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前一天，蘇格蘭成為全世界第一個免費提供女性衞生用品的地區，這條新聞的餘温還在發熱；而這一天，活躍在微博上的大陸女權人士梁鈺發了一條微博，指收到匿名反饋稱，北京某高校全面禁止「衞生巾互助盒」的相關活動，並且明確表示以後辦活動都不可以用「關愛女性健康」的由頭，理由是校方領導認為這是在「歧視男性」。
月經互助盒是今年10月份在大陸高校中迅速點燃的行動，通過在衞生間門口放置衞生巾盒來幫助有需要的女生，同時消除對月經的污名、反對月經羞恥，4天內共有40多所大陸高校的學生跟進。這樣一來，儘管梁鈺這條微博最終並沒有得到證實，微博下還是引發了大規模不滿「歧視男性」的憤慨。
不滿並不難理解，但未能證實的消息引發中國校園中長期以來存在的、對自發性集體行動的恐懼。此外，人們也難免聯想，是否2020年一整年在衞生巾上的擴大討論，使這一議題變得更加敏感。
貫穿全年的衞生巾
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最為肆虐的2、3月份，梁鈺發起了「姐妹戰疫安心行動」，向一線女性醫護人員募捐安心褲、衞生巾等女性衞生用品，而且後來有更多的個人和組織加入到這一行動中，包括全國婦聯。可以說， 這是一個少有的由民間發起而得到官方認可的女權主義行動。儘管，仍然不乏醫院領導認為衞生巾需求「可以緩一緩」，或將安心褲分發給男性醫護人員的現象。也是因為對這些現象的憤怒，許多網友對婦聯發起的捐助表示不信任，認為這是在收割「姐妹戰疫安心行動」的成果，並質疑婦聯的介入是否會導致捐助物品更難得到妥善的使用。
另一個關於衞生巾的大規模討論則出現在年中，一張和散裝衞生巾有關的對話截圖在各平台流傳：有人質疑均價不到人民幣一元的衞生巾「不夠衞生」，而購買者回應道，「我有難處」。這張截圖引發了對「月經貧困」的關注，越來越多人控訴女性衞生用品在中國的價格過於高昂，一些NGO也發起了向貧困地區捐贈衞生巾的活動。
衞生巾互助盒活動則始自10月。梁鈺在微博收到一位大學老師關於「衞生巾互助盒」的投稿，順勢發起了號召。最先響應的華東政法大學的一位大二女生，這也是衞生巾互助盒獲得廣大關注的開始。隨後，公益組織「予她同行」也迅速跟進。從最早的華東政法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到現在已經有幾百所大學放置了互助盒，這項行動似乎並沒有受到太大的阻礙。中國政法大學曾短暫地出現過一個反向嘲諷的「手沖互助盒」，「拒絕射精羞恥」的標語被貼在男廁所裏，但這個標示很快就被同校的其他男生撕除，以表對月經盒行動的支持。
這些圍繞女性衞生用品的行動，在結果上都是基本成功的，這在中國的女權行動中十分罕見——即便是衞生巾價格這樣涉及到國家税收政策的話題，在中文社交平台上也沒有遭遇大規模的刪帖。一方面可能是因為這些話題本身沒有太高的敏感度，另一方面，「姐妹戰疫」與「衞生巾互助盒」的發起人梁鈺本人的政治立場也比較「安全」——她曾經公開表示支持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某種意義上，她是一個「官方認證的女權主義者」。
社交平台上的公眾輿論也相對友好。一般來說，涉及到女性權益的話題在中文網絡上總會引發「煽動性別對立」的評價，但衞生巾行動獲得的反饋都比較正面。唯一有衝突的是衞生巾價格，有男性試圖從經濟學角度論證女性衞生用品價格高昂的合理性，對此，許多女性感到不滿，但她們不滿的原因與經濟學無關：「男的憑什麼覺得自己有資格對衞生巾發表看法，你又不用衞生巾。」
大學校園向來是滋生社會思潮與行動的土壤，而這次的衞生巾互助盒行動，是近年來大學校園女權主義行動裏最成功也反響最大的一個，論及原因，盡力規避衝突、沒有引起較大爭議必然是很重要的一點。
此外，衞生巾盒子行動也呈現出「被收編」的姿態，這或許也是行動能夠持續下來的原因。學生與校方協調、博弈，結果往往是以學生的讓步告終，例如將盒子從廁所外移到廁所裏、減少盒子的數量、取締全部未經學校同意由個人放置的盒子⋯⋯
在此之前，上一個輻射到全國大學的女權運動還是2012年的「佔領男廁所」，這個行動在當時還能獲得官方媒體的報導、大學教師的公開發聲支持。這樣的寬鬆程度在今天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即便比起「佔領」，一個放在女廁所裏的盒子顯得温和無害。
温和的衞生巾與激進的經血
首先，行動性質受到挑戰和改變。
互助盒「拿一片放一片」的使用方式並沒有被很好地遵守。北京某高校的衞生巾互助盒運行兩週後，歸還率不足百分之二十，組織者不得不改為付費使用並行的方式。互助盒變成販賣機，形式的改變也帶來了新的問題：既然形式不再，那麼這一行動是否還能夠表達它原本想要表達的東西？
而在與校方斡旋的過程中，組織者難免要觸碰這樣一個問題：既然衞生巾互助盒是放在女廁所裏面（而非廁所之外），那麼如何能夠具有打破月經羞恥的意義？對此，組織者的答案通常都是，「出於學校的要求以及安全的考慮」而不得不這樣做，至於打破月經羞恥的意義，「有發聲總比沒有好」。
事實上，從實用的角度來考慮，衞生巾互助盒的確更適合放在廁所裏面，就像許多商場、辦公樓都會在女廁貼上需要衞生用品時可撥打某號碼的標示。但衞生巾互助盒從一開始就強調「消除月經羞恥」，將這一行動與純粹功能性的設置區分開來——儘管從表現形式上看，二者並沒有太大區別。
儘管從結果上來看，把月經盒放在廁所外起「海報」作用，並不會給社會現狀帶來立竿見影的改變，但行動總是需要找到一個集體性的方式來引起更多人的注意。只不過，事實證明，這「負責引起注意的第一步」已經是官方可以接納的極限，按原本的計劃，難以再有進一步的發展。
另外，可能會被忽視的一點是，衞生巾互助盒正是因其集體性而存在另一個問題：其所提供的便利，可能使得女生在忘帶衞生巾時完全不再需要說出來，這在結果上似乎是強化了「月經從來不是一件可以在校園裏大聲說出來的事」這一禁忌。誠然，衞生巾互助盒使月經強行進入了公共視野，但對於個人來說，這讓女生們在生活中不再需要去與自己對這件事的羞恥感作鬥爭，但羞恥感本身並沒有消失，只是被消解在了一個缺乏個體表達的集體行為中——要知道，空談總是比實際行動容易的，也許絕大多數女生都敢於發聲表示對衞生巾互助盒的支持，但敢於在需要衞生巾時向周圍人大聲說出來的卻並沒有那麼多。
今年初「姐妹戰役」行動之後不久，微博上曾短暫地出現過一些女性主動曬出自己經血的照片，但遭遇了絕大多數人的反對與不理解，這件事也因此沒有引起太大的反響。有意思的是，用「噁心」形容經血正是月經羞恥存在的表現，但許多評價這種行為「噁心」、「譁眾取寵」的人也會同時發表支持女權主義的言論。
除了經血本身的表現形式更加激進之外，「曬出經血照片」也是純粹個人化的行動，當一個女性將自己代入其中，她們會感到更將強烈的羞恥感，並且沒有任何可以逃離的空間，在這種情況下，與其鬥爭也就更加艱難，這同衞生巾互助盒帶來的觀感是完全相反的。衞生巾互助盒將作為個體的女性從她們與羞恥感的鬥爭中解救出來，使她們隱身於一個集體性標誌之後，很難說這是一種自我保護還是逃避。
可能被温和行動模糊的問題
回過頭來梳理這一年的月經議題，我們能夠明顯地看出，衞生巾和經血構成了一組温和與激進的鮮明對立。這種對立本身在一切社會運動中都是常見的，但在中國的環境裏，二者帶來的差異更加巨大：温和的行動會得到許多支持（行動的存在本身已經是可貴的），並且可能被官方收編，在取得正當性的同時也使其「社會行動」的性質被改變；而激進的行動不僅會招來更多反對甚至謾罵，而且會因其「敏感性」被限制傳播，也更加危險。
上個月，弦子起訴朱軍性騷擾的案子開庭，許多人自發去到法院門口聲援。當天的照片被發在網絡上，許多人留言稱，「第一次看到簡體中文的標語出現在街頭，太感動了」、「你們在創造歷史」。事實上那天的集會人群中，也同樣存在著温和與激進的對立。人多的時候，「法不責眾」是大家慣有的心態，而在人群減少、警察多次警告之後，人們對舉出標語的行為開始害怕。「不要和他們發生衝突」，現場臨時組建起的微信群裡，許多人反覆提醒道。於是，直到深夜弦子走出法院，再也沒有人舉出標語，晚上有人提議放音樂，也被其他人阻止。
審查制度是無法迴避的，長期生活在審查制度之下的人們也學會了在與其鬥智鬥勇的同時進行自我審查。或許也同樣是因為審查制度的存在，身處社會運動中的人們會更加謹慎地去試圖獲得大多數人的支持，這便是温和行動的意義所在：當一個行動不會觸及到部分人的利益，自然也就能獲得更多支持。尤其在性別議題上，「維護女性權益」已經具有了「政治正確」的屬性。
去年，北京某高校在學生中進行「是否要將圖書館部分樓層的男廁所改為女廁所」的投票。該校男女比例為3：7，在男女廁所數量相同的圖書館，常常出現女廁排長隊、男廁空空如也的景象，而這一提案遭到了學校裏絕大部分男同學乃至部分女同學的反對，理由是「一整層樓都沒有男廁所太不方便」，甚至有男生找校外「水軍」參與投票，最後結果也就不了了之。
而在此次衞生巾互助盒的事件中，許多在當時反對改建男廁所的男生都沒有什麼意見，也許他們談不上支持，但至少沒有明確提出反對，因為這與他們的切身利益無關。
但我們無法否認的是，「維護女性權益」這一話題的核心本身就無法與利益問題分割，也無法不去觸及所謂「公序良俗」。誠然，我們不能去譴責為了保護自己或是抱有「循序漸進」的期望而選擇温和的行動者們，但相比激進的行動，温和的行動是否會模糊甚至掩蓋我們所面對的核心問題？這是每一個參與到社會行動中的個體都會面對並需要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