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利班：殖民佔領和美蘇冷戰的遺腹子

概括地說，在1980-1990年代，美國給反蘇武裝提供錢，中國提供武器，巴基斯坦提供組織動員。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國也以各種形式參與其中。在冷戰思維框架下，這些資助國對聖戰者的建國目標未必認同甚至未必了解，但反蘇的第一要務足以遮蔽其他分歧。

塔利班是援引了伊斯蘭教遜尼派中的原教旨主義宗教思想的組織，但真正催生這一組織的是美蘇在阿富汗地區的爭霸，以及印巴一帶的殖民歷史。可以說，塔利班問題從一開始就是全球問題，阿富汗本國在其中扮演的甚至不是主導性角色——或者說，被外部和內部政治集團掏空的阿富汗，根本沒有作為一個有效的政治主體出現在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的歷史上。

阿富汗在地理上位於中亞南部，毗鄰前蘇聯各中亞成員國、中國、巴基斯坦、伊朗，距離印度和阿拉伯海亦很近，既是溝通亞洲的「中亞十字路口」，也被認為是亞洲大國之間的「緩衝區」。興都庫什山脈將阿富汗分為南北兩側，南部居民以遜尼派普什圖人為主，塔利班就是一支普什圖人的武裝，在宗教信仰之外，還認同普什圖的部落家長統治；北部則以塔吉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哈扎拉等民族為主。北方人大多反對塔利班統治，結成「北方聯盟」與塔利班抗衡，曾在2001年擊潰塔利班。此次，塔利班吸取教訓，首先集中兵力強攻北方，北方軍閥或投降或潰敗，大量北方難民逃亡首都和外國。

由於民族、語言、宗教信仰多有重合，阿富汗北部地區和中亞五國聯繫緊密，因此蘇聯一直很擔心阿富汗的任何動盪會波及中亞這塊蘇聯「最柔軟的腹部」。此外，蘇聯一直試圖對印度洋周邊國家，尤其是伊朗和巴基斯坦施加影響來獲得出海口，阿富汗是這一戰略目標的重要跳板。因此蘇聯從1950年代起一直將阿富汗控制在勢力範圍內，70年代末更是直接入侵阿富汗，親手扶植親蘇政府。

蘇聯的間接統治對此前長期控制國家的普什圖部落首領、軍閥和大小地主不利，傀儡政府以塔吉克人卡邁勒為首腦，更引起了普什圖上層的不滿。在興都庫什山地的掩護下，普什圖族軍閥四起，一面以游擊戰形式打擊蘇聯，一面互相攻擊爭奪地盤。蘇聯只將阿富汗視為一條通往海洋的道路，對這個附屬國的社會建設漠不關心。軍閥更是掠奪、倒賣能獲得的一切，包括城市電纜、橋梁鋼筋和壓路機，普通人只能在持續饑荒中勉強求生，年死亡率超過2%，幾乎是當時世界最高。

美國為了遏制蘇聯，在阿富汗大力扶植反蘇的傳統軍閥和新興「聖戰」組織，為他們提供訓練和資金。已經跟蘇聯交惡的中國同樣有反蘇訴求，因此向聖戰組織出售步兵武器，如衝鋒槍、地雷、火箭和防空導彈等。這些武器經由巴基斯坦運到阿富汗。

概括地說，在1980-1990年代，美國給反蘇武裝提供錢，中國提供武器，巴基斯坦提供組織動員。沙特阿拉伯、埃及等國也以各種形式參與其中。在冷戰思維框架下，這些資助國對聖戰者的建國目標未必認同甚至未必了解，但反蘇的第一要務足以遮蔽其他分歧。

同時，求生無門的阿富汗人大量逃往巴基斯坦——1893年的英國殖民者在阿巴之間劃了一條杜蘭線（Durand Line），普什圖聚居區被分在兩邊，跨境往來頻繁。阿富汗難民或投親靠友，融入巴基斯坦社會；或住在邊境俾路支等省份難民營。巴基斯坦政府和民間力量為難民營提供大量宗教學校。宗教學校多數傳授遜尼派原教旨主義德奧班德（Deoband）思想，這一派別興起於18世紀印度，最初意在對抗扶持印度教、打壓伊斯蘭教的英國殖民政府和親西方的中產階級穆斯林，有很強民粹色彩。

在隨着印巴分治流入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國的過程中，德奧班德思想吸收了沙特地區的瓦哈比思想和普什圖嚴格的部落制度而日趨激進。這種思想鼓舞宗教學生們反抗紅色蘇聯的統治，因此無論是美國還是親美的瓦哈比派沙特都支持這些宗教學校的開辦。

而巴基斯坦一邊，民間的普什圖認同和德奧班德派的辦學傳道熱情，都意味着對阿富汗事務的關心，政府則務實地希望能扶植一個親巴基斯坦的阿富汗政府作為和印度對峙的後方。多方鼓勵下，巴基斯坦邊境的宗教學校成為阿富汗反蘇武裝的培養皿。

塔利班的字面意義是（宗教）學生，他們就來自這些宗教學校，成員包括阿富汗難民和巴基斯坦人。在美、中等國支持和巴基斯坦幫助下，1994年他們以學生起義的形式打回阿富汗，起初他們打蘇聯也打軍閥，獲得一定民心。但和上一代聖戰者不同，這些學生兵大部分出生在巴基斯坦（甚至就是當兵求生的巴基斯坦人），懷揣抽象的建國理想回到阿富汗，既對阿富汗的土地和人民缺少感情，也完全不了解城市生活，他們的「統治」比軍閥佔領有過之無不及：掠奪、清洗、炸為廢墟……此外，塔利班建立純潔伊斯蘭政權、拒絕任何妥協的主張也和美國的利益衝突，逐漸失去了美國的支持。

如端傳媒上一篇分析所指，在如今新冷戰的陰雲和美國的印太戰略下，儘快從中亞撤出力量，再部署到台海、南海和西太平洋，是美國的優先考慮。另有分析指，美印關係近年走近，反之巴俄關係也見好，俄羅斯也不反對塔利班掌權，因為塔利班控制阿富汗北部可以減少中亞五國的不穩定因素，有利於俄羅斯國內的安全。

中塔關係：數次變化，但無關塔利班自身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阿富汗沒有邊境安全之外的明顯利益，至多受中國和巴基斯坦日漸密切的關係影響。

中國和阿富汗雖然是鄰國，但兩國僅以狹窄的瓦罕走廊相連，出於安全考慮，中國沒有修建通往邊境的道路，對待這個被稱為「帝國墳場」的鄰國態度總體比較謹慎，甚至被部分外國分析者稱之為「消極」。中國在1950年代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絕大部分時間適用於中阿關係，1949年後，阿富汗政權反覆變革，除了蘇聯扶植的卡邁勒政權，多數都立刻獲得了中國的承認。但「和平共處」不等於被動接納，而是在不直接武力干涉的情況下積極接觸——不僅和合法政府，也和包括塔利班在內的其他能造成威脅的力量，以確保無論是誰當權、無論他做什麼，至少不會對中國懷有敵意。

改革開放前，中國在阿富汗沒有邊境安全之外的明顯利益，至多受中國和巴基斯坦日漸密切的關係影響。1970年代末，蘇聯直接出兵讓中國有被蘇聯勢力包圍之虞，因此中國雖然不支持伊斯蘭信仰，但仍然支持反蘇聖戰——在當時的國際輿論中，「聖戰」還是比較中性的詞，「恐怖主義」也沒和伊斯蘭極端主義掛鈎，而通常和激進左翼聯繫在一起（美國今天仍使用這一用法）。1981年，剛剛裁撤六年的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緊急重建，陳兵在中國和阿富汗、中亞五國邊境，同時中國向聖戰組織出售武器。

中國對阿富汗境內反政府武裝的友善態度延續到了塔利班時期。2021年中國和塔利班的密切往來讓很多大陸網友接受無能，但對1990年代媒體宣傳有印象的人會記得，最初新聞中的塔利班形象就是中性乃至正面的。這支武裝被塑造為不追求政權、不貪圖名利的反蘇學生兵，與他們勢如破竹的進攻相比，腐朽的軍閥雜牌軍和蘇聯的殘餘勢力不堪一擊。

例如，潘毅和龔敏1995年為《瞭望新聞週刊》寫的報導以「揭竿而起」為題，稱塔利班「剷除軍閥、重建國家」，以少勝多，背後沒有外國勢力，一路敵人多不戰而降。崔燕生的文章則介紹塔利班「以蕩平各派、拯救國家為己任，紀律嚴明，作戰英勇，很得廣大人民群眾擁戴」……至於塔利班取消娛樂活動、鼓勵私刑、焚燬外國和非宗教圖書、禁止婦女工作和出門等做法，媒體則往往用「塔利班實行伊斯蘭教法」、「一切被認為有傷風化的行為都被禁止」一筆帶過。

這種將當地政權的一切行為都視為當地文化一部分，加以中性乃至積極描述的做法，既帶有1990年代流行的後殖民主義色彩，也是中國對待各式各樣第三世界國家「互不干涉內政」的外交原則的一部分，是「主權高於人權」的體現，曾經深受歡迎。

直到塔利班不顧各方勸阻炸燬阿富汗1500年文物巴米揚大佛（其實同時還有數百名巴米揚難民被殺，但國際媒體甚少關注此事），全世界共同譴責其行徑時，中國大陸的官媒報導才開始轉向，但中國也從未公開譴責過塔利班的行為，僅在《人民日報》中簡單引用了中國佛學界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譴責。

隨後，9·11襲擊挑明瞭塔利班和基地組織（台譯：蓋達組織）的關係，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曾經是塔利班成員，襲擊後又受到塔利班庇護。此時，中美關係已經因為大使館轟炸、南海撞機等一系列事件降到冰點，中國官媒第一時間採取的是隔岸觀火的態度，雖不會正面評價基地組織，但樂見有人懲戒自負的帝國主義，「給美國上一課」，在反恐合作上反應緩慢。民間輿論則甚至會稱塔利班為反美英雄。

2002年，中國公安部發布了第一批正式認定的「東突」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名單。中國無論如何已經意識到了塔利班的跨國性質、它對中國政權的潛在威脅，因而正式將本國的恐怖主義/分裂力量和塔利班/阿富汗局勢，乃至伊斯蘭世界的廣泛問題相關聯。

中國對塔利班態度的真正轉變發生於不久之後。2002年，中國公安部發布了第一批正式認定的「東突」恐怖組織、恐怖分子名單。根據中方調查，其中「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突解放組織」等，從90年代到2001年一直在塔利班的幫助下在阿富汗接受培訓。中國無論如何已經意識到了塔利班的跨國性質、它對中國政權的潛在威脅，以及面對恐怖主義，傳統的以民族國家為唯一對象的策略的失效；因而正式將本國的恐怖主義/分裂力量和塔利班/阿富汗局勢，乃至伊斯蘭世界的廣泛問題相關聯。

在外交上，中國積極開啟了「反恐外交」。中國同意加入國際反恐聯盟，對美國反恐戰爭提供後勤支援；做為美國在2002年9·11襲擊一週年正式承認「東伊運」為恐怖組織（美國後於2020年撤銷這一認定）的回報，這一外交成果次日由外交部發言人公開確認。同時，中國先後與中亞五國（通過剛剛組建的上海合作組織SCO）、俄羅斯、埃及，甚至印度等國建立了反恐合作聯繫。儘管這些國家此前在阿富汗的利益互相衝突，並且多數都參與扶植了阿富汗地方武裝，與如今的局面不能說毫無干系，但此時他們有共同的核心訴求：希望阿富汗內戰不會波及自身、塔利班不會向周邊國家輸送反政府武裝。對於長期戰略伙伴巴基斯坦，中國也屢次申明援建的前提是巴方不支持東突。

在宣傳上，中國強調反「東突」、反分裂是國際反恐的重要部分，斥責美國在東突問題上持「雙重標準」，反覆表示「必須摒棄冷戰期間西方國家推行的所謂『一個國家的恐怖分子是另一個國家的自由戰士』的錯誤政策，堅持『一個國家的恐怖分子是所有國家的恐怖分子』的正確立場，決不能給任何恐怖分子，特別是民族分裂主義恐怖分子和宗教極端主義恐怖分子以逃避法律制裁的政治避難和難民地位。」

忽敵忽友

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恐怖主義行動態度曖昧、立場多變，但直到1980年代，中國的宣傳也符合「西方國家推行的」冷戰意識形態：類型相似的武力行動，如果由對立陣營國家主導則形容為恐怖主義，如果由「亞非拉兄弟」主導，則形容為合法鬥爭。

的確，美國對其他國家的恐怖主義行動態度曖昧、立場多變，但直到1980年代，中國的宣傳也符合「西方國家推行的」冷戰意識形態：類型相似的武力行動，如果由對立陣營國家主導則形容為恐怖主義，如果由「亞非拉兄弟」主導，則形容為合法鬥爭。（例如1982年巴以衝突時，《人民日報》發表《誰是恐怖分子》稱：「貝京把為爭取民族生存而鬥爭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說成是恐怖主義組織，完全是誣衊……它為了數百萬流離失所過着悲慘生活的同胞重返家園而進行不屈不撓的鬥爭。這何罪之有？」）

同時，「恐怖主義離中國並不遙遠」成為關於「恐怖主義」報導的主調，在阿的中國公民受到襲擊的惡性事件受到大量關注，塔利班的媒體形象也從年輕精幹、戰無不勝的學生兵變成了左手衝鋒槍、右手拎人頭的殺人魔，其形象和7·5之後的東突分子迅速趨同。被招募為人彈的兒童、被鞭打、處以石刑的婦女、被搶劫和絞死的男人、被綁架勒索的外國人都被揭露出來，阿富汗的人權問題也重新得到了審視——對人權的踐踏一直在發生，審視是絕對必要的，但考慮到塔利班並非此時才展露爪牙，甚至因為丟失了全國政權已經有所收斂，審視無疑也是遲到的。

大陸媒體的另一種常見的聲音是，「恐怖主義是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將恐怖主義回潮和美國綁定在了一起。這種非常辛辣的批評也一度得到了官媒的背書（參見《人民日報》2005年評論文章《「恐怖主義」的老師是誰》），並且在軍事愛好者和國際關係關注者之中已經成為了常識——這當然也是事實，但不是全部的事實。儘管大半個20世紀和整個21世紀各方代表都在呼籲停止干涉阿富汗局勢，但實際上阿富汗周邊的鄰國沒有一個未曾染指阿富汗內政。

更微妙的一點是，儘管塔利班顯著威脅到了美國和中國的利益，並且也符合兩國各自對恐怖主義的定義（註1），但兩個國家都沒有將其真正列入恐怖組織名單。美國一方主要是因為美國政府的關切限於顯著反美的基地組織，而阿富汗塔利班的目的主要是建立國家。只要塔利班交出基地組織成員，鑑於前蘇聯也早已解體，阿富汗本身局勢就「不值得」關注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美國法律規定政府不能與恐怖組織談判，不將塔利班列為恐怖組織也是為了談判便利。

此前的大陸輿論一直延續2002年以來的反恐調性，認為塔利班屬於恐怖主義，而在現今再度灼熱的反美情緒下，越來越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與我方交好的是塔利班。」

而中國一邊，中國明確表示只認定針對中國的恐怖組織，並且在21世紀，隨着中國國際貿易總量的增長和一帶一路的推進，中國在阿富汗的利益也在逐漸超出單純的反恐和安全，這使得與塔利班合作的可能性逐漸清晰。多方統計表明，中國是阿富汗最大的援助國和投資國，2002年中國承諾5年內向阿富汗提供1.5億美元援助，中國公司分別在2008年和2011年對阿富汗的世界第二大銅礦艾娜克銅礦（Aynak copper mine）和阿姆河盆地油田 （Amu Darya oil exploration）進行投資，在基礎設施領域也有規模較小的投入。2018年，中國推動成立了「中國阿富汗經濟共同體」，構建了民間商業合作和物資交易平台。

然而，阿富汗的混亂局面阻止了中國政府和公司的進一步資金注入，也讓已經存在的項目面臨很大安全威脅，中方工程人員遭到殺害和綁架的案件不斷增加，已經開展的銅礦項目也在不斷延期。中國和阿富汗合法政府為了多個項目屢次接洽，希望兩國可以拷貝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合作方式，但都因為安全問題以及基礎設施被破壞殆盡而不了了之。

考慮到阿富汗豐富的銅、煤、鐵、天然氣、鈷、汞等礦產，中國顯然有理由期待更穩定的投資環境和暢通的全境交通。軍閥時期的阿富汗不能提供這種穩定和暢通，失去美國軍事支持的阿政府也被證明不能。因此，與塔利班交好似乎是唯一「明智」的選擇。當然，塔利班當時已經佔據了半數領土，與塔利班提前接洽，也是為了確保新政府不會對中國有太大敵意。而大陸的官方宣傳，也一再強調：阿富汗塔利班不等於巴基斯坦塔利班，前者不屬於恐怖組織而後者屬於，根本原因是因為阿富汗塔利班對在阿富汗之外建立政權並不關心，而巴基斯坦塔利班具有建立跨國伊斯蘭政權野心，不僅威脅到了中國的戰略伙伴巴基斯坦，還威脅到了中國自身。

因此，理解中塔關係和宣傳調性的轉變，需要明確：在貌似一致的全球反恐立場中，中國和其他國家關注的「恐怖主義」都有明確賓語。實際操作中，誰是「恐怖組織」不是由該組織對非軍事目標的攻擊行為決定，而是由敵我關係決定的。

最生動的註腳來自五月以來大陸網民對塔利班的評價。此前的大陸輿論一直延續2002年以來的反恐調性，認為塔利班屬於恐怖主義，而在現今再度灼熱的反美情緒下，越來越多人在社交媒體上公開表示：「真正代表阿富汗人民，與我方交好的是塔利班。您這是屁股坐歪了，還是精美分子？你希望阿富汗永遠美化，永遠扮演圍堵我們的排頭兵？」這些網民對塔利班的評價完全基於塔利班對中國的態度，與外交部宣稱「阿富汗塔利班不是恐怖組織、巴基斯坦塔利班是恐怖組織」的腔調如出一轍——鑑於塔利班綁架阿富汗華商的頻率之高，塔利班對具體中國人的態度並沒納入考慮範圍。

雙重諷刺：苦果自嘗的國家和消失的國民

過去，各國的阿富汗政策都從民族國家的安全利益出發，這種利益結構既是冷戰美蘇對立格局的產物，也是冷戰的「非友即敵」邏輯在之後由強大民族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的延續，然而之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塔利班及其培植的其他組織的回火。

隨著阿富汗局勢急轉直下，中國的下一步也開始舉棋不定。8月6日，會見塔利班領導人9天之後，中國外交部涉外安全事務專員程國平又會見了阿富汗合法政府的駐華大使，就「反恐安全合作」交換了意見。此後直到塔利班兵臨喀布爾，中國方面再未就阿富汗局勢表態。不只是中國，其他國家的態度也出現了曖昧和反覆，俄羅斯在7月份獲得塔利班「不會染指中亞五國」保證、而表示「願意改善與塔利班阿富汗的關係」後，又向邊境派出4架轟炸機作為警告，此後更是聯合中國進行了旨在威懾的大規模軍演；此前一貫堅決反對塔利班的伊朗政府，意識到塔利班可能會當權，立刻改變立場推動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的和談，並在輿論中宣傳塔利班「不會傷害什葉派人民」； 美國則直接緊急遣返已經撤離阿富汗的轟炸機進行大規模空襲。

從上文的歷史回顧中，我們其實可以發現，這種不免尷尬的猶豫和搖擺曾出現在塔利班組建以來的每一時刻，只不過伴隨塔利班性質的明朗和力量的提升而顯得愈發有諷刺性。

過去，各國的阿富汗政策都從民族國家的安全利益出發，這種利益結構既是冷戰美蘇對立格局的產物，也是冷戰的「非友即敵」邏輯在之後由強大民族國家主導的世界秩序中的延續——美國幫助塔利班是為了遏制蘇聯；中國接納塔利班最初是為了遏制蘇聯，後來則有了制衡美國的考慮；沙特支持塔利班是為了迎合美國、對付伊朗；巴基斯坦幫助塔利班則是為了抵擋印度——這些歷史完美詮釋了當代國際政治的「不是朋友就是敵人，但沒有永遠的敵人或朋友，只有永遠的利益」邏輯。

然而之後，這些國家無一例外地遭到了塔利班及其培植的其他組織的回火，對阿塔援助最多的巴基斯坦損失最為慘重，前總理貝·布托遇刺身亡，其他政府首腦也都遭遇過多次刺殺。

如今，各國試圖以類似的「敵人/朋友」邏輯重新理順和塔利班的關係，但不確定性卻較30年前極大增強。雖然阿富汗塔利班的最終目的是建立伊斯蘭的國家——這個理想很大程度上是一戰後的民族主義浪潮留在中西亞的「禮物」，但它現在不是作為民族國家在行動，而有更大的不確定性。阿富汗塔利班和類似的組織（其中巴基斯坦塔利班、ISIS尤其明顯）一樣，以跨國民族、宗教信仰、部落為單位，缺乏一具民族國家的肉身：它既沒有穩定的經濟利益、對外關係、控制人口、社會責任（或者負擔），也沒有民族國家的邊界，一旦被鐵腕打擊就會迅速化整為零，向周邊國家開枝散葉——它缺乏可以被打擊和威脅的身體，也就不能代替各國都需要的「阿富汗」，被吸納進民族國家的體系。

正因為此，阿富汗局勢以非民族國家勢力「創造性地」複製了「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這個20-21世紀常見的國家外交敘事。然而，民族國家的邏輯受到挑戰，卻並沒被撼動。相反，恐怖組織和其他跨國力量挑戰着民族國家，又同時被吸納進民族國家的博弈，成為棋子——經常發生的是：民族國家利用非民族國家的勢力互相削弱，非民族國家勢力則依靠民族國家的鷸蚌相爭培植力量。在很多軍事愛好者眼中，這種遊戲迄今為止還算精彩，也沒有什麼不合理。黑暗森林中，大國博弈本就是一場沒有公理的羅生門。

殘酷的事實就是，站在民族國家視角上，只能看到民族國家。很多國家關心阿富汗，沒有國家關心阿富汗人。只有在主權的框架中，其他的層次，從跨國恐怖組織，到普通的族群、組織、個人，才會顯形、獲得意義。

如果說民族國家的遊戲規則遭到非民族國家的挑戰屬於一種諷刺，那麼民族國家將非民族國家納入自己的大國博弈規則則帶來了另一重更沉痛的諷刺：「民族國家」成為政治想像中的唯一單位、民族國家的利益成為遊戲的唯一準繩，非民族國家因素只在可以削弱/增強某民族國家力量時才具有工具價值。國家之外/之下的單位，其行為不被評價、其訴求不被看見。

在大陸知乎平台上關於「為什麼最近部分網絡輿論存在支持塔利班的傾向？」的提問下，一個回答道破了這種劇變的思想邏輯：「……很多中國人討厭恐怖主義，憎恨美國，但是喜愛對付美國的恐怖主義。」

與此同時，美國則有很多人認為從阿富汗撤軍有利於向台灣集中力量遏制中國，因此是明智之舉。彭博社的一篇評論的標題很有代表性：「從阿富汗抽身不是災難（除了對阿富汗人來說），拋棄台灣將會是歷史錯誤」（Pulling out of Afghanistan won‘t be a disaster (except for the Afghans). Abandoning Taiwan would be a monumental error）一切在阿富汗發生，而阿富汗人的安危只配出現在括號裏。

阿富汗人即將面臨什麼？雖然各國都表示「尚不明朗」，但其實2001年前塔利班的統治已經給出過答案。誠然，塔利班剛剛表態「將允許婦女出門上學、工作」，但這種口頭保證在1990年代就做過好多次，每次都以「阿富汗缺少基礎設施、不能保證婦女安全」為由變卦。

處境更為危急的是阿富汗60%的非普什圖人口，尤其是至少10%的什葉派穆斯林。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不完全統計，從5月末塔利班發動進攻以來，已有250萬阿富汗人流離失所，其中80%為婦女和兒童，這個數字還在呈指數級增長。戰火讓農業活動幾乎停擺，目前境內有1/2的兒童處於嚴重的營養不良中。這還不是全部，在上一輪統治中塔利班有大肆屠殺被佔領城市的平民的記錄，而本輪進攻雖然注意國際輿論影響，但也已經有數起針對曾與政府合作的阿富汗人、什葉派以及女學生的爆炸襲擊。

塔利班在戰鬥中不會刻意迴避平民目標，橫死街頭的人更無法統計。很多阿富汗人通過媒體呼籲國際社會關注阿富汗即將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聯合國也要求各國向塔利班施壓、並對難民開放邊境。然而作為回答，為了應對可能湧入的難民潮，奧地利、德國、丹麥、比利時、荷蘭、希臘等國立刻收緊了移民政策，甚至開始驅逐已經在境內的阿富汗難民。

殘酷的事實就是，站在民族國家視角上，只能看到民族國家。很多國家關心阿富汗，沒有國家關心阿富汗人。

只有在主權的框架中，其他的層次，從跨國恐怖組織，到普通的族群、組織、個人，才會顯形、獲得意義。國家作為幾乎唯一的政治主體，出兵干涉其他國家是有勇氣主動出擊維護自身權利，不干涉則是尊重另一個政治主體所有權的美德，也是避免打破遊戲規則的審慎。這些勇氣、美德和審慎都只在民族國家之間成立，在這個過程中，個體與勇氣、美德、審慎無關。他們只有作為某個主權的人口、財產和生產力才值得保護，同時也值得故意的傷害和擺弄，因為他們的所有權屬於國家。

阿富汗局勢再多變、「你方唱罷我登場」再熱鬧，諸神之戰中也並沒有普通人，而只有「美國」「中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一個個人格化了的國家和簡化的階段利益。塔利班的極端案例讓國際政治中「人」的缺席以一種最諷刺、最災難的方式呈現，而實際在人格化國家的爭鬥中，關於人的考量的缺席存在於大國博弈的每一瞬間。

而普通的阿富汗人民，正因為此刻他們不屬於任何國家——一個世紀以來的統治者大多數像塔利班一樣劫掠而不穩定地佔有這塊土地，他們從未被放置在一個有完整主權的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從未成為過具有生產力的「人口」或有政治意義的「人民」，因此他們從來不夠重要、從來不可見，很少被外國力量和本國力量利用。無論軍閥、塔利班、蘇聯還是美國部隊，對於不持有武器的普通阿富汗人都表現出極度漠視。塔利班尤甚，一邊聲討外國勢力在阿富汗境內造成的糧食安全危機，一邊炸燬農田，防止百姓為其他勢力提供糧食。對糧食的剝奪每天都在發生、對非軍事目標的襲擊每天都在發生，因為這些目標不是塔利班的人口、不是美國的人口、不是中國的人口、不是任何人的人口。

歸根到底，阿富汗局勢再多變、「你方唱罷我登場」再熱鬧，諸神之戰中也並沒有普通人，而只有「美國」「中國」「巴基斯坦」「俄羅斯」等一個個人格化了的國家和簡化的階段利益。這種人格化，恰恰是為了抹除具體的人和他們不能被結構進大國政治的利益——即便在全球化的經濟中，他們的日常生活也不能帶來如此花樣繁多的敵對和聯盟的理由。

塔利班的極端案例讓國際政治中「人」的缺席以一種最諷刺、最災難的方式呈現，而實際在人格化國家的爭鬥中，關於人的考量的缺席存在於大國博弈的每一瞬間。當我們津津樂道地談論國際政治、品評阿富汗風雲中中美各國的進退得失時，需要不斷提醒自己：中國、美國、俄國……尤其是阿富汗的人民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他們從大國博弈中獲得過什麼？他們未來會受到何種影響？作為主權國家人口一部分的自己，跟被主權世界驅逐的阿富汗人，究竟有什麼本質區別？

註1： 中國定義參見此處，由公安部公布。美國定義參見此處，由美國法典給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