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的「端問答」欄目，因為讀者對「討厭中國不自由與不民主的大陸居民，你有怎麼樣的身份認同，如何自洽？」這一提問的回應較多，我們決定單獨發出所有對該問題的回覆，其餘問題的回覆我們會在下期統一放出。
同時，這一期我們也挑選了一些新的提問：
香港諸君，現在回頭看？你們認為攬炒的鬥爭策略是成功的嗎？
香港的朋友打疫苗了嗎？你是基於甚麼信息做出的這個選擇？如果你還沒有打疫苗，你覺得滿足甚麼條件(e.g., 可以摘口罩、可以旅遊、有更多的數據支持)後你會打疫苗？
台灣的「天然獨一代」，不知是否開始有對民進黨的執政有所不滿的聲音？以及台灣的朋友會如何看所謂「大內宣」、「認知作戰」之類的爭論呢？
也歡迎大家繼續提出自己感興趣的問題，並在回覆表單挑選問題作出回應。以下內容為本期的問答匯總。
註：因為希望能保留讀者回覆的原貌，我們試行對內容不做統一的簡繁轉換，故無論選擇簡體版還是繁體版瀏覽本期文章，都會顯示簡繁混合的文字。
討厭中國不自由與不民主的大陸居民，你有怎麼樣的身份認同，如何自洽？在這種身份認同下，你在中國社會的日常生活中有什麼不一樣的舉措嗎？你是否會去尋求群體的認同感？
对于制度的不满，感谢匿名的互联网世界，譬如豆瓣，譬如clubhouse，譬如翻墙之后的自由世界。
不知周：作为大陆居民其实心情通常都是复杂的，这些年经历了经常羡慕国外的月亮更圆到逐渐祛魅认清各有优劣的过程。我的身份认同算是沉默的左翼人士。关于如何自洽，只能说双重思想是每个清醒的国人都必备的技能，一半的时候承认民族的强大和快速发展，一半的时候对快速建构的机器中碾压的人性感到极度痛苦和无力。
我能做的只是非常个人层面的努力，比如作为双性恋，我在本地的同志中心做志愿者，因此结交到共同争取性少数权益的朋友；作为女权主义者，在日常生活中渗透和拉拢女性朋友；而对于制度的不满，感谢匿名的互联网世界，譬如豆瓣，譬如clubhouse，譬如翻墙之后的自由世界。
当然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我需要群体认同感，但我也非常清楚，和我一样的人是少数中的少数。和我一致质疑威权的声音，往往不能发出。尽管如此，就算全员噤声，被封号，赶尽杀绝，我们到头来并不是为了找到同盟，而是因为我们相信，究竟什么才是对的。
大多数时候我选择远离互联网，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让我觉得无可救药，让我觉得我们这边的人永远也赢不了，不如种种花、养养猫、读读书。总觉得有一天民族主义会养蛊反噬，坐等新的闹剧到来。
匿名：我今年31歲，大學教師，非黨員。個人並不是“討厭中國不自由與不民主”（當然也討厭，但重點不在此），而在於不認同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的體系及其行經。但要問我，“有什麼樣的身分認同”，18歲時會回答“自由民主”，如今卻是很難給出確定答案。
在這個問題中，我最感興趣的部分在“自洽”和“日常生活”部分。我想，生活在任何一個政治社群中，都有可能面臨“不認同”的問題，但這未必就會威脅到“自洽”。中國雖然是“舉國體制”，但也不要把共產黨想成無所不能長滿觸手的龐然巨獸。“日常生活”的空間是很大的，有很多閃轉騰挪的可能性。即便情況再惡化，你還是可以“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國家”與“草根”之間的裂縫，足夠個人容身。
不過，在工作和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與這個政治系統接觸，甚至要完成一些集體性的政治任務，例如參與開會接受思想教育和最近為黨慶生等等。但這些任務都是由人執行的，執行的過程中就會變成“例行公事”，只要報著完成任務和不為難身邊人的心態，倒也不難“自洽”。
對於我來說，最難的是如何教育這件事。在中國進行大學教育，要抵抗很多國家壓力。這個壓力不僅來自於具體規章，更來自於從小被國家塑造的學生。如何面對已然黨國化、微博化和飯圈化的學生，比如何“自洽”要難得多。這個，我還沒有想到很好的途徑，也不報改善的希望。但即便如此，我也會在課堂上盡可能地傳達反思性的觀點和態度，在安全的邊緣盡可能地促進學生對自身和現實的省思。但我很少給出自己的判斷和結論。一則可能是出於對安全的考慮，二則是對個人觀點不完全自信，三則是認為，對於中國和世界的複雜現實而言，省思的態度比確定的判斷更為重要。
这个微信群炸了8次，我还在。会让我觉得 “啊，原来世界还有这样一群人啊，真好啊”，这也算是我能找到的微薄的身份认同吧。
粒东：最早我已经忘记了是为何翻墙的，大概是在大三大四的那段时期学会的，然后，在youtube，维基百科，电子书以及Google出来的新闻上看到了关于六四、大饥荒、文革的更多消息，那是一种三观逐渐崩塌的过程，类似于内心的戏份一直是“怎么是这样？原来是这样！那他们以前怎么说是那样！”。
当时我内心残存的挣扎与谨慎告诉我——要独立思考，外网也不一定是对的，说不定是带有政治偏见的抹黑。但是对比下两边的史料丰富程度，以及执政党对于这些消息的遮遮掩掩，那我就很难不倾向于认同我在外网看到的东西更加的接近真实。因为先不论对错，只要开始遮掩开始不想让人知道，那至少说明你心虚了。于是我开始认识到，我所生活的国家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国度。
要说有什么身份认同的话，我倒还真说不出来，因为从小我们就没有选择政治上身份认同的机会。没有什么自由派保守派，没有什么支持A党B党C党，没有什么喜欢某某主义不喜欢某某主义，这些词汇从来没用过，也就不会在脑袋里形成思考，只有唯一的一种选择，不管你选不选，只有他在那里——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代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
要强说有什么身份认同的话，我倾向于多党派、民主选举、自由、平等的社会，但是无论是迟迟不见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是习上台之后改变的宪法、愈发收紧的舆论管制，亦或是近期履受打压的女性主义博主的事件都与我的认同背道而驰。
在这种认同与现实愈加背离的情况下，我似乎也没采取什么举措，就眼睁睁的看着这片土地在朝向一种奇异而苦难的方向滑去，自己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能选择的举措其一就是保持对于时事和社会的关注、尽量不与任何体制的压迫同流合污，汗颜，要说什么不一样的举措还真的没有，不一样的举措关乎勇气，也关乎行动力，可惜二者我都欠缺。因此我觉得hk和缅甸的抗争真的不容易，欣赏支持并祝福ta们！
群体认同的话也有去寻找，说实话，因为本身是工科专业，身边能讨论人文社科泛政治话题的人很少——身边的人仿佛都有着一股天然的政治社会冷感，但也可以理解，现实生活中有太多比这个有趣的东西——游戏、恋爱、实习、挣钱、短视频……，嘻嘻哈哈不好吗，谁愿意整天关注遥远的苦难？也或许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关注了也没有啥用，这个社会该咋样还是咋样。
因此我现在就和新传的朋友会偶尔聊些这些东西，然后就是在一个经常聊一些政治和女性主义的群里潜水。这个微信群炸了8次，我还在。会让我觉得 “啊，原来世界还有这样一群人啊，真好啊”，这也算是我能找到的微薄的身份认同吧。
扶霜：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就是，韭菜，被温水煮的青蛙，但最后还是会认同：对我是一个中国大陆人。
在日本求学第四年了，越来越多感觉自己是一个“inbetweener”，我既不赞同CCP如今在大陆实行的一系列政策，同时对于身边的港台朋友所知道的“大陆”也充满了不认同。因为我深刻意识到两边的信息不充分带来的是更为极端尖锐的对立，它不仅使得大陆人除了强行将港台携带着一起成为“中国人”，也同时在港台出现负面新闻的时候迅速割席。
这是令我非常矛盾且无法自洽的，但由于我目前并不住在大陆，所以并没有被强行要求一种群体的认同感。但我不知道日后回国要如何自处。
我讨厌爱国等于爱党，我讨厌上来不说一句爱国就要被批为境外势力，我也讨厌大陆网民在谈及港台时的那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之前还在国内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不敢发言”，现在出国了却发现还是“不敢高声语”。总之，我拒绝报考公务员等一系列成为机器螺丝钉的职业，我不想帮助利维坦。但我不知道我能在大陆坚持这个决定多久。也许尽量不和CCP靠拢是我唯一能做的事吧。
面对政治上的失败，毫无中国认同的中国人只能逃进动画、电视剧、电影、游戏、文学、音乐与youtube的堡垒之中。
囚人：虽然现在并不住在中国，大概不算大陆“居民”了，不过仍然关注着国内大大小小的事件与新闻。虽然很喜欢我的家乡的美食和语言，在异国听到乡音也会感到兴奋和怀念，但从来没有觉得“应该”为家乡做些什么，所以我大概是没有乡土认同的，至少不如马基雅维利对佛罗伦萨的认同那样强烈。而我也不觉得政府或政党就天然应该建立在（血统的或文化的）民族或民系的基础之上。不信宗教，不在体制内，不认为中国存在任何体制外的固定的、横向形成了连带的、具备政治行动力的阶级（特别是所谓中产阶级），因此我也没有上述的那些身份认同。
我可能只能认同那些与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身份——学校、公司、职业与居住地的居民身份，不过这些身份与中国无关，也无法决定政治行动的原则。出生在中国，中国国籍，母语是汉语，在中国成长、接受过教育并生活了几十年，这些事实让我更容易同情中国人，但没有规定我的价值认同，也同样不能决定政治行动的原则。
如果为了澄清政治行动的基础，硬要讲出一个身份认同的话，那可能就是“人类”这样一个宽泛到几乎没有现实意义的认同。我相信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优先于其他个人的利益，共同体的利益只是个人利益的简单相加。而共同体的划分通常是任意的（且常常依有权者的独断来划分），因此没有任何共同体的利益天然地优先于其他共同体的利益，我们必须尽量单独考量并比较每一个个体的得失后再行动。而若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其实就是承认了一个包含所有人类个体的利益共同体，它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类个体利益的简单相加。那种情况下唯一真实的共同体，就只有“人类”。
大概在中学时我形成了这样的认同。在国内生活时，这样的认同倒也没有什么与现实的矛盾之处，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自洽的。毕竟我清楚自己与他人的政治信念上的差别在于我更重视个人的独立自主与民主的价值，而舆论场外的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人谈论与这些价值相关的问题。只有还是学生的时候可能会跟老师或父母吵吵架。而就算要去寻求群体的认同感，也不会去寻求那些生来就被迫自动归属的共同体的认同感，可能只能在舆论场上寻找诸如“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这样的价值或观点的认同。
而在泛自由派的声音衰退、言论空间越收越紧的近年，可能只能在社交媒体的社群中寻求文化上的认同了。面对政治上的失败，毫无中国认同的中国人只能逃进动画、电视剧、电影、游戏、文学、音乐与youtube的堡垒之中。
搞毛啊：我对大陆目前所谓不民主不自由的理解可能和很多人不一样，在外人看来大陆不民主不自由是“不能像西方一样公投选出主席”，我则是认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每当有代表提匪夷所思的提案时，微博上总有人问为什么这种人也能当上人大代表，而我相信所有人心中其实都有答案。
另一方面，所谓议会制的自由民主也没有解决新自由主义下的社会不公问题，中国目前名义上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那如果红旗真的落下，工人阶级就能重新领导吗？我相信日常咒骂共产党的人，心中其实也有答案。
尽管上学期间一直是入团入党消极分子、对左派理论没什么深入了解，但我现在仍自认为是社会主义者，且相信共产主义（虽然感觉五百年内不可能实现）。然而身为女性、一个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我也不期望找到足够大的能有所归属的群体，毕竟大陆目前喊着“你工人爷爷来了”的男性左人从不考虑工人奶奶，喊“女人没有祖国”的女权主义者又很新自由主义上头。
Anonymous：我是大陆人，15岁到美国读书，现在已有10年。我曾经认为归属感很重要，拼命想融入集体寻求归属感，但现在我发现不管是政治原因、种族原因、或者个人性格的原因，我永远只能属于某一个社群的少数，无论在哪里我都是边缘人。于是我现在已经放弃了追求所谓的群体认同感，不再强求自己融入某个集体，不让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绑架我个人的想法和意愿。只有这样做，我才觉得自己拥有真正的自由。
近幾年隨著言論自由的收窄，因言獲罪案例的急遽增多，再加上對身邊人的不信任度增大，我減少了在現實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一般只是在大家發表所謂“愛國”言論時保持沈默或及時地轉移話題。
周周：作為生於90末的廣東女大學生，童年受香港文化浸染頗深，再加上當時比較寬鬆的媒體輿論環境，認識到自己生活的國家存在著很多不正常的地方，於是剛上初中的我便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體制的反抗者。在身分認同上，我認為自己是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中國人，一方面作為文科生，我熱愛著中國的詩詞歌賦，大好河川，但另一方面，對民主自由的追求使我深深厭惡著殘害這篇土地的統治者，因此，雖然我認同並支持香港和台灣獨立建國，並且理解他們想要跟大陸所有人“割席”的做法，但我依然認為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並且願意為建設民主國家而犧牲自己。
在日常生活中，中學階段時我會有更激進的舉動，例如公開在作文上表達自己的政治態度，或者在課前的演講上講述文革、六四事件等，也曾親身參與過自己所在城市的反核示威運動，但近幾年隨著言論自由的收窄，因言獲罪案例的急遽增多，再加上對身邊人的不信任度增大，我減少了在現實中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和立場，一般只是在大家發表所謂“愛國”言論時保持沈默或及時地轉移話題。
出於人身安全考慮，我並不會在現實中刻意尋找群體認同，但作為社會上的少數派，難免會對與自己持有同樣信念和立場的人產生好感或依賴感，如初中時我非常樂意與教我的自由派歷史老師討論問題，高中時也喜歡過同樣厭惡中國獨裁政治的男生，他們都讓我明白自己並非在孤軍作戰，而現在我更傾向於在推特和telegram等社交網站裡與“手足”進行交流，來彌補我對現實社交圈子的不信任感。
阿聪：身份认同，我一个95后，“中国人”这个词很少出现在我的日常用语中，即使网上发表评论也很少用到。也许是因为我本身就对政府有很大偏见，反感他们的政治宣传。涉及到和外国与中国有冲突的新闻，我也很少评论，因为我想冷静地观察事件。
2019年的香港反修例运动，我身边的同学，他们就很支持国内军队的做法和国内政府的宣传，但我支持香港反修例的人。我对很多政治事件的想法，都会以梁文道，道长的看法为标准，虽然这显得我很没主见。
群体的认同感，我是需要的吧。在深圳这边工作，每年只要同学说要聚会，我都会过去。也许是因为孤独，才每次都会过去。我们这群同学很少讨论政治话题，我猜我是里面最左的人，大部分同学都偏向右派。现在才知道，是可以跟政治立场不同的人做朋友的。
MinG：关于身份，首先我是上海人属于不喜欢做“港度”的现实主义者，只要我过的比你好，懂的比你多，又可以在社会上吃得开，就不会有一定要追求自由民主的意识形态负担，毕竟自由民主对我来说更像是一场暗恋，没有缅甸或者港人失去后的切肤之痛，但作为一个多少享受过一点自由的人，比起思想政治课的知识点，动漫里的普世价值观，游戏里与他人与boss斗智斗勇的信念才是我的初心，我永远不会依附在强权的一方。
我不会去寻求多余的群体认同，本身在自己的朋友圈只要你说的有情有理，别人就能认同你，哪怕他们是国企员工，党员，小粉红，可以说服他们那不是更爽？剩下的时间听听不同声音认同别人就够了比如狗哥老雷，人多总有点乌合之众和铜臭在里面，关心政治也要和关心自己生活的其他方面竞争啊。
最后一点我在内地生活的不同行动，现在能想起来的就是HM的新疆棉事件，别人抵制那我就多买几件咯，算是给真相和价值观站队，作为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自己国家到底发生了什么还真是蛮讨厌的事情。
昨晚跟一個高中的老師打電話，他說，「現在作為公辦學校，還是儘量不要碰這些翻牆的東西了⋯⋯影響不太好」；那個時候我就有一種失落感，可能我所成長的那一段意識形態管理較為放鬆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Claudia Zhang：在談論大陸的「不民主不自由」之前，或許可以先回溯一下這種感知的萌生與發展。作為90後，我有隱隱感覺到這一輩的人對於中國社會的認知是與其他年代有著很大的區別的；取更加明晰一點的對比對象的話，90後（特別是95後）對社會的反思力，真的與千禧年代的孩子存在很大的區別。
可能是因為生活在沿海城市，我對於「牆」這個概念以及「牆內」「牆外」區別的感知早於很多人。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一節初中的歷史課上，老師讓學生把門窗關好，然後來跟我們分享他在六四的親眼親聞。那幾乎是我們這一輩學生所接觸到的第一個「hidden history」，那個時候我們才知道，原來大學生是可以上街遊行的、可以講需求訴諸行動的；而之後大學輔導員的人嚴防死守、逢六四必徹夜坐鎮學校的緣由也是與那一天相關。那個時候剛脫下「紅領巾」的同輩人才開始反思，在這個看起來非常欣欣向榮的社會，領導者究竟在害怕些什麼？
等到高中時期，歷史課變得更加教條主義，也甚少有這樣開明的歷史老師敢於去分享（可能也跟教科書改革有關）。但這個時候已經有一批學生學會去「翻牆」獲取他們知道的內容，甚至在課間休息的時候還可以蹭班上的投影儀看看油管。有意思的是，這個時候學生們的思維有些分裂了，有些特別興致勃勃地去搜索某些領導人的黑話，有些就會躲躲閃閃移開眼睛，舉報的倒是沒有（很神奇，聽說後面幾屆就開始有人舉報了）。
那個時候我開始模糊有一種感覺，就是我並沒有對這個執政黨有這麼強的尊重感，甚至說對於其中形式主義以及過於官僚的一些風氣表示難以忍受。試想一下、如果你需要加入一個學生組織——譬如共青團——需要手寫三封完全沒有錯誤的申請信，提交一大堆材料，表無數次決心，還要背材料考試，你會覺得這種事情有那麼值得嗎？所以那個時間非常多「入團」的「優秀學生」開玩笑說，誓言考完試就忘，「只有活動清場的時候想得起來我們是團員讓我們掃操場」。
所以即使在老師的三令五申之下（也不知道為什麼發動學生入團成為班主任的強制性任務），我還是堅定的維持一個簡歷上的「群眾」身分。後面我聽說，不少學生是00後的班級幾乎是百分百的去加入這些組織，在容許學生去獲取不同信息的空間也被收窄的教育空間裡，其實這些現象也就不足為怪了。
回到身分認同上來，其實這部分在很多非文科出身的人眼裡都是很模糊的、很難用具體的詞彙去定義。我們支持男女平權、支持多元化社會、支持不同聲音的存在，但不知道這一系列的認同應該如何總結成一個詞來表達身分認同（因為這些東西在我們受到的教育裡是缺失的）。我們只會覺得，在這個大家都在吹捧的國度裡自己是有些「異類」的存在，一方面享受這樣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另一方面卻對政權對「維穩」所做的各種強力手段無法贊同。
譬如前段時間的49中事件，很多我身邊的朋友都問，為什麼在校門口舉個花表達一下意見就被警察帶走？為什麼不允許不同的聲音存在？為什麼為了512地震紀念，政府對這麼大的聲音都選擇視而不見？這些對言論空間越來越強的壓制，讓很多有類似思考的人有一種說不出的窒息感。
但是，這樣的討論永遠只限於有近似想法的朋友。以我自己為例，父母一輩人對於政權的認同感仍然是相當強的，還有不少後輩，甚至講瀏覽境外內容的舉措都視為罪過。所以在公共空間裡面我會出奇的沈默，跟朋友討論相關議題、往往使用TG或者其他「安全」的軟件，社交媒體上對於各種問題的探討也僅限於一個淺顯的朋友圈可以接受的度⋯也可以說是懦弱吧，當周圍存在著隨時熱衷於「舉報」的人的時候，學會先「自保」是一個無奈的選擇。但我會仍然堅持說不去參與一些強制性教育的活動，也不會與非常激進支持政黨的人有所衝突，在保證自己牆內訊息沒有太大問題被人抓的情況下，去堅持一些自己認同的東西。
所以說實話，抱持這樣一種態度在這個社會生活，會常常覺得很孤獨。類似想法的朋友不是沒有，但也只有寥寥幾個，而可能只有在海外學習生活的時候，感覺到稍微些許的放鬆。有時候在想，我能跳離出來去觀察，已經是萬幸了——還有更多的孩子從小沒有這種啟發，卻被貿貿然丟到海外唸書，那種身分的撕扯可能更為難受吧。
但還有很多人已經跌入從小塑造好的認同裡回不了頭了，昨晚跟一個高中的老師打電話，他說，「現在作為公辦學校，還是儘量不要碰這些翻牆的東西了⋯⋯影響不太好」；那個時候我就有一種失落感，可能我所成長的那一段意識形態管理較為放鬆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