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獨生一代

獨生子女的贍養重擔:不敢窮,不敢病,因為爸媽只有我

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肩上。


 插畫:Mantha Mok
插畫:Mantha Mok

Katherine每天都在凌晨三點醒來,就像形成了一種特殊生物鐘。

那是四年前母親重病的日子,36歲的她帶着母親在廣州、香港看病。作為獨生女,沒有人能夠分擔,「壓力非常大,因為做決定的只有我,一定要負責任。」她說,「說到底,其實是父母養老問題產生的壓力,獨生女的身份加重了這一壓力。」

每到母親做CT查病情的前夜,她都整夜整夜睡不着覺——你不知道結果會怎樣,病情惡化還是好轉,未知是最可怕的。就像她同時在進行的銷售工作,你也不知道一個deal(交易)成不成。她還有七歲的女兒需要照顧,雖有丈夫分擔,但身為母親,她不可能完全放下心來。三重壓力,讓她在那一年裏嚴重失眠。凌晨三點的廣州夜景,她看過無數次。

做決定時的孤獨無助,是許多獨生子女在面臨父母重病時承受的最大壓力。「你沒法判斷這個決定是對還是錯,沒有人跟你商量,什麼都是你網上查到的信息。跟父母溝通,他們會說你看着辦吧。那時真的希望我不是獨生子女。」27歲的沈雨辰說,三個月來,她獨自帶着母親在江蘇老家和上海檢查治療,做完了肺結節手術。這段經歷帶給她的最大影響,就是以後想生兩個孩子。

從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國策,到2010年,中國獨生子女人數達到1.45億(中國社科院人口學家王廣州測算)。這一龐大人群也充滿了風險和脆弱,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曾說,獨生子女家庭屬於高風險家庭,風險就在於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便是養老風險,祖孫三代「421」的家庭結構,將使少年時飽嘗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在中年之後背負巨大的養老壓力。

如今,中國的80後、90初獨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時期,開始面臨父母老去後的贍養問題,壓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顯。豆瓣網上,6萬多人聚集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裏,分擔交流自己面臨的困境。那些貼子囊括了獨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獨生女遠嫁他鄉,和父母距離太遠怎麼辦?獨生女,準備出國讀博,專業比較容易留在國外,作為女性也想留在對職業女性比較寬容的地方,但父母的養老該怎麼解決呢?獨生子,家裏四個老人三個癌症,精神和精力壓力大到曾撐不下去……網絡上,人們用一句話總結了獨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窮,不敢病,不敢遠嫁,因為爸媽只有我。

而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獨生子女肩上。分身乏術,無人商量和分擔,職業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響,並不得不做出犧牲——這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2021年4月14日,山東一家康復醫院,護士為一位殘疾老人做按摩。

2021年4月14日,山東一家康復醫院,護士為一位殘疾老人做按摩。攝:Costfoto/Barcroft Media via Getty Images

1

董文30歲那年,父親確診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訴父親真相,直到有一天病歷無意間掉落,被父親看到,一切才瞞不住了。

她看着父親在一夜之間蒼老,白頭髮出來了,「整個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經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意氣風發的父親開始自閉,不願出門,拒絕社交,就連關係很好的親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氣帶給別人。

那之後是漫長的化療階段。每隔28天,父親就要住院一週。這期間,父親還曾因過度鍛鍊導致氣胸,在醫院住了兩個月,插氣管放氣。

董文是獨生女,沒有人能幫上忙,包括母親,當了一輩子家庭主婦,此刻她只會問董文:你爸咋辦?找醫院,與醫生交流病情,帶父親做各種檢查,住院、打針、做手術、陪夜、照顧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經手。

那段時間,她時不時要在醫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媽媽過來換班,自己回去睡會兒,但往往到家沒一會兒便接到媽媽電話,讓她過去和醫生交流病情,她又趕緊起床往醫院跑。父親吃不慣外面的飯,她便在家裏做好,坐地鐵40分鐘送過去,時常在地鐵上困得睡過去。

面對如此繁瑣複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的事務,她只能辭掉工作,全職照顧父親。「當時沒有其他心思,也顧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這個病上。」她說,經濟上也會有壓力,「你不知道後面要花多少錢」,但支撐一兩年問題不是很大,實在不行就賣房子,只要還能治。

但對於大部分獨生子女來說,辭職照顧重病父母都是艱難的事。經濟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場景、自己對職業的追求,都讓人無法輕言放棄。

Katherine在母親重病後,幸好還有父親能幫把手,她才不必辭職照顧母親,但她卻感受到了嚴重的精力不濟和家庭工作難兩全。

母親在醫院躺了半年。手術很大,預後情況也不好,半年裏Katherine天天跑醫院,和父親換班照顧母親。有段時間全家都撐不住了,便請了親戚從老家過來幫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羨慕有兄弟姐妹的時刻:請來幫忙的,都是母親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為此受到的較大影響便是職業後退。那正是她職業的上升期,但她卻無法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業績受到了嚴重影響。痛定思痛後,她和同事做了部分業務交接,主動選擇從職場後退一步,以擁有更多時間照顧母親。

「重疾之下,你需要勞心勞力地思考、照顧,精神壓力非常大。去哪裏看病,找哪個醫生,手術做不做,預後做不做,化療做多少,都得你來做決定。」她說,「你會感到嚴重體力不支,沒有辦法兩邊跑。」

她也曾無數次在分身乏術的疲憊時刻、在失眠焦慮的夜裏怨天尤人,發出天問:為什麼會輪到我?為什麼正準備在公司大展鴻圖時,卻必須要抽身?

後來她時常在豆瓣「獨生子女養老互助組織」小組裏刷別人的動態,才慢慢釋然了。原來,她不是一個人,重疾這樣的事情,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會遇到——只要家裏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夠長。「每個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長夜難眠,幾乎在所有面對父母重疾的獨生子女身上都發生過。Katherine有過,董文深夜獨自在被窩裏捂着被子哭過,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帶着父母從江蘇小縣城去上海的時候,沈雨辰就感受過那種悲哀無助。醫院裏,永遠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掛號、檢查都要排很長的隊,再加上對母親病情的擔憂,一切簡直讓人崩潰。那時她就繃不住,跑到洗手間去哭過,還不能讓媽媽看出來,媽媽已經在擔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為女兒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堅強。

可她也只是一個27歲、大學畢業沒幾年、還沒結婚的女孩子,總有情緒崩潰的時刻。晚上回到旅館,父母一間,她一間,她便獨自坐在馬桶上哭。母親肺上的結節已經長得比較大了,1.3釐米,按照上海醫院的標準,超過8毫米的結節就需要考慮動手術。如果結節還有惡性病變的可能,就必須得做手術拿掉。

那之後,為了確定母親的結節情況,她學會了上貼吧、找黃牛打聽醫院和醫生的消息、花高價掛號、給醫生紅包。她吃過虧,花800塊掛的一位名師的直播問診號,卻被名師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發了;也欣喜過,給醫生的幾千塊紅包終究發揮了作用,媽媽得以儘快手術。在中國醫療資源緊張、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難以評判「紅包」到底是醫德的缺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補償超負荷運轉的醫生。

這一切,都是曾經不諳世事的她在短短三個月裏迅速學會的社會技能。她惶恐過,「我爸說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決定,真的很無助。」她說,那時真的希望能有一個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獨自扛下這一切。

2018年3月9日,老人在一個小花園裡照顧一個新生嬰兒。

2018年3月9日,老人在一個小花園裡照顧一個新生嬰兒。攝:Zhang Peng/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2

對很多獨生子女來說,面對父母養老和個人生活的兩難,有時看似可以用錢解決,有時卻是錢也解決不了的難題。

請保姆、護工,是許多年輕一代在考慮父母養老、生病時的選項,但這也意味着不菲的開銷。在中國一線城市,照顧老人的全職保姆、護工月工資在5000元到上萬,這甚至超過了許多白領的收入。醫院裏按天算的護工,價格也多在200元到300元一天,一個月花費在6000到9000元。這樣的花費,對於大部分中國普通家庭來說,並不能長期承擔。

而在養老服務產業尚未發達起來的中國,還存在錢也無法解決的困境。家在浙江的墨心在目睹了奶奶和外婆的境況後,便對未來父母養老的前景感到憂心。

2019年,墨心的奶奶和外婆相繼中風,後來一個失智、一個失能。失能的奶奶在康復醫院住了三個月,硬件條件不錯,但奶奶卻告訴她實際情況不甚理想。「醫院的護理員們素質低下,行為暴力,當着家屬和背着家屬就是兩幅面孔。」墨心說。

有一天,她去看奶奶,看見兩個護工阿姨在門口吵架,兇得快要打起來了。奶奶告訴她,這些阿姨在她們負責的病人家屬來的時候都是和顏悅色的,但家屬不在,病人根本叫不動她們。而家屬帶去的食物水果,很多也都被她們佔去了。

而在外婆那邊,失智的外婆拒絕請阿姨或護工,照顧的任務落在了兒女身上。她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基本都是女兒們在服侍。但女兒也都各有家庭,難以周全。外婆病情好轉後,基本都是由同樣高齡的外公掙扎着護理,幾個月下來他瘦了十幾斤。

目睹這一切後,墨心對自己和丈夫未來贍養父母的前景不樂觀。「外婆和奶奶都有多個子女,尚且照顧不過來,我們兩個獨生子女供養四個老人更是無法想像。」她說。

即便是現在,父母尚年輕,墨心就已經感受到了壓力。有一次,母親半夜三點鐘把她拍醒,說喉嚨腫了,要墨心馬上帶她去市中心的大醫院看。墨心勸了很久,母親才勉強同意天亮之後去。第二天去了醫院後,醫生說就是普通咽炎。「可能在老人家眼裏,子女就應該立刻響應自己的需求,否則就是白眼狼。」墨心說,「但實際上現在年輕人過得也很辛苦,有沉重的工作和育兒壓力。」

墨心所言,正是當下大部分年輕人的現狀。為此,他們在選擇工作和婚育時,會想方設法做出平衡。

小夢的父親幾年前因病去世了,如今她和媽媽一起住。為了能照顧到媽媽,她會在面試工作時就跟公司說好,不接受長期外地駐場。與此同時,單身的她在考慮交男友時,首先想到的便是「對方能不能照顧到我和我的家人」。「現在家裏一切都是我獨自承擔,對結婚沒啥助力,但也沒有太多可能牽扯精力後腿的。實在沒有符合要求的,我大概率選擇單身。」小夢說。

吳言則在公司將要搬遷時,決定離職。36歲的吳言有個兩歲的孩子,父母幫她帶了兩年,她才得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在公司做到中層。但今年初父親突發腦梗,讓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既要承擔父母的事情,還要顧到自己的孩子。

儘管後來一切萬幸,父親的病沒有很嚴重,不久就出院回家,但吳言開始更多地承擔起帶孩子的責任。每天5點鐘一下班,她第一個衝出辦公室,騎車10分鐘回家,把孩子從父母手上接管過來,以不讓他們太累。

即便如此,微妙的平衡也被公司搬遷的消息打破。搬遷後,她上下班來回得3個小時後,隨即第一反應便是離職。「如果爸媽身體很好,還能幫我帶孩子,我也不會走上離職這條路。」她說,「而且爸爸生病,但凡再有什麼情況,我需要第一時間衝到他身邊。我小時候他們沒有讓我擔憂,現在我也不想讓他們擔憂。」

2016年6月10日,老人在北京的日壇公園鍛煉太極拳。

2016年6月10日,老人在北京的日壇公園鍛煉太極拳。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3

親情,愛,責任,義務,種種因素牽絆着獨生子女們為父母養老操碎了心,但他們也看到了「獨生子女」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愛與紅利。

儘管怨天尤人過,也為父母做出了犧牲,Katherine卻沒有後悔。「作為獨生女,在給母親治病時,沒有兄弟姐妹的意見相左,不用為分歧而爭論。過程很辛苦,但治病的結果還是好的。」她說,「雖然我犧牲了部分工作和收入,但從小受到父母恩惠,現在就是反哺回去。」

她坦言自己享受到了獨生子女紅利。從小是家庭的索取者,父母把所有愛和支持都給到了她,大學一畢業家裏就幫她在廣州買房,結婚生小孩後父母來了廣州照顧、幫忙帶小孩,人生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父母無私的支持。「等到他們老了、生病了,跟醫生講話都講不清楚,一切就該我來了。」她說,「獨生子女成長的轉折點就在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董文全職照顧了父親兩年。每天起床,父親就和她聊自己的病,今天哪裏不舒服,又有點咳血,頭有點疼,骨頭疼,這個藥怎麼樣……母親覺得煩,便常常往外跑,學葫蘆絲、練瑜伽,不願在家呆。

有時董文心裏也煩躁,就好像「生活把你困住了,你想衝出去,但又不行」,因為還要照顧父親。「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可怕,但當時就覺得我爸有病,得治病。他這麼愛我,我也愛他。」她說,身為獨生女,她從小得到了父親全部的愛和支持。父親生病後,她唯一想的便是如何給他治病。

但父親最終在確診肺癌兩年後走了,直到三四年後,她還會時不時地自責:「他走得那麼早,還是我做得不夠好,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就復發了?還是我不夠重視。」她欣慰自己在父親去世前兩個月結了婚,卻遺憾兩年後孩子才出生,沒能讓父親看到外孫。但經人提醒,她才意識到:如果當時有了小孩,自己也就沒法全身心照顧父親了。

困境有時也會逼迫着人們努力尋找辦法,闖出一條新路來。

吳言在決定離職的前後,經歷了一段很痛苦的時光。公司搬遷的消息出來後,10多位同事都提出了離職。20多歲的年輕人很瀟灑,說走就走,要麼回老家,要麼換工作,但吳言卻經歷了一番思考和掙扎。「為什麼對別人來說那麼輕易的事,到我這兒就那麼難?」她說,「我已經36歲了,為什麼還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這讓我特別崩潰和痛苦。」

直到沉下心來想「到底該怎麼辦」,和夥伴們商量想要一起做的事,她才最終決定離職創業、開一所培訓學校。那是既讓她覺得有意義,又能保證時間相對自由、可以兼顧到接送孩子上學放學、讓父母解放出來的事情。這個走向未知的選擇,也讓她感到了久違的充實和快樂。

沈雨辰在母親的肺結節手術之後,除了想生兩個孩子以外,最大的觸動便是要好好掙錢。儘管母親有醫保,報銷了三分之一的手術費用,自己花了近3萬塊,尚在他們的承受範圍內,但中國醫療資源的緊張、消費水平的節節升高,讓她深刻意識到多花錢才能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有錢的話,找黃牛掛號不心疼,給紅包不心疼,請護工也不心疼。」她說,吃住行也可以更好,讓父母和自己少受罪。

而對1.5億人到中年的獨生子女來說,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和精神壓力不可小覷。中國尚不完善和發達的養老保障體系,讓養老責任仍然主要由子女承擔,而獨生子女則需要獨自抗起重擔,那裏既有愛與責任,也有難言之隱、力不從心和放棄犧牲。

前景不容樂觀,答案也仍然模糊不顯。

應受訪者要求,沈雨辰、墨心、小夢、吳言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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