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2020年終專題 大陸

中國宣佈全面脫貧後,還有哪些關於貧窮的問題亟需回答?

「政府說我不再窮了,但我仍然覺得自己很窮。」


這是端傳媒2020年終專題的第7篇,歡迎點擊訂閱專題。我們與你一起,關注一個時代的碎裂與另一個時代的新生。

五年前,在廣西某國有銀行上班的彭程被派駐到當地一個貧困村,負責扶貧工作。一天24小時都在村裏,「生活條件還不錯」,有空調、熱水和廚房,但工作辛苦,只有週六才能回家。2020年9月,村裏最後兩家貧困戶實現脫貧。同年11月,貴州省宣布最後9個貧困縣脫貧,意味著中國大陸832個國家級貧困縣全部脫貧。但彭程依然不知道自己的去留,他詢問政府工作人員,大家都不清楚具體安排。「這應該是一個全國的佈局來的,我們在下面這個層次是不清楚的。」彭程說。2020年,他即將年滿50。

2015年10月,習近平在北京出席「減貧與發展論壇」時表示,未來五年要讓中國貧困線下的七千多萬人口全部脫貧。五年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被投入脫貧攻堅戰。2016至2019年,中央累積發放2800多億(人民幣,下同)專項扶貧資金,2020年一年則達到1461億。

除了為貧困戶修房、修路、修水電,提供教育補貼和醫療補助外,這場以「精準扶貧」為口號的脫貧運動,要求每一戶貧困人口都有專門的負責人。各級政府、事業單位和國企都要承擔對口的扶貧任務,並委派其工作人員進駐到貧困村,吃住都和貧困戶一起,為他們設計扶貧項目,例如發展農業、旅遊、手工產品等。此外還有大量民營企業和公益組織被動員參與。截至2020年10月,至少有300萬機關及國有企業幹部參與駐村幫扶,此外,還有200多萬鄉鎮扶貧幹部和數百萬的村幹部投入這場運動。

2020年12月3日,在政治局常務委員會上聽取脫貧攻堅匯報後,習近平表示:「我們如期完成了新時代脫貧攻堅目標任務」。與此同時,官方媒體開始宣傳扶貧「取得了令全世界刮目相看的重大勝利」,是「中國人走過的不凡之路」。在官媒的評論區下,網民表示:「一種自豪感和喜悅油然而生」,「這就是最大的人權」,「這個壯舉在世界獨一無二」。同時也有評論表示質疑:「今年疫情對經濟影響這麼大,居然脫貧任務全部完成了」,「大街上要飯的算貧困人口嗎?大山裏的小孩全部都能脫貧了?」。人們開始在百度搜索:全面脫貧之後怎麼辦?端傳媒通過整理資料及採訪,試圖回答以下幾個最常被提出的問題。

中央財政歷年劃撥的專項扶貧資金

中央財政歷年劃撥的專項扶貧資金

扶貧的實際效果怎麼樣?

「我們的生活變好了。」「投入實在太大了,政治任務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關注中國鄉村轉型與發展的作家吳馬太(Matthew Chitwood)曾於2017至2019年間,作為美國當代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Current Affairs)研究員,駐扎雲南省臨滄市下轄的邦東村。這是一個位於滇西的群山褶皺之間、人口僅為350人的偏遠村落。村民主要靠販售種植在梯田上的茶葉、核桃和咖啡為生,山坡的另一邊就是碧綠深沉的瀾滄江水。

吳馬太在2017年初第一次探訪邦東村時,便注意到各種工程項目正建得熱火朝天——從村民的兩層新居到造價上億的玉臨高速公路。彼時,脫貧攻堅戰已在這裏進行了兩年。村裏每一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的門口都貼著一張表格,列出基本家庭信息和致貧原因,還有扶貧工作組為他們訂製的幫扶計劃。根據公開統計數據,邦東村所屬的臨滄市臨翔區有貧困戶10828戶,共計43000人,2014年該區的貧困發生率為23.89%。

建檔立卡

2013開始,中國政府開始根據年收入、住房、教育、健康等情況為每一個貧困戶建立檔案,並將其錄入全國扶貧信息網絡系統。

修路是邦東村實現脫貧的第一步。市級和省級政府提供了300萬元,資助邦東村修建了一條長達兩公里、連接村內各家各戶的水泥路。不遠處的玉臨高速也在建設之中,它將把昆明市和邦東村之間22小時的旅程縮短至4小時,預計在2020年底通車。

吳馬太向端傳媒介紹,邦東村每個貧困戶都可無條件獲得2萬元補助,住在危房裏的家庭還可得到5萬元的建房資金,這些錢大大改善了他們的生活。

中國各省歷年有多少國家級貧困縣

中國各省歷年有多少國家級貧困縣

「(扶貧政策)所有的都滿意。」廣西一個村莊的貧困戶黃建也告訴端傳媒,建檔立卡後,駐村幹部為他爭取到低保,也為他安排到一所中專讀書。他知道今年是全面脫貧的年份,但不清楚自己是否會「摘帽」。黃建希望政策能持續多幾年:「不可能我工資收入超過低保線了,低保幾百塊錢就給我停掉吧。」

「農村都大變樣了,我們剛去扶貧村的時候,路很小,坑坑窪窪的,現在一律雙向水泥路。」彭程的上司、廣西某國有銀行負責扶貧相關項目的凌波也對扶貧成效表示認可,但他同時指出:「投入實在太大了,政治任務嘛,效果是第一位的。」

凌波認為,扶貧中資金使用效率不高,項目論證也不夠,但「後期處理了很多基層幹部,得到了改善」。他提到,之前有信用社將錢貸款給貧困戶,貧困戶再把錢給「經濟能人」搞豬和雞的養殖,或是農副產品加工,貧困戶則可每年領分紅——這也是精準扶貧中最常用的手段之一。但項目失敗,貧困戶還不起錢,信用社只能把貸款核銷了。凌波說,失敗有豬瘟的影響,但主要是管理能力差,「現代化養豬場都經常出問題,農村所謂能人又有多大能力,再加上管理者不出錢,用心也不夠」。

凌波負責的貧困村搞光伏發電項目,投入十幾萬。村集體將光伏發電產生的電賣給電廠,每年能拿到七千到一萬的收入。「雖然要十幾年才能收回成本吧,但這個項目能給貧困戶帶來穩定的收入。」

幾年來,凌波他們還投入五、六百萬做了一個藥谷。他們培養貧困戶種植中草藥,幫找技術和種子,再聯繫中藥市場和醫院收購,每個貧困人口每年能分到2萬。

中央財政撥款之外,企業利潤和社會捐贈亦是扶貧資金的來源。例如,國企被要求在扶貧上投入資金。據凌波介紹,他們銀行「包村」,即負責一個村的全面脫貧,包括基礎設施和貧困戶生活。「國家不投,你得想辦法投。」凌波任職的銀行,每年總行董事會會劃出一筆用於扶貧的資金,廣西每年能分到兩三百萬,該銀行在廣西的利潤大概是每年一百億。此外每年還會在扶貧日舉行捐贈儀式,每個員工都會被要求捐錢,但多少不限,凌波說,員工一般捐五十、一百,領導捐兩、三百。

民營企業在扶貧攻堅戰中的角色

《福布斯》發佈的中國慈善榜顯示,2019年,在國家政策鼓勵下,扶貧已成為中國企業的熱門捐贈方向,佔企業捐贈支出的30%,僅次於教育(35.5%)。據時代傳媒2020地產扶貧實力榜,前五位的地產企業(恆大、碧桂園、融創、萬科和萬達)累計扶貧捐贈資金超過300億元。其中,恆大累計捐贈200多億,並投入2000多名員工,對貧困戶結對幫扶。

在以茶作為特色產業的邦東村,村幹部急切地想為邦東茶拓寬銷售渠道,希望以此帶動貧困戶脫貧。除了修路改善運輸條件,村幹部還為茶農組織了電商培訓班,但對於教育程度大多只有小學三年級的農民來說,學會使用這些新科技並不容易。

「這是『思想問題』,」一名幹部曾對吳馬太說道。「你不可能使一個沒受過教育的人搖身一變成為企業家。」貧困戶的「思想問題」被一些地方政府視為其貧困的原因。廣東省扶貧辦曾在其官方微信公眾號上不客氣地指責貧困戶的懶惰和貪婪:「躺著要錢」、「這個貧困戶因嫌太曬而拒絕上班就業」、「對『伸手拿錢』越來越依賴,結果就會越幫越窮」。

在邦東村,讓每位茶農擁有自己的網店、將茶葉銷往全國各地的理想最終未能實現。對於那些賣不出去的茶葉,扶貧幹部只好動用自己的人脈,把它們賣給熟人。

培訓不僅難在學生天資不夠,也難在老師時常「誤人子弟」。吳馬太參觀過一個專門為邦東村女性開辦的培訓班,為期5天的課程旨在教會她們一些諸如帶孩子、打掃衛生的基本家政技能,令她們能夠在距離邦東村大約4小時車程的臨滄市找到一份保姆或鐘點工的工作。然而,當地政府請來的培訓公司根本無心授課,只顧著賣力推銷他們的保潔產品。「5天裏,這些女性並沒有學會什麼有用的、可以幫助她們在城市裏找到工作的技能。」吳馬太說。

2019年,邦東村所在的臨翔區宣佈,全區所有貧困戶均成功脫貧;2020年,全區無新增貧困戶,亦無脫貧返貧戶。吳馬太回憶,大部分村民都對他表示「國家政策好」、「我們的生活變好了」。「他們將這些成果直接歸功於共產黨和習近平本人。」吳馬太說。但也有一位鄰居曾對他傾訴道:「政府說我不再窮了,但我仍然覺得自己很窮。」

中國歷年貧困人口總數

中國歷年貧困人口總數

全面脫貧之後還有貧困嗎?

「脫貧的標準是什麼?」「全面脫貧之後還有建檔立卡貧困戶嗎?」

根據官方要求,貧困戶脫貧需滿足「一收入兩不愁三保障」,即人均年收入達到4000元(2020年標準),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住房安全有保障。隨後需要通過村委民主評議、駐村工作隊核實,再於村內公示無異議後,才會在建檔立卡的貧困人口系統中被標示脫貧。

貧困縣脫貧的標準是綜合貧困發生率低於2%(西部地區低於3%),脫貧人口錯退率低於2%。每個省還會制定自己的脫貧標準,以廣西為例,貧困村脫貧須滿足「十一有一低於」,即有特色產業、有住房保障、有基本醫療保障、有義務教育、有安全飲水、有道路通村屯、有電用、有基本公共服務、有電視看、有村集團經濟收入、有好的村兩委班子,一低於是指村內貧困發生率低於3%。

綜合貧困發生率

指該地區未脫貧人口數、錯退人口數和漏評人口數三者的總和,佔該地區農村人口的比率。其中,錯退人口指脫貧戶中收入仍未穩定超過國家扶貧標準,或未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的人;脫貧人口錯退率即為錯退人口數佔脫貧人口總數的比率。

也就是說,即使貧困縣全部脫貧,仍存在未脫貧的家庭。中部某省扶貧辦相關負責人在接受《中國經濟週刊》採訪時表示,這部分貧困人口大多屬於重病、重殘或是勞力較弱的情況。「說句實在話,剩餘貧困人口脫貧不是什麼問題,實在不行全部兜底也可以實現脫貧,我們首先想的還是要去幫扶」。據他解釋,兜底的意思為政府直接補助資金讓貧困戶到達脫貧標準。

根據新華社的解答,脫貧攻堅戰消滅的是「絕對貧困」,即收入低於不能維持基本的生存需求,根據2020年的標準,絕對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4000元,而2019年,全國居民的人均年收入是30733元,相對貧困還將長期存在。

中國歷年絕對貧困線(人均年收入)及人均GDP

中國歷年絕對貧困線(人均年收入)及人均GDP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的貧困標準相對很低,即使貧困人口的收入成功過線,也不意味著他們真正擺脫了貧窮。

世界銀行的國際貧困線折合人民幣約4542.36元/年(中國貧困線為4000元/年)。若依據世界銀行衡量中高收入國家的貧困人口的標準(5.5美元/天),中國作為中高收入國家,在2018年,全國仍有17%的人口(約2.37億人)生活在貧困中。這個比率低於其他一些中等收入國家如巴西(19.8%)、墨西哥(22.7%),但高於伊朗(15%)、土耳其(8.5%)等國。

另外,相比中國政府在農村扶貧工作上的大量投入,對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貧困人口的幫扶則仍處於真空狀態。關注社會運動及弱勢群體的平台多數派曾發表《我脫貧了嗎?》,指出大部分農民工的年收入已超過國家絕對貧困線,但仍在忍受包括工作貧困、教育貧困、遷徙貧困和居住貧困在內的多維度且動態的貧困,並且缺乏在城市安身立命的權利和機會。2019年,中國農民工數量已達到2.91億人。對於這一不屬於農村貧困人口、卻也無法躋身城市居民行列的龐大群體,中國官方並未出台相應的幫扶政策和體系。

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旗下的中國力量計劃(China Power)發佈的報告指出,2017年,中國只有22%的農民工有基本的養老與醫療保險,被失業保險覆蓋的農民工更是只有17%。

2016年12月16日中國安順,農村的留守兒童在一家學校上課。

2016年12月16日中國安順,農村的留守兒童在一家學校上課。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全面脫貧之後還有相關福利嗎?

「脫貧之後還有醫療補助嗎?」「脫貧之後是否取消低保政策?」

12月上旬,端傳媒致電廣西、廣東及河南扶貧辦等,對方均表示沒有具體的文件通知,並不知道2020之後的具體操作。深圳扶貧辦表示,雖沒有具體文件,但「十四五規劃期間都屬於過渡期,中央和省裏開會傳遞出的精神都是至少明年政策是不會變的」。廣西扶貧辦則表示,至少三年內政策都不會變的。

據新華社的表述,扶貧政策將會「保持總體穩定」,並將在過渡期內保持「四個不摘」,即不摘責任、政策、幫扶和監管。

很多網民搜尋「全面脫貧之後還有醫療補助嗎?」對此,中國東部某地級市某衛健委職員對端傳媒表示,目前健康扶貧工作並沒有結束,包括醫療報銷、大病和慢性病兜底等政策都和之前一樣,「在國家有新政策之前,會『無限期』延續下去」。針對「全面脫貧之後還有助學金嗎?」等問題,廣西某國企銀行派遣的駐村幹部彭程表示,他們負責的貧困戶子女仍然享有減免學雜費的補助,並沒有改變。

針對無勞動能力的對象,政府文件表示將通過低保、醫保養老保險等社會保障措施解決。根據國務院關於社會保障體系的報告,從2017年底開始,全國所有縣的農村低保標準均動態達到或超過國家扶貧標準。

2020年9月10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蔬菜種植基地內一名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婦女帶著白菜搬運到卡車上。

2020年9月10日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一個蔬菜種植基地內一名穿著少數民族服裝的婦女帶著白菜搬運到卡車上。攝:Tingshu Wang/Reuters/達志影像

全面脫貧後,下鄉扶貧的幹部會撤退嗎?

「駐村得駐到啥時候啊?」「全面脫貧之後扶貧部門還在嗎?」

目前,官方並沒有文件明確解答上述問題。端傳媒致電廣西扶貧辦詢問時,12317扶貧熱線的工作人員表示:「廣西剛宣佈貧困縣摘帽,還要等待國家的檢查,那肯定不能撤退,文件也沒下來。」深圳扶貧辦的工作人員說,深圳派往廣西的異地扶貧幹部19年才去,合約上簽了三年,所以至少這三年不會撤退。在貴州一貧困村駐村的某基金會成員浩龍預測,因為政府說的是未來三到五年脫貧不脫政策,扶貧工作隊可能還會在未來三年繼續工作。

一名不願具名的黨媒記者近期曾到廣東汕尾採訪,他告訴端傳媒,陸豐扶貧指揮部設置了一個全面脫貧倒計時的牌子,「KPI都提前完成了,就等著大大(習近平)一聲令下開慶功會」。對於全面脫貧之後會如何的問題,他和多名駐村幹部交流後,認為政策會以另一個名目比如「鄉村振興」繼續推行;企業的資金也不會撤回,因為扶貧另一個任務是「產業轉移」;至於駐村扶貧幹部,也不會離開,因為各位第一書記還有領導村支書選舉等政治任務。

2019年的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將第一書記制度向鄉村振興任務重的村拓展,這可能意味著將建立第一書記派駐長效工作機制。

第一書記

駐村第一書記制度建立於2015年,要求各級機關、中管金融企業、國有骨幹企業、高等學校都要向定點扶貧單位至少選派一名第一書記,以推動精準扶貧。任期一般是1-3年,由縣委鎮委和派出單位共同管理。官方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第一書記總數已達20.6萬人。

「我們的員工(下鄉)應該是不太樂意的,雖然每個月多了兩千多的補助,但起碼是離開了城市的繁華,(但)工作安排還是要去的。」在廣西一國有銀行負責扶貧相關項目的凌波說,派下鄉的基本是年齡接近退休的管理崗位人員,「他們做過科長,覺悟高,能力也強」,或者是派下去鍛鍊的後備幹部。

2018年,唐濤從黔東南法院被選派下鄉,在貴州一個貧困村做第一書記。他說自己的主要職責有五個:「一是宣傳黨的政策,二是加強基層組織,三是推動產業發展,四是加強鄉村治理,五是推進精準扶貧」。今年38歲的唐濤說自己是第一責任人,是「上級黨組織選派到基層組織建設相對薄弱的村的」,負責指導和幫助村支書開展各項工作。

脫貧之後,駐村幹部還能做些什麼?駐貴州一貧困村的浩龍說,脫貧工作隊的工作是持續跟進情況及接受縣裏、省裏和國家的檢查。他說,上週還有一個省裏扶貧辦的檢查小組來抽查脫貧工作情況,他們會入戶調研,看村容村貌,問村民年收入和是否享受到政府政策,核實村幹部提交的材料是不是真實的,還會錄音。

彭程表示,扶貧辦的檢查很細緻,暗訪抽查都有。大夥大概知道哪幾天有人來檢查,但是並不知道抽查哪個村和哪些項目,要準備好工作流水和台帳。他說如果出問題就會被要求整改,也有領導因為貧困戶還住危房,「人家該享受的政策沒享受到」,而受到處分。

兩年前,唐濤負責的村脫貧,他認為工作隊伍會穩定下來,自己也會留下來投入「鄉村振興」的工作。駐村幹部彭程也表示,扶貧結束後,馬上會開展「鄉村振興」的工作。鄉村振興計劃於「十四五」規劃中提出,致力於縮小城鄉差距。

2020年8月29日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僱員在一家紡織品工廠生產袋子。

2020年8月29日中國寧夏回族自治區,僱員在一家紡織品工廠生產袋子。攝: Yu Jing/China News Service via Getty Images

扶貧效果是否可持續?

「如果貧困戶返貧怎麼辦?」

吳馬太指出,目前已脫貧的人口中仍有很大一部分要依賴政府發放的補助才能維持在貧困線以上,未來這群人是否會返貧,主要取決於中國政府是否具備「足夠的政治意願和資源」去延續這些福利政策。

針對返貧問題,國務院扶貧辦表示建立了監測機制,此外,對於有勞動能力的對象將會加強勞務技能培訓,通過扶貧車間、勞務扶貧協作,增設公益性崗位等多渠道幫助提高收入。

彭程負責的廣西貧困村裏開設了許多做加工服裝的公益性崗位,「技術含量不高,不是很難的,正常工作一個月都有2000到3000元,還有外省的公司來投資,砍甘蔗一天都有幾百塊錢,不過那個比較辛苦」。

端傳媒重點關注了2018年底才提出的「消費扶貧」。文件要求,各級政府機關和國企要優先採購貧困地區的產品,引導幹部職工到貧困地區旅遊,鼓勵民營企業採購貧困地區的產品和服務。在2020年8月召開的記者會上,國務院扶貧辦副主任洪天雲特別指出,消費扶貧是「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重要內容。那麼2020之後,享受該政策的貧困戶會怎麼樣?消費扶貧可持續嗎?

廣西某地市國有銀行的食堂從自己對接的貧困戶手上採購雞、鴨還有加工好的蘿蔔乾。銀行的相關負責人凌波說,「只要保證質量,又是貧困戶,價格因素考慮不大。」但他提到,這個供應鏈是自己銀行的駐村工作人員直接對接的,如果派下村的工作人員回來了,很有可能就會停止採購,「沒人在現場把控就難了,畢竟對食堂的食材質量要求高」,只能在之後幫貧困戶找銷售商。

貴州一個貧困村依靠打造原生態苗寨旅遊品牌為村裏創收,目前已沒有名義上的貧困人口。村民最大的一筆收入來自茶葉、手工藝品的禮盒訂單,兩年累計收入215萬。駐村扶貧的某基金會成員浩龍指出,消費扶貧是響應號召來購買,「特別是國企、央企可能是有要求的,但現在也有很多其他企業參與消費扶貧」。他認為目前國務院扶貧辦還在大力提倡消費扶貧,未來幾年企業還是會在號召下採購,但具體會怎麼發展,「還是看企業有沒有意願繼續來做」。

吳馬太指出,中國當局繼續施行幫扶政策的意願較為強烈,但資源問題則存在更多不確定性。過去四年間,中國政府欠下了15萬億美元的債務,投資的回報率也在逐年降低,很可能將影響中國經濟未來的表現,繼而影響社會福利的發放。

政府要怎樣維持住脫貧運動取得的成果呢?「為了確保脫貧攻堅戰的成功,中國政府投入了如此大量的金錢,以至於很多都被官員浪費在了那些不成熟的主意上,」吳馬太說。「譬如地方政府常常一擲千金,試圖把一個小村莊轉變成旅遊勝地。」要解決這一問題,吳馬太認為政府得學會精明地管理財政、規劃投資,並對地方官員使用資金進行問責。

吳馬太還表示,中國政府必須努力維持住經濟增長,以創造出更多就業機會。此外,要毫不吝嗇地投資教育。 以同樣推行減貧政策的越南為例。從2002年到2015年,越南教育投資佔GDP的比重從3.7%增加到4.2%,成為亞洲最高。中國的比重在2018年為4.11%。「長期的教育是使中國農村繁榮起來的唯一途徑。」吳馬太說。

應受訪者要求,凌波、彭程、浩龍、黃建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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