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兩年前起，香港四週都是膠帶。銅鑼灣皇仁書院正門的樹上就纏了一款紅白相間，寫著「危險」二字的。閃光燈打下去，霎時刺眼。後來我被底片上的醜陋嚇到，光滑的塑膠和疙瘩的樹瘤令我不安。在空蕩蕩的街上，我分不出危險的是樹 - 人 - 學校 - 還是我？滿街的警告就像白噪音，散播著一種對象不明、內容曖昧的緊張感。
對懂事的大人來說，柔軟而纖薄的膠帶就有充分的阻嚇作用，因為我們的恐懼本來就不是物理性的。我們怕的不是警告，而是警告的來源。儘管我們一樣有手有腳，有頭有臉，但權力並不對等。孩子倒是很快就學會了將障礙變成遊戲的一部分。他們在公園裏對著圍欄快速的滑下去，不理大人的目光。他們輕鬆爬過膠帶，彷彿這都是理所當然。
有時，腦海中的念頭會被類似的膠帶勾住。它們問我：「這樣寫真的好嗎？有必要嗎？」稍一不慎沒有努力掙脫的話，手就會停下來。「算了，明天再想。」「有道理的話怕什麼！」「就怕他們不講道理！」我試著一人分飾多角去盤問螢幕上的文字，到底有什麼意圖。文字已死，揣測卻是活的！我就是我的老大哥。
「你在想什麼？」電腦如常問我。要是我把在想的事情寫出來，我會被送到牆的另一邊嗎？在那裡可能會遇見許多熟悉的臉。往日眾人在這些臉上尋找答案，如今都是惘然。只要一天有牆，我們就總是在其中一邊⋯
有天我在九龍仔看見一個被水泥封死的門口，後面的地皮據說價值六億。以附近的基準來說，這種處理空地的手法算是極端。換了是透光的鐵閘，儘管不可以干預，尚有觀察門後事物的可能。但當門變成了牆，後面的一切就只有後面的人知道。唯一可見的是茁壯的植物，它們越過了牆，不斷向外生長。六億與否，他們照樣吸受著養份，不安份的抵著不知哪天會倒的牆。我想起不遠處的一所電台，和那些曾經敞開的門。
事實上，暫時性的東西成了永久，本來永久的卻已經消散。膠帶、圍欄、禁足；新聞、言論、理念。在一個以禁令為信條的年代，我努力學習與膠帶和牆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