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終專題 深度 科技

健康碼一週年:被保護的和被囚禁的

人機共生真正到來的一刻,往往不似科幻小說中的轟轟烈烈,甚至就這樣無所謂地被接受了。


健康碼
健康碼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18篇,歡迎點擊訂閲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王鵬站在深圳海岸城購物中心的入口,諾大的商業體,入口只拉開一條縫。人們擠在縫隙前面,舉起手機掃商場前豎立的健康登記指示牌。王鵬也掏出手機,打開相機,掃描商家指示牌。好幾個問題跳了出來,「姓名」、「身分證號」、「手機號碼」、「戶籍」……填到一半,王鵬突然沒了耐心,關掉手機,扭頭離開海岸城。

「對這些信息提交到哪不放心」,王鵬給自己的離開做解釋,「而且太屈辱了,一堆人擠在那。」

這樣的時刻,還出現在北京高中生孟婧被保安攔住、杭州徐樂的健康碼突然變紅、要去KTV玩耍卻在入口處登記了三次信息的周悅身上。

在健康碼成爲中國大陸疫情常態化防控手段,將每個人保護着的一年裏,總有些時刻,讓人感覺不太對勁。手機裏的二維碼,把人按紅黃綠分別歸類,像質檢線上品相不一的產品,分別奔向不同的地方。

盯久了看,四四方方的健康碼,像房間又像牢籠。

2020年5月3日北京,一名中國男人和婦女在假期期間,於進入購物中心前,一名警衛查看他們的健康碼。

2020年5月3日北京,一名中國男人和婦女在假期期間,於進入購物中心前,一名警衛查看他們的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最特殊的互聯網產品

阿里巴巴集團有一款企業管理和工作協同軟件名叫「釘釘」。除阿里巴巴自用之外,很多互聯網公司,甚至傳統行業企業也都選擇釘釘作爲自己的內部管理工具。按一些科技行業觀察者的話說,這是一個一直在「探索人與信息關係」的APP;也有人認爲,這是一款「符合阿里企業文化和價值觀」且「只爲領導不爲員工」服務的軟件。

根據2019年夏季阿里巴巴官方公佈的數據,彼時釘釘個人用戶超過兩億,企業用戶超千萬,是「全球最大的軟硬件一體智能移動工作平臺」。

這枚工具上一次被大範圍討論是因爲其中名叫DING的功能——讓接受信息者即便在沒有網絡也沒有話費的情況下,依舊收到發送者的消息。這個功能被輿論冠以「慘無人道」的稱號,但對更多使用此軟件的上班族而言,基於定位信息的打卡功能或許更令人頭疼,程序的凝視不會給人遲到一分鐘的縫隙。

去年開春,經歷了疫情中最初的停擺後,杭州這座人口過千萬的中國經濟強市面臨550萬人的返杭復工潮。面對依舊焦灼的疫情,和不得不啓動的復工復產,杭州決定「先讓城市裏健康的人動起來」。釘釘在這時派上了用場。根據事後的報道,1月29日,總部即在杭州的阿里釘釘團隊經過緊急開發,面向亟待復工的企業組織發佈了員工健康功能,具體包括在釘釘中每日報平安,快速收集、實時統計每人健康信息。日後的報道顯示,這爲健康碼的開發打下基礎。

2月7日,健康碼概念擴散到市民層面。在員工健康功能推出的八天後,余杭碼(注:余杭區爲阿里巴巴總部所在地)上線,再過四天,杭州健康碼上線。綠碼通行,紅碼和黃碼需按規定隔離的規則就此立下。根據後來杭州市數據資源管理局局長鄭榮新的介紹:「杭州健康碼就是企業員工健康碼的簡化版。」

幾乎同一時間,深圳的王鵬也在一個叫「深i您」的微信公衆平臺上提交了自己的健康數據,填寫的內容與釘釘的類似,都涵蓋了近期身體狀況、是否經過疫區、是否接觸高危人群等,一一提交否定答案後,一個綠色的二維碼即刻出現,這便是騰訊版健康碼的初始版本。與阿里一樣,騰訊在疫情早期積極介入防疫事項,健康碼只用三天時間便完成從研發到發佈的全過程,遠遠超過傳統互聯網產品的開發速度。

王鵬記得最初拿到這個健康碼時不以爲然,它太簡陋了,就是一個方方正正的二維碼,沒有特色,甚至連日期都沒有。不誇張的說,身爲程序員的王鵬自己便可以設計一張類似的截圖出來。「這東西真的能防疫麼?」他疑惑。

實際上,健康碼幾乎成了歷史上迭代頻次最迅速和密集的互聯網產品。中關村科學城城市大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科大腦)是參與開發北京健康寶的團隊之一,根據他們公佈的開發思路,北京健康寶的誕生至少經歷了三大歷程——第一階段是爲解決政府掌握企業員工健康狀況的需求,開發了一個疫情報送系統,該系統可打通從最末端的社區到最頂層的市級疫情調度組織,使社區或企業掌握的人員健康信息可以順利地層層上交,但這一階段的產品只面向政府,公衆接觸不到;第二階段則針對返京人群和企業員工分別開發了兩款產品,一款供返京人群在到達北京前填寫個人健康信息,這些信息通過上一階段的報送系統傳遞給防疫的各個層級,針對企業人群的產品思路類似,只是報送對象會增加辦公樓端;第三階段才是人們今日熟悉的健康碼,「此時復工復產已到一定階段,老百姓去的地方更多,需要一個健康證明出示給不特定的地方。」中科大腦的CEO李浩浩稱,「相當於個人健康信用。」

從1月25日開始的第一階段,到3月1日北京健康寶推出,不過37天。此後北京健康寶不間斷更新,逐步增加他人代查、境外人士版本等功能,據中科大腦透露,不間斷的迭代持續了整整110天才穩定下來。

健康碼的加持,使疫情中不確定的個人健康情況可視化起來。在3月初人民網的報道中,新聞熱烈指出上海、江蘇、江浙、安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分別達94.5%、99%、99.8%、98.1%,顯著高於全國平均水平,這與中央財經大學數字經濟與法治研究中心執行主任劉權對健康碼價值的判斷相符,即利於相關政府職能部門進行實時監測管理,提高統計效率,並幫助其採取有針對性的精準聯防聯控措施。「當前我們抗擊新冠肺炎有一個極有力的技術手段,就是利用大數據。」工業和信息化部裝備工業一司司長羅俊傑也肯定了健康碼在中國疫情防治中的作用

於是,這一「極有力的技術手段」以超乎尋常的速度迅速複製到全國。在健康碼第一次出現在杭州餘杭區後的第七天,國務院辦公廳電子政務辦便要求加速研發全國統一的健康碼。各地政府紛紛聯手各自信任和依仗的科技公司,開發當地版本的健康碼程序。上線一個月後,騰訊宣佈基於微信平臺的健康碼已覆蓋全國9億人口,這幾乎相當於2018年底統計出的全部城市人口數,阿里巴巴也在3月初宣佈中國大陸已有200多座城市啓用基於阿里雲平臺的「健康碼」。到4月,中國市場監管總局發佈《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家標準,與平均需兩年的相關流程相比,健康碼的標準從立項到發佈僅用了14天。

3月初,從天津回北京的李建勳站在高鐵站出口,用微信掃了掃現場樹立的北京健康寶登記指示牌。授權個人姓名和身份證號、填寫健康狀況相關的選擇題,健康寶提示將在3秒後拍照取得人臉信息,沒等李建勳反應過來,界面上閃爍的取景框便定格在了他剛拉下口罩,一臉迷惑的臉上,「像個強姦犯似的。」李建勳原以爲這個健康碼將在離開高鐵站後便再也不見,沒想到接下來的一整年,他都需要頂着這張「奇醜無比」的照片,走向北京的全部場所。

2020年3月28日武漢,地鐵工作人員舉起紙牌提醒乘客戴口罩,及掃描健康碼。

2020年3月28日武漢,地鐵工作人員舉起紙牌提醒乘客戴口罩,及掃描健康碼。圖:Getty Images

二維碼中藏着你的一切

在百度上搜索健康寶,「健康寶照片怎樣更換」是排名第一的搜索項。與其他省市的健康碼稍有區別,北京健康寶在顯示健康碼的同時,也會展示使用者的臉部照片,並且在出入各大公共場所時,都需要掃碼於線上登記自己的健康寶信息。無數人和李建勳一樣,在一臉茫然中完成了人臉識別,並發現在很長時間內,這張比身份證照還粗糙的照片成爲他們通行各大場所時不得不掏出的證明,連更換都找不到地方。

去年12月,一批大陸明星的健康寶照片於網絡泄漏,「2元打包」、「明星素顏照」、「1元買千位藝人身份證號」的字眼刺激着公衆,人們在論壇交換着明星的照片,評判哪些明星在死亡光線和角度下依舊保持美麗容貌,哪些不過爾爾。喧鬧之後,恐懼的問題隨之而來:健康寶數據的隱私和安全誰來保護?

在目前各省市使用的健康碼,基本都要求個人提供姓名、身份證號、手機、支付寶/微信賬號等基本信息,有的省市如北京還會加上人臉照片等信息。在此之外,一些地方的健康碼還會結合更多用戶信息,如浙江省健康碼系統平臺經授權,還可接入人口綜合庫、法人綜合庫、電子證照庫、信用信息庫、地理信息庫等基礎數據庫。

一個二維碼的背後是一個幾乎囊括一切的個體數據記錄。

而各地健康碼的申領過程中極少看到關於隱私問題的相關提示,但如若不誠實填寫信息,人們還會受到處罰。杭州就曾發佈兩則《關於不誠信填寫「杭州健康碼」信息的人員的通報》,涉及1000多人,他們的懲罰是健康碼轉爲紅碼——意味着基本阻斷了他們去任何公共場所的機會。

面對質疑,科技公司已經基本形成了一套差不多的說辭:公司只負責提供技術支持,個人隱私信息的採集和保存由政府掌握。有的人會進一步說明,「疫情管控也是一種應對公共事件產生的一種公共管理,這種公共管理必然會產生一些個人信息的委託管理。」中科大腦的CEO李浩浩說,「就像辦身份證需要把個人信息委託給公安局。」中國外交部則表示「借疫情利用大數據技術開展大規模監測,侵犯公民隱私權」系謬論。在健康碼國家標準中,也有信息保護一欄,提出健康碼的有效時間一般爲5分鐘,應採用加密保護等措施。

讓渡權利給公共管理機構以尋求保護,是唯一解法麼?

在健康碼已基本覆蓋中國城鎮人口的4月,美國也推出了自己的數字化應對方案——谷歌和蘋果,這兩大當今科技屆的巨頭,將首次攜手推出一款幫助防控疫情的追蹤系統。該系統基於手機的藍牙追蹤技術,理想情況下,當所有人啓用該系統,一旦有人COVID-19病毒檢驗呈陽性反應,其他用戶的手機將搜尋過去14天的藍牙信號資料,判斷是否有密切且長時間接觸該感染者的情況,一旦屬實,密切接觸者的手機會收到通知,提醒他們曾與確診者長期接觸。

該消息一曝光,關於隱私的擔憂也接踵而至,特別該產品的更新版本將直接內置至手機系統。人們擔憂這是在手機中開天窗,任由商業公司窺探其中的祕密。對此,兩家巨頭多次解釋其在隱私保護上的考慮:首先這是一款完全基於自願的產品,不會有任何人或組織強迫用戶使用,其次公司不會收集用戶的位置數據,也不會通知用戶與誰或者在哪裏有過接觸。同時,每個用戶的藍牙信息經過層層加密,並每日更新。爲了降低公衆對藍牙跟蹤項目的不必要恐慌,兩公司也將該項目的名稱由「接觸跟蹤(Contract Track)」替換爲不那麼敏感的「感染暴露通知(Exposure Notification)」。

騰訊研究院在一篇介紹該系統的文章中,總結其「去中心化」的構思——即不需要政府建立用戶個人信息的中心化數據庫,除衛生部門能夠訪問的由中央系統所維護的關於確診者的最小數據外,技術運行所涉及到的其他用戶數據,都以加密方式存儲在用戶手機本地,包括與確診信息的匹配計算也是在用戶的手機上進行。這種思路能最大限度地在用戶端解決所有事情,減少由於信息交互產生的泄漏。但弊端則是——必須有足夠多的個人用戶選擇主動參與,否則效果將大打折扣。而在新加坡,類似邏輯的防疫工具下載率只有不到20%。

「這種另闢蹊徑的做法的效果還有待檢視,但項目對隱私和數據安全的謹慎心態仍然值得借鑑。」騰訊研究院評價。

2020年5月3日北京,市民進入購物中心前需要出示健康碼。

2020年5月3日北京,市民進入購物中心前需要出示健康碼。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技術工具的能與不能

2003年,非典期間的一個深夜,一輛印着振華貨運有限公司的集裝箱卡車到達上海的港口。司機很着急,朝接應的人解釋,「很對不起,按原定計劃四小時前就可以抵達港口的。但是汽車在進入上海高速公路收費站時要求量體溫,隊排得很長,我足足等了近兩小時。」他又急又喘,延遲交貨需要賠付貨價的70%,分秒必爭,「但到工廠取貨時又被攔在門外,要求我到附近的醫院做身體檢查,這樣一來一去又花去幾個小時。」

17年後,同樣的長三角地區,一家電器企業老闆向媒體反映,「有了貨運通行證之後,我們目前的發貨速度跟之前是一樣的,沒有受到任何影響。」他提到的「長三角貨運通行證」是一個同樣基於阿里平臺,與健康碼有類似邏輯的針對貨運場景的通行證,符合防疫條件的貨運車輛申領後,在長三角區域內可便捷通行,「結合杭州健康碼契機,實現車碼與健康碼聯動。」相關報道寫到。

若對比非典時期與此次COVID-19肺炎的防疫措施,會發現整體思路類似,都是隔離、檢疫、社會疏遠和社區封鎖措施。根據《北京防治傳染性非典型肺炎應急預案》,此次疫情中採取的交通要道人員管理、封閉住宅小區、管理進出公共及營業場所人員等措施,都曾於非典時期運用,不同的是,需手動填寫的《健康登記卡》變成了「掃碼-亮碼-通過」——同樣的防疫措施,在健康碼等技術手段的加持下,似乎更加簡潔高效了起來。

在一檔討論健康碼與國家治理關係的播客節目中,來自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的博士候選人黃靖洋認爲健康碼是技術對治理能力的接管。「(這次疫情裏的中國)並沒有動用很多像軍隊警察這種力量,就依靠技術管控跟基層的一些人力,就實現了一些特定區域的人群管控。」黃靖洋評價。

但技術同人一樣,也有失誤和侷限。

3月,老家在湖南吉首的徐樂發現,自己的健康碼突然變紅,原因是「中國移動接口判定」。運營商客服向她解釋,因爲吉首與恩施接近,接收到了恩施的信號,才導致了這樣的判定結果。被查出紅碼後,她被送入一家酒店隔離14天,她向運營商申訴更改錯誤定位,但在更改四天後,健康碼的顏色一直沒有改變。同她一樣,在健康碼推出的早期,幾乎每天網絡上都會出現因爲健康碼異常變色,或關鍵時刻無法登陸影響工作生活的話題。

當系統問題逐漸穩定後,全國互通又成爲難題。北京的葉丹去年去了福州、廣州和深圳,每到一個城市,他都需要擠在站點出口處登記該城市的健康碼,填寫大部分重複的信息。網友@Y1ZE在微博曬出的深圳寶安機場的健康申報照片顯示,全國健康碼多達28個。

在北京時,葉丹也時常爲了健康碼疑惑,在寫字樓的入口大家擠作一團,等待手機裏的健康碼加載,有時還要揭下口罩,重新進行人臉識別——這不是增加了疫情風險麼。而且隨着疫情趨緩,保安們也懶洋洋了起來,瞟一眼葉丹的手機,便讓他進去了。

經端傳媒統計,健康碼的使用場景很多,社區管理、企業復工、交通出行、學校開學等大部分與生活工作強相關的場景,都會使用到健康碼以進行風險人口的辨認和排查。但疫情防控中的其他關鍵步驟,如病情確診監測、流調、病原學監測與血清學檢測等措施,健康碼很少能參與。

作爲工具的健康碼屬於機器的自動化決策系統,歐盟《通用數據保護條例》(GDPR)規定,「我們有權不接受單獨地基於自動化處理得出決定的制約」,儘管在目前中國,當技術工具不穩定的成本加到每個人身上時,還沒有對應的法規申述,但健康碼第一次將這樣的問題推到了每一個個體跟前。

工具背後的人,或統治邏輯,也決定了工具的表現。中國從去年3月初便開始推進健康碼的全國互通,3月20日,國家衛健委規劃司司長毛群安介紹健康碼跨省互認機制,並直接給出「跨地區防疫健康信息的數據共享、各地健康通行碼與全國一體化平臺的防疫信息碼對接、直接採用全國一體化平臺防疫信息碼」三大解決方式。4月發佈的《個人健康信息碼》系列國家標準,也對個人健康信息碼的碼制、展現方式和數據內容的統一作出要求。然而直到現在,一城一碼的情況依舊頑固。

官方對此的解釋大多是「因爲各地防疫政策和標準不同」而導致無法互通,但官方給出的明確指導已基本掃除技術障礙。「深層次的原因是各自利益的權衡,缺乏政府相關部門的意願和決心。」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立法諮詢專家胡功群表示。這回到的是中國治理的老問題——治理機構的條塊關係與權責不明。以浙江爲例,它的省級機構對應60多個部門,在這之下盤根錯節又形成大約2000個系統,再加上各地市、區縣,浙江全省的政府部門運行着2萬多個信息系統。而這2萬多個信息系統大都彼此獨立,想讓這些系統串聯起來非常困難。依附於系統之上的健康碼,便誠實地將這種困境展現了出來。

葉丹存了張綠碼的截圖在手機裏,經過保安時朝他隨意晃晃,便也進去了。

「其實不用騙技術,騙過人就好了。」

2020年6月1日武漢,訪客排隊進入公園前,工作人員檢查他們的溫度和健康碼。

2020年6月1日武漢,訪客排隊進入公園前,工作人員檢查他們的溫度和健康碼。圖:Getty Images

當健康碼成為良民證

在「疫情常態化」的下半年,周悅去北京的朝陽大悅城逛街,地鐵站直通商場的入口封鎖,唯一開放的地面正門入口排起了長長的人龍。北京天冷得早,風又大,佔地2萬平米的商業體,只保留一個寬不過一米的出入口,由兩個保安把守着。男男女女們縮着脖子跺着腳,焦急等待手機裏的健康碼加載,有人會甩甩手機,好像這樣就能把加載速度甩出來。本該分散的人群「爲了防疫」被集中了起來。

周悅的生活開始被健康碼劃歸爲一關又一關,每轉換一個場所,都需要花個幾分鐘用健康碼「驗明正身」。最誇張一次是在KTV,不到兩米的入口,設置成三個關口,出示健康碼——量體溫/登記體溫——掃商家碼登記客戶信息。而隨着各地入冬後疫情的反覆,公共場所設置的關口越來越多,比如已經經過掃碼才進入的商場內部,在進出不同的品牌店時,還需要一一重新出示健康碼。

健康碼早已滲透進各種生活場景:天津、江西等地要求2020年的高考考生必須申報健康碼,沒有的將不能進入考場;長沙的機場出站口,健康碼掃描器和身份證掃碼區一起,成爲出站閘機的內置系統;在海南,健康碼與乘車碼、醫院掛號,甚至免稅購物店對接,可直接消費;西安一名21歲的男子要出入自家小區,因爲出示健康碼一事與保安發生暴力衝突,保安因爲傷勢過重進入ICU…...

可政府卻還在試探着將其進一步蔓延的可能。去年5月,杭州提議推出漸變健康碼,即在健康碼的評判標準中接入電子病歷、健康體檢、個人生活方式等數據,嘗試給個人或群體打分,「越綠越優秀」。9月,蘇州則從健康碼的概念中衍生出「文明碼」,爲市民的「文明程度」打分,初始版本測評交通文明和志願文明指數,根據官方設想,之後文明碼還將在推行垃圾分類、文明用餐、文明禮讓、文明上網、誠信守法、厲行節約等「文明習慣」上發揮作用。

「我們可能正在平靜地度過一個歷史性的奇點時刻。」科技媒體鈦媒體總編劉湘明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健康碼的推出或許是人類歷史上的重大時刻,「人和信息不再是原來分離的狀態,正在融爲一體。」在他看來,雖然經過多年智能手機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人們身上早已被貼上密密麻麻的數字標籤,但健康碼卻依舊是絕無僅有的,真正將人類行動與信息捆綁起來的操作。

CNN的記者David在回訪武漢時,稱呼自己的健康碼綠碼是「黃金門票」——沒有健康碼寸步難行,正是現在中國大部分地區的現狀。

有時數字標籤甚至超越開始超越人本身。北京高中生孟婧11月從新加坡參與升學面試後返京,北京健康寶一時無法加載。她準備了顯示爲綠碼的國務院行程卡(編注:疫情期間展示用戶14天內形成軌跡的手機插件),最新的核酸檢測陰性報告,還有自己健康紅潤不咳嗽不發燒的臉龐。但在北京798藝術區入口,那裏保安只認北京健康寶,說什麼也不讓她進,僵持十幾分鍾誰也不饒誰。直到保安換崗,新上來的保安向她揮手示意趕緊進入,孟婧才通過,這位保安什麼都沒看。

也註定有人無法順利走入這一進程。去年6月,貨車司機劉師傅拉完貨返程時,遇見一位老人向他招手,詢問到城裏還有多遠。老人是安徽濠州人,打算去浙江台州投奔親戚,因爲沒有手機無法出示健康碼,多次乘車被拒,只得帶上行李徒步前進。濠州與台州相距950公里,遇到劉師傅時,他已經走了半個多月。

類似「數字難民」的故事在輿論場上屢見不鮮。但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中國目前有4.16億人非網民,其中60歲及以上的老年群體佔46%,老年人的互聯網普及率僅24.6%,遠低於其他年齡組。除此之外,不懂電腦網絡而無法上網的人佔比爲51.6%;不會漢語拼音、受文化程度限制不能上網的人爲19.5%,年齡太大或者太小不能上網的有14%。

中國國務院在去年11月引發《關於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的實施方案》,要求各地不得將「健康碼」作爲通行的唯一憑證,強調身份證件、持紙質證明、「通信行程卡」都可成爲健康碼的替代措施。但令行脫節,老人無法出示健康碼而影響生活的消息依舊層出不窮。

「現在每個人都會有智能手機了吧,」一名長沙的社區街道人員回應老人無法出示健康碼的問題時答到,「老人沒有手機的話他們也有子女可以幫忙呀。」

2020年8月5日鄭州,一個鄭州食物商展外,人們佩帶口罩排隊。

2020年8月5日鄭州,一個鄭州食物商展外,人們佩帶口罩排隊。攝:Wang Zhongju/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健康碼的複製與變異

但健康碼依舊像一個生命體一樣擴散着、進化着,以不遜於病毒的速度。

近期,黑龍江在健康碼的基礎上,進一步發佈「市內碼」,目標針對新增本土確診病例、無症狀感染者、疑似病例所在小區內人員等疫情相關人員,持有「市內碼」的人群被限制離開黑龍江。廣東也在2021年1月底發佈新政策,將身份證與健康碼結合,「實現人、證、碼三個一查驗」。

隸屬於人民日報的人民智庫在7月所作的調查問卷顯示,超九成受訪者希望健康碼在後疫情時代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其中認爲健康碼應在縱向和橫向兩方面繼續開發的公衆各超三成。但在漸變碼和文明碼推出之後,輿論又立即發出對其隱私保護和權力邊界的質疑,最終漸變碼被官方解釋爲「僅爲設計思路,沒有上線計劃」,文明碼則在施行三天後叫停。2021年1月,一個可隨意製造不同顏色健康碼的app被曝光,根據網上流傳的截圖,該app的下載次數「超過1000次」。

去年11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要世界上更多國家參與健康碼互認,新華網已經發出墨西哥向中國取經的新聞。健康碼的第一行代碼也被收錄進湖北博物館,在長度和廣度上,健康碼都沒有停止腳步。

新年元旦剛過,黑龍江黑河一位網友分享了一段視頻:疫情期間鄰居在樓道相遇,兩人自覺保持距離,各自掏出手機,亮出綠色健康碼,視頻上標註:「你看,我是綠碼!真巧,我也是!」

「鄰居間最可愛的樣子」,這則視頻的標題寫到。

實習生薛曉咚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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