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82年將計劃生育政策定為國策，到2010年，中國獨生子女人數達到1.45億（中國社科院人口學家王廣州測算）。這一龐大人群也充滿了風險和脆弱，北京大學人口學者穆光宗曾說，獨生子女家庭屬於高風險家庭，風險就在於其唯一性，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便是養老風險，祖孫三代「421」的家庭結構，將使少年時飽嘗寵愛的獨生子女們，在中年之後背負巨大的養老壓力。

如今，中國的80後、90初獨生子女已步入成年時期，開始面臨父母老去後的贍養問題，壓力重重的局面已然明顯。豆瓣網上，6萬多人聚集在「獨生子女父母養老交流組織」小組裏，分擔交流自己面臨的困境。那些貼子囊括了獨生子女可能遭遇的種種難題：獨生女遠嫁他鄉，和父母距離太遠怎麼辦？獨生女，準備出國讀博，專業比較容易留在國外，作為女性也想留在對職業女性比較寬容的地方，但父母的養老該怎麼解決呢？獨生子，家裏四個老人三個癌症，精神和精力壓力大到曾撐不下去……網絡上，人們用一句話總結了獨生子女的困境：不敢窮，不敢病，不敢遠嫁，因為爸媽只有我。

而所有問題會在父母生病、重疾之後，以數倍的形式放大，化為沉重的負擔壓在獨生子女肩上。分身乏術，無人商量和分擔，職業發展、自己的家庭生活受到影響，並不得不做出犧牲——這幾乎發生在每一個遭此困境的子女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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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文30歲那年，父親確診了肺癌晚期。起初她不敢告訴父親真相，直到有一天病歷無意間掉落，被父親看到，一切才瞞不住了。

她看着父親在一夜之間蒼老，白頭髮出來了，「整個人一下垮掉，被病魔打垮了」。曾經在社會上混得風生水起、意氣風發的父親開始自閉，不願出門，拒絕社交，就連關係很好的親妹妹家也不去了。既不願意別人知道自己得病，也不想把得病的晦氣帶給別人。

那之後是漫長的化療階段。每隔28天，父親就要住院一週。這期間，父親還曾因過度鍛鍊導致氣胸，在醫院住了兩個月，插氣管放氣。

董文是獨生女，沒有人能幫上忙，包括母親，當了一輩子家庭主婦，此刻她只會問董文：你爸咋辦？找醫院，與醫生交流病情，帶父親做各種檢查，住院、打針、做手術、陪夜、照顧日常生活起居……一切都是董文做主和經手。

那段時間，她時不時要在醫院通宵陪床，第二天一早等媽媽過來換班，自己回去睡會兒，但往往到家沒一會兒便接到媽媽電話，讓她過去和醫生交流病情，她又趕緊起床往醫院跑。父親吃不慣外面的飯，她便在家裏做好，坐地鐵40分鐘送過去，時常在地鐵上困得睡過去。

面對如此繁瑣複雜、需要花費大量時間精力的事務，她只能辭掉工作，全職照顧父親。「當時沒有其他心思，也顧不得了，全身心都在我爸這個病上。」她說，經濟上也會有壓力，「你不知道後面要花多少錢」，但支撐一兩年問題不是很大，實在不行就賣房子，只要還能治。

但對於大部分獨生子女來說，辭職照顧重病父母都是艱難的事。經濟壓力、上有老下有小的現實場景、自己對職業的追求，都讓人無法輕言放棄。

Katherine在母親重病後，幸好還有父親能幫把手，她才不必辭職照顧母親，但她卻感受到了嚴重的精力不濟和家庭工作難兩全。

母親在醫院躺了半年。手術很大，預後情況也不好，半年裏Katherine天天跑醫院，和父親換班照顧母親。有段時間全家都撐不住了，便請了親戚從老家過來幫忙。那也是Katherine最羨慕有兄弟姐妹的時刻：請來幫忙的，都是母親的兄弟姐妹。

而Katherine為此受到的較大影響便是職業後退。那正是她職業的上升期，但她卻無法投入全部時間和精力，業績受到了嚴重影響。痛定思痛後，她和同事做了部分業務交接，主動選擇從職場後退一步，以擁有更多時間照顧母親。

「重疾之下，你需要勞心勞力地思考、照顧，精神壓力非常大。去哪裏看病，找哪個醫生，手術做不做，預後做不做，化療做多少，都得你來做決定。」她說，「你會感到嚴重體力不支，沒有辦法兩邊跑。」

她也曾無數次在分身乏術的疲憊時刻、在失眠焦慮的夜裏怨天尤人，發出天問：為什麼會輪到我？為什麼正準備在公司大展鴻圖時，卻必須要抽身？

後來她時常在豆瓣「獨生子女養老互助組織」小組裏刷別人的動態，才慢慢釋然了。原來，她不是一個人，重疾這樣的事情，幾乎每一個家庭都會遇到——只要家裏有老人，只要老人活得足夠長。「每個重疾家庭都不容易」。

深夜痛哭、長夜難眠，幾乎在所有面對父母重疾的獨生子女身上都發生過。Katherine有過，董文深夜獨自在被窩裏捂着被子哭過，沈雨辰也是。

第一次帶着父母從江蘇小縣城去上海的時候，沈雨辰就感受過那種悲哀無助。醫院裏，永遠都是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人群，掛號、檢查都要排很長的隊，再加上對母親病情的擔憂，一切簡直讓人崩潰。那時她就繃不住，跑到洗手間去哭過，還不能讓媽媽看出來，媽媽已經在擔心自己是癌症了，精神低沉，作為女兒的她成了全家的主心骨，得堅強。

可她也只是一個27歲、大學畢業沒幾年、還沒結婚的女孩子，總有情緒崩潰的時刻。晚上回到旅館，父母一間，她一間，她便獨自坐在馬桶上哭。母親肺上的結節已經長得比較大了，1.3釐米，按照上海醫院的標準，超過8毫米的結節就需要考慮動手術。如果結節還有惡性病變的可能，就必須得做手術拿掉。

那之後，為了確定母親的結節情況，她學會了上貼吧、找黃牛打聽醫院和醫生的消息、花高價掛號、給醫生紅包。她吃過虧，花800塊掛的一位名師的直播問診號，卻被名師以一句「你的片子不清楚」就打發了；也欣喜過，給醫生的幾千塊紅包終究發揮了作用，媽媽得以儘快手術。在中國醫療資源緊張、僧多粥少的局面下，你甚至難以評判「紅包」到底是醫德的缺失，還是以另一種方式補償超負荷運轉的醫生。

這一切，都是曾經不諳世事的她在短短三個月裏迅速學會的社會技能。她惶恐過，「我爸說他也不懂，全程都是我自己做決定，真的很無助。」她說，那時真的希望能有一個姐妹可以商量，而不是獨自扛下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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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多獨生子女來說，面對父母養老和個人生活的兩難，有時看似可以用錢解決，有時卻是錢也解決不了的難題。

請保姆、護工，是許多年輕一代在考慮父母養老、生病時的選項，但這也意味着不菲的開銷。在中國一線城市，照顧老人的全職保姆、護工月工資在5000元到上萬，這甚至超過了許多白領的收入。醫院裏按天算的護工，價格也多在200元到300元一天，一個月花費在6000到9000元。這樣的花費，對於大部分中國普通家庭來說，並不能長期承擔。

而在養老服務產業尚未發達起來的中國，還存在錢也無法解決的困境。家在浙江的墨心在目睹了奶奶和外婆的境況後，便對未來父母養老的前景感到憂心。

2019年，墨心的奶奶和外婆相繼中風，後來一個失智、一個失能。失能的奶奶在康復醫院住了三個月，硬件條件不錯，但奶奶卻告訴她實際情況不甚理想。「醫院的護理員們素質低下，行為暴力，當着家屬和背着家屬就是兩幅面孔。」墨心說。

有一天，她去看奶奶，看見兩個護工阿姨在門口吵架，兇得快要打起來了。奶奶告訴她，這些阿姨在她們負責的病人家屬來的時候都是和顏悅色的，但家屬不在，病人根本叫不動她們。而家屬帶去的食物水果，很多也都被她們佔去了。

而在外婆那邊，失智的外婆拒絕請阿姨或護工，照顧的任務落在了兒女身上。她有三個女兒兩個兒子，基本都是女兒們在服侍。但女兒也都各有家庭，難以周全。外婆病情好轉後，基本都是由同樣高齡的外公掙扎着護理，幾個月下來他瘦了十幾斤。

目睹這一切後，墨心對自己和丈夫未來贍養父母的前景不樂觀。「外婆和奶奶都有多個子女，尚且照顧不過來，我們兩個獨生子女供養四個老人更是無法想像。」她說。

即便是現在，父母尚年輕，墨心就已經感受到了壓力。有一次，母親半夜三點鐘把她拍醒，說喉嚨腫了，要墨心馬上帶她去市中心的大醫院看。墨心勸了很久，母親才勉強同意天亮之後去。第二天去了醫院後，醫生說就是普通咽炎。「可能在老人家眼裏，子女就應該立刻響應自己的需求，否則就是白眼狼。」墨心說，「但實際上現在年輕人過得也很辛苦，有沉重的工作和育兒壓力。」

墨心所言，正是當下大部分年輕人的現狀。為此，他們在選擇工作和婚育時，會想方設法做出平衡。

小夢的父親幾年前因病去世了，如今她和媽媽一起住。為了能照顧到媽媽，她會在面試工作時就跟公司說好，不接受長期外地駐場。與此同時，單身的她在考慮交男友時，首先想到的便是「對方能不能照顧到我和我的家人」。「現在家裏一切都是我獨自承擔，對結婚沒啥助力，但也沒有太多可能牽扯精力後腿的。實在沒有符合要求的，我大概率選擇單身。」小夢說。

吳言則在公司將要搬遷時，決定離職。36歲的吳言有個兩歲的孩子，父母幫她帶了兩年，她才得以兼顧工作和家庭，在公司做到中層。但今年初父親突發腦梗，讓她第一次覺得自己是個大人了：既要承擔父母的事情，還要顧到自己的孩子。

儘管後來一切萬幸，父親的病沒有很嚴重，不久就出院回家，但吳言開始更多地承擔起帶孩子的責任。每天5點鐘一下班，她第一個衝出辦公室，騎車10分鐘回家，把孩子從父母手上接管過來，以不讓他們太累。

即便如此，微妙的平衡也被公司搬遷的消息打破。搬遷後，她上下班來回得3個小時後，隨即第一反應便是離職。「如果爸媽身體很好，還能幫我帶孩子，我也不會走上離職這條路。」她說，「而且爸爸生病，但凡再有什麼情況，我需要第一時間衝到他身邊。我小時候他們沒有讓我擔憂，現在我也不想讓他們擔憂。」

3

親情，愛，責任，義務，種種因素牽絆着獨生子女們為父母養老操碎了心，但他們也看到了「獨生子女」這個身份所帶來的愛與紅利。

儘管怨天尤人過，也為父母做出了犧牲，Katherine卻沒有後悔。「作為獨生女，在給母親治病時，沒有兄弟姐妹的意見相左，不用為分歧而爭論。過程很辛苦，但治病的結果還是好的。」她說，「雖然我犧牲了部分工作和收入，但從小受到父母恩惠，現在就是反哺回去。」

她坦言自己享受到了獨生子女紅利。從小是家庭的索取者，父母把所有愛和支持都給到了她，大學一畢業家裏就幫她在廣州買房，結婚生小孩後父母來了廣州照顧、幫忙帶小孩，人生的每一步都得到了父母無私的支持。「等到他們老了、生病了，跟醫生講話都講不清楚，一切就該我來了。」她說，「獨生子女成長的轉折點就在父母老去的那一刻。」

董文全職照顧了父親兩年。每天起床，父親就和她聊自己的病，今天哪裏不舒服，又有點咳血，頭有點疼，骨頭疼，這個藥怎麼樣……母親覺得煩，便常常往外跑，學葫蘆絲、練瑜伽，不願在家呆。

有時董文心裏也煩躁，就好像「生活把你困住了，你想衝出去，但又不行」，因為還要照顧父親。「現在回想起來也覺得有點可怕，但當時就覺得我爸有病，得治病。他這麼愛我，我也愛他。」她說，身為獨生女，她從小得到了父親全部的愛和支持。父親生病後，她唯一想的便是如何給他治病。

但父親最終在確診肺癌兩年後走了，直到三四年後，她還會時不時地自責：「他走得那麼早，還是我做得不夠好，不然怎麼會這麼快就復發了？還是我不夠重視。」她欣慰自己在父親去世前兩個月結了婚，卻遺憾兩年後孩子才出生，沒能讓父親看到外孫。但經人提醒，她才意識到：如果當時有了小孩，自己也就沒法全身心照顧父親了。

困境有時也會逼迫着人們努力尋找辦法，闖出一條新路來。

吳言在決定離職的前後，經歷了一段很痛苦的時光。公司搬遷的消息出來後，10多位同事都提出了離職。20多歲的年輕人很瀟灑，說走就走，要麼回老家，要麼換工作，但吳言卻經歷了一番思考和掙扎。「為什麼對別人來說那麼輕易的事，到我這兒就那麼難？」她說，「我已經36歲了，為什麼還不能選擇自己喜歡的生活方式？這讓我特別崩潰和痛苦。」

直到沉下心來想「到底該怎麼辦」，和夥伴們商量想要一起做的事，她才最終決定離職創業、開一所培訓學校。那是既讓她覺得有意義，又能保證時間相對自由、可以兼顧到接送孩子上學放學、讓父母解放出來的事情。這個走向未知的選擇，也讓她感到了久違的充實和快樂。

沈雨辰在母親的肺結節手術之後，除了想生兩個孩子以外，最大的觸動便是要好好掙錢。儘管母親有醫保，報銷了三分之一的手術費用，自己花了近3萬塊，尚在他們的承受範圍內，但中國醫療資源的緊張、消費水平的節節升高，讓她深刻意識到多花錢才能更快更好地解決問題。「有錢的話，找黃牛掛號不心疼，給紅包不心疼，請護工也不心疼。」她說，吃住行也可以更好，讓父母和自己少受罪。

而對1.5億人到中年的獨生子女來說，未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經濟和精神壓力不可小覷。中國尚不完善和發達的養老保障體系，讓養老責任仍然主要由子女承擔，而獨生子女則需要獨自抗起重擔，那裏既有愛與責任，也有難言之隱、力不從心和放棄犧牲。

前景不容樂觀，答案也仍然模糊不顯。

應受訪者要求，沈雨辰、墨心、小夢、吳言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