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特朗普主義在拜登時代的延續：文化戰爭，兩個美國之戰

特朗普敗選後，人們對共和黨乃至整個美國保守派的變化的預測可歸為兩類：一是特朗普仍會在共和黨基礎選民心中擁有不可動搖的地位，因此仍會是黨內毫無爭議的領導人物，其他有不滿的成員也可能因懼怕在初選中被選民「懲罰」而不敢對他有所挑戰；另一種預測，則是共和黨內會吸取教訓，迅速形成「特朗普主義（Trumpism）」是政治自殺的共識，並將本黨的方向轉回到專注於有效執政、尊重反對派和民主制度的作風。

但這兩種幾乎覆蓋了所有可能性的預測，如今卻都意料之外地沒有完全成真：特朗普因失去全部社交媒體而在公眾視野中的活躍程度有所下降，他的背書在黨內初選中也並沒有全部奏效，他是否再次參選、能否拿到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也並非板上釘釘。

實際上，整個共和黨卻朝着白人身份政治、陰謀論、威權化等特朗普主義中最為有毒的部分，進行了各層面的統一的轉向。這種轉向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保守派在全美各地校園中挑起的「文化戰爭（Culture War）」。

稻草人

從反對在校園內為保護尚不能接種疫苗的兒童而制定口罩佩戴規定，到阻撓跨性別少年兒童在學校身份認同受到保護、尊重的權利⋯⋯其中最為危險的舉措，是對教室中探討美國種族歷史方式的審查。

細看一些深紅州的相關立法，其所限制的對象也遠大於某條單一理論：愛達荷和艾奧瓦州的法律限制「製造（社會）分裂的言論（devisive speech）」；德州的法案禁止老師要求學生理解由《紐約時報雜誌》出品、探討美國種族主義歷史的系列作品「1619項目（The 1619 Project）」，田納西州的法律則「具體」地禁止教師解讀美國法制與《獨立宣言》的特定方法……類似法案已經在6個州被通過實施、在另外12個州被提出和討論。

這個立法過程已經在校園內製造了寒蟬效應，有數起少數族裔教育者因使用特定材料或形式探討種族主義歷史，而被外界攻擊甚至被學校管理者開除，不同於傳統視角的圍繞種族的探討受到威脅。

保守派政客通常的選用的具體攻擊對象，是所謂「極具爭議性」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他們往往有意不去具體解釋這個理論的來源和定義，而是粗暴地將其簡化、歪曲為一種「黑人至上主義」，並稱其正通過公立學校「洗腦」青少年。但所謂「批判性種族理論」，事實上是一個學術性極強的法學與社會學理論，發源於民權運動中後期，研究法律、制度中存在的系統性種族主義，回答「為什麼在種族隔離隨着最高法院的一系列判決和《民權法案》完全消失後，系統性種族歧視卻沒有消失」的問題。顯然，中小學的教學中不會涉及到這樣一個抽象、艱深的學術概念，而「批判性種族理論」本身也並不極端，更是完全沒有宣揚「歧視」或「仇恨」，而僅僅是許多審視社會制度的學術視角之一。

其實就連「批判性種族理論」在這場風潮中承擔的角色本身，也是一眾保守派人物豎起的稻草人，它的突然「走紅」，由保守派活動人物魯弗（Christopher F. Rufo）一手造就：去年夏天，一些公司、公立機構的白人僱員將工作單位內部讓自己感到「不適」的內隱歧視覺察多樣性訓練（diversity training）記錄下來，「舉報」給魯弗，希望他能將其曝光或採取其它行動；魯弗從不同來源的訓練材料中，發現著名反種族主義倡導者肯迪（Ibram X. Kendi）和迪安吉洛（Robin DiAngelo）的著作常被提及，並從這些著作繁多的腳註和引用中發現了「批判性種族理論」這個表述。他抓住這個詞大做文章，在福克斯新聞台的黃金時段節目上，宣傳它的「危險」，稱它「是對一切美國核心價值的威脅」。

魯弗直言，選擇這個概念作為攻擊對象，並非因為它有多麼準確地概括了進步主義陣營的觀點、或被廣泛採用，而僅僅因為他認為這最能激起保守派中產階級對當下社會變革的恐懼和憤怒，讓進步主義對多元和公平的倡導顯得「敵意濃厚，分裂，有毒，精英主義，與美國（價值）敵對」，因此是一個「有發揮前景的政治武器（promising political weapon）」。

魯弗的宣傳迅速被當時還是總統的特朗普接收到，特朗普不僅參與起草了一條禁止聯邦機構進行多樣性訓練的行政命令，他推動成立的以推進「愛國教育」為宗旨的「1776委員會」，也單獨攻擊了「批判性種族理論」。這個委員會最終寫出了一份同名報告，雖然被主流歷史學界批評不符合事實，委員會本身也在拜登正式就職翌日被解散，但這份報告中的很多語言、觀念還是流進了今年這批干涉學校教學的法案之中。

如果「批判性種族理論」是「與美國價值敵對的」，那麼保守派心中能代表「美國價值」的又是什麼呢？他們舉出的例子往往是主流話語中美國一直以來慶祝的歷史符號：《獨立宣言》和獨立戰爭，美國憲法，華盛頓、傑斐遜和漢密爾頓等人的事蹟和著作……而這些具體符號背後的根本，則是美國身為第一個現代意義上民主共和國的獨特身份；換句話說，所謂「美國價值」，也就是其影響深遠的政治傳統：自由主義民主，權力制衡，獨立司法，思想言論自由，保障少數人權力不被多數人侵犯等等。

但細看之下，美國保守派如今的行為，不僅沒有維護、反而在侵蝕這些政治傳統。研究極權主義的耶魯大學歷史學家施耐德（Timothy Snyder）尋找了共和黨這批「批判性種族理論」禁令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先例，他舉例分析了前蘇聯和俄羅斯對烏克蘭歷史的歪曲，這種歪曲並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下來，這類立法被統稱為「記憶法律（memory laws）」，即規定人們只能用特定的方式解釋和記憶歷史。施耐德指出，共和黨主導的一系列「批判性種族理論」禁令就完全屬於這個分類。

施耐德指，詮釋歷史的可行方式是極其多樣、微妙而複雜的，對其中任一的有意迴避都會造成某一部分收穫的缺失，以行政手段禁止造成的危害顯然只會是最嚴重的。類似俄羅斯執政者稱此舉意在維護讓俄羅斯人民「尊嚴不被傷害」的歷史，共和黨立法者在談及初衷時也說，「批判性種族理論」或多樣性訓練可能會讓白人孩子在學習時感到負罪感或不適，因此需要立法保護他們免於這種傷害，但施耐德指出，確保每個人不感受到任何負面情感，是講授和學習歷史時不可能達到的目標，畢竟，聽聞自己祖輩在並不久遠的過去所犯下的罪行，不可能是一個沒有負面情感的過程，而面對這種情感才是是學習歷史、是成年人面對複雜無比的世界所必須具備的特質。

「共產主義者」是保守派常常拿來攻擊進步主義政治對手的標籤，但自己在執政時的立法，卻複製了其他威權國家用來掩蓋共產主義時期黑暗歷史的法律。政治學者梅森（Lilliana Mason）總結到，如今保守派對美國政治乃至整個美國的理想圖景，是一個僅屬於「生活在城郊和農村地區的基督徒白人」的國家，賦予他們最響的聲音、最大的政治影響力和將自身生活方式強加於他人的權力。所以，在實際行動上，保守派一方面要靠挑動此類「文化戰爭」的方式增大上述群體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鑑於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少數族裔的人口占比預計將在本世紀四十年代過半、年輕人中進步主義者比例明顯偏高，保守派倚仗的群體佔比必然不斷縮減，因此必須同時降低美國政治制度的民主性才能持續保持這個群體在政治權力上的主導性。

搞清了這個邏輯，也自然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對「文化戰爭」的熱衷和對民主制度的侵蝕往往在保守派政客身上是伴生的：這不僅僅是在薩拉·培林、茶黨運動和特朗普時期的共和黨才具有的現象，開創當代「文化戰爭」的，同時是對美國民主制度威脅最大尼克松政府：尼克松本人的兩次競選中分別對民權運動和反越戰運動中的抗議者的攻擊、和實質上污名化少數族裔社區的「對毒品開戰」，都是「文化戰爭」的具體形式，同時眾所周知他在「水門事件」中對美國制度的威脅一度達到了觸發憲法危機的程度；相對鮮為人知的，是他的副總統阿格紐（Spiro Agnew）的作為，在這兩個方面可以說都是尼克松更惡劣的版本：他的「文化戰爭」的對象包括了性少數、少數族裔群體和新聞媒體行業，同時，他將長期以來的敲詐索賄行為帶進了白宮，並在得知司法部正在調查自己的犯罪行為後，聯合包括尼克松在內的一眾白宮官員窮盡一切手段阻礙調查，憲法危機可以說同樣一觸即發。

以研究威權主義的擴散、衰落與復興為主的歷史學家、記者阿普爾鮑姆（Anne Applebaum）是近年來對美國威權化解讀最為透徹的作者之一，她經常比較當下美國與其他由民主衰退產生的威權政權間的驚人相似性：電視和社交媒體等受眾最廣、形式最為直接的媒介被當作武器，來傳播不實信息並構建「迴音室（echo chamber）」；選擇特定群體污名化為「外來者」；製造一種「本國文明正在衰落」的危機感；陰謀論式地構建所謂「精英團體」、「深層政權（deep state）」，並將一切社會問題歸結於他們的「幕後操作」上……但在2017年的一次採訪中，她表示，自己尚對美國的現狀持樂觀態度，因為威權統治者「通過篡改制度的方式確保自己永遠是選舉贏家」這一將俄羅斯、匈牙利等國家徹底推入威權主義的關鍵步驟，在美國還尚無發生跡象。

但在進入2021年後，這個唯一讓人樂觀的理由也不復存在了：共和黨盡其所能改寫選舉制度確保自己一方的系統性優勢——現存制度中的「贏者通吃」、選舉人團、參議院議席分配已經讓共和黨在聯邦和州政府級別得到的權力超過其實際民意支持，而他們通過利用這樣的優勢，在自己所主導的州內，通過了一批壓縮少數族裔、年輕人、城市低收入社群等民主黨選民群體投票權的法律，使這些群體更難投票、選票更有可能被作廢。阿普爾鮑姆所總結的另一個促進威權化的重要因素，就是整個國家的一部分選民開始在假信息和陰謀論的影響下對民主制度的健康運行失去信心，並進而攻擊驅動民主制度正常運轉的機構——這完全是對「國會山暴亂」的性質概括。而用來作為壓制投票權的藉口和動搖民主信心的，還是同一條陰謀論，即「選舉舞弊」這樣一個沒有任何事實依據、基於種族主義歷史的謊言，提高了保守派蠶食民主的「自洽」表觀和行動效率。

個體權利

美國政治傳統中另外一個人盡皆知的特點，就是公民個體權利在國家機器面前的不可侵犯——無論是《獨立宣言》中著名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等不可剝奪的權利」表述，還是憲法中對財產權、隱私權、享受公正司法程序等等權利的着重強調。

然而，保守派無數次利用這個理念，為許多極其糟糕的行為辯護：從私立場所實施種族隔離的「權利」，到當今店鋪拒絕服務性少數群體、陰謀論者反對疫情防控措施的「權利」……顯然，對他人明確造成威脅和傷害是任何正常環境中都不應得到支持和保護的合理權利。但另一方面，當他人——尤其是被邊緣化的群體，合理表達不同政治訴求時，威權化的保守派卻愈發不憚利用公權力打壓：去年席捲全世界的「黑人同命（Black Lives Matter）」運動期間，許多保守派政治人物頻繁對抗議者出言威脅，甚至稱應出動軍隊來維護「法律與秩序」；當所涉及的個人權利是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權時，保守派反墮胎運動所主張的的管制，更是延伸到了最個人、最私密的空間裏，希望從受精卵形成的一刻起掌握對女性子宮的掌控權，德州近日最新版本的「心跳法案」，甚至將墮胎禁令的執行者定義為政府以外的所有普通人——任何與當事人完全無關的第三方都可起訴墮胎女性和「協助者」，並獲得十萬美元「賠償」。

亞當斯曾說「美國政府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建立在基督教上的」。但這顯然已經不是當今福音派基督教保守派的理想願景，開始於上世紀中的反墮胎運動可以說是他們將自身生活方式強加於整個社會的開端，在此前，女性在懷孕前、中期具備選擇墮胎的權利基本是美國社會中跨黨派、宗教的共識，「羅伊訴韋德」的判例也正是這種共識下的產物；但在民權運動後期的福音派宗教團體為擴大政治力量，便挑出了「反墮胎」這個經宣傳、包裝後最可能激發信眾熱情的議題；而在此後，無論是對性少數群體的擠壓，還是瀰漫美國社會各個層面的伊斯蘭恐懼症，可以說都發源於保守福音派「美國是基督教國家」這樣一條和建國者們的設想相背而馳的意識形態。

那麼，如果對「美國價值」的捍衞只是一個用來壓制政治對手表達的藉口，美國保守派在今天所主張的真正意識形態是什麼呢？他們中的許多人已經用實際行動給出了足夠清晰的答案。今年八月初，保守派內最有影響的公共人物之一、福克斯新聞台黃金時間節目主持人塔克·卡爾森（Tucker Carlson）前往匈牙利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旅行」。整個過程中，他稱讚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Viktor Orban）是「美國的榜樣」、對於「在乎西方文明」的人來說有太多值得嚮往和學習之處。

但歐爾班治下的匈牙利，恰恰是民主衰退最為可怕的實例：歐爾班改變了匈牙利選舉制度、確保自身政黨能夠不受民意決定地維持政治主導權，有效蛀空了司法系統的獨立性，並將大多數學術機構、媒體、NGO等公民社會組成部分轉化為自己意識形態的傳聲筒，不久前的一項調查甚至顯示，歐爾班政府使用手機間諜軟件，對國內為數不多的獨立媒體人實施了非法監控。

而歐爾班說服選民放棄擺脱共產主義陣營後來之不易的民主制度與政治自由的，正是對美國保守派來說顯得格外熟悉的意識形態：讓難民、少數族裔、LGBTQ等群體獲取權利、走出邊緣化陰影的多元主義，將使「西方文明」——也就是指由白人基督教徒所主導的生活方式——衰落。在這樣的宣傳下，匈牙利對性少數群體權利的擠壓成為了一種日常，對尋求庇護的外來者極不友善、「警惕」「入侵」，而卡爾森這次匈牙利之行的一站，就是參觀並讚歎匈牙利政府為防止難民進入而修建的邊境牆……

如果說匈牙利還是一個具備現代政治制度外殼的國家，那麼一部分保守派在塔利班佔領阿富汗首都喀布爾以後的發言就更「坦誠」了：卡爾森說，塔利班因「不討厭男性氣質，不認為它是有毒的，也不討厭父權制」而得勝，所以「我們（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一定是因為太多「畸形的自由主義政治」；特朗普的最熱情支持者之一、被指控與未成年人發生性關係的共和黨眾議員蓋茨（Matt Gaetz）說，「塔利班和特朗普分別比曾經的阿富汗政府和現在的美國政府更具備合法性」；更加邊緣的保守派人物更加露骨地稱讚了塔利班所帶的原教旨主義：有人稱，「塔利班是一股保守的、宗教的力量，而美國則是無神的、自由主義的，（因此）美國在阿富汗的失敗是一條好消息」。

對以上談及的種種，布魯金斯學會資深研究員、長期屬於保守派的政治學者卡根（Robert Kagen）近日在《華盛頓郵報》上發表了一篇坦誠、清醒而頗具影響力的長篇專欄，「自省式」地檢視了美國保守派如今的危險之處，細緻地分析了為什麼2020年大選後特朗普顛覆選舉結果的嘗試和1月6日的國會山暴亂並非偶然，而是共和黨對美國政治系統性改變的一點點前期預演；其他人若是對此繼續未能採取行動，一場順利推翻合法選舉結果的成功「政變」完全可以在2024年發生。最後，對於共和黨、保守派的威權化，他總結道，「可能美國當下的保守主義從來不怎麼適應和喜歡美國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的實驗，且尤其在特朗普全面控制了共和黨以後，保守派更是完全展示出一種對美國核心價值的敵意。」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伊（Jamelle Bouie）也做過類似的總結：「（保守派）運動的一部分採取了一種『反美主義（anti-Americanism），對美國的存在表示蔑視。這些保守派仍稱自己是『愛國者』，並將他們的反對者蔑稱為『叛徒』，但他們的忠誠是付諸於一個『理想化』以後的抽象國家的」。

而由他們所「理想化」以後的，是怎樣一個國家呢？上文中所提及過的所有學者幾乎都對此有過總結：這種「理想」，純粹是保持白人基督徒主導地位的身份政治；而一切阻撓了這種身份政治鞏固權力的因素——哪怕其中包括塑造了美國身份的民主制度和政治傳統，一併摒棄掉也並無大礙。

反擊？

那麼，面對保守派頻頻挑起的「文化戰爭」，民主黨、自由派和其他所有希望保護美國民主制度的人，應該怎樣應對呢？在上文提到的歷史學家阿普爾鮑姆看來，最有希望的途徑是不把精力浪費在應對保守派的「文化戰爭」上，而是將工作中心專注於「麵包與黃油式的議題（Bread and Butter Issues）」上：基建，教育，醫療，經濟增長，降低失業率，疫情控制等等貼近民生、難以上升至意識形態層面上的事情，從而讓普通選民看到哪一方才有執政的誠意和給普通人的生活帶來實質性改變的可能。

從拜登執政的八個多月來看，這也的確是他一定程度上的做法。他所大力推動的幾項立法，從援助疫情帶來的經濟影響，到對美國特定重要產業的扶持和羅斯福新政以來最具野心的基建法案，也的確都足夠務實，足夠專注於經濟與民生。但很顯然，這沒有絲毫減緩共和黨內部的變化，而儘管上述政策中最大膽的「重建美好法案（Build Back Better Act）」在民調中都收到了極高的支持率，大量共和黨基礎選民卻並沒有因為這些有利於他們的政策而改變想法，甚至依然拒絕承認拜登是2020年大選的合法勝者。共和黨也無意將自身定位轉化為有心於認真執政的政黨，通過如為給拜登政府製造混亂而拒絕投票提高債務上限、完全不顧可能觸發經濟危機等嚴重後果的魯莽行為。

同時，一部分主要活躍在社交媒體上的「左派活動者」，應對「文化戰爭」的方式是索性承認來自保守派的攻擊，主動用過於片面的方式解讀「美國價值」——一切美國的歷史都是「白人至上主義的」，一切美國的對外干預都是「帝國主義的」，甚至由此會對從古巴到哈馬斯的極端主義政權表達浪漫化的想像。這顯然既不符合事實，又對有效傳遞出進步主義一方的價值和政策完全無益。

所以，可能更有效、也更符合事實的一條路線，是暴露出保守派的「保衞美國價值」僅僅是一個遮蓋白人身份政治的口號。

比如上文所提到被禁止傳授的作品「1619項目」，之所以從發表起就備受攻擊，是因為它大膽地打破傳統視角，從非裔美國人的角度重新講述美國歷史，標題中的1619，是第一個奴隸被運到北美大陸的年份。而任何細讀過的人都不難看出，它完全沒有包含保守派所描繪的種種毫無理由、極其情緒化的恨意，相反，它一直在肯定倡導人權、自由、平等，為非裔美國人爭取公民權利鋪下路基的那一部分美國價值。誠然，華盛頓、傑斐遜、麥迪遜、富蘭克林等美國的建國者既有高瞻遠矚的一面，但也有無法掩蓋的缺陷，他們所創建的美國也是成為了一個偉大和虛偽並存的國家。

那麼，是誰在不斷清除美國「人格」中的黑暗，讓這個國家不斷趨近於理想中的圖景呢？作者妮可·漢娜-瓊斯指，從廢奴運動、南北戰爭、民權運動，到今天的「黑人同命」，非裔美國人一直是變革的真正主體、併為此承擔了最多的痛苦和犧牲，而非像傳統敘事中一樣，是被白人掌權者所「拯救」的。換句話說，是非裔美國人將白人建國者們寫下卻沒有完全當真的理想，深深刻進了自己的靈魂裏，並將美國從奴隸制和白人至上主義的原罪中拯救出來。漢娜-瓊斯說，非裔美國人也因此值得被放進美國歷史敘述中的中心位置，是他們的犧牲才換來了今天「美國價值」中的閃光理想和政治文明。

所以，面對保守派以「保衞美國價值」為由推進的威權化和白人身份政治，今天的進步主義者可以選擇的反擊途徑，是強調自己的主張和歷史是極具「美國性」的：無論是不完美的建國者們寫下的理想，還是非裔美國人和女性、移民、性少數等其他邊緣群體以此為武器的抗爭，這種由思想價值而非土地或民族凝結起來的國家建構，是美國所具有的一項獨特性；也正因此，在文化多元主義為主的許多方面，美國社會中的探討和探索可以說是走在其他許多民主國家前列的。

比如，從「Metoo」到「黑人同命」，這些運動都從美國發源再擴散到全世界，並非是其他地方不存在同樣問題，而是因為「反抗」和「革命」理念是美國「身份」的重要組成部分。歐洲近些年裏影響力最大的社會運動「星期五為了未來（Fridays for Future）」，其起源也與美國不無關係：「氣候少女」通貝里（Greta Thunberg）最初發起罷課的想法，是受美國帕克蘭高中學生在校園槍擊案後為呼籲控槍而發起的運動所啟發而產生的……

所以，當被問到「美國是否還能擁有一種獲得共識的身份認同和愛國主義」時，政治作家克萊恩（Ezra Klein）對建立在進步主義基礎上的美國身份認同做了一個很好的總結：它不應停留在用「模糊的、懷舊的、美化過的」視角來看待歷史上，而完全可以建立在對歷史乃至現今的諸多黑暗的清晰認知中；在重建圍繞美國歷史和身份的敘事時，應該將黑人、少數族裔等等群體的抗爭和犧牲放置在「美國身份」的中心，以此作為「美國精神」最值得驕傲和慶祝的詮釋；而這樣的敘事並不像很多人擔憂的那樣是沮喪、挫敗的，反而可以賦予人們一種獨特的使命感，站在種種反抗不公的歷史為今天打下的基礎上，讓美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真正的「多種族民主國家（multi-ethnic democracy）」。

為什麼討論「美國價值」和「美國身份」真正意味着什麼、最被今天的哪一方代表，是一件足夠重要的事情？因為當細看過美國選民的價值取向分布後，不難看出，其中明確認同保守派維護白人主流地位的身份政治的，只佔了較小的一部分。而一大部分人之所以擁有被保守派的宣傳所吸引的可能，是因為會本能地、習慣性地慶祝星條旗、獨立日、歷史紀念碑等等「美國符號」，認為它們是自己身份中值得高光和驕傲的一部分；這個時候，保守派不斷重複和強化自己是站出來「守護」這些符號的一方，而為邊緣群體發聲的進步主義者則仇恨這一切時，無意中為白人身份政治侵蝕民主而助力。

而放眼世界，類似主流群體的身份政治幾乎是全部威權化國家的執政者所使用的武器：波蘭的極右執政黨「法律與正義黨」通過鼓吹傳統信仰天主教的「波蘭人」身份被身為性少數、難民等群體「威脅」而維持保守選民支持，並迅速蛀空了司法系統和媒體的獨立性；莫迪和他所領導的「印度人民黨（BJP）」也靠鼓動印度教民族主義（Hindu nationalism）空前地壟斷了印度的政治，並嚴苛地打壓以穆斯林為主的少數族裔印度人的權利；在上文所提到的匈牙利與俄羅斯，歐爾班和普京兩位民族主義者對民主制度的改寫幾乎已經達到了不可逆的程度；而在意大利、法國、德國等地，尚未掌權的極右政黨也毫不掩飾自己對本國民主制度和少數族裔的威脅……

所以，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和西方世界的領導者，美國能否在類似的威脅面前守護住民主制度也就格外重要。所以，在全世界民主衰退都具備共性的今天，包括進步主義者在內一切希望保護民主的美國人最有效的溝通方式，就是將反對白人身份政治的訴求——讓邊緣群體走出系統性不公的陰影，讓他們也能平等地享受「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等一切這個國家所許諾的可能，保護美國200多年對民主的實驗不被摧毀——和社會共識中的「美國符號」與「美國價值」緊緊聯繫在一起，告訴人們，「在你對自己國家的認知、認同和驕傲中，這些可能不完美的、黑暗的、痛苦的、需要繼續抗爭的才應該處於所有敘事的中心」；成功建立這樣的共識，可能是美國最有希望守住民主的一道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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