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際 阿富汗局勢

血染之地:阿富汗的「大人物」和他們未能塑造的現代國家史

我偶爾會產生一種錯覺,彷彿他們參與塑造的阿富汗現代史是一個超然的客體,而他們無須為此承擔道德義務。


在巴米揚大佛遺址附近,一輛由本地藝術家噴繪出粉紅波點效果的廢棄蘇制坦克矗立在農田中。 攝影:李亞楠
在巴米揚大佛遺址附近,一輛由本地藝術家噴繪出粉紅波點效果的廢棄蘇制坦克矗立在農田中。 攝影:李亞楠

【編者按】2021年8月15日,在塔利班組織對阿富汗的全國性攻勢開始三個半月之後,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象徵、中亞名城喀布爾最終以「無血開城」的方式宣告易幟。在「9·11」事件20週年紀念日前夕,阿富汗又一次迎來了政權更迭,塔利班再度建立起對全國的統治,而這已經是喀布爾自1979年以來第五次被入侵者攻破。

本文作者劉怡在2017-2019年曾三次前往阿富汗採訪,與上世紀70年代以來阿富汗最重要的幾位政治人物及其家族有過接觸。他們中有80年代一度享譽世界的抗蘇游擊隊領袖,也有奧薩馬·本·拉登的長期合作者。明晚我們也會請劉怡在線上為讀者做一期分享,具體報名信息請瀏覽端小聚預告:國際時政記者眼中的阿富汗社會和塔利班


當這些兼有知識分子和封建軍閥雙重身份的「大人物」們面對着我侃侃而談時,我偶爾會產生一種錯覺,彷彿他們參與塑造的阿富汗現代史是一個超然的客體,而他們無須為此承擔道德義務。世界歷史的浪潮在阿富汗來了又去,大人物卻永遠都是大人物:這或許也是這塊中亞血染之地始終無法歸於寧靜的諸多原因之一。


法希姆·尼亞米(化名)在網絡電話那一頭的聲音顯得異常冷靜。2019年夏天在瓦利·馬蘇德(Ahmad Wali Massoud)大使的辦公室裏第一次結識這位年輕秘書之後,我一直通過他維持着和馬蘇德家族的聯繫,並且私下裏認為他正在變成一個小號的大使:一樣操着流利的英語,一樣有着從容不迫的語氣,也一樣善於擺出阿富汗「大人物」面對國際記者時那種造作的鄭重其事。易主之際的喀布爾城裏有許多令我擔憂的故人,但並不包含法希姆。我知道他已經成功進入馬蘇德家族的「內圈」,篤定可以拿到逃離祖國的機票——在阿富汗,適時抽身屬於一種特權。

時間已經是北京的8月16日上午,塔利班進入喀布爾總統府的照片傳遍了全世界,法希姆的描述卻平淡的好像一場新聞簡報:「14日晚上,大使和齊亞先生(指齊亞·馬蘇德 Zia Massoud,瓦利·馬蘇德之兄,2004-2009年任阿富汗第一副總統)以及阿富汗最重要的塔吉克裔政治家們舉行了一次閉門會議,決定分兩路行動:鑑於喀布爾已經處在失控邊緣,大使本人將率一個代表團飛往伊斯蘭堡,按照原定計劃參加由巴基斯坦政府發起的和平對話。同時,薩利赫(Amrullah Saleh)副總統和『小獅子』(指瓦利·馬蘇德之侄、已故的「潘傑希爾雄獅」沙阿·馬蘇德Shah Massoud 之子艾哈邁德 Ahmad Massoud)前往潘傑希爾谷地,組織針對塔利班的軍事抵抗。我跟隨大使的專機在15日凌晨離開喀布爾,一同出發的還有人民院(下院)議長拉赫曼尼(Rahman Rahmani)、薩拉赫丁·拉巴尼(Salahuddin Rabbani)(前總統布勒努丁·拉巴尼之子,曾任阿富汗外交部長)、兩名前副總統、幾位國會議員以及其他知名人士。我的兩個哥哥已經返回潘傑希爾,那裏是我們熟悉的故鄉。」

是的,我當然知道大使的專機是為着「外交斡旋」降落在伊斯蘭堡的。過去一年多時間裏,我曾經幾次向法希姆打聽過他的「老闆」的動向,幾乎無一例外被告知後者「正在巴基斯坦」——出席形形色色的論壇、大會和講座,用標準的倫敦腔英語談論着「代表全體阿富汗人福祉的和平」。但在距離塔利班士兵進入喀布爾只剩下短短幾個小時之際,在伊斯蘭堡又有什麼性命攸關的「斡旋」需要這位大人物匆忙趕去出席呢?他們的「斡旋」又經過了哪一級政府的授權呢?在遙遠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使和齊亞先生不是曾經陪伴他們的長兄、國家英雄沙阿·馬蘇德蟄伏在故鄉潘傑希爾谷地,與蘇聯及其扶植的納吉布拉政權、乃至後來的塔利班做過殊死搏鬥嗎?

只有沙阿·馬蘇德的獨生子艾哈邁德以及他曾經的部下薩利赫啟程前往了潘傑希爾,但他們的行動更像是一場政治宣傳。在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總統於15日晚間匆匆逃離喀布爾之後,素來與其不睦的薩利赫迫不及待地宣布自己已經以第一副總統的身份「代理國家元首」,彷彿這個空洞的頭銜對喀布爾機場上那些絕望的滯留者還有任何號召力。至於「小獅子」,他其實是在履行一項家族義務——32歲的艾哈邁德超過一半的人生是在伊朗和英國度過,氣質更近似一位學者。潘傑希爾乃是馬蘇德家族最重要的政治圖騰,總需要有人去宣示傳承。

喀布爾鬧市區舍爾浦的一處混凝土防爆牆,牆上繪有阿富汗國民軍士兵的側影。
喀布爾鬧市區舍爾浦的一處混凝土防爆牆,牆上繪有阿富汗國民軍士兵的側影。攝影:李亞楠

還有一些人物甚至比馬蘇德家族更加亢奮。在印度記者拍攝的畫面中,我又一次見到了兩度拜訪過的前總理希克馬蒂亞爾(Gulbuddin Hekmatyar)——嚴格說來,直到2016年春天為止,這位曾經的抗蘇游擊隊領袖、馬蘇德的大學校友和一生之敵還是被阿富汗以及美國政府雙雙通緝的恐怖分子,藏匿在巴阿邊境的村落中不見天日。然而他的政治嗅覺顯然從未被居無定所的流亡生活所削弱:復出之後的希克馬蒂亞爾很快恢復了昔日的活躍,2016-2021年阿富汗的每一場選舉、每一次陰謀、每一樁騙局中都有他的身影出現。這種上竄下跳的表演在喀布爾陷落之際達到了最高潮:在馬蘇德家族黯然逃離、加尼倉皇出走之後,希克馬蒂亞爾與前總統卡爾扎伊(Hamid Karzai)以及民族和解委員會主席阿卜杜拉·阿卜杜拉(Abdullah Abdullah)(馬蘇德曾經的秘書,普什圖、塔吉克族混血)宣布他們已經組成了一個新的三人委員會,將「代表阿富汗人民」與塔利班商討政權交接和組建過渡政府等事宜。8月18日,塔利班代表阿納斯·哈卡尼(Anas Haqqani)(「哈卡尼網絡」創始人賈拉魯丁·哈卡尼幼子)在喀布爾與這三位曾經的大人物舉行了會談。而在2012-2016年曾經作為囚犯關押在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的小哈卡尼,還專門前往霍斯特省拜訪了我的另一位訪談對象:80年代抗蘇游擊隊的領袖薩耶夫(Abdul Rasul Sayyaf)。

不熟悉歷史的觀察家們或許無法從這一長串姓名中發現微妙的玄機,但「歷史的韻腳」(The Rhyme of History)的確存在,並且直接串聯起了最近半個多世紀阿富汗一切的風雲變幻——上世紀80年代後期的某段時間裏,阿卜杜勒·拉蘇爾·薩耶夫曾是以巴基斯坦白沙瓦為中心的7支抗蘇游擊隊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希克馬蒂亞爾和沙阿·馬蘇德是他麾下最桀驁不馴的兩名指揮官,老哈卡尼則以野戰軍人的身份效力於另一位將領尤努斯·哈利斯(Yunus Khalis)旗下。薩利赫、卡爾扎伊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曾在不同時期服務於馬蘇德的軍隊中。而在納吉布拉政權崩潰之後的1992-1996年,以希克馬蒂亞爾和馬蘇德兩派為中心爆發了新的內戰,最終導致了哈卡尼的倒戈以及塔利班第一次上台。實際上,「大人物」們的淵源還不至於此:上世紀70年代,希克馬蒂亞爾、馬蘇德和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曾經先後就讀於全國最高學府喀布爾大學,而他們的老師正是薩耶夫和老拉巴尼。

即使這個國家的3250萬常住人口中有2/3是不滿25歲的年輕人,即使希克馬蒂亞爾和馬蘇德們已經從曾經的權力巔峰漸趨滑落,他們依然是「大人物」。年復一年,喀布爾街頭的人們談論的焦點始終是「希克馬蒂亞爾先生」、「馬蘇德六兄弟」、「薩耶夫和他的侄子們」,以及「卡爾扎伊家的人」。超過半個世紀時間裏,這些大人物在阿富汗這片血沃之地上演繹了一段夾雜着理想、野心、殺戮、財富以及權力的複雜故事,影響甚至波及到整個世界。不必懷疑,在「塔利班2.0」時代的權力格局中,他們仍將竭力延續自己的顯赫地位,並將之傳承到第二代、第三代。只是,在這個被稱為「帝國墳場」的國家,除去作為「大人物」的聲望和逐年增加的墳墓外,他們似乎什麼都沒有留下——他們吝嗇到甚至不曾給自己的祖國留下一口水井。

位於喀布爾老城南方的「高堡」遺址,建築主體原是16世紀莫卧兒帝國時代的喀布爾總督宮殿,後來曾被用作國家監獄。

位於喀布爾老城南方的「高堡」遺址,建築主體原是16世紀莫卧兒帝國時代的喀布爾總督宮殿,後來曾被用作國家監獄。攝影:李亞楠

塔吉別格

「可否帶我們去往塔吉別格宮(Tajbeg Palace)?」2018年盛夏的一個清晨,我在喀布爾市中心攔住一名待客的順風車司機。「塔吉別格?聞所未聞。我只知道一處舊王宮,就是達魯阿曼大街盡頭那堆破爛」。

以探訪古蹟為目的前來阿富汗的外國旅行者,往往不得不面對這樣的困境:綿延40多年的戰爭已經使得某些曾經的地標性建築變成了一堆瓦礫和廢墟,而50歲以下的中青年對它們幾乎聞所未聞。堅稱並不存在所謂「塔吉別格宮」的司機還是按照他的執念把我丟在了達魯阿曼大街中段,就在一堆矗立着的腳手架對面。

整整81年前,1930年秋天,《芝加哥論壇報》的一位美國記者也曾經站在喀布爾街頭,留下了英語世界關於達魯阿曼宮(Darul Aman Palace)的最早記錄。此人便是威廉·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日後以鉅著《第三帝國的興亡》蜚聲世界。在他筆下,「這座文物復興風格的豪華宮殿,當初是被當作阿富汗的凡爾賽宮加以設計的。如今,宮殿的窗戶已經被木板封死,石膏板也從牆上脱落下來,孤零零地被遺棄在野草叢中」。耐人尋味的是,這幅景象和我在2018年夏天的所見幾乎毫無二致——在上世紀90年代那場令喀布爾蒙受浩劫的圍城戰結束後,被坦克、RPG火箭彈和大口徑榴彈炮反覆攻擊的達魯阿曼宮就變成了一處難民收容所,荒廢了將近1/4個世紀。直到2017年,加尼總統從慷慨的印度政府那裏籌集到2000萬美元資金,才宣布將對宮殿進行整體修復,以迎接2019年獨立百年紀念日。我所見到的那些腳手架和土方,正是修復工程的一部分。

在普什圖語中,達魯阿曼的意思是「和平之家」。興建這座宮殿及其周邊的政府街區,出自現代阿富汗的締造者、1919-1929年短暫在位的阿曼努拉·汗(Amanullah Khan)國王的手筆。這位勵精圖治的明君曾經派出代表前往巴黎和會,又發動了事半功倍的第三次對英戰爭,使阿富汗得以擺脱英國的保護國地位。在他的設想裏,未來的阿富汗應當是一個擁有現代化工商業和進步主義氣息的君主立憲國,而對首都的重新規劃和改造則是最重要的樣板工程。在喀布爾老城以南的丘陵地帶,阿曼努拉親自選定了一處台地作為新王宮的基址,並聘請法國和德國建築師為他設計了達魯阿曼宮——一座擁有自來水和集中供暖系統的新古典主義建築。600個大大小小的房間中,一層將作為國民議會的日常辦公場所,二層以上供王室成員使用。從老城中心到達魯阿曼宮的沿途將修建一系列包豪斯風格的政府辦公樓、酒店和通勤鐵路,使喀布爾成為「中亞的慕尼黑」。

然而終其一生,阿曼努拉也未能在這座新宮中度過哪怕一個晚上。他的悲劇,屬於隨後幾十年裏在阿富汗反覆上演的那種版本:國王推動的社會改革影響到了伊斯蘭教神職人員對學校和土地的控制,要求婦女脱去面紗、走出家族院牆的敕令更是在保守的普什圖人中掀起了軒然大波。在一夥教士和宮廷貴族的煽動下,1929年1月,賈拉拉巴德的山地部落發動了叛亂,阿曼努拉被迫退位、出走印度,政權隨後落入英國支持的宗室成員納第爾·沙阿(Nadir Shah)之手。不祥的達魯阿曼宮被改造成了國防部大樓,在日後的歷次政變中飽受摧殘。

在達魯阿曼宮院牆外的警戒線附近張望時,我終於發現了那座被本地人視若無睹的塔吉別格宮。它就坐落在南面兩公里外的一座山頭上,地勢孤立,沒有直路和達魯阿曼大街相連。儘管肉眼已經可以清晰地瞥見宮殿頂端被炮火擊穿的穹頂和院牆外拉起的鐵絲網,找到山頭的確切位置卻花費了我們和嚮導整整半個小時時間。氣喘吁吁爬上山頂之後,鐵絲網後方探出了三個士兵的腦袋和三支AK-47型突擊步槍——山頭西側的一塊平地目前正作為臨時直升機升降場使用;為了防止可疑分子實施偵察或破壞,任何人都不得進入塔吉別格宮的建築主體。我們三人就這樣被擋在了鐵絲網和沙袋之外。

如果說達魯阿曼宮折射出的是現代阿富汗第一場開明改革的夭折,那麼塔吉別格宮濃縮的歷史無疑更加令人五味雜陳。阿曼努拉的繼承者納第爾在1933年死於一場暗殺,年輕的王太子查希爾·沙阿(Zahir Shah)順勢繼位:他也是當初邀請夏伊勒前來喀布爾的那個人。新國王將第一家庭遷進了和不祥的達魯阿曼宮遙遙相對的塔吉別格宮;按照他的看法,字面意思是「大王冠」的塔吉別格宮地勢險峻、易守難攻,在風雲詭譎的政局中能對國王夫婦起到更好的保護作用。但意味深長的是,塔吉別格宮歷代主人的命運甚至比阿曼努拉更加坎坷——1973年7月,查希爾在出訪意大利期間被自己的表兄達烏德(Daoud Khan)廢黜。後者以阿富汗第一任總統的身份執政了四年半,在1978年4月被一場血腥政變推翻,全家遭到處決。繼任國家元首的塔拉基(Nur Taraki)執政了15個月,於1979年10月被自己的副手阿明處死。而阿明(Hafizullah Amin)在塔吉別格宮也只待了三個月:1979年12月27日入夜後,一支蘇軍特種兵分隊乘坐20多輛步兵戰車衝上了「大王冠宮」所在的丘陵,將阿明及其28名家人悉數槍殺。

一片狼藉的塔吉別格宮在隨後十年被侵阿蘇軍用作總司令部,最終隨着1992年喀布爾之圍的到來,變成了一堆扭曲的金屬殘骸。與達魯阿曼宮不同的是,沒有哪位阿富汗統治者打算修復它,甚至沒有人認為這是一處值得駐足的歷史遺蹟——戴着鋼盔的腦袋又一次從鐵絲網後邊冒了出來,「在趕我們走了」,翻譯兼嚮導哈迪(化名)小聲嘟囔着。「到山腳下隨便找輛順風車吧。這兒離城裏可有30多公里,我們只能碰碰運氣了」。

在謝克爾·穆罕默德一家居住的貧民社區入口處,兒童排着隊用塑料桶從公共機井中取水。

在謝克爾·穆罕默德一家居住的貧民社區入口處,兒童排着隊用塑料桶從公共機井中取水。攝影:李亞楠

謝克爾

謝克爾·穆罕默德那輛風塵僕僕的右舵「豐田」車幾乎是從一堆黃土裏「蹦」出來的。實際上,把那叫作「車」已經屬於過度美化了:空調是壞的,有兩扇窗戶搖不上,每個零部件都在發出令人不安的嘎吱聲。在喀布爾,你永遠不知道自己買到的汽車最初誕生於世界的哪個角落,在抵達這座幾乎沒有紅綠燈的城市之前又輾轉了幾個國家。這裏甚至有一種專門的行業叫作「刷車」——一輛已經在N個國家被宣布過報廢的舊車,按照美國某個州(最常見的是得克薩斯)的塗裝樣式粉飾一新,接着就會以「美軍自用二手車」的名義被兜售出去。不過它們的真實身份往往會被售價所暴露:普通喀布爾人很少願意為自用私家車報價2000美元以上。而一輛售價甚至不到1萬元人民幣的轎車通常只會有兩種特點:要麼已經故障,要麼正在醖釀在某個十字路口突然趴窩。

32公里的距離,謝克爾要價30美元,這多多少少影響到了我對他最初的印象。實際上,擠坐在那輛破「豐田」的後座,我和攝影師搭檔李亞楠甚至感到了一絲緊張——在2018年的喀布爾,外籍旅行者被本地人聯絡幫派分子、乃至塔利班綁架勒索的案件並不罕見。同樣感到不自在的還有副駕駛座上顛來晃去的哈迪:這個哈扎拉族年輕人在第一分鐘就意識到,謝克爾腦袋上扣着的灰色羊毛氈帽和佩拉罕襯衫(Perahan)外套着的坎肩分明是普什圖人的典型打扮,而哈扎拉人和普什圖人的恩怨糾葛比阿富汗的歷史還要漫長。「Caca(達里語『叔叔』,達里語是阿富汗兩種通用官方語言之一)」,哈扎拉小夥子猶豫了很久才冒出第一個詞,聲音微微顫抖。

尷尬的安靜持續了差不多十分鐘。和心理活動豐富的我們三人相比,謝克爾的表情要淡定得多。他扯了幾下左臂上的襯衫袖子,露出一截傷疤——從肘關節上方歪歪斜斜地延伸到掌根,足有一個手指那麼寬,那是彈片釘進肌肉後形成的痕跡。一瞬間,我忽然想到了可以聊些什麼:「您曾經是一位穆賈希丁嗎?」

穆賈希丁(Mujahideen),阿拉伯語意為「從事聖戰(Jihad)之人」。在阿富汗現代史上,它特指的是1979-1989年從事反蘇游擊戰的本地穆斯林戰士以及他們的外籍志願者盟友。在蘇聯軍隊撤出阿富汗之後,主要的七支穆賈希丁武裝展開了長達四年的內戰,最終被塔利班所取代,給90年代留下了一個幽暗的結尾。

謝克爾·穆罕默德在他的「豐田」車上展示自己青年時代與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的合影。

謝克爾·穆罕默德在他的「豐田」車上展示自己青年時代與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的合影。攝影:李亞楠

假如我那個時候知道謝克爾僅僅比我大六歲,假如我沒有被他布滿皺紋的臉龐和連成「一」之形的眉毛所欺騙,大概根本不會提出那樣不靠譜的問題。但謝克爾隨後的回答差點讓我從座位上跳了起來:「不,我太年輕了,沒有趕上穆賈希丁的時代。不過我曾經侍奉過一位穆賈希丁領袖:您聽說過希克馬蒂亞爾將軍嗎?」

他說的可是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那是過去40多年裏阿富汗最有影響力、也最兇殘狡詐的政治人物。在1979-1989年的反蘇戰爭中,希克馬蒂亞爾領導的「伊斯蘭黨」武裝是穆賈希丁游擊隊中實力最強的一支。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以及英美等國曾經給予他整整6億美元的財政和軍火援助,撒切爾夫人在唐寧街10號秘密會見過他,也正是他把年輕的奧薩馬·本·拉登帶進了阿富汗。在1992-1996年的穆賈希丁內戰中,希克馬蒂亞爾的部隊曾經圍困喀布爾近三年之久,日復一日地向城內傾瀉炮彈和RPG(火箭推進榴彈),造成大約5萬名平民死於非命。在「9·11」事件後美軍入侵阿富汗的軍事行動中,這位普什圖裔軍閥又曾經和塔利班結成盟友,以白沙瓦為中心開展武裝顛覆活動,被政府軍視為心腹大患。

謝克爾在路邊停下了車,從馬甲衣兜裏掏出幾張皺巴巴的舊照片,一一對我指點着:「這張是我和希克馬蒂亞爾在『北方聯盟』政府總部的合影,當時他被擁戴為內閣總理,我只有15歲。」「這張是在巴達赫尚省前線,希克馬蒂亞爾前去視察部隊戰況。那是1997年的初春,雪還很厚。」「這是我們在伊朗的合影,當時希克馬蒂亞爾辭去了總理職務,在德黑蘭流亡。」伴隨着他的講述,一部關於之前20多年前阿富汗軍事和政治衝突的個人歷史開始浮現出來:在希克馬蒂亞爾圍困喀布爾的倒數第二年(1995年),15歲的謝克爾加入了他的武裝,並且因為和那位大軍閥的母親來自同一村莊,被編入了最精鋭的私人衞隊。某一次,沙阿·馬蘇德的塔吉克人軍隊突襲了希克馬蒂亞爾的指揮部,謝克爾的左臂在戰鬥中受了重傷,這進一步增加了那位大軍閥對他的信任。塔利班在1996年佔領喀布爾後,希克馬蒂亞爾一度與馬蘇德握手言和,並被後者推舉為「北方聯盟」政府名義上的領袖。不過他在1997年再度辭職,帶着謝克爾等幾十名親隨逃往伊朗隱居。之後的十幾年裏,謝克爾又曾經幾次追隨自己的老上司,見證了這位大人物與政府達成和平協議、重新在阿富汗呼風喚雨。

「我的大女兒就讀的那所小學就在塔吉別格宮山腳附近。你們下山時,我剛剛送完她從學校離開」,沙克爾這樣解釋了我們的不期而遇。車裏的氣氛開始變得活躍而鬆弛了,這時,我突然產生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您和希克馬蒂亞爾先生還有聯絡嗎?您能不能轉告他,有一位中國記者正在喀布爾,希望拜訪他?」

「當然可以」,謝克爾回答得斬釘截鐵,「實際上,我有時會幫他的幾個兒子幹一些跑腿的活。等我打幾個電話,打聽一下他的時間。不過也請你理解,你可能得接受一些『面試』,也要等待他的辦公室的安排。」

阿富汗傳統社會的實用性,在這一刻展現出了它的能量。和現代社會基於職務劃分的上下級關係不同,即使希克馬蒂亞爾本人曾是上世紀70年代喀布爾大學的精英學生之一,他所依據的行事法則依然是極度復古的。在阿富汗軍界和官場,上下級之間的信任並非基於職務和責任,而是取決於兩人是否出自同一民族、同一鄉土背景,是否有過危難時刻的效忠行為。將這種信任關係繼續向外延展,獲得信任之人的親屬與朋友,也會更容易分享這種私人關係帶來的便利。機緣巧合之下,我幾乎立即攥住了這根無法複製的新聞線索。

2018年7月,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右一)在伊斯蘭黨總部召開面向國際媒體的新聞發布會。

2018年7月,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右一)在伊斯蘭黨總部召開面向國際媒體的新聞發布會。攝影:李亞楠

穆賈希丁

為了等待拜會希克馬蒂亞爾父子,2018年7月我在喀布爾無所事事地枯坐了一個星期,其間經歷了無數通電話交涉和一次長達40分鐘的「面試」。在阿富汗,政界人物接受外國記者採訪是一種需要冒巨大風險的行為:與希克馬蒂亞爾亦敵亦友的沙阿·馬蘇德以及前總統拉巴尼都是在會見自稱記者的訪客時,被暗藏的炸彈當場殺死,這使得那位狡猾善變的前總理變得更加謹小慎微。更何況,記者從來都不是希克馬蒂亞爾願意善待的對象——在喀布爾歷史悠久的舍爾浦墓園(那裏埋葬着偉大的中亞考古學家奧雷爾·斯坦因),我見到了美國紀錄片導演李·夏皮羅和林德洛夫的墓碑,他們在1987年追蹤採訪希克馬蒂亞爾的游擊隊時死於非命。許多證據顯示,殺死他們的不是蘇聯人的子彈,而是希克馬蒂亞爾對自己的毒品貿易活動可能遭到揭露的恐懼。

但這位大人物最終應允了承諾,原因自然不僅是出於對謝克爾的信任。2016年與卡爾扎伊政府達成和解協議之後,希克馬蒂亞爾迅速適應了民主政治的新規則。和大半生生活在美國的阿什拉夫·加尼總統相比,似乎這位前穆賈希丁才是那個更熱愛「新阿富汗」的人。如今,日常掛在他嘴邊的字眼已經變成了「政黨」、「和解」、「人民的利益」,媒體則被他視為擴大影響力和攻擊對手的工具。負責與我聯絡的幕僚薩貝特有一次不無感慨地提到:「2016年之後,跟隨在希克馬蒂亞爾先生身邊的已經是一批年輕得多的工作人員。他認為過去的許多部下太老了,只懂得如何作戰,卻不通曉怎樣在辯論和宣傳中擊敗對手。現在他更欣賞年輕人,尤其是留學生。」

見面的地點定在了達魯阿曼政府街區一處龐大的鋼筋混凝土官邸中。更準確地說,是官邸內的地堡,幽深陰暗、但被一連串燈光照得格外亮堂,四壁被加固到可以抵禦一般炸彈命中的衝擊波。包括我本人在內,大約有二三十名各國記者被安排在媒體席上。薩貝特告訴我,要得到單獨和希克馬蒂亞爾父子會面的機會,必須先聽完這場一個多小時的新聞發布會,內容是對加尼政府的控訴——新一屆阿富汗議會選舉預定將在2018年10月舉行,作為主要政黨領袖,希克馬蒂亞爾宣稱他剛剛發現了「加尼政府企圖徇私舞弊的證據」。

和中年時代那些橫眉怒目、滿臉戾氣的照片相比,2018年夏天坐在我正對面的希克馬蒂亞爾更像是一位大學教授。他戴起了老花眼鏡,灰白色絡腮鬍須和鬢角梳理得整整齊齊,語速慢條斯理。陪伴在他兩側的有幾位抗蘇戰爭時期的老部下、他的三個兒子以及曾經被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囚禁於黑獄達六年之久的女婿蓋拉特·巴赫爾(Ghairat Baheer)。整場發布會幾乎成了那位老穆賈希丁的獨角戲——他先是舉起一摞獨立選舉委員會起草的報告,怒斥加尼政府公布的「合法選民數量」已經超過了2003年之後阿富汗政府發放的選民證總數之和;接着話鋒一轉,開始強調即使自己雖然已不再是總理,但願意作為政黨領袖繼續發揮「監督作用」。50多分鐘時間裏,他中氣十足地念着講稿,始終腰板挺直、沒有喝過一口水。以他當時69歲的年紀而論,可以說全無老態。

「倘若您的父親是出生在一個萬事井然有序的和平國家,他的好口才會更有用武之地的。要是在美國,他可能已經選上了參議員」,茶歇時間,我向賈邁勒·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Jamal Jamaluddin Hikmatyar)感慨道。40歲的賈馬魯丁是老希克馬蒂亞爾的三兒子,講一口帶有巴基斯坦口音的英語,領導着父親新組建的一個年輕智囊團。他皺起眉頭想了一想,認真地回答道:「但即使是在美國,僅有口才也是不夠的,在阿富汗就更是這樣了。我父親的優點在於,他很清楚自己的支持者希望從他那裏獲得什麼,並且能抓牢這批人。」

顯然,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也能猜到面前這個從北京趕來的中國記者希望聊些什麼,但他並不打算輕易就範。在我來得及問出那些和本·拉登、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以及美國政府有關的問題之前,他已經離開座位,大步走上前,敷衍地拉了一下我的手臂:「很抱歉,10月的選舉之前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做決定,現在我得離開了。留下來喝茶吧,賈馬魯丁會陪你。我很高興認識一位中國記者,中國沒有入侵過阿富汗,是友好的。」

2018年7月,本文作者(左二)在伊斯蘭黨總部第一次拜會賈邁勒·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左一)。

2018年7月,本文作者(左二)在伊斯蘭黨總部第一次拜會賈邁勒·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左一)。攝影:李亞楠

和他那位能言善辯的父親相比,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顯得有些羞怯,言辭中偶爾會透露出些許自我懷疑。「我在白沙瓦出生,人生大部分時間在巴基斯坦度過,讀到了工程學碩士」,他對我回憶道,「我父親年輕時在喀布爾大學讀的也是工程學,儘管因為參加政治活動、最終沒有畢業,但他還是很樂意被人們稱為『工程師』」。希克馬蒂亞爾的四個兒子幾乎都是在反蘇戰爭時期出生,但他堅持要求孩子們至少讀到大學畢業,最後四個人都拿到了碩士文憑。不過賈馬魯丁認為:「和我父親年輕時閲讀的廣度相比,我們幾個還差得遠。」

的確,古勒卜丁·希克馬蒂亞爾代表了整整一代穆賈希丁領袖的典型特徵——既是知識分子和職業革命家,又是封建軍閥。早在20歲入讀喀布爾大學時,他就發表過一部題為《意識優先於物質》的小冊子,嫻熟地引用黑格爾的著作批判親蘇聯的同學的無神論意識形態。他也認真研讀過列寧和阿亞圖拉霍梅尼的著作,試圖從其中學習組建政黨和進行武裝鬥爭的經驗。在希克馬蒂亞爾眼中,自己在阿富汗進行的將是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政治實驗——首先將親莫斯科的政治和經濟勢力從全國驅逐出去,接着按照埃及原教旨主義思想家賽義德·庫特布的指導,從無到有地建設一個融合了伊斯蘭教法、現代工業以及直接民主制的新國家。

外國觀察家會把1979-1989年發生在阿富汗領土上的抗蘇戰爭視為外來入侵者和本土勢力之間的對抗;但在希克馬蒂亞爾家族提供的版本里,它首先是一場內戰——篤信庫特布主義的阿富汗知識分子反對達烏德政權的武裝起義,早在1975年就開始了。前者的基幹力量正是希克馬蒂亞爾在白沙瓦組建的「古勒卜丁伊斯蘭黨」(HIG),也是伊斯蘭黨最早開創了以巴基斯坦作為戰略後方,在邊境難民營中設立徵兵處和訓練基地的武裝鬥爭模式。80年代末期,伊斯蘭黨武裝的總兵力一度膨脹至8萬人以上;依靠這支武裝力量,希克馬蒂亞爾和馬蘇德領導的塔吉克人政黨「伊斯蘭促進會」(Jamiat-e Islami)在90年代進行了四年慘烈的內戰。

但希克馬蒂亞爾同時又是一個過於典型的阿富汗「部落人」,並且是普什圖人。他依靠昆都士部落長老的資助來到喀布爾求學,在一切場合公開宣揚「普什圖人優先論」,並且從20多歲起就習慣了藉助暗殺來剷除政治異己。作為佔阿富汗總人口45%的普什圖人的一員,希克馬蒂亞爾歷來不掩飾他對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乃至哈扎拉人的敵視,這也構成了他和馬蘇德長期競爭、並且得到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支持的重要原因——境內擁有大批普什圖裔人口的巴基斯坦,當然更願意自己的鄰國由一位同樣民族背景的政治人物所統治。在1992-1994年希克馬蒂亞爾與馬蘇德的戰爭中,正是巴基斯坦提供了伊斯蘭黨部隊的大部分軍費和彈藥。

在這場交織着毒品、金錢、結盟和背叛的權力遊戲中,希克馬蒂亞爾以及其他「大人物」身上最初的理想主義色彩逐漸褪去。賽義德·庫特布對建立理想伊斯蘭社會的熱望(儘管未必明智)已經蕩然無存,留下的只有野心、貪婪、黨同伐異和極度的不寬容。在這種背景下,塔利班運動的興起遂變得順理成章:和誕生於喀布爾大學校園內的知識分子型軍閥不同,起家於「阿富巴」難民營中的塔利班有着更強的反智色彩。事實上,普什圖語「塔利班」(Taliban)一詞的字面意思便是「學生們」——一群出生在邊境難民營、僅僅在免費提供食宿的宗教學校中接受過《古蘭經》授課的年輕學生。他們從未到過埃及或歐洲,對希克馬蒂亞爾精通的現代工程學一無所知,但對穆賈希丁統治之下的腐敗、動盪和屠殺已經深惡痛絕,而這正是當時阿富汗的主流民意。

從1994年夏天開始,塔利班僅僅花費兩年時間就控制了阿富汗接近90%的領土。巴基斯坦當局撤回了對希克馬蒂亞爾的支持,他麾下的士兵爭相倒向了同樣由普什圖人領導的塔利班。1997年,落寞的希克馬蒂亞爾出走伊朗,在德黑蘭度過了四年不甘寂寞的寓公生活。2001年底北約入侵阿富汗之後,他潛回到「阿富巴」地區,與昔日的仇敵塔利班以及80年代一度受他庇護的「基地」組織結成了某種非正式同盟。2006年12月,希克馬蒂亞爾告訴巴基斯坦電視台Geo News的記者:「是我幫助本·拉登逃出了托拉博拉山洞,並把他轉移到安全區。」在媒體上露面時,他始終保持着90年代短暫擔任總理時的儀態,連篇累牘地批評着自己的反對者。

在喀布爾中南部的丘陵貧民窟地帶,幾名年輕人從高處眺望着城市腹地。

在喀布爾中南部的丘陵貧民窟地帶,幾名年輕人從高處眺望着城市腹地。攝影:李亞楠

普羅米修斯

和阿卜杜勒·拉蘇爾·薩耶夫(Abdul Rasul Sayyaf)的邂逅發生在我與希克馬蒂亞爾父子初次見面大約10個月以後。在這10個月裏,喀布爾繼續重複着最乏味的生活節奏:依然是每星期至少兩次的爆炸襲擊,政客們繼續在一切場合誇誇其談,謝克爾的妻子則第七次懷孕了。議會選舉在一片混亂中結束,隨後進入了2019年總統大選的籌備週期。由於加尼總統希望將大選和對塔利班的和平談判捆綁起來,阿富汗在2019年4月29日召開了全國支爾格大會(部落領袖會議),恰好在這一天飛抵喀布爾的我因此被全面交通管制困住了。

幾天後的傍晚,吃罷飯,同住在一家中國酒店的山西礦石商人陸強(化名)對我眨了眨眼:「走,帶你去見個人。他在喀布爾通吃黑白兩道,可以幫你搞到繞過交通管制的通行證。我跟這人有些生意上的往來。」

和許多混跡於喀布爾的中國小商人一樣,陸強對當地社會的了解完全來自直觀感受,在選擇合作伙伴時也帶着碰運氣的心態。在去往扎伊德·齊亞·薩耶夫家途中時,我努力打聽着他口中的這位「扎伊德叔叔」究竟是何方神聖,卻發現連他自己也不太清楚——「一個黑社會頭子,大概是這樣」。很久以後,我忍俊不禁地發現2005年前後派駐在喀布爾的一位《紐約時報》記者曾經寫過類似的文字:「扎伊德是喀布爾地下秩序的主宰。」

謎底隨後由我自己揭開了。被帶進扎伊德·齊亞·薩耶夫家那間異常嘈雜的會客室時,我帶了兩本中文新聞雜誌,上面刊登着我2018年造訪喀布爾的採訪記。兩個衣着整潔的小夥子挪過來用英語和我打招呼,他們是扎伊德的兒子。其中一位隨意翻了一下我帶來的雜誌,接着用發現新大陸的詫異口氣嚷了起來。

「這是賽義德·庫特布(Sayyid Qutb)的照片!原來在中國也有人知道賽義德·庫特布!」

埃及詩人、作家賽義德·庫特布之於中東乃至整個穆斯林世界的影響,自然無須多言。但對面的小夥子隨即冒出了一句兼具自豪和炫耀意味的說明,讓我吃了一驚:「記者先生,你讀過庫特布的著作《里程碑》嗎?第一個普什圖語版本的《里程碑》是我父親的伯伯翻譯的,他年輕時曾經在開羅的愛資哈爾大學讀過書。」

「你的意思是,你的大伯公就是大名鼎鼎的阿卜杜勒·拉蘇爾·薩耶夫先生,本次支爾格大會的主席?」

「完全正確!」

幾分鐘後,扎伊德·齊亞·薩耶夫肥碩臃腫的身影從隔壁房間踱了進來。單從外貌上看,他就像是喀布爾街頭隨處可見的那種中老年大家長,可以和藹可親地跟每個來客聊上幾句。實際上,我被帶到的這所別墅本來就是這位「扎伊德叔叔」處理各種公私事務的準官邸——從會客室到廚房、走廊,滿滿當當地擠着三四十個年齡、職業、國籍各不相同的來訪者,或坐或卧,每個人都有求於這位喀布爾的「地下市長」。按照約定俗成的普什圖人禮儀,人們以茶爐和果盤為中心,圍成一個個小圈子,漫無目的地彼此交談。而扎伊德就穿行在這些圈子之間,用阿富汗大人物最喜愛的那種東拉西扯的腔調回應每個人的訴求,並用隱語在利益問題上做出決斷。我想這是普什圖人始於部落時代的議事習慣:扎伊德家的龍門陣從晚飯後開始擺,會一直持續到黎明。

通行證問題差不多在一分鐘之內就解決了。實際上,「扎伊德叔叔」甚至還用英語跟我聊了幾句閒天,以顯示他本人見多識廣,並非赳赳武夫(90年代他曾經是薩耶夫軍隊裏的中級指揮官)。而當我提出希望拜訪他那位聞名遐邇的伯父時,他答應得也很痛快:「『老頭子』就在隔壁。但你只能見他、稍加寒暄,不能正式採訪,也不能拍照。支爾格大會還沒有結束,許多問題不適合跟記者談。而且『老頭子』確實也太累了,馬上要回家。」

喀布爾舍爾浦附近的「花街」花鳥市場上,幾名當地商人和一隻圈養的孔雀在一起。

喀布爾舍爾浦附近的「花街」花鳥市場上,幾名當地商人和一隻圈養的孔雀在一起。攝影:李亞楠

回想起兩年多以前這次短促的會面,我總覺得阿卜杜勒·拉蘇爾·薩耶夫佝僂的身軀是和茶爐的煙霧以及嘈雜的背景音融合在一起的。一位上世紀80年代拜訪過他的美國記者告訴我,薩耶夫曾是穆賈希丁中有名的美男子,以濃密的鬍鬚和得體的服飾著稱。但隨着歲月流逝,我所看到的只有他低垂着的腦袋、稀疏的眉毛以及雪白的鬍鬚。這已經是一個年過七旬(出生於1946年)的老者了,眼神在昏黃的燈光下顯得晦暗難辯。誰會想到他就是半個多世紀之前把《里程碑》帶回阿富汗,在喀布爾點燃起沖天大火的那位普羅米修斯呢?

那是一個什麼樣的年代啊!20世紀60年代末的阿富汗是一個文盲率超過70%的貧窮農業國,普通民眾擁有的僅僅是最樸素的民生訴求,談論「思想」和「主義」則是知識分子的特權。在蘇聯入侵前夜的1978年,阿富汗國內高等院校每年的入學總人數剛剛突破2萬人。累計不超過20萬的大學畢業生,加上1萬多名「海歸」,就是這個1500萬人口(當時數字)的國家僅有的知識精英。和終日與羊群、禮拜為伴的父輩們相比,阿富汗年輕人與他們在歐洲的同齡人擁有更多共同點:一樣樂於挑戰傳統,一樣躁動不安,也一樣渴望改變世界。區別在於,1968年席捲西歐的學生運動最終變成了一場「茶杯裏的風暴」,而在阿富汗出現的卻是真正的颶風。

把「火種」帶回阿富汗的正是身高超過1.9米的喀布爾大學宗教學系畢業生薩耶夫,以及他的學長、塔吉克人布爾漢努丁·拉巴尼(Burhanuddin Rabbani)。他們在1966年前後去到開羅,很快捲進了埃及穆斯林兄弟會反對納賽爾總統的政治活動,並且讀到了庫特布的《里程碑》。在阿拉伯世界,庫特布主義是作為納賽爾倡導的阿拉伯社會主義的對立面被提出來的:它針對阿拉伯國家在1967年六月戰爭中的慘敗,鼓吹摒棄「庇護猶太人的美國」和「無神論的蘇聯」的影響,回到伊斯蘭教法,通過原教旨主義為穆斯林國家謀求出路。

而20世紀60年代末的阿富汗,恰好處在與之類似的歷史語境中:執掌實權的達烏德親王越來越傾向於引入蘇聯式的計劃經濟體制和蘇聯資本,並最終顛覆了阿富汗的君主政體,而模仿蘇共建立的阿富汗人民黨也開始在政壇嶄露頭角。對薩耶夫和拉巴尼來說,庫特布的學說提供了一種「解毒劑」,並且可以成為一場大型政治試驗的綱領。

許多在上世紀80年代造訪過白沙瓦穆賈希丁營地的歐美記者都提到了薩耶夫的語言天分——他可以熟練地使用普什圖語、阿拉伯語和波斯語,烏爾都語同樣達到了口譯級水平。這也使得他成為了將庫特布的集大成著作《里程碑》翻譯成普什圖語的不二人選。按照「扎伊德叔叔」的描述,1968年回國並在喀布爾大學任教之後,薩耶夫、拉巴尼以及一小批受到穆斯林兄弟會影響的年輕學生(其中就有希克馬蒂亞爾)經常聚集在一起,翻譯、閲讀和傳抄《里程碑》中的章節,並在親朋好友之間傳遞手抄本。第二年(1969年),庫特布主義地下社團「伊斯蘭青年會」取得了喀布爾大學學生會的控制權。隨後幾年間,校園變成了形形色色激進思想的辯論場;從庫特布主義、斯大林主義到毛澤東思想,千奇百怪的外來學說都在年輕人中俘獲了自己的信徒。

假使是在一個擁有長期民主傳統以及良好政治秩序的國家,校園中的論戰或許會成為未來參政的有益鍛鍊。但在依舊深受中亞仇殺風氣影響的阿富汗,口舌之爭很快演變成了你死我活的個人衝突。1972年,23歲的希克馬蒂亞爾在械鬥中開槍打死了自己的學長、信仰激進共產主義的年輕詩人索罕丹。達烏德政府對這場發端於象牙塔內的青年革命頭痛不已,下令逮捕拉巴尼、希克馬蒂亞爾等人。薩耶夫一度鋃鐺入獄,但他得到了自己的遠親、幾年後短暫統治過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的庇護,有驚無險地逃亡到了巴基斯坦邊境。

在上世紀80年代的穆賈希丁共同體中,薩耶夫是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為了彌合已經愈演愈烈的希克馬蒂亞爾以及馬蘇德之間的矛盾,在巴基斯坦三軍情報局(ISI)和沙特阿拉伯情報機關的撮合下,以白沙瓦為中心的七支遜尼派穆賈希丁武裝結成了一個鬆散的同盟,即著名的「白沙瓦七夥人」。來自歐美國家和阿拉伯世界的財政以及軍火援助只允許分發給「七夥人」麾下的武裝。薩耶夫憑藉其資歷和相對中立的立場,一度成為「七夥人」名義上的領袖。

但他的真實喜好已經開始向沙特政府推崇的瓦哈比主義(Wahhabism)轉移——青年時代的薩耶夫曾經是著名的禁慾主義者,對阿富汗社會以及普什圖民族前景的看法比他那些狂熱的學生們要保守得多。這種獨特的傾向很快被沙特情報總局(GIP)負責人圖爾基(Turki Al Faisal)親王所注意到,並將薩耶夫培植為沙特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年輕的本·拉登也在1984年來到白沙瓦,成為薩耶夫的重要合作者。

和希克馬蒂亞爾的「伊斯蘭黨」相比,薩耶夫的「解放阿富汗伊斯蘭聯盟」在賈拉拉巴德的訓練營規模不是最大的,他和本·拉登聯手開辦的白沙瓦「聖戰者大學」也沒有維持很長時間。但在充足的資金供給下,它們接納了數量最多的阿拉伯志願者,大部分是已經被各國政府驅逐出境的職業革命家。這些外籍穆賈希丁只有極少數(不到10%)曾經進入阿富汗境內參戰,絕大部分滯留在巴基斯坦,通過加入薩耶夫的訓練營成長為城市破壞活動和恐怖襲擊的專家。從1989年到1993年,曾經在白沙瓦、賈拉拉巴德等地受訓的阿拉伯志願者總數超過了9000人,他們大部分成為了「基地」組織(Al-Qaeda)以及南亞、巴爾幹地區極端主義武裝的骨幹力量。

但薩耶夫甚少提及這些過往。在阿富汗人心目中,他的形象依然是略顯保守、但穩健不走極端的穆賈希丁領導人。90年代的內戰中,他出人意料地選擇了和馬蘇德並肩作戰,併成為「北方聯盟」中碩果僅存的普什圖裔領導人,這為他在2002年之後繼續活躍於政壇創造了可能(儘管一直有人宣稱馬蘇德之死是出自薩耶夫和「基地」組織的合謀)。在2003年制訂新阿富汗憲法的支爾格大會上,薩耶夫被推舉為主席,後來又多次擔當過類似的角色。我猜想他處理政務的方式和「扎伊德叔叔」官邸裏的龍門陣不會有太大區別——參加2019年支爾格大會的全國代表有3200多人,薩耶夫多半也會在他們的茶爐之間轉悠着,說着一些過時的玩笑話。

幾天以後,當我在「新阿富汗」最著名的新聞業從業者、喀布爾民營電視台Tolo TV的創辦人勞特富拉·納傑菲扎達(Lotfullah Najafizada)的辦公室喝茶時,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你對薩耶夫有什麼印象?」

「給你講個故事吧,這個故事可以概括老薩耶夫的全部特點:在喀布爾的第一家女子瑜伽工作室開辦的那個星期,薩耶夫在他的Facebook賬號上發布了一段視頻,義正詞嚴地譴責那些女孩子傷風敗俗、誨淫誨盜。老人家們很快就學會了利用互聯網和社交平台來維持自己的影響力,但他們的價值觀從很早之前起就定型了。」

我回想了一下:的確,在那個被茶爐煙霧和嘈雜的人語聲包裹的夜晚,扎伊德家沒有出現過任何女賓。

位於潘傑希爾谷地的沙阿·馬蘇德墓。這位塔吉克裔穆賈希丁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兩天死於「基地」組織刺客的暗殺。

位於潘傑希爾谷地的沙阿·馬蘇德墓。這位塔吉克裔穆賈希丁在2001年「9·11」事件之前兩天死於「基地」組織刺客的暗殺。攝影:李亞楠

死去的獅子

在我拜訪過的阿富汗政治人物中,艾哈邁德·瓦利·馬蘇德大使是最風度翩翩、也最平易隨和的一位,他的官邸也是極少數僅有一道安檢門崗的。「很抱歉讓你等了兩天時間」,大使操着一口漂亮的倫敦腔英語,「1989年,我哥哥對我說:總有一天阿富汗將不再需要這麼多穆賈希丁戰士。那時候我們要有科學家、教師和外交官,要和全世界打交道。你年紀還很小,就去學習怎樣當一名外交官吧!於是我離開戰場,經印度去了倫敦,在威斯敏斯特大學學習外交事務。後來我哥哥的兒子在倫敦大學院學的也是國際政治。」

在大使背後的那堵牆上,一幅沉思中的沙阿·馬蘇德的油畫憂鬱地盯着我。在2002-2021年的阿富汗,這位前穆賈希丁領袖頭戴卷檐羊皮帽、低頭沉思的大幅照片幾乎被張貼到了全國每一個角落。在喀布爾卡爾扎伊國際機場的進門處,「潘傑希爾雄獅」馬蘇德的畫像與加尼總統的照片並列,上方用多種文字寫着「阿富汗國家英雄」。這位大人物在「9·11」事件之前兩天被「基地」組織派出的刺客暗殺,未能看到塔利班政權垮台,因此意外成為了全民懷念的偶像。相比之下,麾下部隊曾經成批向塔利班倒戈、本人也一度與塔利班和「基地」組織暗通款曲的希克馬蒂亞爾永遠無法指望獲得如此崇高的聲望:喀布爾人至今還能記起他在圍城戰中的所作所為。

拜會大使之前,我已經兩次去過馬蘇德家族賴以成名的潘傑希爾谷地(Panjshir Valley)。在1979-1989年那些風雲激盪的歲月裏,位於喀布爾以北150公里外的潘傑希爾和毗鄰巴基斯坦邊境的「阿富巴」地區一道構成了穆賈希丁的主要活動基地。希克馬蒂亞爾的伊斯蘭黨武裝大部分活躍在易於獲得外援補充的白沙瓦,潘傑希爾則是塔吉克人馬蘇德的天下。兩位大人物都曾經是喀布爾大學工學院的校友,也都深受賽義德·庫特布激進原教旨主義的影響。區別在於,普什圖人希克馬蒂亞爾更加黨同伐異,而馬蘇德似乎相對温和寬容。

伊斯蘭政治學研究者、佛羅倫薩歐洲大學學院(EUI)教授奧利維爾·羅伊(Olivier Roy)對此提供了一種解釋:馬蘇德和他的政治導師拉巴尼是塔吉克人,身為少數族裔的背景使他們更傾向於温和、漸進地建立庫特布主義政體。而希克馬蒂亞爾不僅擁有身為普什圖主體民族的傲慢,而且較早受到伊朗革命的啟發,堅信僅靠一支由少數精英建立的革命武裝便足以奪取全國政權。因此,早在大學時代,希克馬蒂亞爾就主動挑起了和馬蘇德的紛爭,在1992-1996年的內戰中更是團團包圍住由馬蘇德軍隊控制的喀布爾,終日傾瀉炮彈。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無論是馬蘇德還是希克馬蒂亞爾,都沒能承當起在蘇軍撤出之後重整阿富汗河山的使命。游擊戰時代形成的竭力搶奪資源、不顧平民性命安危的慣性,被原封不動地移用到爭奪新政府控制權的內戰中,不僅令阿富汗千瘡百孔的經濟再度遭遇重創,而且直接令阿富汗民眾對穆賈希丁群體徹底失望。不止一位哈扎拉族採訪對象曾經向我控訴:身為少數民族塔吉克人政治領袖的馬蘇德,在1992年進軍喀布爾之後,立即對城內孤立無援的哈扎拉人社區進行了大屠殺,遇難者至少在千人級規模。「潘傑希爾雄獅」温和、寬容的形象,更多是作為一種宣傳工具展現在外國記者面前,卻無法為普通阿富汗人所信任。塔利班組織遲至1994年秋天才在「阿富巴」地區的難民營中興起,不到兩年時間即告奪取全國政權,直接原因恰恰是穆賈希丁們的暴虐、腐敗、朝令夕改使他們早早喪失了民意基礎。這當中,自然也包含了「正面人物」沙阿·馬蘇德。

在阿富汗西部名城赫拉特,一名當地女孩站在15世紀建造的高哈爾紹德清真寺殘存的宣禮塔旁。

在阿富汗西部名城赫拉特,一名當地女孩站在15世紀建造的高哈爾紹德清真寺殘存的宣禮塔旁。攝影:李亞楠

撤出喀布爾之後的馬蘇德重新回到了家鄉潘傑希爾。1996-2001年,這裏繼續充當着反塔利班的「北方聯盟」政權的主要根據地。在今天,從喀布爾一路驅車北上,經過恰裏卡爾以及潘傑希爾市的曠野時,依然可以看到醒目的蘇制坦克殘骸和裝甲車零件,宣示着這裏曾經是20世紀後半葉人類最殘酷的戰爭之一的發生地。聚居在谷地周邊的塔吉克人給予他們的領袖以無條件支持,使馬蘇德家族可以通過抵抗挽回名望,繼而在美國扶植的阿富汗新政權中擁有一席之地。不過在本質上,馬蘇德家族和希克馬蒂亞爾家族大同小異:他們的部隊都仰賴外國勢力的支持,也都曾經致力於種植、出口罌粟。在20世紀的阿富汗,聖徒是沒有容身之地的。

「『雄獅』在身故之前,有沒有和你提起過他希望在阿富汗建立一個什麼樣的新國家?」我向大使發問。

「無數次,無數次。我哥哥是個戰士,也是個夢想家。即使是在2000年前後最黑暗的時代,他依然會讀許多書,會在一切和我見面的場合討論應當開設怎樣的大學、怎樣給予少數族裔聚居區以自治權。實際上,今天的馬蘇德基金會正是為了實現我哥哥的理想而設立的,它已經是阿富汗知名度最高的民間組織之一。」

「那它達成了最初設想的那些目標嗎?」

辦公室突然陷入了一種難堪的沉默。

幾個星期之後,當我推着行李經過喀布爾機場的馬蘇德航站樓、準備飛向迪拜時,突然意識到一個死去的「潘傑希爾雄獅」對今天的阿富汗是最理想的。死亡使得沙阿·馬蘇德不至於和之後困擾「新阿富汗」的那些腐敗、血腥以及關於「外國代理人」的指責聯繫在一起,同時放大了他那些從未兑現過的承諾的意義。在一個依然保留了普什圖人主體的國家,一個活着的塔吉克族政治家會很快成為敵對和仇視的對象,而一個失去的塔吉克族英雄卻足以被容忍。今天,馬蘇德的形象往往和不幸的阿曼努拉國王以及在2011年遇刺身亡的拉巴尼一起,出現在阿富汗的各種政治宣傳畫上:和過去幾百年裏一樣,在阿富汗,只有死人才有資格成為英雄。

喀布爾鬧市區舍爾浦的一處烏茲別克人烤饢店,牆上張貼着前副總統、烏茲別克裔軍閥杜斯塔姆的照片。

喀布爾鬧市區舍爾浦的一處烏茲別克人烤饢店,牆上張貼着前副總統、烏茲別克裔軍閥杜斯塔姆的照片。攝影:李亞楠

人來人往

第二次拜訪賈馬魯丁·希克馬蒂亞爾的時間,是在見到瓦利·馬蘇德大使幾天後。賈馬魯丁正在為父親的總統選戰四處奔忙:在加尼把2019年總統大選的時間和對塔利班的談判綁定之後,老希克馬蒂亞爾突然宣布自己也將報名參選,從而成為了第二號有競爭力的普什圖裔候選人。賈馬魯丁告訴我:「我父親並不認為自己勝選的希望有多大。但加尼政府已經處在崩潰邊緣,分走總統的票源可以使他重新注意到伊斯蘭黨的力量。」

2001年底開始的反塔利班戰爭,最終以美國支持下的「北方聯盟」重返喀布爾而告終。但在2003年制訂「新阿富汗」政治議程的波恩會議上,美國國務院出人意料地推舉了出身杜蘭尼王室坎大哈分支的普什圖裔外交官哈米德·卡爾扎伊作為第一屆阿富汗總統候選人。無需贅言,若無普什圖民族主義者的支持,新政權將無法在喀布爾站穩腳跟,而卡爾扎伊至少是「北方聯盟」曾經的外圍成員之一——在親蘇傀儡政權宣告倒台、拉巴尼和馬蘇德組成短暫的穆賈希丁聯合政權的1993年,卡爾扎伊曾經短暫擔任過這個政府的外交部副部長。80年代反蘇戰爭期間,他也曾經活躍於巴基斯坦,為多個穆賈希丁組織組織過海外籌款。

但卡爾扎伊和馬蘇德家族的關係遠比這一切來得複雜。1993年希克馬蒂亞爾開始對喀布爾的圍攻之後,馬蘇德的軍事副手穆罕默德·法希姆(Mohammed Fahim)逮捕了這位外交官,指責他為伊斯蘭黨充當內應。在卡爾扎伊被塔吉克人處決之前,希克馬蒂亞爾發動了一次營救他的突擊行動,成功救出了這位普什圖人老友。這也為隨後卡爾扎伊與馬蘇德集團的分裂埋下了伏筆。在2004-2014年卡爾扎伊的十年執政期,馬蘇德集團控制着副總統之職以及內閣的幾個席位,卡爾扎伊則依靠烏茲別克人軍閥杜斯塔姆以及薩耶夫等普什圖裔政治家的勢力建立起平衡。在他於2014年離任之前,還安排好了和希克馬蒂亞爾舉行和談,促成了這位頭號普什圖裔穆賈希丁在2016年放棄武器、合法地重返政治舞台。穆賈希丁們勾心鬥角的年代似乎又回來了。

鐘漏相催,日夜不息;川有急流,風無靜樹。隨着時間流逝,阿富汗經濟重建的紅利逐漸趨於枯竭,穆賈希丁們的傳統陣線也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裂變分化。在2019年9月28日最終舉行的第四屆總統大選中,竟有四位前穆賈希丁領導人參與——三年前還是通緝要犯的希克馬蒂亞爾得到了第三高的普選票,馬蘇德曾經的追隨者們則分裂為四個集團,最終一無所獲。但這也是2002年之後阿富汗投票率最低的一次全國性選舉:根據獨立選舉委員會公布的數據,966.6萬登記在冊的阿富汗選民中只有182.4萬人行使了他們的投票權,實際投票率不足19%。換言之,最終連任成功的加尼總統,只得到了3250萬阿富汗公民中大約92萬人的授權。

大人物們繼續在下沉的舞台上呼風喚雨,而他們的表演和普通阿富汗人的距離變得越來越大。穆賈希丁們甚至逐漸遠離了他們賴以起家的武裝力量——在今年5月的一次電話採訪中,我曾經詢問薩貝特為什麼穆賈希丁民兵面對塔利班的進攻顯得如此孱弱。他解釋說:「穆賈希丁武裝的主體是上世紀80年代的抗蘇游擊隊,兵源則來自阿富汗—巴基斯坦邊境線上為數眾多的難民營。這其中,最有戰鬥力的部隊經歷過90年代的阿富汗內戰,年齡構成已經老化,大部分在2002年之後宣告退役。而新政府為了抑制軍閥勢力對國內政局的影響,雖然一度給予『穆賈希丁』領袖以較高的政治地位,卻不允許其繼續從難民營中招兵,對擁有私人武裝的規模也做了限制。」這也就是為什麼儘管薩耶夫、杜斯塔姆等人在6、7月間一度高調宣稱自己願意代替政府軍,統率民兵武裝抵禦塔利班發動的全國性攻勢,最終卻不過是為塔利班的軍事勝利增添了新的註腳而已。

謝克爾·穆罕默德和他的小女兒在喀布爾的家中。

謝克爾·穆罕默德和他的小女兒在喀布爾的家中。攝影:李亞楠

2019年5月底離開喀布爾之前,謝克爾·穆罕默德專誠邀請我到他家的小院中做客。這位曾經的伊斯蘭黨戰士、希克馬蒂亞爾的前保鏢在2006年短暫離開他的老上司,孤身一人前往迪拜打零工。在異國他鄉感受到的善意使他決心結束戰場生涯,以普通勞動者的身份過完餘生。在那之後,他和妻子有了三個女兒,並在2017年迎來了第一個健康的男嬰。當我踏進奧瑪拉汗山上的貧民窟時,謝克爾正把這個孩子抱在懷中。他說那是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要努力活下去,看着兒子長大成人、讀書識字,開啟一種與他本人完全不同的人生。

在謝克爾家客廳的牆上,掛着一隻修補過的橘紅色風箏。在塔利班統治的歲月裏,放風箏這種阿富汗傳統的休閒活動曾經被完全禁絕,直到2002年以後才重新回到喀布爾。2019年春天,謝克爾的大女兒從山路上撿回這隻風箏,預備有一天可以和弟弟一起帶着它登上山頂。但那大概是很久以後的事了:在這個還在牙牙學語的嬰兒長大之前,塔利班回來了。風箏必須安靜地待在牆頭,捱過喀布爾接下來一連串漫長的夏天。

希克馬蒂亞爾本人也沒有離開。8月24日,塔利班方面公布了新的過渡政府12名委員的名單,這位大人物以及卡爾扎伊、阿卜杜拉·阿卜杜拉赫然在列。從半個世紀之前直到今天,他參與了開始,也加入了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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