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為歷史學家尼爾．弗格森在今年出版的新書 Doom: The Politics of Catastrophe 台灣譯本序言，為作者本人專為中文譯本所撰寫，端傳媒獲出版社授權全文轉載。
一九七一年，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曾問中國總理周恩來對法國大革命有何看法，周恩來回答：「現在要下結論仍言之過早。」這話乍聽真是深思熟慮，說明中國人想得就是特別長遠，眼光總要放到幾百年以後，不像西方政治家往往只看幾個星期。但實際上，這應該是冷戰期間最令人難忘的一次雞同鴨講。美國外交官傅立民（Chas Freeman）在二〇一一年就透露，周恩來當時以為季辛吉問的是一九六八年的法國學運，而不是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
對《末日》最常見的批評，就是本書寫得太早、出得太快了，因為COVID-19大流行的嚴重程度與後果，「現在要下結論仍言之過早。」但在我書中的十一個章節中，只有三章是在談二〇二〇年的疫情。罵我書出得太晚可能還比較有道理，因為要是我在二〇一九年就把書寫出來，搞不好還可以多幫上一點忙。但寫得太早？期待書籍能跟報紙一樣每日更新自然不切實際，但要求歷史學家非得等事件結束才能動筆，其實也沒有比較合理。誰能說得準疫情何時才會結束呢？本書的主張之一，就是並非所有災難都是各自獨立的事件。比如倫敦就在一三四八至一六六五年間頻繁遭受黑死病侵襲，二十世紀的流行性感冒更是殺人如麻，從未徹底被人類制服。政治災難也是如此。法國史學之父朱爾．米榭勒（Jules Michelet）的《法國大革命史》（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的確等到法國大革命後才動筆，該書問世於一八四七年二月革命前夕至一八五三年拿破崙三世稱帝之間。不過相比他的著作，應該有更多人讀過愛德蒙．柏克的《法國大革命反思》（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這本小冊子驚人地預言了當傳統體制被顛覆以後，只會變成「醜惡卑劣的寡頭統治」，最終走向軍事獨裁。柏克也說中了法國知識分子的烏托邦思想會導致什麼後果：「四下環顧盡是荒蕪，除了絞刑架外別無他物。」這些話付梓於一七九〇年十一月，比路易十六出逃瓦雷訥還早了六個月，更比他被送上斷頭臺早了兩年。有人說過柏克的書寫得太早嗎？
我之所以要把一場尚未結束的災難寫進歷史，是因為從錯誤中學習永遠不嫌太早。我們或許都厭倦了COVID-19的疫情，渴望回歸「正常生活」，像是長途旅行才剛開始的孩子一樣問著「到了沒？」不過SARS二型病毒非常有可能演變成區域流行病，在未來幾年不斷用各種變種病毒和我們的公衛系統玩打地鼠的遊戲。如果是這樣，我們最好從現在就開始解決去年所犯的錯。
末日：致命瘟疫、核災、戰爭與經濟崩盤，災難對人類社會的啟示
作者：尼爾·弗格森
譯者：盧靜、廖珮杏、劉維人
出版社：廣場出版
出版日期：2021/09/01
本書對災難的觀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首先，災難屬於不確定性的領域，本質上就無法預測；雖然烏鴉嘴偶爾會恰好說中，但想要預言災難多半都會失敗。其次，天災和人禍之間沒有明確的區別，因為災難殺死的人會比往常多出多少，幾乎都跟人類所做的事有關。所以同一種病毒對世界各地的影響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差別，最好的解釋就是「災禍背後的政治運作」。第三，多數災難之所以發生，關鍵失誤往往不是出在最上層的決策，而是出在指揮系統更下層的中階管理層（比如費曼說的那位總是見不著人的「金斯伯里先生」，不過無能的政治領袖總是有辦法讓糟糕的情況更加惡化。第四，當病原體四處傳播戕害人體，人心的病徵也常隨之擴散，兩者交加就足以摧枯拉朽──正如戰爭的勝利需要同時消滅敵方的物資與士氣。最後一點，既然災難無法預測，與其花費行政資源去防備單一但可能錯誤的災難，不如對一切災難的跡象都維持警覺。要打造堅韌乃至反脆弱的體制，關鍵就在於快速應對早期警訊。然而，若對既有成就故步自封，就很容易反受其害，台灣會在二〇二一年五月爆發疫情就是犯了這項錯誤。
為什麼二〇二〇年會有這麼多西方國家無法遏止新型冠狀病毒的擴散，創下一九五〇年代以來最高的超額死亡數？反觀台灣和南韓等東方國家，卻能結合快速的大規模篩檢、接觸者追蹤和隔離潛在患者，成功在初期就控制住病毒擴散，一年多來都不必實施有礙經濟活動的外出限制。這個現象使我們更有理由質疑：西方國家為何會面臨這種慘況？儘管有些人的確是因為民粹領袖反覆無常的領導模式而喪命，但我還是認為不該把西方民主的失靈都歸咎到少數幾個人身上。就算在沒有民粹領袖的國家，公衛官僚體系一樣發生了系統性的失誤，而這才是問題的癥結所在。各國都準備了應對全球傳染病的計畫，只是這些計畫都行不通：各國公衛機構無法快速建立篩檢量能、幾乎不曾嘗試追蹤病患的接觸史、沒有強制執行隔離、放任高危險族群（特別是養老院住戶）暴露在感染風險之下。這些錯誤造成了絕大多數的人命傷亡，而且也都不大可能僅歸咎於川普總統或強森首相個人。麥可．路易士在《不祥的預感》（The Premonition）一書中雖然跟我採取了不同的推論，看法卻和我相近。他這本新書中也有個烏鴉嘴，指出「川普只不過是百病叢生的共病症狀」──如果我們相信英國首相強森的前任首席顧問多米尼克．康明茲（Dominic Cummings）對倫敦疫情的觀察，那麼強森顯然也是英國痼疾中的併發症。康明茲在二〇二一年五月聽證會上的證詞，重點並不在於首相「不適任」，而是整個政府全都失靈：不只是民選政客，也包括公務員和公衛專家，所有人都「嚴重未達民眾有權期待的標準」。
如果我們以為換個總統或首相就可以讓很多人倖免於難，恐怕就只會持續犯下大錯。拜登的幕僚長羅恩．克萊恩（Ron Klain）二〇一九年就承認過，倘若在二〇〇九年席捲美國的豬流感有著和COVID-19相近的致死率，那麼當年的歐巴馬政府在面對疫情上恐怕也沒有拿出更好的表現：「只要是可能出錯的事情，我們全都做錯了……當時大約會有六千萬名美國人染上H1N1。豬流感之所以沒有成為美國史上傷亡最慘重的事件，純粹只是因為碰巧這病的致死率不高。我們什麼都沒有做好，一切都是走運。」
相較於美國，台灣的經驗則是驚人的反例。二〇二〇年一月，我正好首次造訪台北，那時武漢出現神秘新疾病的消息才剛開始流傳。有三件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首先是一月十一日的總統大選和我這輩子看過的每一場選舉一樣，運作得非常流暢。其次是無論政府部門還是民間單位的資安與資訊戰專家，都很清楚中國試圖干預台灣的民主程序，並且多少對此感到不齒。最後是台灣運用電腦科學和軟體工具實踐公共政策的方式，顯然比任何西方國家都有創意，這有很大一部分是唐鳳在二〇一六年八月加入政府所帶來的影響。雖然北京再三保證武漢的病毒不會人傳人，但台灣政府理所當然並不相信，而是遵從美國流行病學家賴瑞．布里恩（Larry Brilliant）的忠告「及早發現，及早反應」，實現絕佳的防疫成果。整個二〇二〇年下來，台灣的COVID-19確診病例不到八百人，死者更只有七人。有部分當然是因為台灣的官員已經從SARS和MERS這兩場冠狀病毒疫情中記取了教訓。但二〇二〇年的台灣能有此成就，還有很多原因。舉例來說，當初缺乏口罩時，政府就架了一個網站來配給口罩。如果台北爆發疫情，官員也計畫把城市分成好幾個不同的區域來管理。而且儘管有這麼嚴格仔細的預防措施，學校依然沒有停課。
《末日》在二〇二〇年十月底交稿後，我就只能針對一些細節處進行校對修改。不過接下來這七個月裡，又有了很多重要的新發展，有些在我的預料之中，有些則出乎我所料。我對西方疫苗的樂觀態度是對的，不過就算當初再怎麼有信心，我也沒料到莫德納和BNT疫苗的保護力會超過90％。當初各國政府在圍堵病毒時弄得手忙腳亂，也讓我估計之後採購與分配疫苗時會一塌糊塗，沒想到最後會這麼有效率。
我原本也預期COVID-19最後的致死率，會和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的亞洲流感相近，殺死大約0.04％的全球人口。這點的確是我太過樂觀。考慮到開發中國家傾向低報和疫情有關的死亡人數，目前的死亡人數約在0.095％至0.17％之譜，比我原先預計的還高出不少。當然，二〇二〇至二〇二一年間死於COVID-19的人數還是比不上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間的西班牙流感，當時大約有1.17％的人死於疫情。就算採用《經濟學人》評估的最大值，後者的超額死亡數依然高了一個數量級（譯注：二〇二一年五月十五日，經濟學人經建模評估全球的超額死亡數約在七百萬至一千三百萬之間）。若考慮到患者的年齡分佈，以及損失的生命年數，COVID-19還是比較接近一九五七年的亞洲流感。儘管如此，我還是低估了新變種病毒的問題。這些變種能讓感染過早期病毒株的人再次感染，同時也會降低疫苗效力，我也因此低估了巴西、印度、南非及周邊地區後來幾波疫情的規模。我也沒想到二〇二〇年成功遏止病毒擴散的亞洲各國政府，會正好因為這份成就而在疫苗接種上落後。當傳播力道更強的新變種病毒傳入，並在二〇二一年的五至七月引爆新一波嚴重疫情時，台灣幾乎沒有準備：他們當時只有0.01％的人接種過第一劑疫苗，篩檢量能也在安逸中衰減到危險的程度。結果就是確診病例陡然增加到七千例，死亡人數也攀升到超過七百人。
接著又會怎麼樣呢？我朋友古樂朋（Nicholas Christakis）就在他新出版的《阿波羅之箭》（Apollo’s Arrow）（譯注：除了太陽神，阿波羅也是醫藥之神和瘟疫之神，曾在《伊里亞德》中以箭矢向特洛伊散播瘟疫）裡面問，等到大流行過後，我們是否會像祖父母、曾祖父母那輩人一樣，在西班牙流感過後進入「咆哮的二〇年代」：
在目前和不久後的疫情期間，人們也許會變得更篤信宗教，更深刻反省，但等到疫情過後，可能又會逐漸肆無忌憚地縱情聲色與快意人生。城市將會重新點起華燈。人們會熱切投入運動賽事、演唱會和政治集會，哪裡有機會和更多人聚在一起，就往哪裡去。每次撐過嚴重的疫癘，人類不只會感受到全新的意義，也會感受到全新的可能性。一九二〇年代不正為我們帶來了廣播、爵士樂、哈林文藝復興和婦女選舉權嗎？
這是他書裡最常被引用，但也是最被誇大的段落。這段話實在是太過美化一九二〇年代——說起那十年的美國，只會讓人想起暴力犯罪和頂著鮑伯頭的摩登女郎（flapper），而其他國家則充斥著惡性通膨、饑荒、布爾什維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不管怎麼想，二〇二〇年代能不能咆哮出聲都令人懷疑，更別提聲音好不好聽。說不定二〇二〇年代會變成「無聊的二○年代」。
只要世界上還有一大部分的人口尚未接種疫苗，就會持續冒出新的變種病毒，疫情也會反覆爆發，讓我們必須固定施打疫苗──說不定一年還不只打一劑。我們也得在口袋和公事包裡放著煩人的口罩，進辦公室或上飛機時也必須填寫一堆線上表格。一旦COVID-19獲得控制，各國又會重返同樣無聊的陳年戰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間難解的問題就是個好例子：以色列才剛有58％的人完整接種疫苗，達到集體免疫的門檻，馬上就有一堆飛彈從迦薩射向耶路撒冷。蘇格蘭獨立運動雖然比較不血腥，但也沒有比較有趣──這個議題注定會在英國每日死於COVID-19的人數降到個位數的時候捲土重來。歐洲人很快也會再度吵起移民問題，法國人最近已經起了頭。這些事情大概都會沒完沒了。
然而，就算傳染病可能會讓我們的日子變得更無聊，但災難並不會因此停下腳步。正如我在《末日》中所說，就算一場災難原本是容易預見的「灰犀牛」，實際發生時也可以輕易變身成「黑天鵝」。但是黑天鵝要變成「龍王」那種影響力遠不止於生靈塗炭的歷史性大災難，就需要很多條件：在超額死亡人數爆增後，還需要對經濟、社會、文化、政治和地緣政治都造成重大影響，匯聚成多重災難的大合奏。而在我寫這篇序言的二〇二一年七月底，這個大合奏什麼時候會奏響應該已經相當明顯：那就是疫情讓我們都無聊透頂的時候。
本書在去年底交稿之際，疫情對經濟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當時我問：「我們最該擔心的，究竟是經濟持續停滯，還是經濟活動恢復正常之後陷入惡性通膨？」二〇一四年曾經重提「長期停滯」（secular stagnation）的經濟學家勞倫斯．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今年二月回答了我的問題：他警告目前的產出缺口（譯注：產出缺口（Output Gap）是實際經濟產出和充分就業下潛在經濟產出之間的差距，常用來衡量通貨膨脹的情勢）相對較小，如果實施不相襯的大規模財政刺激，美國就很有可能發生惡性通貨膨脹（不過在其他國家，應對政策和景氣低迷的程度之間沒有那麼大的落差）。之前在供給面緊張的疫情期間推出擴張政策，就讓惡性通膨的發生機率攀升。如果這個狀況繼續下去，就不會只是聯準會堅稱的「過渡現象」了，屆時通膨期望值就會逐漸失控，走向一九六〇年代後半葉的局面。「坦白說……我們很希望通膨率可以稍微高一點。按照國內和全球近期以來的發展，實在不大可能發生我小時候那種讓人傷腦筋的通膨。」但聯準會主席曾說過的這番話，現在可能已是他最大的壓力來源。雖然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與一九七〇年代初，通膨發生的主要原因是越戰失利和以阿戰爭爆發，而現在並沒有什麼可以相比的地緣政治衝擊，但這也不能保證「稍高的通膨率」可以一直維持在平均2％上下。或許，寬鬆貨幣政策的後果不是消費者物價上漲，而是像金融海嘯後一樣造成資產泡沫化。另一方面，我們也不確定全球糧食和其他消費品的供應問題會持續多久，或是發展到什麼程度，只知道開發中國家的公衛危機愈嚴重，這個問題就會愈大。通貨膨脹在國外造成的挑戰，可能會比在美國國內還要嚴峻。
至於疫情的政治影響，就比較容易在七個月之前預見。如果沒有這場疫情，川普幾乎篤定會贏得連任。英國大選是在全世界都還安好的二〇一九年十二月舉行，只能說是強森的好運氣。儘管二〇二〇年的各種做為與不做為造下那麼多罪孽，川普的選情還是沒有兵敗如山倒。儘管有群支持川普的暴徒和「匿名者Q」的信眾在二〇二一年一月六日闖入美國國會大廈，讓許多人重新擔憂美國將淪為威瑪共和，或是爆發第二次南北戰爭，但這些災難預言都沒有發生。川普陣營當初在橢圓辦公室號召「起義」時，是否曾認真想過要發動政變？或者他只是想對國會施壓，卻因為國會山莊的警力太少而導致局面失控？針對這群闖入者的研究發現，裡頭只有一小部分的人跟極右翼或民兵組織有所往來。這些面臨指控的幾乎都是中產階級白人（雖然其中很一大部分的財務都有問題），而且絕大多數都是被匿名者Q等流傳於社群網絡平臺的陰謀論所策動。一月份的民調顯示，雖然高達70％的共和黨選民都不接受川普敗選，但是只有很少數人贊同這些人洗劫國家的立法機關。
一月六日這起事件真正的重要性有二。首先是科技巨頭終於逮到機會可以把川普逐出社群媒體，乃至於整個現代公共論壇——這比那個匿名者Q信徒所率領的政變有效多了。再來是川普為了反抗選舉結果所做的各種蠢事，終於在國會大廈暴亂後畫下句點，振奮了民主黨政府的士氣。素來固守中道的拜登用正常的方式競選，贏下了這場選戰。在他就職的一百天內，民主黨內的政策機器就正常發揮，推出了《美國救助計畫》（American Rescue Plan）、《美國就業計畫》（American Jobs Plan）、《美國家庭計畫》（American Families Plan）等一系列紓困措施，總預算將近六兆美金。親民主黨的媒體興致勃勃地宣揚，拜登會在任內「帶來改變」，忽略了目前民主黨在參、眾兩院的優勢都很小，跟有大票黨內同志來支持各種國內計畫的小羅斯福和詹森時代，完全是天壤之別。這些不切實際的經濟措施會導致哪些計畫之外的後果，其實也不難想像：除了通膨率增加，放棄邊境圍牆也會導致更多非法移民穿越美墨邊境，而在二〇二〇年夏天因為佛洛伊德被害所引發的動盪後，暴力犯罪也將會繼續增加。
彷彿要映襯拜登這位新總統的年邁，美國政府如今正逐漸走回曾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誤入歧途的「大政府主義」。相比之下，台灣政府的活力實在令人驚豔。雖然他們的防線終於在五月被新一波病毒給攻破，但接下來情勢的發展又繼續展現了新型智慧政府的效能。在唐鳳等人的努力下，台灣已經備妥了一系列接觸者追蹤程式，包含官方的「臺灣社交距離」。名為g0v零時政府的開源網絡也快速架起一個網站，匯聚來自醫院等單位的資源，以追蹤疫情蹤跡。人民也自發性地利用Google地圖製作了「風險地圖」，協助大家保持社交距離。
唐鳳前述作法中最吸引人之處，是她著重於利用軟體和智慧型手機，強化一般民眾而非政府的防疫能力，這種精神源自於二〇一四年三一八學運，別名「太陽花運動」。唐鳳在二〇二〇年接受訪問時，曾提到過台灣是怎麼利用軟體工具，藉著「參與式機制設計」來發揮公民社會的「集體智慧」。舉例來說，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臺和vTaiwan都是以Pol.is這套軟體為基礎。根據其中一名創辦人的介紹，Pol.is的目標就是「化群聚為凝聚」——說得更白話則是「形成粗略的共識」。唐鳳認為，這和中國大陸利用人工智慧打造的監控帝國正好相反：「從民主和人權的角度來看，他們發展得愈遠，就退步得愈多。我們的感想是：『呃，千萬不要追隨他們。』」
唐鳳的防疫方針不只讓人民獲得更完善的資訊，也讓政府更能掌握實際狀況。而在面對假訊息和錯誤訊息上，她則是以諷刺取代審查。她曾在去年表示：「我們不是用外出限制來擊退傳染病，也不是用言論限制來擊退資訊疫病。」她的辦法是採用「妙語對抗謠言」，也就是用好玩的迷因對抗假新聞。如果西方政治家想瞭解民主的未來，他們真的該常去台北走走。
在我看來，受此次疫情影響最深遠的，應該不是美國國內政治，而是地緣政治。所有跡象都顯示，儘管華盛頓的政府已經輪替，這場在疫情之前就已展開的二次冷戰還是會持續下去。正如我在本書第十一章的預言，拜登政府的確像選前承諾的一樣，在各方面的作風都比前任更加強硬，不遺餘力地批評中國共產黨，當然也沒有放過民主和人權這些川普從來不大有興趣的議題。此外，拜登政府也放棄了川普不分敵我的保護主義，積極團結盟邦以求平衡中國勢力，其中又以澳洲、印度、日本最是關鍵。今年三月，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中共外委會主任楊潔篪在阿拉斯加的安克拉治會面，雙方的激烈交鋒與冷戰時期別無二致，這是川普時代任何一場會議都比不上的。這就不禁讓人想起，第一次冷戰剛開始時曾在朝鮮半島爆發了一場異常激烈的戰爭。後疫情時代最明顯的危機，顯然就是逐步升級的台海局勢。畢竟，台灣可是同時扮演了前一次冷戰中的柏林、古巴和波斯灣的角色：身處強權競逐的中心，地理上離其中一個超級強權非常近，又距離另一個非常遙遠，其尖端半導體產業的重要性也堪比沙烏地阿拉伯的原油。有些書評不理解我為什麼要在《末日》的最後一章討論新冷戰的不確定性。顯然他們完全忘了在歷史上，戰爭與瘟疫不但是死喪禍亂的兩大成因，而且兩者如果不是攜手並行，就是時常接踵而至。
幾年以前，有一位習近平的經濟顧問告訴我，習主席最大的心願就是將台灣納入中國版圖。正是因為如此，他才會設法終結過去中國主席只能當兩任的潛規則。習近平之所以大力擴張中國的陸、海、空軍力量，並列裝東風二十一D型這種足以擊沉美國航空母艦的陸基飛彈，最大的理由也是想拿下台灣。借用知名台灣國安記者坦納．格瑞爾（Tanner Greer）的話來說：「台灣所擁有（或是未來能從美方購得）的任何作戰系統，人民解放軍全部都有，有些還遠比台灣的還要先進。」更重要的是，中國還建立了「反介入與區域拒止」的能力，以拒美國於台灣海域之外。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前中情局官員韓力（Lonnie Henley）在二月的國會聽證會上指出：「如果我們能夠解除（中國的整合防空系統），就能贏得戰爭；如果做不到，可能就會戰敗。」印太司令菲利普．戴維森（Philip Davidson）上將則在二月警告國會，中國最晚將在二〇二七年入侵台灣。退役將領詹姆斯．史塔伏瑞迪斯（James Stavridis）最近也出版了《二〇三四：下一場世界大戰》（2034: A Novel of the Next World War），小說中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端之一，就是中國海軍突然出兵包圍台灣（遭此重創的美國海軍被迫決定「核平」湛江，結果導致聖地牙哥和德州蓋維斯頓被毀）。這則故事最難以置信的設定，大概就是戰爭還要十三年才會發生。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的麥可．歐斯林（Michael Auslin）則認為，中美海戰在二〇二五年就會開打。
長年研究美國外交政策的菲利普．澤里可（Philip Zelikow）和資深外交官羅伯特．布萊克威爾（Robert Blackwill）曾在年初投書美國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兩人在文章裡為美國列出四個可能選項，而他們認為最好的是最後一種：
美國應當……演練一套備用方案，且至少要與台日協同演練，以抗衡任何中國對台灣的航運封鎖。另外，美國也要預先布署戰爭儲備，隨時準備好運送緊急物資，以協助台灣自衛……美國和盟國也要預想並實際制定計畫，才能在軍隊遭受攻擊時切斷所有和中國的金融關係，並凍結或扣押中國資產。
不過所有提倡嚇阻政策的說法都得面對三個問題。首先，不管用什麼方法強化台灣的防禦，都必定會讓中國震怒，使冷戰更有可能變成熱鬥——尤其是日本也公然參與的話。第二，這些舉動等於在昭告中國要把握時機，在美國的嚇阻政策升級完畢之前做出行動。第三，則是台灣人其實很抗拒像以色列一樣嚴肅面對國家的存亡。
還有一個問題是，台海局勢得要多惡化，才能讓拜登政府意識到「台灣危機」正在發生？是中國軍隊採用小幅度的「隔離」戰術，或是全面封鎖台海航線，抑或是對台灣發動兩棲突擊？如果英國軍事史學家麥斯．黑斯廷斯（Max Hastings）說得不錯，這就會成為二次冷戰的古巴飛彈危機，只不過台灣和美國之間的距離，遠超過古巴和蘇聯的距離。要是史塔伏瑞迪斯預測正確，台灣就會更像是一九一四年的比利時，或是一九三九年的波蘭。或許還有一種更為合適的類比──也許台灣之於美利堅帝國，更像是蘇伊士運河之於一九五六年的大英帝國。當時的埃及總統納瑟將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引發英國首相艾登聯手法國和以色列，想用武力奪回運河。結果美國的反對讓英鎊價格一落千丈，重重羞辱了大英帝國——那一刻讓全世界發現，帝國雄獅不過是頭紙老虎。我很難想像當中國進攻台灣，拜登政府會像布萊克威爾和澤里可等人設想的一樣，同時動用軍事力量和金融制裁來回擊。當台海戰爭像兩人設想的一樣引發金融危機，受創最深的會是中國，還是美國？兩者雖然都是超級強權，但美國的GDP正面臨3.5％的赤字（二〇二〇年第二季），國際投資部位的淨額將近負十四兆美金。然而，如果美國對一九五四年以來最嚴重的第四次台海危機不理不睬，各大報的頭條絕對不會放過這個拿國務卿名字大作文章的機會。
但如果國務卿布林肯「不理」（Blinken blink）台海局勢成真，那會對美國帶來什麼樣的後果？美國在五十年前打輸了越戰，除了對南越居民造成災難，其實對戰略大局影響不大，亞洲並沒有接二連三赤化（除了演變成人道災難與大屠殺的紅色高棉）。然而若美國失去台灣，就算只是消極避戰，整個亞洲都會看到美國已經無法主宰所謂的「印太地區」。這代表在兩百年的衰落和國恥之後，中國終於能實現長久以來重登亞洲霸主之位的野望。也代表中國戰略家眼中的「第一島鏈包圍網」就會出現破口，晶片聖地台積電也會落入北京掌控（別忘了，真正的新石油不是大數據，而是半導體）。美元和美國國債絕對會因此受到重挫，這將會是美國版的蘇伊士危機。
亨利．季辛吉曾說過：「每一次成功，都只是讓你獲得通往下一場更困難挑戰的入場券。」五十年前，季辛吉能和中國展開外交對話，的確是項了不起的成就。但這次成就最後卻成了美國走向第二次冷戰的入場券。當然，失敗也是一種入場券。西方各國政府沒能像台灣和南韓一樣順利圍堵冠狀病毒，讓它們不得不盡力完成疫苗接種；而沒能提早讓人民接種疫苗的台灣政府，也不得不在自滿過後繼續發揮聰明的創意。有時候，歷史看起來就像是一連串要命的災難，但有時候災難也可以激發出創意的應對之道，就像成功總是令人不思進取。我手上這本瘟疫之年的著作就先寫到這裡，接下來我得要全心面對另一類傳記的挑戰（注：尼爾．弗格森已開始其《季辛吉傳》第二卷的寫作計畫，該卷預計涵蓋美中建交與台美斷交等一九七○、八○年代的重要外交事件）。季辛吉的觀察總是讓我震驚，因為無論是放在我們每個人的生涯，還是放在人類史上對於災難的應對成敗，都一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