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id-19肺炎大流行病席捲全球一年多,現在人們把回復正常生活的期望,放在「疫苗」的身上。疫苗不會停止病毒的傳播,也無法提供完全的屏障讓人們不會確診,但是疫苗可以有效地減少重症及死亡的機率,讓人體產生保護力。
台灣從五月進入社區傳染階段以來,媒體及社會輿論對疫苗的討論,經過好幾個階段,比如從疫苗緊缺、外來疫苗的採買、國產疫苗的進度、緊急授權問題、疫苗外援、疫苗的施打順序等,總的來說既有科學問題也有政治問題。
目前台灣輿論中關於疫苗的討論多而細,又混雜了真假信息,對不少不熟悉資訊鑑別的民眾來說很是頭疼。本篇摘取討論熱度未降溫、且還會持續延燒的幾個面向來進行梳理,還原事實基本步,結合截稿前的所有最新進展和資訊,希望借助民眾對疫苗的核心關注,揭示疫苗背後的各種外交與現實角力,以及疫苗焦慮下民眾的心理壓力與政策走向。
為便於下文理解,我們先列出文章中將會提到、同時也是現在台灣討論最多的幾種疫苗名字(通常是藥廠的名字)和它們的屬性。截至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批准使用的疫苗一共有六種,根據他們運作的原理可分為三大類:
一、mRNA(信使RNA)疫苗:莫德納(Moderna)、輝瑞(Pfizer/BioNTech, 簡稱BNT)疫苗;二、病毒載體疫苗: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簡稱AZ)、嬌生(Johnson & Johnson/Janssen製藥廠);三、全病毒疫苗:中國科興(Sinovac)、中國國藥(Sinopharm);四、台灣自己也有兩家公司研發國產疫苗,包括高端以及聯亞兩種,他們的運作原理是蛋白質次單元疫苗。
我們將梳理的問題包括:1、台灣採購疫苗太慢了嗎?2、疫苗如何取得?民間人士都可以買得到嗎?政府阻擋買疫苗嗎?3、當前民間單位與BNT購買進度: 台灣和BNT疫苗到底怎麼回事?4、疫苗的外援?5、國產疫苗的爭議與進度為何?為什麼台灣要投入研發國產疫苗? 6、AZ疫苗真的很危險嗎?7、疫苗的接種順序合理嗎?
1、為什麼大家總覺得疫苗不夠?台灣採購疫苗太慢了嗎?
台灣民眾和地方一直要求檢討採購疫苗的速度,包括疫情最嚴重的新北市與台北市地方首長,多次在各自的記者會中批評中央政府的疫苗採購速度實在過慢。
在五月份之前,台灣的疫苗取得率和施打率是在世界上敬陪末座;截至六月底,台灣施打將近兩百萬劑的疫苗,相比全球平均20%的施打率也是偏低的,目前台灣的施打劑數以及施打人口比例跟全球比起來,大概都是排在80-100名之間,僅能排在中段班的位置。
台灣在疫苗洽購上做得如何呢?行政院在二月份的時候公布,透過WHO的全球疫苗取得機制(COVAX)簽約,洽購約476萬劑疫苗、與牛津阿斯特捷利康(AZ)簽約洽購1000萬劑疫苗,同時也與美國的莫德納公司洽購約500萬劑疫苗,同一時間也報告了國產疫苗高端和聯亞的研發進度,總共的採購量大約是三千萬劑。這與衛福部在去年十二月底時的公開內容差不多。
那麼為什麼疫苗還是遲遲不來?因為購買疫苗的重點除了洽簽之外,還要看送貨時間為何。截至六月底為止,台灣採購疫苗的到貨量只有100多萬劑,另外有300多萬劑是由美國、日本所贈送。也就是說,問題在於到貨量趕不上需求量。
而到貨量趕不上需求量,其實是全球普遍的現象,除了台灣之外,全球都在等待疫苗的出貨。這種延遲與疫苗供應鏈有關,由於包括原料短缺在內的種種因素許多代工大國的產線與產能出現問題,例如包括印度與泰國在內,各個主要大廠都在延遲出貨。
台灣所採購的莫德納疫苗原本就是預計從五月到六月的時候開始送貨,AZ疫苗則是從三月開始分批送貨。這些購買到的疫苗如果交貨都順利的話,至少可以施打到九月之後。搭配上計劃中的國產疫苗上市進度,疫苗供應量原本應該可以一路施打到年底。但疫情爆發後,各種時空背景已經完全不同,民眾、在野黨與地方官員不停要求政府加速採購疫苗的速度,其急迫性非常明確。
不過,綜觀全球疫苗市場以及送貨狀況來看,疫苗到貨時間仍然無法確定。例如,歐盟前陣子狀告AZ公司,因為AZ的預計出貨數目與實際出貨數目的確有很大的落後,原本六月底前要交付三億劑,只交了一億劑,但歐盟法院裁定只要在九月底前持續出貨補齊八千萬劑就可以。換句話說,疫苗的延遲交貨對各國政府來說都是不理想的結果,但某程度是可以被解釋的。
2、疫苗如何取得?民間人士都可以買得到嗎?政府阻擋買疫苗嗎?
由於台灣在疫情爆發時,尚無法取得大多數已購買到的疫苗,輿論開始抨擊說執政黨疫苗取得不力,甚至有許多人攻擊說執政黨「阻擋購買疫苗」。五月份的時候,有很多民間團體、宗教團體、大公司企業家,甚至是地方政府首長,都出面說自己可以取得疫苗,然而,許多民間組織或是民間人士嘗試要購買疫苗時,才發現購買疫苗的過程牽涉許多法規規範,再加上政治因素影響,實非易事。
最重要的一點是,幾乎所有疫苗大廠(包括莫德納、嬌生、AZ)皆發出聲明說自己只跟「國家」或者「超國家組織」(即歐盟)談判。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疫苗的使用牽涉到「緊急授權」(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EUA),需要由國家出面擔保。這是因為,現在Covid-19疫苗的開發,並不像一般的疫苗開發一樣可以有較長的時間來進行各種臨床試驗以及法定步驟,反而因為其過於緊迫,中間有許多需要國家來做擔保的部份,假設民眾施打疫苗後出現異狀或死亡,主要的負責單位是政府而非藥廠。
在進口與出口疫苗的時候,需要符合國家的醫藥法規,因此並不是由民間人士出面、出錢就可以解決。先前許多地方政府在疫情嚴峻的時候,想要自行洽購疫苗,但最後都被大藥廠打了回票,印度的德里、美國紐約市等等都是如此。
由政府出面確保認證的程序還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在於防範假疫苗。因為全球各國都在搶疫苗,目前已經有不少新聞指出「假疫苗商」的出現,在墨西哥、波蘭、中國等處皆傳出假疫苗的案例。因此,所有疫苗的貨源安全性、有效性,都必須由政府來做檢驗。除了進口過程的認證程序外,特別是目前兩支mRNA疫苗所需的極冷鏈(ultra cold chain)與運送限制條件不少,如果儲存條件不對的話那很可能會讓疫苗報廢。這就是大多數狀況下是由政府直接出面處理,而不是由個人或者組織進行疫苗採買的原因。
除了國家與個別藥廠談,國際組織間也建立了一個新的疫苗取得機制叫做COVAX,這是由WHO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和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所發起的平台,旨在確保大量的疫苗研發資金以及疫苗的公平分配,目前在分配數量上會以各國人口數目比例以及國內供應鏈狀況、醫療人力資源等因素做考量。台灣也從中購得476萬劑。現在即將有一支新的疫苗Novavax上市,台灣也已透過COVAX來洽談。根據陳時中部長的說法,Novavax公司認為,透過COVAX機制來取得疫苗,會比直接和該公司雙邊洽談來得更快。
3、當前民間單位與BNT購買進度: 台灣和BNT疫苗到底怎麼回事?
從五月底以來,許多民間單位投入幫忙購買疫苗,主要的目標是輝瑞/BNT,因為BNT是目前主要疫苗當中,唯一把銷售權交由不同地區代理商來洽談的,而在亞洲區的代理商是上海復星醫藥集團。最早出面表示要購買疫苗的是鴻海集團創辦人郭台銘先生(後來由永齡基金會為主要談判與遞件申請單位),經過與BNT公司一番交涉後,郭台銘表示:「疫苗捐贈涉及相關法律責任,和一般物品的捐贈不同」,需要政府表達立場,並且要求由台灣政府給予授權,代表政府前往談判。
蔡英文總統於6月18日與郭台銘以及台積電董事長劉德音見面,行政院26日公布正式完成法律文件授權台積電、永齡基金會,向德國BNT原廠分別購買500萬劑疫苗,再捐給政府使用。後來在6月23日時,慈濟集團也提出申請,行政院方面在7月1日公布授權方案,讓慈濟集團依照台積電及永齡基金會的模式,以政府代表的身份與BNT公司商談疫苗。
7月3日的路透社傳出報導(並由鏡週刊再加上其他內幕報導),談到說台積電與郭台銘先生已經與BNT公司達成初步協議,而且會在合約當中避免政府對政府等字樣。內文提到德國政府方面一直努力推動BNT公司與台灣方面的談判,因為不想留下屈服於中國壓力、而不出售疫苗給台灣的形象。先前,台灣駐德國代表謝志偉曾經在社群媒體上提到,德國經濟部長指派了專管疫苗相關業務的高階官員,參與BNT高層的會談。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們所能掌握的都只有媒體披露的部份消息,而在協議正式公布前,到底能不能順利買到疫苗,仍然屬於未知數。事實上,台灣曾經有兩度很接近跟BNT達成協議。一個是在去年十月間,曾經以東洋公司的名義,由前行政院長林全和BNT洽談代理合約,但當時BNT疫苗還沒有完成測試,台灣政府方面無法保證足夠的購買數量,最後因而錯過代理權。
等到BNT疫苗完成測試並取得德國的EUA之後,在今年一月份的時候,台灣也很接近跟BNT達成協議,但在最後關頭破局。台灣衛福部方面甚至都已經將BNT疫苗的資訊公布出來了,但最後並沒有買成。台灣衛福部方面指出,這是由於台灣與BNT藥廠之間對於合約內容、以及行為方的法律名稱方面產生分歧而破局;蔡英文於5月26日指出,台灣與BNT之間無法成功簽約,背後是中共從中作梗,但在野黨方面則指這種說法沒有根據。
不過,目前依照公開的訊息來看,我們尚無法得知確切的原因,到底為什麼永齡和台積電可以跟BNT談,但是台灣政府不行。從郭台銘的公開聲明看起來,我們只能猜測BNT公司表明不能直接把疫苗給台灣政府,於是我們透過政府授權企業去跟BNT談。
我們很難去證實中國影響力以及幕後的介入,不過從一些間接證據應該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例如好幾個國際媒體都曾報導中共阻擋台灣取得疫苗,中國國台辦7月5日表示,上海復星集團是「台灣地區」獲得BNT疫苗的「唯一洽購方」,台灣有意願的縣市與民間機構可依照正常商業規則向該集團洽購疫苗。美國白宮發言人薩琪則在被問到為何要捐贈台灣疫苗的時候,回答說:我們注意到台灣取得疫苗的管道是被截斷的(I will note that they were being cut off from access to vaccines)。至於是怎麼被截斷法,我們無從得知。
正是因為如此,過去這一個月,台灣政府與民間單位的確有更近一步的合作,政府目前的態度除了自行採購以及透過國際政治手段之外,民間組織願意採購,政府也樂見其成並且配合。
此外,台灣民眾也始終抱有疑慮的是,上海復星和BNT簽有代工合約(大概5月開始談判設廠),生產一款名為復必泰的疫苗,實際上就是輝瑞/BNT疫苗,只是原料來源略有不同。到底在上海生產的復必泰疫苗和原廠生產的輝瑞/BNT疫苗是不是同一款疫苗?
不過這個討論後來不了了之,因為沒有人申請送審藥證。從郭台銘出面說要買疫苗開始,就強調會從輝瑞「原廠」購買;台灣的指揮中心方面則是說BNT原廠生產的疫苗中文名稱是復必泰,行政院後來授權台積電及慈濟集團的時候也都是由他們去跟原廠談判,因此後來就沒有人繼續討論「在上海代工的BNT疫苗」這個議題。
事實上,疫苗屬於戰略物質,因此不管是進口或出口疫苗,本身從來就不只是商業決定、無法單純用科技因素來看商業決策和政府決策之間是否會存在張力。另外,政府要和藥廠洽談還是通過COVAX來取得疫苗更為便利,也是各方都尚在探索中的問題。過去未曾有現在這樣官民通力合作購買疫苗的方式,畢竟各大藥廠都表明只跟政府做談判。或許,台灣會出現這樣的合作模式,的確是跟自身的國際地位有關係,但在談判過程當中有許多未知的部份,我們無法確定到底背後的因素。
4、疫苗的外援
由於主要大廠的疫苗現貨交付延遲,目前獲得疫苗的管道還有一個重要的來源就是捐贈:手上有疫苗現貨的國家政府,把疫苗捐給另一國。
中國很早就開始進行疫苗外交,截至五月初,已向海外出口或捐贈合計超過2.4億劑疫苗(俄國也已經承諾要送出超過2億劑,但在送貨速度方面還大幅落後預定進度)。而美國從5月17日才由拜登總統正式提出疫苗援助計劃,宣布要拿8千萬劑出來做疫苗外交,並提出有意願將疫苗的專利內容提供給WHO,讓其他藥廠有能力自行製造疫苗,進而加快全世界的施打率。美國的疫苗外交啟動時間比中國和俄國還要慢很多,因為美國想要先確定國內群眾打完疫苗,這個時間點差不多就是四月之後。
在美國開始宣布要做疫苗外交之後,台灣恰好也爆發了社區感染,因此台灣政府透過各種管道爭取,希望被列在捐贈的第一波。美國三位參議員先在6月6日時訪問台灣,宣布將捐75萬劑莫德納疫苗,後來在6月20日時,一次運送了250萬劑給台灣,也就是第一波的75萬加上第二波的175萬劑。
日本方面,6月4日捐給台灣124萬劑AZ疫苗。後來,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表示,7月中前將追加提供100萬劑AZ疫苗給台灣。另外,位於東歐波羅的海的立陶宛,於6月22日時公告,將會捐贈2萬劑AZ疫苗。這些國家在捐贈給台灣的同時,都有提到先前台灣對他們的幫助,包括贈送口罩等醫療用品。
筆者認為,能夠獲得捐贈疫苗,是台灣外交團隊努力交涉的結果、也是長期累積下來的「友台」網絡展現,這更是國際政治當中國與國之間達到「互惠」的案例,台灣社會對此大多數都是非常感謝,而且也立刻展現出反饋(例如台灣捐款湧入立陶宛的慈善機構)。
但當時在輿論上仍然有爭議和批評,主要圍繞在美國贈送疫苗的數量是否足夠、是否在情理之中。有些政治人物政客延續著先前的「疑美論」,認為美國一直佔台灣便宜,就算拿到疫苗、但數量仍覺太少;有些人則以較為聳動的方式指稱台灣獲得別國幫助就像乞丐一樣。筆者認為這些說法都不適當,不只抹滅了長期以來台灣在外交上的各種努力,而且也大大汙名化國際上的許多援助行為(例如在疫情當中,台灣捐了很多醫療物資給各國,美國現在也開始捐贈疫苗)。隨著疫苗陸續到貨,這部份討論頻率就變少了一些,但我們仍然不時會看到政客們的類似發言,藉以批評購買疫苗的數量不夠。
5、國產疫苗的爭議與進度為何?為什麼台灣要投入研發國產疫苗?
台灣國產疫苗的爭議,筆者認為可以從政治與國家發展角度以及醫療科學角度兩部分出發。
首先是為什麼要投入研發。
政治與國家發展詮釋角度認為,疫苗是戰略物資,而開發疫苗和生產疫苗都需要很大的規模藥廠產能才能進行,而在研發過程當中,進入臨床試驗的疫苗大約只有20%的成功率。台灣生技產業的規模可能較為有限,原本不太算是有適當的條件來做研發與生產,但如果考量到台灣在國際上的孤立地位,還有考量之後可能每季都要打Covid-19疫苗,所以台灣投入生產也是合理的決定。
從去年全球疫情爆發的時候開始,支持國產疫苗就成為了朝野兩大黨具有高度共識的議題,最近也有人拿出去年立法院的各種決議、國產疫苗特別預算案以及相關發言,來提醒大家國產疫苗在去年是在立院獲得高度共識的。
然而,當台灣進入社區感染階段之後,國產疫苗的爭議反而變大,在政治方面最常被指控的就是所謂內線交易,尤其是在野黨大力抨擊執政黨成員「炒作股票」。
民間也有不少人被這樣的批評弄得很困惑,也提出了相當質疑。但其實,這類的指控應交由司法單位來進行調查,而不該拿來當做質疑疫苗開發的根據。蔡英文總統於5月31日回應外界質疑,表示已進行內部清查,相關政務人員並無炒股,相關的財產申報都是可供查證的。退萬步言,目前兩家國產疫苗的研發公司,高端和聯亞,其實各自都有泛藍或泛綠陣營的重要人士在為其工作、對其投資,理論上,我們不該用陰謀論的角度來看待疫苗研發才對。畢竟去年朝野一致認可的目標就是要幫助國產疫苗研發。
另外還有很多類似的指控,認為政府圖利廠商、不該下單買太多國產疫苗,甚至媒體人趙少康先生說政府是因為想要培植國產疫苗而不多買外國疫苗。
以筆者的了解,就像口罩產線或其他醫療用品一樣,由政府出面先行簽約保證購買一定數量,這是確保廠商願意投入生產的重要關鍵。美國政府也是在疫苗發展過程,就投入大筆預算幫助廠商加速程序(整個計劃名稱叫做曲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由聯邦政府和社會資本共同合作,讓疫苗研發與後續的施打流程更快速完成),甚至在疫苗開始第三期測試之前,就先下單訂購超過一億劑以上(包括輝瑞與嬌生疫苗都是如此;莫德納是在開始三期測試之後但尚未獲得緊急授權前,就先訂兩億劑,但是投入預算幫助疫苗開發過程,圖利藥廠的批判,美國輿論卻鮮少耳聞),這些都是為了因應開發過程的重大不確定性,來提供廠商後盾。
其實,撇開這些對政府意圖的質疑,我們真正該去深探的是,開發出來的疫苗有效與否的標準怎麼算?對副作用的容忍程度和處理方式是什麼?採購的數量和效期是什麼?這就必須要由醫藥科學的角度來做討論。
如果從醫療科學角度來看的話,國產疫苗的爭議可能更為複雜而且有更高的不確定性,尤其隨著高端疫苗二期臨床試驗結果的「解盲」,掀起了一系列關於公衛、法規、產業、政治等各方面的討論。
一般人的疑慮最主要有兩個,首先,如果疫苗只做完第二期試驗,還未進入第三期(或者以特殊方式處理第三期試驗)就施打在人體身上,會有安全性還有保護力的疑慮;其次,人們會擔心國產疫苗在沒有第三期資料的狀況下未獲得國際認證,如果將來國際間的旅行必須要看疫苗施打狀況,可能會被外國拒絕入境。
第二個擔憂點,其實目前的影響力比較小一些,畢竟截至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國家以施打疫苗來當做入境條件。歐盟在6月16日時,宣布開放來自「安全國家」的國民入境進行「非必要旅行」(non-essential travel),台灣就名列其中。歐盟自去年三月疫情爆發而關閉邊境以來,僅陸續開放少數的國家列在安全名單上。
國產疫苗最大的爭點在於到底要怎麼樣才能符合「緊急授權」的要件。
一般來說,疫苗的開發必須經過臨床三期的試驗:第一期主要是看副作用,第二期是看受試者有沒有抗體,第三期把打疫苗和打安慰劑的人放到社區裡,看看實際生活中的抵抗力。但因為Covid-19疫情的嚴重性,許多疫苗開發的過程是有針對程序上做一些調整,例如有些疫苗開發是第二期和第三期同時進行,美國的食品與藥物管理署(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會在第三期試驗進行當中就進行審查,只要初步結果可以符合特定的標準,就發出緊急授權許可(EUA)。
換句話說,目前正在使用的幾款主要疫苗,都有進行三期試驗且都必須要符合一定的科學條件才能獲得授權,只是不像傳統疫苗開發過程一樣全部環節都進行完才送審。
目前醫藥界在爭論的是,只做臨床二期的疫苗,能不能以一種稱為「免疫橋接」(immune bridging)的方式,和其他已執行三期臨床試驗且獲得緊急授權的疫苗來相比,假設中和抗體不比AZ疫苗還差,即可獲得緊急授權、在今年八月量產使用。
我們要注意的是,台灣先前長期都沒有社區感染,即使現在的狀況下實際感染數也不夠多,因此要進行三期試驗,可能必須到國外去做。另外就是不同疫苗的三期試驗進行的地區不一樣、時間點不一樣(疫情的嚴重程度不一樣)、使用的人種也不一樣,因此保護力等數據不能拿來直接做比較。
關於疫苗發展的有效與否標準,簡國龍、廖美以及吳介民三位學者做了一個整理。學者們指出,在科學界其實至少也有兩派不同觀點之爭,時效派醫界人士主張二期解盲成功即可考慮EUA,而標規派堅持美國醫學科學的標準,而這其實是沒有標準答案的。
台灣的食藥署在2020年10月底制定疫苗 EUA 的技術準則:「只要是藥廠的第二期臨床試驗收案人數達3千人,而且追蹤確認安全性以及有效性,就可以先量產100萬劑,優先給高風險族群施打。」但是當時並沒有公布所謂「有效性」的詳細規定。一直到今年6月10日頒布國產COVID-19疫苗緊急使用授權審查標準,才在一定程度上回應了各界對於缺乏科學標準的質疑,也算是比照美國食藥署方面的做法,即一邊進行三期試驗、一邊審查是否達標。高端公司於7月6日宣布,將於巴拉圭進行三期臨床試驗。
當然,這樣的標準可能還是無法完全平息科學界的質疑,畢竟目前大家仍然在討論到底這樣的標準是否真正有用。最直接相關的問題在於,政府是如何挑選審查委員的。先前有質疑表示食藥署刻意挑選「贊同免疫橋接」的「疫苗專家會議」審查委員,如此才可以讓國產疫苗通過EUA,但食藥署回應表示並沒有刻意挑選。
政府如何回應審查過程是否能維持公平公正的質疑,將直接影響到人們判斷國產疫苗安全性及有效性。從美國的作法來看,食藥署在審查之後,都還會召開一個專家委員會,邀請沒有利益衝突的專家來討論,而且全程公開轉播。相對來看,目前我們似乎不是很理解台灣食藥署「疫苗專家會議」的運作方式,所以相關的質疑仍然持續出現。
6、AZ疫苗真的很危險嗎?
從年初台灣確定獲得AZ疫苗的時候開始,就有很多訊息在講說這個疫苗很危險,主要是AZ疫苗被認為可能加強血栓風險,因此給民眾帶來很多擔心,而這也造成台灣的首批疫苗施打率不高、五月初時甚至差點還有疫苗過期的危機。
在討論AZ疫苗是否真的很危險之前,我們需要釐清一件重要的概念,通報死亡數以及實際證明關聯死亡之間的差別。所謂的通報死亡數為在接種疫苗後死亡的人數。這群死亡的人,真正死因可能為原本的自身疾病、意外,當然也有可能真的是因為疫苗導致的併發症(例如血栓)。這之間的關聯,需要非常嚴謹的科學證明。
以南韓為例,南韓主要施打疫苗為AZ 與 BNT,截至六月中, 施打超過1500萬人,最後只有證實1例死亡與AZ有關,另外有3例重症、72例過敏性反應判定與疫苗確有因果關係,8件仍待釐清。五月份的時候,歐洲施打AZ疫苗的兩千萬人中,則是出現三十例血栓的嚴重案例。
其實,不論是哪種疫苗廠牌,多少都會有副作用的存在,但是實際造成死亡的例子,大多在解剖之後證實跟打疫苗無關。台灣的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在6月18日時給予數據,指出台灣的接種後死亡比率(無因果關係驗證)甚至比南韓低的許多。
關於AZ疫苗的擔憂也會出現在其他疫苗,如莫德納身上。台灣民眾對打疫苗或致死的疑慮可以理解,其實這在各國也是常見的懷疑心態。但專家們大多指出,因為施打疫苗造成血栓等疫苗副作用的機率,遠遠低於吸菸與長途旅行造成的血栓風險。打疫苗是減緩疫情的大方向,筆者建議,當家中有家人獲得施打疫苗的機會時,無論是AZ或是其他各種疫苗,最好還是能夠盡快去施打。如果擔心施打疫苗後可能產生的意外,或可考慮購買疫苗施打意外險。
7、疫苗的接種順序是怎麼決定的?合理嗎?
在台灣持續獲得疫苗之餘,施打的方式和順序在近日就成為了討論的焦點。
根據學者雷文玫的整理,人們對於疫苗的施打有三大疑問。首先,為什麼需要遵守疫苗施打的優先排序?這個問題相對好回答,因為我們需要讓執行醫療防疫等重要社會功能的人先具有免疫力,如此才能確保他們可以幫助維持社會的正常運作。
那麼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除了醫療人員之外,排序順位有「公平」的答案嗎?簡單來說,沒有。疫苗施打的排序是複雜的判斷與價值抉擇,沒有絕對的標準答案。學者葉明叡指出WHO所列確保「人類福祉」三大目標順序:(一)減少疫情帶來之死亡與疾病負擔,(二)減少社會與經濟中斷,及(三)保障必要服務的持續運作,這三者之間並無優先順序之別。
但也是因為沒有標準答案,因此政府在制定施打順序時,需要有細緻的討論以及溝通,才能夠增加民眾的信任。在這樣的狀況下,如何建立決策機制以及如何取信於民,就成為重要的課題。
目前台灣的政策是由年長者先打疫苗。對於疫苗有限的當下,年長者優先打疫苗,不單單顧及長者健康考量,還包括整個公共衛生以及醫療量能的考量。一位長者感染所需投入的照顧量能,可能同時要至少投入六個醫療與照顧的人力去照顧,遠高於其他年齡層。因此過去許多國家的施打都是從醫護工作者與高齡者開使施打,這是為了避免因投入大量照顧人力上擴散感染,以及醫療系統崩壞。
專家學者均指出政府其實可參考的他國疫苗施打順序機制,目前主要提出的有英國與美國。英國由預防接種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Vaccination and Immunization, JCVI)向內政與衛生部官員提出建議;美國則是由預防接種諮詢會(Advisory Committee on Immunization Practices, ACIP)向疾管署及衛生部提建議。在這些會議審議過程,除了學者專家之外,還有專業團體的代表,會議前還會有大眾諮詢的過程,而會議的所有紀錄都是公開的。這都是我們可以參考的他國案例。
目前台灣對於疫苗優先順位的決定方式,在整個程序的透明度上面還有許多可以補強的空間,而且在疫苗接種方式分類的第七類部份中,在認定國家關鍵設施「必要」工作人員與運輸倉儲業者的範圍方面,目前尚缺乏清楚的判定標準。除了中央所訂定的標準之外,在各縣市的疫苗施打執行過程,也產生了不少的爭議,尤其是所謂特權疫苗的部份。限於篇幅和各縣市的狀況複雜度,我們就不再繼續討論了。
微小但重要的決定
疫苗、疫情等議題,需要許多資料的佐證與抽絲剝繭,才能夠獲得正確的疫病資訊。當電視新聞每天轟炸各種資訊,人心惶惶之際,不免會產生各種恐慌感,而且因為這個疫情對社會的衝擊實在非常大,人們需要情緒的出口,在這種狀況下特別容易去傳播一些未經證實的、但會影響人們心情的訊息。我們可以同理每一個人的心情,但是如何在各種混亂資訊中,存疑查證每個資訊,並且以正向的心態去面對疫苗,這是我們每個人的功課。
這不完全是醫護對抗病毒的事,也不僅僅是政府與特定政黨對抗病毒的責任,施打疫苗,或許是我們作為一個普通民眾所能做的最有效的事情了。美國公衛專家佛奇(Dr. Fauci)在年初即對所有美國民眾呼籲,可以接種的疫苗,就是好疫苗。病毒不會在等待理想疫苗的時候停止傳染,政府有責任幫助民眾做更好的資訊釐清,而民眾也需要結合信息來做微小但重要的決定。
(陳方隅,菜市場政治學共同編輯、台灣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級研究員;劉豐佾,紐澤西健康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分析員;此外特別感謝醫藥發展組織研究員Wendy Lin提供的修改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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