的對華出口貿易國。
大選結果一定程度上出人意料，組閣談判仍在進行，種種因素作用下「後默克爾時代」德國及歐洲對華立場未必會像一些評論預測或希冀的那樣持久地「強硬」、「以價值立場為主」——這並不是一種「應然與否」的判斷，而僅僅是對現實的觀察；至於將這樣的觀察解讀為樂觀還是悲觀，就看解讀者的角度了。「體制之爭」彷彿已成為難以擺脱的論述框架，也確實觸及了近年事態發展的一些核心變化，但從這種論述中衍生出的種種期待就未必都切實際了。
（蒙頁，德國華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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