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家鄉在中國北方，因為家裏規劃的早，Jerry很早就出國留學，在英國威爾士讀了兩年初中後，他輾轉回國接受教育，最終打算前往北美讀本科。

近年來，像Jerry這樣的中國小留學生數量井噴。就讀英美高中或本科，曾經僅是少數家庭才能負擔的奢侈品，而現在，在中國各大城市，中產家庭接踵而至為昂貴的英美教育買單。美國開放門戶報告的數據顯示，2019到2020學年，中國在美留學生數超過37萬名；而這一數字在1999到2000學年還不到7萬。

在美留學的低齡學生也數量激增，本科留學生目前已經佔到在美留學生總數的39.8%，超過在美中國研究生及博士生數量。而中國在美國的K-12階段留學生，在2019年也達到了36842人。而這一數字在2010年還僅僅是8857。美國私立學校本科，學費加生活費用往往逾7萬美元一年，換句話說，自費留學一年的開支將會超過45萬人民幣。美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留學生為美國帶來1030億人民幣（159.4 億美元）的經濟效應。

然而，在留學生數量激增的同時，中國和外界的關係變化，也逐漸影響着年輕留學生對未來的想像和人生選擇。

「敵意」

Jerry很小就知道自己最終會出國接受教育，完成公立小學三年級的教育後，Jerry的父母就讓他休學在家，沒有繼續公立學校的課程，而是把主要時間都用來學英語。母親也曾辭職一段時間專心在家培養他的英語能力。Jerry在12歲時拿到了全額獎學金去英國威爾士念私立初中，開始了獨自在外求學的旅途。

因為父母經營一家英語培訓機構，Jerry從小就經常同美國外教互動、也常常閲讀原版的英文繪本和書、參加各式各樣的英語演講大賽並獲獎。但在Jerry生活的城市，出國念初中並不是一個常見的選擇，與其說是自己的選擇，不如說這個是「家裏一直以來的一個規劃」。Jerry說。

Jerry家是普通的中產階級，出國唸書是一個不小的負擔。雖然最開始在英國唸初中得到了全額獎學金，但後來Jerry回到國內念國際學校時，一年的開銷達到了近40萬人民幣。即使Jerry拿到了一部分的助學金，這一開銷對家裏來說還是非常吃力。

在英國求學時，Jerry所在的私立學校建於19世紀，上私立寄宿學校的英國本地學生多以中產及中產以上的家庭為主，國際學生面孔寥寥。學費及生活費超過兩萬三千英鎊一年（約合20.2萬人民幣）。

對Jerry來說，在有着教會背景的英國寄宿學校的生活並不是完全愉快的回憶。中國面孔的他在威爾士的私立寄宿學校中顯得格格不入，他也因此遭到了同學的霸凌，「尤其是當時我很胖，又不運動，還是個中國人。」有英國同學會來到他身邊，把眼睛做成眯縫眼的樣子，然後對着他的臉吼「Ching Chong」，有些同學會來到他身邊說「こんにちは（日語的你好），你是不是吃狗啊。」回憶起來，Jerry覺得這些霸凌並沒有特別嚴重，部分是因為「都是小孩子」「挺傻的」。但當時12歲的他還是因此有了「對外面世界的不好印象」。

在中國時，Jerry對西方世界的了解來自於美國外教、閲讀的原版書籍、看的英文動畫與電影。而剛剛出國時，同學們的調侃和霸凌，以及網上經常會看到的「中國沒有人權，沒有言論自由」的言論，讓Jerry感到來自同學和網絡世界的「敵意」撲面而來。「當時非常不理解為什麼會那個樣子。不理解就會有反感。但就沒辦法。」Jerry說自己現在對這些言論會有更多理解，也意識到這些人的想法可能會永遠存在，但是並不是所有人都會這樣。僅僅是因為有些人是種族主義者，不代表所有人都是種族主義者。「如果這麼想的話，那我就變成一個種族主義者了。」

曾有一次，Jerry的一個穆斯林朋友給他發信息，「Jerry，關於維吾爾人，你知道多少？你知道他們（中國政府）在對維吾爾人做些什麼嗎？」提起這件事，Jerry說自己下意識的第一反應是「defend China（維護中國）」。Jerry認為，自己下意識地維護中國，是因為自己的中國人身份，使得在看到對中國及中國政府行為的攻擊時，容易感受為一種私人的指責，「你本質上也是在說這也一部分是我的問題」。

正因如此，他下意識的反應是反駁朋友。卻沒有在回答中直接說出自己的觀點：「我知不知道並不重要。我知道、或是我不知道——並不能改變發生的事情。因為我們無法做出任何改變，所以我看不到任何人們談論這些事情的必要性。」

即使現在，當Jerry被問到對新疆問題的想法時，他都不想給出明確的觀點：「如果你討論這個東西只是為了討論而討論。但不是真正去改這個東西、也沒有任何能改變的方法，那我不知道討論有什麼意義。」他說。

而在這種衝突的背後，是中國和美國對同一事件截然不同的敘事。2021年1月，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表示，「中國在新疆囚禁了超過一百萬維族人及其他少數族裔，並強制他們勞動、節育，限制其宗教自由。」在同份聲明中，他表示：「我確定中國在中共的領導和控制之下，對新疆的主要是穆斯林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宗教少數群體實施種族清洗。」

對這些來自美國的指責，中方外交部新聞發言人華春瑩在當時的新聞發布會中回應稱，「蓬佩奧在過去幾年裏撒了太多的謊，放了太多的毒......所謂中國在新疆實施『種族滅絕』和犯『反人類罪』徹頭徹尾就是以蓬佩奧為代表的個別反華反共勢力蓄意炮製的聳人聽聞的偽命題和惡意荒唐鬧劇，只存在於蓬佩奧之流的醜惡政治陰謀中。」

「牆」內外敘事的差異顯然也對Jerry造成了困擾。在中國政府對待維吾爾族人這件事情上，「這些事情真的發生了嗎？你怎麼就知道這件事情真的發生了呢？誰告訴你這件事真的發生了？你能相信你的信源嗎？如果你說我的信源全是錯誤的，那我怎麼能知道你的信源是否正確呢？」Jerry說。

而就言論自由本身而言，他也有着相同的困惑。他說國外社交媒體上也有很多東西不會出現，比如支持希特勒的言論，既然如此，「我不相信言論自由這個東西。不管你是多麼自由，你還是有你不被允許說的東西。你仍然要面臨限制。那為什麼你說你的限制就是正確的，而別人的限制就不是正確的限制呢？」

「人們只是隨便相信一些不知道來源在哪裏的東西，讓我感到很痛苦。」Jerry說。

「一種文化自信，就那種感覺」

成長在內地中部省份的陳同，對西方世界的接觸雖然沒有Jerry那麼多，也在初中時就對外面的世界有了負面印象。19歲的陳同今年在美國一所頂尖的公立大學讀大學一年級，因為疫情，仍然滯留國內上網課。陳同初中就讀於她所在省份最好的公立初中，學校裏每屆有超過1000名學生，每次期末考試都會連考三天，然後全校從上到下排名。「我很享受這個狀態，因為我每次都是既得利益者。我每次都能排到很高。」

自述為應試制度下「既得利益者」的她，2015年在初一的一次期末考試裏，又一次取得了年級排名前50的成績。作為獎勵，學校選年級前50名的學生到英國的一所初中遊學。「我們當時在英國學校裏學習幾天，就覺得。哇，這個學校教的東西好簡單啊。大家也不是怎麼愛學習的樣子，她們怎麼會這樣呢？」

當時每次考試都錙銖必較，覺得學習是「很大負擔」的陳同無法理解，「他們上學好像也沒有很大的負擔。」「他們也不會特別在意課到底有沒有學懂，分要考多少，同時學了很簡單很簡單的數學。」此外，「那些女生有很多自由去打扮」，讓陳同感覺「不太好」。

中國的中學教育可能在數學和科學等學科難度上比較有挑戰性。聯合國經合組織主辦的針對中學學生的評估項目測試中，上海學生的數學、閲讀和科學科目測試多次均居世界第一。幾年後，陳同在美國用來大學申請入學的標準化考試ACT中取得了35分的高分，離滿分僅差一分，超過99%的同期美國高中學生。

中國社交媒體和媒體上的輿論，也給了陳同「一種文化自信」。陳同用了中國大陸的問答網站「知乎」作例子。「有很多批判美國政治制度的不好，然後（提到）中國制度的優越性。就會給我們這一代看知乎的小孩帶來一種文化自信。」，當然她也認為知乎上的問答也「很有引導性」，「有很理智的，也會有些煽動。」

在「知乎」上，「文化自信」的帖子和回答十分常見。在一個標題為「歷史上有什麼事件讓你相信有國運這個東西存在？」的問答裏，投票人數最多、獲得超過15萬人贊成的一個回答寫到：「特朗普任期打亂了美國的節奏，暴露了美國的底牌，疏遠了美國的盟友，激化了美國的內鬥，不僅沒有阻遏中國崛起，反而喚醒了中國民眾、打臉了親美公知......對中國制度的批評都顯得可笑了。中國無安內之憂，可以全力攘外。」

這種一方面批判美國制度不穩定且根基薄弱、一方面又鼓吹中國綜合國力的實力和政治制度的「優越性」的回答，在知乎上往往十分受歡迎。而知乎的受眾，很多則是在互聯網「牆」下長大的這一代中國年輕人。

陳同也意識到，中美雙方的衝突很大一部分來自於「牆」。「信息不對稱。國內好的信息傳不到國外去。國內壞的信息會被國外的媒體很誇張地報導出來。」

「國內也會報導很多國外的不好的地方。就相當於大家互相傷害。」關於新疆、香港等國內公眾討論裏被嚴格審查的話題，她認為國內經常會試圖掩蓋這些問題的存在，這點國內並不「冤枉」，但與此同時，她認為國外的人對國內的實際情況也缺乏了解，「也不冤枉」。這種信息不對稱的環境下，矛盾很容易出現。這讓她這個在中西教育系統間遊走的人「感覺挺難受的」。

她對西方國家的批判則來自於另一個維度：階級。陳同認為，在中國的公眾討論中，階級是一個常常被大眾提到的標尺，而這種對階級固化的警覺、以及對「資本家」的警惕，使得中國有潛力去追求一個更加平衡、更加公平的社會。她認為，在中國，階級固化是一個可以被放到公眾討論中的話題，大家也往往對此充滿「警覺」。

在官方話語裏，「扶貧」和「脱貧」一直都是重要的議題。2021年2月，在「全國脱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習近平提到，「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脱貧。」「完成了消除絕對貧困的艱鉅任務，創造了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蹟。」

儘管脱貧運動的較低標準、可持續性和實際情況受到了外界不少懷疑，但對陳同這樣的年輕一代來說，對「階級」的理解不僅僅只是這些官方的語言，她更多的信心在於「the people」（人民）。陳同認為，有的時候官媒的立場反而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的，官媒「發的很多東西是真的很脱離人民的東西」。她認為這些真正來自「the people」的聲音往往出現在媒體的評論區，「the people會有這種意識說你這個東西寫得不對，你這個東西有誤導，你這個想法有錯誤」。而這種來自於人民內部的「呼聲」讓陳同對這個體制充滿信心。

而在美國，有錢這件事本身似乎是有正當理由的、無可厚非的，沒有這種對階級的「警覺」。「美國的制度本身會造成階級固化的情況。」陳同說。「在美國大家會談到這個問題，但他們沒有這麼大的motivation（動力）說我們一定不能讓這種事情發生，我們一定要警覺起來。我們一起去反抗資本家。」

陳同對美國「貧富差距」的認知，可能一部分來自中文媒體對美國的報導。疫情以來，央視新聞就曾發表數篇文章，描述美國在疫情中進一步拉大了貧富差距。2021年1月份，央視新聞報導稱有美國普通民眾疫情期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而有些人為了給孩子提供充足的食物、不得不開始在自家後院養雞。

她說，自己之所以比較擁護中國制度，是因為這個制度有「優越性」。近些年國內每當有階級差異的苗頭時，「就會有一種呼聲，跟這個政治體系相關的呼聲說，需要需要提防這種狀況。會拿一些毛澤東的語錄出來說。」陳同說，「大家在這個體系裏面會有這個意識，要抵抗階級固化——特別是經濟方面帶來的階級固化。」

陳同曾在一家中國大陸媒體實習。一次，她去採訪一名女村醫被強姦的案子。女醫生報警後，當地派出所警員、派出所所長和信訪局局長都想盡辦法把這件事壓了下去。醫生試圖去北京上訪，更多的麻煩來了，信訪局的人也到了北京，把醫生攔截下來。陳同去採訪醫生時，事情已經過去一年多，但「一點兒結果沒有」。「我當時就覺得這個問題很大 ，真的很討厭這種情況。」看到了醫生被層層疊疊的官僚系統捂住、無法發聲，陳同覺得「很失望」。

但她最後認為這些事情並不能改變她的立場。「這個事情沒有大到足以撼動我，（讓我覺得）我們的制度有問題。」陳同說，「因為這種事情在哪裏都會發生」。

疫情

2020年十月，皮尤研究中心 (Pew Research Center) 在 14 個國家開展的一項調查顯示，許多發達國家對中國的看法越來越負面。疫情發生後，負面情緒飆升。在澳大利亞、英國、美國、韓國等國，負面看法達到了十幾年來的最高點。2020年也是第一次有超過半數的美國18至29歲的年輕人對中國持負面看法。

這些對中國的負面情緒，尤其是在年輕人中的負面看法，Jerry和陳同都感同身受。Jerry說，他曾經在Reddit上看到人說「都是因為中國有人吃了隻蝙蝠」。這樣的言論讓Jerry感到很難受。

他試着去理解這些言論，「某種意義上說，人的本能就是去找一個敵人，一個可怕的東西。」

但這些歧視性的言論和負面情緒也在逐漸地改變一些年輕人對外面世界的想像。2020年發表的一篇論文指出，反華種族歧視會令海外中國留學生變得更愛國。「如果海外中國學生同時接觸到種族歧視的言論、和對中國政府持批判態度的言論，他們更可能會表現出對中國當下政治制度的認同。」這篇論文的作者之一，美國史丹福大學傳播系助理教授Jennifer Pan在給端傳媒的一封郵件中寫到。

陳同說關於疫情的一些網上歧視性言論讓她「看了之後就很生氣」，但她說自己「放下手機後又會覺得無所謂」，「是他們這種人有這種想法，是這些人本身的問題。」不過，她的確感到，中國政府對疫情強力的控制，加強了她對中國政治體系的認同感。

武漢剛剛封城時的混亂場面——缺少防護資源、後勤供給不足、交通癱瘓、缺乏救治等——讓她一度對中國的政治體系產生了懷疑。「疫情剛出來，突然覺得國內制度的缺點一下子暴露了出來。「這個制度問題真大」。

然而，隨着政府強力的防疫措施起了作用，中國的感染率逐步走低。特別是疫情開始在世界各地蔓延，有了其他政府處理措施的對比之後，陳同對中國的政治制度反而更加認同了：「後來發現美國居然這麼嚴重，而且它居然有這麼多drama（戲劇化）的事情，大家的認知的下限已經被刷新了。大家最後反應過來，還是國內的好」。「美國應對疫情的措施在我們看來比較驚訝，美國的人，有點反智。」

前述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在接受調查的國家中，比起中國，只有美國收到了更多的公眾負面評價，認為美國應對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處理方式非常糟糕的民眾中位數為84%。

回想起來，陳同對於中國政府的認同感，恰恰是與美國日益攀升的感染率相對應的。「當時只有中國有這種情況，大家會覺得特別駭人聽聞，覺得我們國家怎麼會墮落到這種程度，但後來世界上其他地方都有，就覺得我們國家其實已經做得很不錯了。」

疫情期間有段時間陳同在北京實習，北京出了幾例疫情，陳同所在的區全區提供了免費檢測，當天檢測，第二天就可以拿到結果。陳同覺得政府非常「有效率」，可以「很快地去封城、很快地去給染了病的人提供治療。」雖然封城對於個體而言意味着失去一些自由，然而對整個國家來說，這是一件「有效率的事」。陳同把這種個體與國家之間的矛盾歸於「宏觀」和「微觀」的差異。在她看來，中國的制度的「優越性」體現在「宏觀」層面上，可以集中資源，有效地做事情。

「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情，為了控制疫情，只能去這麼幹。」陳同說。

「 我覺得我是個世界公民」

儘管對美國為代表的西方世界顧慮重重，Jerry還是相信自己已經變成了「世界公民」。「我還是相信通過足夠的溝通，我們是能解決問題的。前提是需要是一個有控制的溝通。不能是大家都在同一個地方互相喊，互相罵。」

親身經歷了英國的私立教育、在中國大陸的公立和國際學校後，Jerry對不同教育系統的差異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儘管他仍然對美國的「民主」「自由」敘事充滿了懷疑，但Jerry也認為英美的教育體制還是要比中國的好。在公立學校的經歷讓他覺得：「我們中國的教育情況，也就是往裏塞東西。往學生腦子裏塞東西，指望着學生能理解，會學會東西，但我們什麼也不會學到，在學校你只能學會如何去考試，如何去應付老師，應付各種各樣的東西。」

父母送自己出國的初衷在於「機會」，更具體一點來說是「更多的工作機會」。在英語標準化考試TOEFL中取得118分的Jerry希望能夠將來回國、在公立教育系統裏做出一些變革，從而使教育更加有效、和尊重學生的個體需求，而不是僅僅注重應試。

陳同則明確自己不是一個世界公民。相比於她身邊的一些表達對香港民主派的支持、並且嚮往美國政治制度的同學，她認為自己「立場特別明確」，而因為這種堅定站在中國一邊的立場，她覺得自己也避免了「裏外不是人」的情況。

因為她不那麼認同美國的制度，她把去美國讀書看作一個拓寬視野的機會。「我們就是需要去，然後就去了。」她最終還是想要回國發展，從事媒體相關的職業，這部分是因為，她認為自己在中國國內還是屬於「privileged（有特權的）」。她自信能夠在國內競爭激烈的企業裏「做到很好」，對陳同來說，有着「996」（即一週工作六天，早上九點上班，晚上下班）工作氛圍的國內公司跟自己曾就讀的公立初中很像，那種從上到下都有着緊張氛圍和激烈競爭的環境，某種程度上跟自己的成長環境相同，而在這種環境裏，自己向來都屬於「做的很好」的那群人，換言之，也就是「有特權的人」。

而另一個「特權」則是，陳同自己並不屬於受打壓的少數群體。「確實，這個制度不鼓勵LGBT，不鼓勵宗教......但我作為非LGBT，沒有宗教信仰的普通中國人，這個制度不會影響到我的生活。」

但假如自己是LGBT群體中的一員呢？高中時期曾做過LGBT相關活動志願者的陳同說，那將會給自己的生活和選擇帶來很大的改變：「如果我是LGBT，我覺得我會改變很多，我覺得我會很想去美國，可能會定居在美國，並且在美國結婚。」

應受訪者要求，Jerry，陳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