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中國大陸互聯網上近兩個月有兩個和女性有關的熱詞，一個是佛媛，一個是病媛，專指兩種網紅女性，前者被定義為禮佛的名媛，後者被定義為穿著病人服也還是妝容精緻的女性。兩者的共通點都是被認為在不合宜的場合有不合宜的裝扮。
9月中下旬，工人日報《狐狸的尾巴哪是穿了袈裟就能藏得住的》，央視網評《佛媛：Ω是慾壑難填》，新京報沸騰評論文章《「佛媛」的「僧服」底下，爬滿了炫富帶貨的「蝨子」|沸騰》等一系列的評論文章，開始圍剿「佛媛」。此後，《健康時報》一篇《「佛媛」之後再現「病媛」：「生病」不忘化粧》，更是把「病媛」推向了輿論浪尖。宣傳機器發動，以上官方媒體的評論內容隨後被各大媒體轉載，不同的媒體矩陣甚至以視頻、解說的方式層層傳遞。在打擊網絡平台上虛假營銷賬號亂象的輿論氛圍下，主流文化批評的刀尖直指女性。
隨後社交媒體上出現了數位當事人的澄清。健康時報刊文配圖中的當事人，用@張吉晶-cat賬號在社交媒體上發帖維權，她表示，照片僅是個人生活，並未帶貨，已經請律師介入；另一位當事人稱拍照僅僅是記錄治療過程，沒有想到圖片被盜用，並且因此遭到網暴。微博賬號為「零十二畫生」賬號的女性則被誣陷稱「佛媛」。照片裏的場景實際為其住的燕方歸客棧，她覺得酒店的院落好看，所以拍照在小紅書上分享，卻被營銷號盜圖，構陷成在寺廟炫耀。在這幾個當事人身上，病媛沒有帶貨，佛媛甚至也不在寺院，而盜用其照片的營銷操手卻隱身匿形於激烈交鋒的輿論中，到底是誰盜取了她們的照片，卻無人問津。
在整治網絡環境的大勢之下，抵制庸俗的「網紅」文化成為主流聲音。原本是監管對商業社交平台虛假違規網絡賬號的打擊，卻延伸成為網絡上對女性看似不合時宜地分享精緻粧容和打扮的批評。被盜用照片的女性用戶原本也是不良營銷手段的受害者，但在整治互聯網亂象之下，「病媛」「佛媛」等詞彙的生產，卻轉移矛盾焦點，將女性置於新的話語壓迫中。這並不是個別記者不遵守基本的新聞倫理核查事實再做報導的偶然失誤，也不僅僅是簡單的「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整治政策不慎外溢的誤傷效果。長期以來，媒體、輿論與網絡消費文化通過製造新的矛盾來重申性別秩序，女性的網絡性別身份成為長期討論的輿論焦點，新經濟下的女性勞動者的生存矛盾愈發尖鋭。
網絡消費主義的興起和信息社會的轉型，迫切地要求人們重新對兩性關係重新加以審視。分析病媛佛媛背後積累的厭女社會情緒，拆解大眾網絡消費文化對「媛」的話語再造，我們會看到粉紅經濟中女性從事網絡市場營銷、以帶貨為謀生手段的職業困境。在文化身份上，網紅成為一種被排擠的性別身份政治，常常困囿於嚴苛的道德枷鎖。病媛佛媛的文化現象，表面是對女性的批評和污名，本質上更是是男權的重構，是父權社會在經濟轉型中嘗試鞏固男性特權、愈發極化的性別不公、調整鬆動的社會權力關係的努力。
流量的喚起與崩塌的人設——女性數字零工的職業道德困境
個別現象群體極化的情況，在女性網紅的抨擊和批評上尤為嚴重。
在商品隨流量而動的新媒體營銷時代，新媒體市場營銷理論和實踐均已經證明，平台銷售的工作實際上為包括女性在內的所有人提供了一種參與勞動和經濟活動的手段。網紅代言、直播帶貨、都是把網絡影響力和商品銷售的實用主義結合起來，完成銷售某些產品的目的。然而「網紅」，並不是一個得到普遍認可的正式職業——人們常常忘記，這是一個需要被承認的工作。除了平台零工帶來的績效和種種勞工問題，數字零工的職業道德困境，也往往來源於傳統的世俗觀念和新興的銷售技術的錯配——帶貨博主必須在發布真實內容和過度分享之間謹慎行事，否則，人設就崩了。
實用主義的網絡商品展示需要塑造消費者的臨場感、認同感，最大限度地刺激誘導消費。這樣的互聯網營銷手段也確實引來的許多人的顧忌：通過虛擬營銷、設立人設模式進行帶貨的群體，一旦開始就有較強的目的性，便喪失了其原本的道德立場。早在病媛飽受爭議之前，直播帶貨的江哥媽媽、蒙冤27年的張玉環、墜崖孕婦等人，就已經引起了行業和市場的爭議：賣貨的利益動機與人們同情之間的道德期待，形成了落差，所謂「利用同情博取眼球恰爛錢」的指責來源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