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失語就要挨罵」:「戰狼外交」能講好中國故事嗎?

「戰狼外交」是符合中國大國地位的外交策略,響應的是習近平「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號召。


我們試圖在這篇文章中回答以下幾個問題:

  • 中國部分外交官為何從「文雅」走向「好鬥」?
  • 習近平外交思想如何重塑中國外交戰略?
  • 中國的「大國外交」怎樣展開對國際話語權的爭奪?
  • 中國會是「戰狼外交」的最後贏家嗎?

中國的外交官越來越好鬥,也越來越不受歡迎。

4月26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Twitter轉發了一幅諷刺日本核廢水排放的插畫,插畫二次創作自日本名畫《神奈川衝浪裏》——兩名身穿橙色防輻射服的人,正從船上向海裏傾倒綠色的核廢水。

兩天後,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他回應日本對此的抗議和刪帖要求:「我已經把推特置頂了。」中國國家通訊社新華社在微信公眾號報導了此事,並在評論區和讀者一同為趙立堅歡呼:「幹得漂亮!」

「一小部分中國外交官正在利用強烈的修辭和社交媒體來展示一個自信、野心勃勃和強勢的中國形象。」巴克內爾大學(Bucknell University)政治學和國際關係學教授朱志群告訴端傳媒。他在一篇文章中稱:中國外交從保守、被動、低調變得自信、主動、高調。

無處不在的「鬥爭精神」

趙立堅是最受外國媒體關注的「戰狼」外交官。2009年,37歲的趙立堅被派往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任職參贊。第二年,他開通Twitter個人賬號「Muhammad Lijian Zhao」(穆罕默德趙立堅),並維持活躍狀態,至2019年已發了5.1萬條帖文,其中大部分的表達都相對剋制。

激烈的衝突發生在2019年7月,趙立堅發帖維護中國的新疆政策,並提及美國種族問題,引起美國駐聯合國大使Susan Rice對他「種族主義者」的責難。趙立堅反擊Rice:「把說你不想聽的真話的人標籤為種族主義者,是無恥與噁心的行為。」

據路透社報導,當趙立堅2019年8月結束巴基斯坦任職返回中國時,外交部的一群年輕崇拜者聚集在他的辦公室,為他的回歸歡呼。彭博社一篇文章也分析,2019年9月趙立堅被提拔為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這向其他幹部發出了一個信號,他的好鬥做法得到了上級的祝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攝:Andy Wong/AP/達志影像

此後趙立堅多次在社交媒體上高調參與論戰,這讓他在中國國內獲得不小的聲望。他接受了網民給他的美稱,自稱「魔法部之聲」(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的縮寫為MOFA,與「魔法」拼音相同)。2020年2月趙立堅到外交部新聞司擔任發言人時,中國官媒報導網民的歡呼:「我們戰狼沒輸過。」

趙立堅把Twitter上的風格帶到了記者會上,他在中國疫情爆發初期稱「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又在美日外長與防長「2+2」會談後痛斥日本「背信棄義」、「引狼入室」、「令人不齒」。當「五眼聯盟」(Five Eyes)就香港問題發表聯合聲明時,他「霸氣回應」:「小心他們的眼睛被戳瞎!」

「中國領導人鼓勵他們要有 『鬥爭精神』。」朱志群分析,這是中國的外交官變得咄咄逼人的原因之一。

2019年9月,習近平在中央黨校向中青年幹部發表講話,講稿中使用了56次「鬥爭」,他要求共產黨的年輕幹部在任何工作中都要「發揚鬥爭精神 增強鬥爭本領」。隨後,當年11月,在外交部建部70週年會議上,外交部長王毅也向在場1000名現任和前任外交官傳達了相同的意思。一名參會者告訴路透社,這是他們第一次被告知要表現出更強的鬥爭精神。路透社還引述兩名直接知情人士,稱2019年習近平曾通過紙條向外交官發出要敢於展現「鬥爭精神」的指示,這促成了趙立堅等新一代外交鷹派的登場。

同樣以「戰狼」形象為人所知的外交官,還有中國駐法國大使盧沙野和中國駐巴西里約熱內盧總領事李楊。2021年3月,盧沙野在Twitter上稱一名法國學者為「小流氓」(petite frappe),被法國外交部召見。之後中國駐法國大使館網站繼續發布文章,稱「一些披着學術和媒體外衣的 『瘋狗』對中國瘋狂撕咬」。同月,李楊在Twitter上怒斥加拿大總統Justin Trudeau為美國的走狗(running dog)、敗家子(spendthrift)。

除此之外,前外交部發言人耿爽、前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中國駐意大利大使李軍華、中國駐津巴布韋大使郭少春、中國駐尼日爾大使張立軍等外交官,都有過充滿「鬥爭精神」的公開發言。

中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中)與中國外長王毅(左)。

中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中)與中國外長王毅(左)。攝:Frederic J. Brown/Pool via AP/達志影像

體現「鬥爭精神」最戲劇化的一幕,是3月中旬中美拉斯維加斯會談時,中國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發表了16分鐘鋒芒畢露的講話,其中「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難道我們吃洋人的苦頭還少嗎?」等言論被中國媒體着重報導,在國內引發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共鳴。

「外交官的主要工作是交朋友,幫助改善母國和東道國的關係,攻擊其他國家或外國領導人不僅不符合外交慣例,而且對實現國家的外交目標有反作用。」朱志群向端傳媒批評戰狼外交。不過他也同時指出,並非所有外交官都是「戰狼」,傳統思維的外交官在試圖緩和局面。

2020年3月,在趙立堅公開提出「美軍散播病毒論」後,中國駐美國大使崔天凱接受採訪,堅稱散播這樣的「瘋狂謠言」十分危險。同年4月,前中國駐英國大使傅瑩在《人民日報》發文,稱「成功的話語需要以豐富的事實和實踐為依託,空泛的概念和宣示不足以打動人,也難以提升話語權」。

「上頭條的往往是鷹派,但大多數中國外交官仍然遵循專業訓練。」朱志群分析。東亞國際關係學者林泉忠則表示,外交官內部不一定存在鷹派和鴿派的分歧,他告訴端傳媒:「戰狼得到了中央的首肯,是整體的氛圍,不是個人風格的表現。」

翻看趙立堅Twitter會發現,他早期的推文攻擊性並不強。2017年,他回覆一名巴基斯坦記者關於恐怖組織的帖文時說:「請停止散布關於中國的謠言,請在查證之後再發言」。

宣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的楊潔篪,也曾以「温文爾雅」著稱。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後,雙方僵持不下。時任駐美大使的楊潔篪接受CNN採訪,以「家人開車出門被撞」比喻撞機事件,並用「難道那個人不應該向你和你的家人道歉嗎」的反問要求美方道歉。最後,中美雙方共同接受了美國用sorry(有「遺憾」的意思)而非apologize(明確的致歉)進行道歉。中國外交官也將此妥協形容為一種「外交智慧」

第二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美期間,楊潔篪還因和布什家族的私交甚好、促成小布什邀請江澤民到得克薩斯農場赴私宴,被中國官媒傳為美談。2007年,楊潔篪就任外交部長,官媒專文報導了他的平靜、為人謙和、處事得體。

2002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美期間,楊潔篪因和布殊家族的私交甚好,促成小布什邀請江澤民到得克薩斯農場赴私宴。

2002年,時任中國國家主席的江澤民訪美期間,楊潔篪因和布殊家族的私交甚好,促成小布什邀請江澤民到得克薩斯農場赴私宴。攝:Rod Aydelotte-Pool/Getty Images

林泉忠告訴端傳媒,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國老一代外交官,確立了一種「大氣、揮灑自如、有大局觀」的儒家式的外交官形象,從1950年代到1990年代,中國國內政治氣氛幾度更迭,但這種風格偏好並沒有發生改變。

2002年,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副司長的金桂華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外交語言是「温和的委婉說詞」(Gentle Understatement)。他還以1972年中美聯合公報中「只有一個中國」的折衷措詞為例,說明外交「是一門妥協的藝術」。

事實上,在戰狼外交興起之前,中國外交辭令的謹慎和剋制曾引起不少中國民眾的反感。2007年,曾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的吳建民就表示:「前些年,曾有人因為不了解情況,給中國外交部寄來鈣片,說中國外交太軟了,需要補鈣。」

今年2月,立場親政府的當紅自媒體人「兔主席」委婉批評了戰狼外交,尤其指向趙立堅關於美軍輸入病毒的陰謀論。他的觀點遭到讀者的普遍反對,許多人留言表示,面對西方的惡意中傷,反擊比講道理更加重要。一個強硬甚至蠻橫的外交官形象,已經讓中國社會等待太久。

「大國外交」替代「韜光養晦」

「習近平的大國外交是對鄧小平低調外交的一種替代。」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系教授王建偉在近年一篇討論中國外交「範式轉移」的論文中寫道,習近平任上的中國外交政策,已不再遵循鄧小平在90年代確立的「韜光養晦」原則。

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遭遇美、日等20多個發達國家的制裁,外交關係也因此中斷。為了走出被孤立的境地,鄧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應對國際關係的看法,後來被總結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着應付、韜光養晦、有所作為」的戰略方針。2005年,吳建民在一次演講中透露,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温家寶表示「韜光養晦」100年都不會改變。

前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

前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攝:Chris Ratcliffe/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

但習近平正在反其道而行。王建偉回溯了「大國外交」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論建構過程,並認為二者表達的是同一內涵。

2014年11月,在全體政治局委員出席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發表講話,要求「中國必須有自己特色的大國外交」,並強調對外工作必須有鮮明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2016年5月,王毅在「展望十三五」報告會上答記者問時,將「大國外交」上升為「理論」,表示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論是一個頂層設計,由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平發展、合作共贏、夥伴關係、正確義利觀構成。

2017年1月,中共十九大的籌備期間,楊潔篪在《人民日報》《求是》兩度發文,首次使用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提法,稱其「科學回答了什麼是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如何開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等重大問題」。

2018年6月的中央外事工作會議確立了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導地位,而在習近平的表述中,「大國外交」佔突出地位。

王建偉分析,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再到胡錦濤,中國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堅定的現實主義和重商主義,很少談論道德和價值,但習近平的外交思想中「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理念,則基於一種「全球理想主義」的價值觀,試圖為人類面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案,並且由中國發揮「主導作用」。他還指出,前幾任中國領導人基本都認為中國在國際體系中處於邊緣或半邊緣地位,而在習近平看來,中國「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

「大國外交」並非只有理論建構,在習近平的首個任期,中國就以越來越顯眼的姿態參與全球事務。比如「一帶一路」戰略,主辦G20峰會,成為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派駐維和部隊最多的國家,參與伊朗核談判,推動阿富汗政府與塔利班開啟和談,多次發布氣候變化聲明等等。作為國家元首的習近平也在外交舞台上十分活躍,任內進行的國事訪問頻率之高,在歷屆領導人中都罕見

伴隨着「大國外交」理論對外交事務的指導,外交部門的地位也有所提高。2017年,楊潔篪當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進入中國政治體系的核心(25人之一),而其前任戴秉國只是國務委員。

2013年9月18日,北京,少年兒童隊伍預備迎接到訪的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

2013年9月18日,北京,少年兒童隊伍預備迎接到訪的約旦國王阿卜杜拉二世。攝:Feng Li/Getty Images

甚至外交禮賓也因「大國外交」的出現而發生了轉變。外交學院外交學與外事管理系講師周加李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中國成立初期,外交非常重視禮賓工作,比如1954年印尼總理訪華時,有20萬民眾夾道歡迎;當時的國宴規模大、檔次高,僅熱菜就有「六菜一湯」。1978年改革開放開始,禮賓工作逐漸簡化,群眾夾道歡迎來訪國賓、少年兒童為領導人迎送、室內歡迎儀式鳴禮炮、國賓車隊摩托車護衞等活動都被取消,國宴也減少到10桌和「三菜一湯」。

而習近平上任後,少年兒童隊伍重新出現在國賓歡迎儀式中,摩托車護衞國賓隊和室內歡迎儀式鳴禮炮的做法也再次恢復。同樣,國宴的桌數也不再局限於10桌,杭州G20峰會時國宴菜品增加到了「五菜一湯」。周加李認為,這種轉變體現了習近平在「大國外交」理論中要求的「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

但是,這一「大國外交」的建設並不順利。

爭取國際話語權,解決「捱罵」問題

「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不願意接受中國的崛起,這讓中國外交官感到沮喪。」朱志群告訴端傳媒,戰狼外交既回應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又意在向世界講述 「中國故事」,回擊西方對中國的 「抹黑」。

2016年,習近平在全國黨校工作會議上講話,提出「落後就要捱打,貧窮就要捱餓,失語就要捱罵」的論斷,並表示前兩個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但「捱罵」問題還沒有解決。他說:「爭取國際話語權是我們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事實上,崛起的中國如何擺脱「捱罵」,早已是困擾中國官方許久的問題。2012年,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張志洲就發文表示,中國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中國自身的國際話語權不足,導致崛起過程中遭遇西方主導的國際輿論的惡意貶損。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副主任閭丘露薇也表示,把「戰狼」外交僅僅看作是民族主義的回應是短視的,它是一套新的符合中國大國地位的外交策略,響應的是習近平「爭取國際話語權」的號召。

「中國如今已經不太提 『軟實力』,而更加強調 『話語權』。」閭丘露薇告訴端傳媒。她和北卡羅萊納大學夏洛特分校政治學與公共管理系助理教授戴遙遙共同完成了一項研究,她們分析了過去20年外交部新聞發布會的兩萬多條問答記錄。

閭丘露薇告訴端傳媒,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中國外交部的敵意回應(hostile responses,研究中定義為「使用攻擊性、戰鬥性和侮辱性語言」)最高的一年是2008年,這一年,中國成功舉辦夏季奧運會;其次是2010年,當年上海以超高規格舉辦了梁啟超在100年前預言的世界博覽會,中國的GDP也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這給中國政府和中國人帶來自豪感,不斷上升的民族主義反映在中國的外交上,外交官從此變得更加自信和好戰。」朱志群告訴端傳媒。

該研究還顯示,2012年,胡錦濤和習近平的過渡之年,敵意回應急劇增加。當年,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服役,「神舟九號」載人飛船完成太空之旅。軍事、科技實力增強的同時,東海和南海也爆發領土爭端,因為釣魚島問題,中國多個城市舉行反日遊行。

日本對外貿易組織研究員Naoko Eto認為,2013年是提升中國「話語權」運動的轉折點。當年9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改革決議,第一次在中央全會文件中明確提出建設對外話語體系的任務,此後在一系列中央級別會議中,都強調要提升國際話語權。

Naoko Eto指出,中國官方認為,當前的國際秩序使中國處於不公平的劣勢,因為它在西方意識形態或「西方話語霸權」的統治下運作。因此,中國渴望建立一套能重塑國際輿論的話語體系,最終讓中國的價值觀取代西方的「普世價值」。

閭丘露薇和戴遙遙的共同研究顯示,2019年和2020年,中國外交部的敵意回應達到了歷史新高。2019年,美國政府將華為列入美國商務部出口「黑名單」,並遊說歐洲各國政府禁用華為5G設施。始於2018年的中美貿易戰也在這一年愈演愈烈,美國指責中國偷竊知識產權和商業秘密,雙方互相加增關税。同時,美國通過了「香港人權法案」,也被中國認為是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幕後黑手」。

2020年,COVID-19由武漢爆發,特朗普「中國病毒」的說法激化了中美雙方的矛盾,歐洲國家也普遍認為中國瞞報導致疫情蔓延,對中國的好感降到冰點。2020年9月,美國國會通過法案,禁止進口來自新疆的產品,以回應關於中國在新疆設立「再教育營」和強迫勞動的調查。這也引起了中國官方的強烈反彈。

與反彈一同擴張的是中國的「核心利益」。閭丘露薇的研究發現,中國並非在所有議題上的敵意回應都增長了。當議題涉及日本二戰、主權、台灣/一個中國、恐怖主義/人權等「核心利益」時,發言人的回答更容易產生敵意。

閭丘露薇引用王建偉的研究,認為這意味着中國在擴大其「核心利益」。過去這個詞只用於台灣問題,在習近平時代,南海也屬於「核心利益」。王建偉分析,中國近年的外交越來越強硬,是因為認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威脅。他指出,習近平在公開講話中傳達的意思是,中國的「和平崛起」不是沒有條件的,如果其「核心利益」受損,就可能不和平地崛起。 與此同時,中國在積極地爭取國際話語權。

外交學院教授孫吉勝在一篇文章中分析,話語權的競爭,主要是價值觀、制度和話語之爭。價值觀之爭,比如西方重視「人權高於主權」,中國則對應強調生存權和發展權,輸出中國的價值觀;應對制度之爭,中國也積極創設國際組織和機構(比如「亞投行」)、參與和改變現有國際機制(比如擴大中國在世界銀行的投票權);話語之爭,則包括議題設置能力、學術影響力、媒體影響力等等,比如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在國外播出的關於香港反修例運動、新疆反恐、全面脱貧、中國抗疫等紀錄片,都意在「講好中國故事」。

閭丘露薇分析,在解決捱罵問題、爭奪話語權的問題上,由於中國外交部不負責決策,但有溝通的職責,所以外交部及其發言人一直在積極做「講好中國故事 」和 「爭取發言權 」的工作。她舉例,比如2020年11月,趙立堅在Twitter轉發諷刺澳大利亞人權問題的漫畫,就是一次設置議題、爭取發言權的嘗試。同樣,華春瑩反駁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對香港國安法的指責時,直接回以「I can’t breath」,將議題轉移到美國的種族問題上。

閭丘露薇亦向端傳媒指出,「戰狼」發言不是只屬於外交部的語言風格,而是所有部委都在轉向「黨言黨語」——「簡單說就是越來越像最高領導人的講話風格」。

2009年,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在墨西哥會見華僑時,發表了一段不同於外交辭令的講話:「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飢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根據《學習時報》分析,習近平偏好「大白話、大實話和群眾語言」。

以同樣的風格在Twitter和西方政客鬥爭的的確不止外交官。2020年12月,美國參議員Marsha Blackburn 發帖文稱「中國有5000年的欺詐和剽竊歷史」,《中國日報》歐盟分社社長陳衞華隨後回以「Bitch」(婊子),引起又一場脣槍舌戰。

「中國可能是戰狼外交的最後贏家」

康奈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政治學系副教授Jessica Chen在一篇文章中表示,戰狼外交能滿足國內的民族主義者,但會影響中國在國外的形象。皮尤研究中心202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發達國家對中國的負面看法已達到歷史最高點。比如,瑞典86%的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2015年瑞典籍公民、香港書商桂敏海被中國逮捕並在電視上認罪後,兩國關係進入緊張期。2019年,瑞典筆會把圖霍爾斯基獎(Tucholskypriset)頒給桂敏海,中方揚言制裁瑞典官員並取消經貿磋商後,兩國關係持續惡化。

2021年1月15日,中國駐瑞典大使桂從友聲稱,瑞典媒體批評中國就像輕量級拳擊手持續挑釁重量級拳擊手,因此受瑞典外交部召見。從2017年至2020年,桂從友被瑞典外交部召見了40多次。有一次,他在瑞典公共電台上說:「朋友來了有好酒,敵人來了有獵槍」,這種持續的威脅性表態被《經濟學人》稱為「獵槍外交」。2021年4月,瑞典兩大在野黨更要求瑞典外交部驅逐桂從友,理由是中國大使館發電郵威脅獨立記者Jojje Olsson。

《經濟學人》評價中國外交官「在國內煽動民族主義,在國外扮演令人討厭的惡霸」。歐盟駐中國大使Nicolas Chapuis 去年也公開表示,歐盟和美國應該尋求共識,以「對欺凌和恐嚇、脅迫性外交、戰狼外交說不」,他還建議中國政府重思鄧小平的遺產。

與西方政界和媒體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中國外交官和民間輿論對「戰狼」的認可。外交部新聞司司長華春瑩去年回應Nicolas Chapuis 的批評,稱「為了維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就做『戰狼』又何妨?」接受媒體訪問時,外交部的領導層也將「戰狼」解讀為一種正當防衞。副部長樂玉成表示,西方貼「戰狼外交」的標籤,目的是讓中國「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放棄抗爭」;另一位副部長秦剛則說:「有人無故無理罵人,還不讓別人還嘴,豈有此理」。同樣在去年,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的民意調查顯示,71.2%的受訪者認為「戰狼外交」是中國該有的外交姿態,其中23.3%的人認為外交部還不夠強硬。

「戰狼外交對中國沒有造成損失。」閭丘露薇告訴端傳媒,趙立堅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的發言,並不如Twitter上那麼具有冒犯性,她的研究只採用記者會上代表官方的回應。她表示,外交部措辭強硬,但是只有口頭的抗議和侮辱,沒有明確的行動,給自己留下了讓步的空間。Jessica Chen的一項研究指出,當政府明確威脅使用武力後卻不作為,可能會面臨高昂的輿論成本,但當政府只是虛張聲勢,發出空洞的威脅後沒有行動,中國公眾也會買賬。

至於其他國家對中國的印象,閭丘露薇指出,即便沒有「戰狼」外交,西方國家也不會停止對中國的批評,而中國對美國的挑戰,甚至能博得一些小國的好感。「中國可能是戰狼外交的最後贏家。」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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