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0年顛覆了人類對當代世界的許多認識,也讓過去數十年間的許多政治衝突繼續蔓延、發展。這一切是否是不可避免,未來的世界又會如何展開?
思考未來,我們無法不回顧20世紀的歷史與意識形態衝突。過去一百年,世界通過兩次世界大戰實現了從威爾遜到羅斯福的美國和平。無差別的帝國戰爭被轉化為了有具體正邪角色的較量。冷戰延續了半個世紀的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左」和「右」意識形態交鋒,最終蘇聯在30年前的1991年解體。許多人期待美國體系的勝利作為「歷史終結」,但至今的一切,距離這個結論越來越遠。
對中國思想界而言,冷戰、毛時代與改革開放的交織,是不斷在「體」和「用」之間的轉換。毛時代追求意識形態純淨,鄧時代走向「黑貓白貓」的實用主義與去意識形態化。與此同時則有1980年代漸漸興起的「河殤」思潮,將「黃土地」意識形態當作中國落後衰弱的根源。這一切思潮,在今天變成了什麼樣子?回顧2020,中美新冷戰的陰影下,中國思想界並未給出具體的意識形態答案,卻出現了「實業救國」式的「工業黨」與「入關學」熱潮——別爭論「體制」,目標是星辰大海的科技高峯。
今天我們推出文章,從百年前開始,梳理我們如今的處境:延燒多年的左右之爭,是否在今天的中國思想界失效了?這一框架是否已經無法回應當今世界面臨的問題?歷史和當前的現實又是如何交織的?
一、意識形態的新舊之辯
疫情帶來一個文化副產品:方方日記、以及相關的一場辯論。髮小因方方反目,閨密彼此拉黑,多年老友微信撤群。互懟、撕裂的輿情,比日記更耐人尋味。或許,口水仗的背後有真焦慮,未必是武漢疫情,恐有更大隱憂。
復旦大學的余亮將之歸結為意識形態新舊交替時的陣痛,他寫《把方方日記埋在春天裏——談當代中國「良心」戲》一文,說圍繞方方的並非左、右之爭,而是老年與青年對重大政治主題感知與情感的代際之爭。 難道「冷戰」的遺產——「左」與「右」過時了?新生代已超越了兩大陣營,創生出新的政治意識?那麼新意識形態又是什麼呢?
另有一篇網文,可做余文的延伸閲讀。詩翰寫《當時代選擇了「入關」,方方們的定體問已然無人回應》,作者先質疑「定體問」——即80年代以來,思想界常常「陷入深深的思考,將問題一股腦歸咎於體制、國家和人民的素質。」 文章說紀錄片《河殤》乃「定體問」的源頭,「黃色文明」必須向「藍色」西方文明學習自由民主制度。該文同樣認為,圍繞方方日記之爭,是河殤派老一代與「新世界」的一代人之爭。代際鴻溝之深,源於成長經歷的差異。老一代走不出「英特納雄耐爾」,而新一代要駕駛「行星發動機」到太空翱翔。「新世界」的意識形態是「工業黨」——即發展才是硬道理。代表人物是「大劉」劉慈欣,新一代文學的精神之父。
讀到這兒,我腦子中閃現一個老形象,老輩兒的經典:秦二爺。在老舍的《茶館》裏,秦二爺碰上龐太監,菜市口剛斬了譚嗣同等亂黨,保住了國體,龐太監意得志滿。秦二爺卻要變賣產業,攢銀子建大工廠,實業救國。龐太監一臉不屑:小財主也敢跟我鬥嘴皮子。秦算得上是老一代工業黨的原型,與當代版雖然不同,但不能說沒一點瓜葛。對秦二爺,老舍不像揭露封建或買辦資本主義那樣毫不留情,勉強算他個正面人物,但他執迷不悟,走錯了道路。劇中台詞:秦二爺沒救得了國,只救了自己的發財夢,到頭來還是在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連自個兒也救不了。
康梁變法雖不徹底,終比洋務運動的「體用之辯」、「實業救國」之類前進了一大步。科技、機器、經濟都是浮雲,制度革命才能徹底醫治中華貧弱的痼疾。革命乃一代精英的共識,舊民主主義革命引進西式民主,新民主主義革命建設社會主義,民族崛起不能靠器物改良,偉大復興必須要制度革命。這是教科書式的歷史觀,深入到幾代中國人的集體政治意識,也是各種政治考試的必答題。
二、意識形態化的世紀
此見非國人的原創,整個20世紀全世界都陷入制度的迷思。「左」、「右」、「意識形態」等詞彙,早已出現在法國大革命時期,但真成為世界秩序的結構性元素,則要等到20世紀。之前的世界以實力論輸贏、分高低。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於20世紀初,但實際上是場19世紀的戰爭,各方仍靠實力爭奪地緣利益與殖民霸權。自19世紀早期,歐洲各國以相同的道德或政府形式結成聯盟,為保全君主和貴族體系,聯手對付法、美代表的激進自由主義。這條君主對抗共和的啟蒙線索,為下世紀的意識形態之爭,埋下伏筆。到「一戰」結束後,沙俄、奧匈、奧斯曼(鄂圖曼)、德意志四大昔日帝國土崩瓦解,漫長的19世紀才緩緩落下帷幕。
等「一戰」接近尾聲時,美國才於1917年參戰。時任總統威爾遜(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戰爭宣言是:美國為世界的和平而戰,不尋求戰爭賠款,也不索取損失補償,戰爭是為解放世界各族人民,也為解放敵方德國人民,建設安全的世界環境以推行民主,以一場戰爭結束所有戰爭。 也是在1917年俄歷4月,列寧在芬蘭車站的群眾集會上,譴責掠奪性的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呼籲俄臨時政府放棄侵略戰爭,號召殖民地人民反抗列強,建立革命的新國際。不久,新生的蘇維埃宣布廢除沙俄與協約國簽訂的秘密協定,放棄掠奪的中國領土與沙俄的海外特權。
威爾遜雖與列寧道不同,卻共用同一信念:存在着普遍的、彌賽亞式的系統性觀念、以及與之對應的社會制度,可在不同文化、民族的土壤裏生根開花,改善那裏的生活。意識形態力量之強大,足以抵消歐洲300年的地緣爭奪,拯救世界,實現康德式的人類永久和平。只反對敵方政府,卻要解放敵國人民,如當年有電腦,他們的啟蒙觀或可如此類比:政治制度似電腦軟件,社會現實如同硬件,只要硬件合格,便可重裝軟件程序,實現理想社會。任何國家都可改造成社會主義或西式民主社會,這是「定體問」的由來。
美、蘇位於西方文明圈的東、西兩極的邊緣處,是兩個獨具彌賽亞遠見的大國。雖然價值觀針鋒相對、社會制度與政治理念水火不容,卻超越叢林法則的舊時代,一躍躋身為20世紀的超級大國。這裏重提威爾遜和列寧,並非暗示兩人橫空出世,能以一己之力扭轉世界潮流。威爾遜的理想主義,源於清教的道德衝動,嚴重不切美國的政治實際。他既搞不定巴黎和會上的列強,也左右不了國內輿論和眾參兩院。但之所以能連任,他的票倉主要來自美國中西部有進步主義和社會主義傾向的選民。列寧逃亡在西歐,那裏充斥着各種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思潮,左翼思想耳濡目染,讓他篤信進步理念的力量。他對現實政治的各種手段,也瞭然於胸。這兩個人是時代精神的化身。
在「一戰」的大部分時間裏,威爾遜希望美國與兩大陣營毫無瓜葛,不陷入不義的戰爭。後來,德國潛艇擊沉美商船、齊默爾曼電報(Zimmermann Telegram)曝光,美國被迫參戰。威爾遜才將「一戰」創造性地轉譯成:「戰勝自利與專制的列強以實現人民自由與自治」的戰爭。這個理念太超前了,連邱吉爾都接受不了。邱吉爾因強攻達達尼爾海峽失利,與奧斯曼爭鋒一時受挫,丟掉了海軍大臣之職,陷入人生巨大的困惑之中。他意識到,這已不是他成長、學習、大展宏圖的舊歐洲,多年悉心研讀的拿破崙戰術也失效了,昔日帝國雖然仍追尋着19世紀的殖民舊夢,但無論國家還是個人,今天要學會在陌生的新秩序下圖存。 世界步入了20世紀。
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參戰便順理成章了。羅斯福號稱英、法為民主國家,不容法西斯踐踏。盟軍要打敗的,不再是與自己道德平等的列強,而是邪惡的法西斯軸心國,意識形態的世紀已經到來。雖然自由主義、民族主義、社會主義、民粹主義等思潮在19世紀已沸沸揚揚,但到「二戰」後才顯赫登場,形成國際秩序的核心性因素,將自己標識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大意識形態陣營形成,尚未來得及肅清法西斯殘餘,雙方的「冷戰」已經打響。
三、率先「去政治化」
「冷戰」乃不同政治理念表述的對抗,是宏大歷史敘事之間的爭勝。雖然現實政治遠比「主義」複雜多義,牽涉到地緣政治、國際影響、經濟、軍事實力的競爭,但「冷戰」首先表現在意識形態宣傳戰上。西方詛咒蘇聯無神的、無信仰的、無道德的邪惡帝國。蘇俄公民不過是國家工具,盲從暴政,毫無人性可言。東方陣營則反脣相譏,咒罵西方資本主義腐化墮落,消費主義泯滅人性、物慾橫流,個人以犧牲集體為代價追求自私的幸福。口水仗讓觀念變得偏執,矯枉生於相激,多年的相互詆譭,讓兩陣營的「主義」變得粗俗、教條。原本第三世界獨立浪潮的興起,卻被貼上意識形態的標籤,朝鮮、越南爭取民族統一的鬥爭,被美國指為擴散共產主義。美國及盟友以反共之名介入亞洲衝突,將歐美的冷戰轉嫁到第三世界,演化成殘酷血腥的熱戰。
外部的意識形態辯駁,讓兩陣營內部的異議也形同水火,清洗異己不斷升級。麥卡錫主義渲染美國被紅色恐怖滲透,搞黑名單獵巫。蘇聯則干涉衞星國內政,鎮壓匈牙利事件、布拉格之春。最有深意的是1960年代北京和莫斯科論戰,小弟與大哥爭辯誰的主義、制度更純正。兩國相互攻訐,彼此斥責對方的社會主義蜕化變質,走上「修正主義道路」。實踐馬列主義的社會改造,面臨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中國一次次搞三反、五反、反右運動,為防止思想蜕變與修正主義。最終不惜發動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文化大革命,以純潔階級文化、堅定社會主義方向,滌盪資產階級思想。歷次運動揪出來的右派和走資本派,並非80年代「河殤派」公知們追認的前輩,他們的「錯誤」更呼應着1919年胡適與李大釗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右派太在意建設中的實際問題,強調經濟發展與社會安定,這在毛澤東看來是政治覺悟低下,偏離了「主義」的方向,也即今天所謂的「去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而「公知」可是高度政治化的,他們主張西方民主,並不在意經典自由主義的多元、相對與寬容,與對立面一樣相信絕對真理和普遍性,自由民主替代社會主義不容置疑。這種偏激與絕對主義,與老右派不太沾邊。
傳統中國人是經驗性的,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強調具體情境與變通踐行,而懷疑演繹推理出的價值。從洋務運動起,中國的現代轉型有一條漸進、實用、重功效的線索,雖然歷經一次次歷史重大關頭,「實業救國」仍伏脈至深,綿延不絕,湧現了詹天佑、張謇等志士仁人。黨內老幹部在鬧革命時很理想主義,一旦身居高位治國理政,則知道實踐智慧必不可少。畢竟百年民窮國弱,秦二爺的富國強兵夢彌散在所有中國人的心中。老帥們跟不上毛的革命理論,才有「二月逆流」、林彪「克己復禮」,鄧小平「右傾翻案」,毛給右派們的帽子很恰當:「唯生產力論」、「經驗主義」和「修正主義」。
一旦時代風向轉變,「新時期」蒞臨,這些「保守」、「復辟」和經驗主義便搖身一變,成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反「兩個凡是」, 「白貓黑貓」、「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上升為主流話語,時代的最強音。今天大家喜歡談「工匠精神」,其實也與工業黨千絲萬縷。「工匠」是實際的,「不爭論」主義、「不折騰」制度,帶領中國率先走出「資 vs.社」爭吵的「冷戰」,步入「後意識形態」社會。中國借鑑「四小龍」和日本的東亞資本主義,這種資本主義與西方模式截然不同。美國佔領日本後,先清除軍國主義,後改造東方專制文化,讓日本學習美式民主。但日本從未脱亞入歐,政治和經濟始終保持日本特色。它在經濟起飛期出現的政、經尋租,也在中國不斷重演。中國也從西方引進先進科技,派人到歐美取經,推行西式教育。同時又「克己復禮」,恢復中國傳統的經世濟民之道,對百姓寬柔以休養生息。1978年之後「新時期」的主義混雜,充分體現出「摸着石頭過河」的精神,事實證明行之有效,創造出改革開放40年的經濟奇蹟。中國從落後捱打的東亞病夫,一躍躋身世界強國之列。經歷半個世紀的沉寂,秦二爺又神氣了。
四、歷史的終結?
1989年,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觀察到蘇東陣營內部街頭抗議不斷,在美國《國家利益》雜誌(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發表了一篇雷人的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稱我們如今見證的不僅是「冷戰」的結束,也非戰後一個特殊時代的過去,而是歷史的終結:人類的意識形態不再演進,西方民主將成為普遍和最終的社會治理形式。 不久,柏林牆倒塌,後「冷戰」時代蒞臨,雲譎波詭的國際政治和犬牙交錯的地緣博弈,統統敘述成共產主義的失敗與資本主義的勝利,歷史被廉價地宣告終結於資本主義。
這種歷史決定論至少盛行了二十多年。因為從理論上推導,經濟全球化要求所有市場自由開放,各國別無選擇,必須先搞經濟自由化,後搞政治自由化,才可能參與國際競爭,圖存並發展。而且,發展中國家一旦經濟繁榮,人均收入提高到一定水準,中產階級便一定壯大,會要求法律和政治權利。所以,任何政府不搞政治改革則無法維持經濟繁榮。最終得出結論:除自由主義之外,不再會有其他意識形態與之抗衡。西方世界如此樂觀自信,啟蒙曾受挫於20世紀的種種惡行,蘇東的垮台重新喚起希望,歷史必走向自由民主,與中國的「河殤派」可謂遙相呼應。但中國經濟的確繁榮了,中產階級也壯大了,而政治文化卻沒有轉向自由主義,也沒有回頭向左轉,中產階級漸漸關注起全球化時代自己的文化身份,出現了「小粉紅」與「工業黨」等亞文化,右翼消費性民族主義興起。而「公知」批之為「極左」,因其不反權力而甘當「自乾五」。這是時代錯位,恰恰說明了「左」與「右」都已失卻現實的指涉。「左」、「右」這對「冷戰」時代的標籤,現在標識何物呢?
美國歷史學家亞瑟·赫爾曼(Arthur Herman)說,尼克遜(尼克森)、福特、卡特和列根(雷根)四位總統,最後繼承了威爾遜的遺產。他們在自由主義的譜系裏,恰似社會主義者一樣,相信黑格爾式的歷史目的論,認為個人乃歷史必然性的工具,歷史將義無反顧地前行。「右」與「左」其實是孿生兄弟,它們同屬歷史進步論的宏大敘事,只是前進的方向背道而馳。兩兄弟相互依存,以戰勝對方為自我生存的先決條件,一旦敵方消失,自身便失去存在的理由。當「冷戰」謝幕,「冷戰」鬥士們也紛紛退場,列寧與威爾遜的歷史遺產隨之終結。
列根之後, 美國歷屆總統被曇花一現的勝利衝昏頭腦,以為自由主義可以跨過柏林牆走向世界;世界只剩下唯一真理,可超越民族與國界。這時的自由主義已不必對抗曾與之旗鼓相當的集權政治,其對抗絕對、武斷和集中的自由價值:相對、寬容、個人、分權,都無的放矢,自由世界自己開始走向武斷和專橫。克林頓(柯林頓)為消滅共產主義的殘餘,轟炸前南斯拉夫,全然不顧巴爾幹是火藥桶,讓千百年的部族世仇借屍還魂,仇殺、劫掠、姦淫,當地變成至暗絕望之域。小布殊(小布希)政府不惜矇騙國民,以民主之名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一意孤行要在中東推行民主。戰爭的泥潭把美國拖下水,世界性帝國的地位岌岌可危。美式民主一旦脱離了盎格魯-新教文化的現實土壤,就蜕變成一套抽象的教條。為民主而發動戰爭,恰與民主的價值背道而馳。所以伊拉克、利比亞、埃及的獨裁者一個個被推翻,中東、北非卻未見民主蹤影,填補權力真空的都是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沒有人相信民主的戰爭,只以為是爭奪石油的不義之舉。「主義」的光環下哀鴻遍地、殘垣斷壁,難民流離失所。意識形態的崇高感早已蝕損殆盡,普世主義一統天下的希望落空了。
五、意識形態懷舊
25年之後,有人質問福山:你說歷史終結於一種意識形態,那麼「9.11」和阿拉伯之春算不算意識形態對抗?福山回答:當年的文章並非斷言在歷史終結之時,所有社會將成功轉型到自由民主,而是說沒有哪個社會再用意識形態偽裝自己成人類社會的更高階段了。話鋒變了,他此時的終結,似乎是說今後意識形態不能再定義社會性質了。福山的想法變了?不妨重讀1989年他那篇文章,最後一段意味深長:
歷史的終結將是非常悲哀的時刻,人們曾為一個純抽象的目標、為被承認而不惜生命去戰鬥。全球範圍的意識形態對抗曾喚起人們奉獻膽識、勇氣、想像力和理想,而今後將被斤斤計較的經濟利益、無休無止的技術攻關、小心翼翼的環境保護、以及精緻利己的消費慾望所取代。在「後歷史」時代,既沒有藝術也沒有哲學,只有需要不斷修繕的人類歷史博物館。我能感到、也已看到,周圍人對「有歷史的時代」仍強烈地懷舊,這種懷舊感會給即將到來「後歷史」時代,提供繼續對抗與衝突的彈藥。
30多年後的今天,不得不佩服福山有先見之明。18世紀以降啟蒙的「康德舊夢」,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曾具有強大的感召力,呼喚出國聯、聯合國、世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國際組織。雖未消除戰爭、部族屠戮、貿易衝突、全球疾病,但人類進步與超越的理想,從未如此弘揚光大。短短的20世紀,既見證了啟蒙現代性帶來的空前繁榮與進步,也經歷了史無前例的大屠殺與大破壞。一個世紀對觀念的執着,讓人類昇華至巴別塔的頂點,也墜入萬劫不復的深淵。
但啟蒙主義不得不直面這樣的質疑,不同民族怎麼會朝一個方向闊步前行?哲人怎能未卜先知歷史目的?誰能保證人類社會將遵循進化的法則?20世紀的思想家和政客迷信制度革命與普遍真理,要麼聲稱經濟繁榮會帶來思想自由,思想自由必促進更大繁榮;要麼說社會公正會解放生產力,而生產力的解放又會創造更大的經濟財富,財富的極大豐富必然迎來全面公平的理想社會,這不是制度與進步之間循環論證嗎?
「冷戰」的結束給人以幻覺,歷史已抵達最高階段。而二、三十年過去了,卻沒看到一點最高文明的氣象。失去了宏大敘事的西方,唯有身份政治、民粹排外最有動員力。種族衝突日益嚴峻,白人將一切弊端歸咎移民,保守人士哀悼西方文明的衰落和非西方文化的入侵;移民張揚少數族群文化,以祖先的輝煌解構西方文化至上。特朗普有「美國優先」,英國有脱歐,歐洲有新納粹,黑人有「黑命攸關」,所有的主張都是破碎的、離心的、不成體系,難有共識。左、右政治被具體議題吸納、消解,只剩下所得税、移民政策、環境、性別、種族問題。政治選舉忘掉了政治哲學,政治學變成實證科學,也就蜕變成治理術。燈塔般的西方民主,在「最高階段」卻危機四伏。美國務卿蓬佩奧(龐培歐)在尼克遜故居發表演講(2020.7.23),矛頭直指共產主義中國,貌似為「冷戰」意識形態對抗招魂,實際不過是福山的「時代懷舊」,輸送的話語「彈藥」。
而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 )的文明衝突論,竟沖垮了普遍主義的所有防線。世界從單極走向多極,文化多元主義興起,使第三世界粉墨登場。19世紀殖民史留下的創傷性記憶,以及20世紀形成「受迫害的民族主義」,讓第三世界國家視反霸權、維護主權與民族尊嚴為國際外交的最高原則。21世紀隨着後殖民理論的播散,文化民主主義(或後殖民文化)蔚然成風,「中國特色」式的另類政治模式和非西方價值,競相爭奪全球文化思想市場。西方第一次失去對全球化的壟斷,不僅體現在國際權力的重新分配上,也體現在價值話語的競爭上。這才是蓬佩奧真正的焦慮,而非共產主義。主導世界秩序的話語權離心分化,第三世界的崛起便成為後「冷戰」最大的事實。
六、工業黨與技術烏托邦
無論福山還是亨廷頓,都不能解釋中國的經驗。中國雖然戴着一頂社會主義的大帽子,但其道路不同於任何一種原生於歐洲文明的政治體系,獨特的文明決定其行事自有一套邏輯。沒等「冷戰」結束,中國已不堪文革對馬克思理論的社會實踐,率先開啟去政治、去意識形態的進程。「新時期」開放搞活、重科尚教,經濟騰飛、民富國強。中國便得出了自己的結論:經濟開放與政治封閉可以並行不悖,發展才是硬道理,這是第三世界的共同道路。但西方觀察家卻認為,這種模式只能產生於中國獨特的文化與歷史,因此也只適合中國;而民主模式基於普世原則,所以任何地方都可遵循。
的確,中國模式很獨特,迥異於任何既有的政治形態,拿現成的理論解讀「中國特色」,要麼削足適履,要麼語焉不詳。這個「特色」的生命力在民間,稍微給點寬鬆,再加一段和平穩定,中華民族能煥發出巨大能量,改變生活,創造奇蹟。同時,傳統王朝的集權與儒家文化,又讓這個民族敬畏、依賴權威,政府集中社會資源,讓自己成為所向披靡的全權政府。他國政府不敢想像的大事,它卻能推行下去。所以是個「另類」模式,仍在發展和變化之中,誰能將「中國特色」轉譯成可通約的概念,納入普遍接受的思想範式,是一項艱鉅而影響深遠的成就,這對當今知識界是個巨大挑戰。
生於改革開放時代的中國年輕人,對主義或政治無切實的感受,社會變化之快,讓他們集體遺忘剛過去不久的高度政治化。唯一真切的感受是改革40年的紅利,唯一見證的是經濟實惠與科技力量。所以,他們自稱「工業黨」,不談主義只看現實,不信抽象的普遍價值,而寧信國家實力。更不相信制度可以移植,最煩意識形態,把言必稱制度的上輩國人稱為「英特納雄耐爾的一代」。「中國特色」就是「社會制度」,無法再提純一個與西方政治學相對應的制度概念。技術、器物已實實在在地把世界連成一體,互聯網、無線技術、人工智慧、大數據、5G和6G,才是能經驗到的普遍性。
當COVID-19肆虐全球,世界各國面對同一病毒,共用一樣信息,但東、西方的處世態度卻大相徑庭。戴不戴口罩,擁護或反對封城,如臨大敵或冒失無忌,不同民族的文化差異充分顯影。應對的手段卻又高度一致,大數據追蹤感染者,無線網路辦公、虛擬課堂、網路會議等。疫情之初,韓國防控堪稱東亞典範,有人說是得益於民主制度的優越,但實地考察發現,韓國利用網絡大數據和無線定位,時時追蹤病毒攜帶者,才控制了疫情。中國後來也用此法,收效一樣好,與政治制度無關,只證明了技術的普遍性。福山1992年著《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曾預言:「先進技術與合理地組織勞動,將創造一個生產力巨大、活力充沛的經濟世界。它有可怕的同質化力量,通過建立全球市場、以相似的經濟手段追求共同的利益,將世界上迥然不同的社會有效地連成一體。」 全球化不是思想烏托邦,而是物的流通。
中國工業黨的烏托邦就是科技。前面詩翰提到「大劉是新一代的精神之父」。劉慈欣的三體世界不僅是審美的,也是政治的,黑暗的叢林法則無所不在,而意識形態只不過是死亡威脅下的神經質反應。在那裏,所有人參與危險的平衡遊戲,傳統權謀是這個虛構世界的政治邏輯,犧牲小我為大我,集中力量辦大事。民主顯得低效、軟弱,無力應對地球毀滅的危機。
其實,工業黨並非一黨,而是一種亞文化,是雜揉了各種思潮的巨大思想光譜,大眾文化裏有廣泛的社會基礎。它的一個極端是進攻性的沙文主義,高調主張「出關」,即步西方列強的後塵,逐鹿世界,成為21世紀的東方列強。而另一極端又是温和的全球化主義者,主張和平崛起,融入世界秩序,成為經濟、科技的後起之秀,擔當負責任的大國角色。
城市中產、技術商貿人員、公務員等,各行各業都有很多人認同工業黨的核心價值——技術烏托邦,而華為是這個烏托邦的肉身化。華為在大眾心目中已不僅是家民企,而成了中國崛起的象徵。它是國際品牌,又強調自主創新;既引進西方管理,又崇尚集體主義和團隊精神;既憑西方技術起家,又打造本土核心技術,以5G、6G引領世界前沿。華為老闆白手起家,個人的奮鬥史堪稱中國改革開放的縮影。更重要的是,華為永遠處在國際衝突的風口浪尖上。在克林頓和小布殊時代,中美摩擦還總帶着意識形態色彩,美國指責中國人權記錄和制度弊端,中國則埋頭抓科技、搞經濟,雙方隔空打鬥,不傷筋動骨。特朗普一上台,就撕下一切堂皇的虛飾,單刀直入打科技「冷戰」。圍堵華為、禁售技術、監督智慧財產權、大搞經濟脱鈎,甚至禁止TikTok和微信,深深刺痛了中國人的創傷性記憶。小粉紅和工業黨寄希望中國科技的自主研發,以實力雪百年國恥。「後冷戰」時代的國際博弈,主要剩下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地緣政治無非是爭奪市場與科技優勢,誰掌握了高科技,誰便佔有國際市場,也具有了軍事強勢,能主導世界大局。
七、後意識形態社會的未來憧憬
粗粗瀏覽方方日記,沒留下太深印象,也不懂大家為啥爭論。日記的觀點基本都是常識,看不出什麼冒犯之處。或許問題就出在常識上,我們的常識被左、右綁架了,像電腦和手機的出廠預設程序,大家一談問題,集體無意識先彈出左、右立場,這個「預設程序」也彌散在日記的字裏行間裏,讀者流覽便會自動選邊站隊。在這樣的語境下,才有人站出來宣布「定體問」為舊時代的產物。
左、右過時了?其實,意識形態爭鋒不過是一個世紀的特殊現象,之前無先例,之後也難乎為繼。21世紀進入互聯網時代,思想議題與社會經驗統統被技術改寫了。但中西知識分子都不甘於福山的終結論,每當金融風暴、佔領華爾街、阿拉伯之春、拉美左翼浪潮、黒命攸關等運動,便一次次又燃起新的希望:歷史再次啟航,從偏離的航向轉回共產主義或自由主義。但運動一次比一次聲勢浩大,也一次比一次曇花一現,既無系統性綱領,更無嚴密統一的組織,更像無中心、無目的、碎片化的節日狂歡或街頭暴力。阿蘭·巴丟(Alan Badiou)評價說:「21世紀初發生的事件用現成的語言無法命名。」 他堅持,如果認為這些抗議預示了歷史的再次覺醒,則必須服從系統性的理念,理念應該是開拓性的,最終將帶來新的政治秩序。然而,消費化、原子化的大眾,誰願託付權利給啟蒙精英黨呢?誰會服從嚴密的組織?既然不期待未來將改天換地,那麼抗議的目標必然瑣碎而具體的。21世紀的運動始於驟然爆發,止於轉瞬即逝,終於不留痕跡。
作家、社會活動家弗朗科·貝拉爾迪(Franco “Bifo” Beradi)寫下:「『現代』曾是這樣一個時刻,人類作為個體或集體,憑藉意志的鋼錘雕刻歷史的大理石。如今卻大理石和錘子都不見了,不再有堅持不懈、高度自覺、有組織紀律的行動,能召喚起驚天動地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時間不再是進步向前的,人們不會積跬步而致千里,也不會期待未來有整體性的變革。」
在這個後意識形態的社會,中國與西方共同經歷了21世紀最震驚的經驗:技術帶來歷史性的斷裂。當制度的烏托邦失去彌賽亞的光暈,科幻華麗登場時,它充當了通達未來的星際飛船。宏大歷史的集體追夢被遺棄在純真年代,而科技此時令人信服地扮演起先知,預言技術將使人類無所不能,這種能力也許會毀滅星際。20世紀曾以社會制度承諾未來,而21世紀一切仰仗技術。科幻投射的未來像一座主題公園,既是超現實的,又以科學法則保證其現實感。對生態環境無盡的擔憂,人們幻想出世界的大毀滅,在劫後餘生的異託邦,適者生存成了世界的法則。
八、結語:進步與保守之爭
30多年前的那個夜晚,學生和市民在長安街上與入城部隊對峙。《國際歌》一遍又一遍響徹北京仲夏的夜空。「這是最後的鬥爭,團結起來到明天,英特納雄耐爾就一定要實現!」至今,餘音仍縈繞耳際,卻突然意識,30多年前的驚心動魄,竟真成了「最後的鬥爭」,從此不再有意識形態的抗議,我們告別了英特耐雄納爾。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逐漸官僚化,直至僵化沒落,不到世紀末便灰飛煙滅。自由主義則在21世紀初重蹈其轍,教條僵化,活力衰竭。以人權之名戰爭,以政治正確禁言,以放任自由扭曲社會倫理,自由主義漸失人心,逝水難復。強大的數字消費主義面前,意識形態的抵抗如此脆弱,「主義」之蒼白導致黑格爾式歷史的終結。巴丟給出的救市方案是「建立大寫真理的權威,或堅守無條件的正義觀」 (the authority of the True, or of an unconditional idea of justice)」 後「主義」時代,真理權威恐難乎為繼,無論左、右再如何爭辯自己有普遍性,終徒勞無益。而恰值此時,無條件的正義才顯彌足珍貴。這也許是20世紀東、西方最後的共同遺產,退守到了最後的底線——公平與正義。沒有公平、正義的發展不是硬道理,是不講道理,也不可持續。
英國歷史學家愛德華· 哈利特·卡爾(E. H. Carr)曾這樣評價蘇聯革命:「危險不在於給革命史的巨大污點遮上面紗,以掩蓋革命之名犯下的罪行和犧牲的慘烈。真正的危險在於,我們力圖忘卻革命創造出來的巨大成就,並對此諱莫如深。」
(王炎,文化研究學者)
本文對左右修辭在中國的源流做出很詳細的闡述,受益良多。
但同時也深感很多中美學者在談左右的時候,總是很自我中心地認為全世界左右之爭都是所謂的“冷戰遺產”,把左右意識型態幾乎等同于東西價值?或自由化的程度?而對左右意識型態當中最核心的階級問題和對資源分配問題,還有諸多國家的勞工政黨傳統都視而不見。這是一個很普遍也很弔詭的現象。
篇文好長,但其實唔知是想講什麼,周圍引用穿插,但其實係拋書包,無分析
作者自己都不能理清应该站在哪一种“意识形态”的阵营,却苛责现今的社会运动“昙花一现”是“节日狂欢或街头暴力”,整篇文章使用大量没有阐明的黑话,看似批驳和整理截止2020年的政治语境变化,却实际在消解“左右”争端的意义,“真理权威恐难乎为继,无论左、右再如何争辩自己有普遍性,终徒劳无益。”——那么你所认定的,无条件的正义又是什么呢?你怎么就坚信,你所认定的无条件的正义,是还在左右斗争的人完全没有在坚守的呢?
左、右意识形态可能确已过世,但新的意识形态却已然建立。翻译自「ideologie」一词的「意识形态」,如果对其做一个比较直接的理解,是深含「观念伦理」之意的,或许更应将其视为一套人们理解世界运行的必然理性规律,某种意义而言,这样的规律可能已经成为全人类决然深信的创世宗教。
无论列宁与威尔逊是以「共产主义」或是「自由主义」,都是用来宣扬他们所主张的普世价值意义之下的现代性,究其本质,或许都应被归结为一种以「历史必然论」为底色的前定式与预言式的人类发展宿命论的观念伦理体系。一百年后的今天,我们用事后总结的方式,轻易便可以发现其中的构建原理,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逼仄的认知牢笼。或许一个世纪之前人们的认知范畴并不能清晰探发现其中的陷阱,从而简单的认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遵循某种理性的、单一的路径依赖,于是便放弃自我,甘愿充当历史前进车轮上的零件。在这样的基调之下,建立在「历史必然论」之上的共产主义或者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便成为了那个时代不可悖逆的制度性权威。这种权威将历史赋予了方向性与目的性,把偶然或已然装扮为必然,并将未来塑造为某种愿景的乌托邦,而与其对应的政治制度便是通向未来的唯一通路。
然而在几乎同一个时期,这类以世界主义为底色的全人类意识形态学说,却遇上了另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那就是19世纪日渐兴起的现代民族主义。于是当象征传统左或右的世界主义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学说在中国相遇时,奇妙绝伦的一幕便诞生了。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当秉承传统中华儒家思想的文人儒士阶层,亲眼目睹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步步进逼之下节节败北,对这群自幼接受「休齐治平」家国同构思想,并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座右铭的传统帝国知识精英是极具颠覆性与冲击性的。在以往的大一统中华王朝中,碍于朋党相争的局面发生,专制统治者们大多都尽力抑制文人儒士阶层的干政欲望,而19世纪大清王朝的日渐式微,也为知识精英阶层提供了扩大政治参与的转机,也恰逢这个历史节点,源自西方的现代民族主义思潮开始进入知识精英阶层的视野,于是「天下复兴」与「民族独立」的热望,便顺利的交织在一起了,传统儒家王道政治观念中的道德成份被逐渐剥离,取而代之的是以一种民族主义世界观的丛林政治秩序,于是知识精英阶层的政治拓展参与,与现代国家的威权专制便渐渐合拢了,并由此一直延续至今。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的历史必然论版本——中华民族重立世界之林历史必然论——便诞生了,民族与国家被推高到高于个人的位置,个人必须服从膜拜,必须牺牲奉献,无论是清末维新公车上书的戊戌举人,或是民国时期救亡图存的民族实业家,或是共产年代回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又或是21世纪民族伟大复兴时期的工业党,都以满腔的热血情怀,前仆后继、以身许国、代代迭替,他们的头脑里都内置了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传承、具有发展方向路径、神圣不可亵渎的民族与国家,肝脑涂地的自愿成为「中华民族重立世界之林历史必然论」之中的一枚枚螺丝钉。
上世纪「冷战」的结束,虽然意味着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之争的幕布已经关上,但全球化互联时代随之到来,多元世界的催生,物质消费浪潮的席卷,科技至上的笃信,理性主义重新占据了人们的意识领地。这个时代正如作者所言「思想议题与社会经验统统被技术改写」,人们对象征着工具理性的科学技术深信不疑,将其视为开启人类进步之门的唯一钥匙。在这个看似没有统一制度性观念伦理的时代,摈弃传统左右意识形态之后的诸多「发展」议题,需要依靠科技进步才得以实现,而这便成了新的「必然论」的意识形态信仰。已经放弃集体精英信仰的人们,被隐形的权力以全球化时代的名义所裹挟,朝着科技理性映射出的海市蜃楼艰难迈进,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或许已被动的放弃了寻找自我存在的价值意义,随之而来的原子化、网格化使人们彼此的连接愈发脆弱虚无。当然对于中国而言,在科技理性信仰的基础之上,还杂揉着旧时代的遗留物——熏臭僵硬冥顽不化的「民族主义」思想,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里发生了神奇的化学反应,在民族主义的背书下,理性的科学技术信仰成为了实现「天下复兴」的工具,被绝对权力完全支配,于是「科技极权」便顺理成章的诞生了。而依靠科学进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论」,接续了上个世纪民族独立必然论的衣钵,成为了极权之下工业党们新的制度性意识形态,他们对极权描绘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深信不疑,期待着被他们单向相爱,实质却被反向相杀的伟大祖国可以主导世界。这样的现实越来越像科幻世界里的赛博朋克(Cyberpunk)一般,散发着刺眼光芒的乌托邦正在建立,渺小的人类正沦落为人肉电池,用血肉骸骨充当着野心家们重续旧日遗梦的垫脚石。
中国最大的意识形态就是中华帝国主义,所谓的“入关学”之类本质就是中华秩序的全面扩张,实现Pax Sinica(中华治世)。
意识形态之争过时了?建议问问习近平去,看看他同不同意。肉眼可见的,意识形态近年来在中国越来越被重视,政工取代技术官僚的趋势似乎也渐渐浮现(就凭
这一点所谓工业党崛起就只是表象,科技势力依然只是维持统治的工具,并不能成为统治者)。中共从来没有动摇过“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判断,正是这一强烈的忧患意识促使其不断自我改造自我提升,提高管治能力。相信意识形态之争已经结束的,只有苏联解体之后被胜利冲昏头脑的西方民主国家,结果就是它们既低估且错判了中国,又忽视了自身政治体制的潜在问题,直到民粹政客粉墨登场,疫情处置漏洞百出,才惊觉自由民主的大厦已然危机四伏。
通篇看完,作者根本没有选边站队啊。怎么那么多人觉得作者选队伍?作者根本也没有明确表示哪一个制度、左还是右,比较好吧。
而且,作者看起来更加感伤的是:21世纪的多数人已经渐渐不关心政治、社会正义了。虽没有左右之争,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对于“正义”的追求了。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怎么可以放任自己,放弃对于公正社会的想象?放弃对于正义、政治、哲学的思辨呢?没有想象、思辨,就不可能实现真正有意义的行动;没有更好的理解“正义”本身的价值,任何社会运动几乎都只能是狂欢,无法带来实际意义。
作者是一名肉身墙内的公共人物,也希望诸位能考虑到这一点。至于主流叙事下的另一面,评论已经做了很好的阐释,
另外看到文章中段时,作者话锋一转开始大力夸赞中国模式,结合上文一直有意无意的损一下西方民主和对两篇无逻辑批判方方日记的引用,或许说是图穷匕见更恰当一点,首先我想说作者如果想夸中共可以不用这么隐晦的,这个标题更是有欺骗性,在端只要不是五毛一样复读或者喷粪,大家都是可以接受一起讨论的,也不能只当港台和大陆自由派的回音壁啊,还是希望更多的声音,其次说一下我对中国模式的理解,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成功在于“比较优势+后发优势+低人权优势”,首先一个经济学常识,商品交易本身就是创造价值的(“商业本身就是最大的公益.jpg”),即使你做衣服比我慢,做芯片也比我慢,只要你做衣服比做芯片快,那你就专门去做衣服,解放我的双手来做芯片,这样咱俩都有得赚,而一个十亿人口,百废待兴的巨大市场加入世界贸易流通本身释放出的价值就是巨大的,后发优势分为科技和工业上,科技上冷战结束后各国科学家真诚的相信地球村的可能,各种国际学术组织也像中国展开了大门,由此带来的基础理论跃升恐怕超过此前30年共和国闭门造车的总和,工业上随着西方国家放松技术流通限制,加上西方民众对促进全球发展带来民主化的乐观估计,西方公司也乐得靠提供技术躺着赚钱,低人权优势就不用多说了,穷怕了的中国人民张开双臂拥抱贸易,也拥抱剥削 中国模式也不是中国首创的,亚洲四小龙也都有类似的经历,港台钱淹脚目,此前农轻工业为主。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且无一例外不是建立在从集权封闭到开放外向的过程中,而中国能跨越更大的原因在于三点优势中国的更彻底,改革开放正好迎合世界开放发展的趋势,和冷战结束人们对世界同一的政治寄望,巨量人口和巨量市场释放出的动能比四小龙都要巨大的多,低人权上虽然东亚都有迎合的传统,但跟大陆比还是差得远,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共从未放松的大政府掌控能力,为了地方发展指标,通过政府牵头与外商议价,招工, 甚至于在资本与工人出冲突时维护gdp,镇压工人,实际上等同于官僚资本主义,而市场上放任低劣仿制家庭作坊横行的态度又是17世纪的原教旨资本主义,然而正如当年资本主义冲垮了欧洲帝国一样,商品流通和消费主义释放的力量的是巨大的。(交易,这种根源性的力量,人类独有的属性和技能,裹挟着所有人前进,想起我大一第一次接触福山的《历史终结和最后的人》的时候法国黄背心如火如荼,默克尔宣布不寻求连任,加上之前的英国脱欧和trump上台,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不是我想象的那样直线上升,但至今我也无法想象一个比建构在交易上的更高级的社会) 这个模式可以复制吗?产业转移菲律宾和越南正在做,但中国可能是最后一个取得成功的,逆全球化已经开始了,想了解这段可以看看《美国工厂》
看到中段“方方和极左”那里,觉得作者有点把自己写绕进去了,模糊了中国“左右”的定义,左,右传统意义上指进步和保守,但这样就导致了这两个概念千人千面,在启蒙时期,左是共和,右是保皇,在战后欧洲,左是工人革命,右是帝国主义,在大多数时候是能正常运行的,但是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总是喜欢垄断左的定义,以左为尊,以右为坏,导致中国语境里左右捉摸不定,我个人觉得比较好的定义法是双维度,一个维度是社会的目的,进步主义和实用主义,理想主义中分社会主义(相信乌托邦是可以实现的,平等至上)和自由主义(相信人是最高价值,自由至上),这两种其实都属于左,而右就是以利益为最高价值,包括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等等,另一个维度是治理手段,大政府和小政府,一般来说社会主义者的理论都是和大政府绑定的,因为人类自然发展是肯定会自然垄断和幂律分化的,只有一个无所不包的政府才能强制性推行平等,而自由主义的理论一定伴随着小政府,因为只要大政府存在,无论他推行的是不是良政,都事实侵犯了公民的选择自由,说到这一步能跳出楼主左右左右的弯弯绕了,方方,自由主义者,小政府,骂小粉红(实用主义,大政府),极左肯定是骂错了对象,这也是为什么人们说中国是个形左实右的国家,一共宣传太狠,二共怕直接掀桌子国祚不存,只能先继承一共的皮(共产主义),再偷偷用实用主义(黑猫白猫),和经济实惠(经济全球化)赌住人民的口,但是6070后们也不是傻子,之前穷怕了有肉吃的时候你爱咋说都好,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中的失势,贫富差距再一次拉到安全线外,改开带来的比较优势,后发国家,低人权红利的优势所剩无几,新自由主义在走低,西方国家开始严防技术转移,人们也不再甘愿“我挣100给你90只要比我以前挣一块多就好”,二共的论调岌岌可危,政府也清楚一共神话破灭后他们的执政合法性完全来自于经济高速发展,所以习上台后赶紧提出了中国梦,中华复兴,共同小康来稳定民心顺便给90,00后洗脑,表面上似乎是倒车回到一共(大政府,个人牺牲,群体荣耀),但内核还是变了的(惋惜一下,习上台之时本来有机会开启宪政中国国策树的,“未曾设想的道路”),人们不再相信建立个全球工人称兄道弟的乌托邦,网络上随处可见对黑绿的仇恨言论,而是只想国家强大经济称霸掠夺西方的钱,自己也跟着沾光过上洋大人的生活,其实还是实用主义论调,跟一共的“为了解放弱者我们要不断革命有着天壤之别”现有的互联网上维护的基本都可以归入这个范畴,从全球化中的得利的7080后,希望政治稳定,面对经济发展停滞,贫富分化绝望的90后,希望中国经济称霸带来新的市场和机遇,好实现阶级跃升,面对毕业即失业,高房价喘不过气的00后,希望中国入关好缓解压力,本质上都是实用利己主义者,别看搞个阅兵一个个热泪盈眶,如果说要上战场兼并台湾或是赤旗插遍美帝,为了他们心中对战争的浪漫想象还会有年轻人争先恐后,如果要他们人人月捐五成收入给国家科技基金恐怕无人认领了,在为国接盘这方面他们离六十年前的同辈人还是差的太远了(不得不感慨这个在帝制历史中轮回了12次的人民第一次接触到意识形态真是被忽悠惨了,也许是因为五千年的基因第一次感受到政治参与感吧,哪怕是割自己的肉)。所以说三帝人如其名,内核上实际回归到了民国以前的状态,靠治理承诺和国家安全支撑执政合法性,经济奇迹,共同富裕,仇恨教育,大国崛起等等等等都可以归入此两者,然而带来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作为陈年僵尸,都是建立在实用主义行之有效的基础上的,就像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朝代一样,同样是不搞社会主义,要搞同富和强国,为什么你做得换别人就做不得,对此中共也没有解法,只好一遍遍复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方法”来麻痹自己,然后再大力渲染国家仇恨,封禁书籍电影,重拳出击“女权”“lgbt”“维权律师”“调查记者”“原教旨马教(北大岳昕)”“民间工会”等以平等或自由内核推导出一切事物,然后统统归类为境外势力的破坏,但是目前通过不断美化加上全球经济都在衰落还能稳得住大多数人,当真正的经济危机来临时,失去了核心意识形态的实用主义还能维持的下去吗?古代朝代更替来自于中央政府对基层管理的崩坏,目前看来中共的对地方的掌控没有退化的迹象,但纯靠集权压制的国家镇压能力真的关注一个14亿人的超级共同体吗?目前肉眼可见的威胁就有这个跨度60-70年的(从1970s算起)的国际经济大循环的下行和2030年的劳动力断层,尤其是这两者还在时间上叠加了。在让渡就有肉吃时,中国人可以毫不犹豫的把投票权放弃,但当选哪个党都一样吃不饱饭时,人民还会心甘情愿听摆布么,我很怀疑。
虽然个人部分赞同标题里的结论,但是这篇文章本身也有很多问题。
作者想要说明“左右意识形态之争作为上世纪的特殊现象已经彻底过时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文明冲突和科技进步/实业发展”,不过在回顾二十世纪历史的时候,作者自己又采用了一种非常意识形态化的、冷战式的视角去进行阐释/解读,因而有些部分就和史实有较大出入,例如“克林頓(柯林頓)為消滅共產主義的殘餘,轟炸前南斯拉夫”。在关于中国的部分,有些论述也显得过于武断,例如“傳統中國人是經驗性的,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以及“歷次運動揪出來的右派和走資本派,並非80年代「河殤派」公知們追認的前輩”。
冷战过程中,即使是信奉同一意识形态的阵营内部,不同的国家/民族之间也存在分歧。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有苏南冲突和中苏交恶,各国内部的民族主义力量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进程中也起到了比较关键的作用。在资本主义阵营内部,法国曾经退出北约军事组织,美国和日本之间也有过贸易战。私以为“(左/右)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并非完全对立而是相互交织的,在普世性的意识形态退潮而民族主义兴起的当下依旧如此。
另外一些问题是,民族主义/文明冲突乃至主张“去意识形态化”的“工业党”等等,这些理念自身是否能被算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们又从上世纪(乃至更加久远)的“左右意识形态之争”当中汲取了那些思想资源?
我以为左右其实是伪命题,苏联也好,中国大陆也罢,究其根本,其实是独裁以及压制国内反对派。在这样的政体里,左右划分本就没有特别大的意义。就好比在大清朝划分忠君与不忠君两派,意义不大。这样的政体里,就只有两派,听话的和不听话的。整个世界来说,冷战其实也是独裁与民主之争,只是因为中国大陆放开了经济,把独裁延续下去,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下的独裁”这一全新的统治类型。而这种类型压制创新,所以轻创新(用偷窃技术来弥补),同时政府拥有强大的实力,借助新技术,一改冷战时期独裁国家对外宣传保守为主的方法,变为主动进攻。改变了冷战的面目,但是究其根本,还是独裁与民主之争。在这种全新的统治方式下(国家资本主义下的独裁),胜负难料啊。
文章冷静而真实地描述了今天的政治现实,获益良多。通过搜索作者,我找到了一篇“随机波动”的访问,希望没有张冠李戴。整个访问内容异常充实,欲罢不能。以下是链接,与各位分享
https://share.fireside.fm/episode/HQFKclo3+Ngg7x5GJ
「自由主義則在21世紀初重蹈其轍,教條僵化,活力衰竭。以人權之名戰爭,以政治正確禁言,以放任自由扭曲社會倫理,自由主義漸失人心,逝水難復。」
看來這個作者還真是大紀元粉絲。
21世纪的青年人不再服从所谓的"高度自觉、有组织纪律的行动",不迷信所谓的"能召唤起惊天动地的精神力量",不正说明了他们吸取了前人的经验教训,不愿意被独裁式的意识形态之战洗脑和左右吗?作者和福山一样断言的太早
AT之流的一贯作风:不回应讨论中的任何学术内容,也看不明白楼下朋友论证的“大陆中心视角”是怎么一回事——这不是由写作者的身份决定的,而是一种论述的谬误和局限。他们用反复的宣传话术搅浑水,动辄洗衣粉、民主多么虚伪使大家无法讨论。这样的人不值得费力反驳,他们在996、长租公寓、考研考场被拒、个人信息泄露等等事件中会得到与德行匹配的下场。
另,香港的基尼指数在0.5-0.6间,没有中国在2011年的0.61高。
本文如此拔高科技,而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与情感忽略不计。正是一味强调物质经济扩张的愚昧,才有covid19肆虐的今天。
在灾难面前,科技只是形而下的工具。除了各国奋战在一线的医务人员和透露真情的记者,还有选择节衣缩食、放弃互联网上情绪化的交流、和过去冰释前嫌的普通人。
只有成天沉浸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谎言,才有本文手淫般的幻想,相信适者生存。
工业党、入关者、乌合麒麟等中国版极右法西斯们,如果你们还坚持鼓吹关外的空间与资源为何不与你们分享(德国的Lebensraum),为什么日本能在南京屠杀我们,而不能我们画一幅血洗靖国神社的画。100年前的教训摆在那里,而德国与日本战后的不正常、病态的生活就是后世中国人的模样。
当然你们会挥刀自宫,成为希特勒般的禁欲者。或者成天泡在科技与算法主导的廉价外卖、廉价短视频等速食快餐,慢性成为宫崎骏笔下《千与千寻》中的肉猪。
全世界的华人里总有一群人,不希望中华文化让阉狗和肉猪来代言。
他们也知道世界存在对中国的封锁,但是会用理智与温情去打破。
一面批判意识形态,一面又非常意识形态地卖弄大词,史实史识都很糟糕,对工业党、现代科技和中国大陆年轻人的理解也都差得很远
端向来很少谈论中东乱局与欧美的关系,很少谈论近几年的民粹主义,更不去谈论台湾为了迎合美国人不惜进口来客多巴胺猪肉,端每天基本上干的就是批判大陆,同情香港,搞着台湾小资派,好不容易有一篇戴博超级棒的专访,下面一面倒的叫好。然后出来一篇大陆学者的文章,也许视角有限,但居然被清一色一面倒的讽刺,居然还扣上了与端一贯的价值观不符合,最后推导出这是法西斯主义,欧洲的新纳粹正在上台,美国川普虽然下台却依然有一半的投票率,唯有中共在反腐,扶贫,反垄断,规范乱流资本,居然被说是最社会达尔文的资本主义信徒,我赞同某些人所说的言论审查问题,也不否认目前有越来越严重的排外主义和民族主义,但居然最终得出这是法西斯主义,我真是佩服。隔三差五去参拜靖国神社那十几号甲级战犯的日本,没人在乎是不是法西斯主义,以武力赤裸裸在伊拉克战场滥杀无数老百姓犯下无数滔天罪行的盎格鲁撒克逊诸国,没人说是法西斯主义,还有端传媒的诸位成天为人家洗地。居然说隔壁的邻居,一个天天修桥补路,推动产业升级,下大力气搞扶贫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分配问题的国家是法西斯主义?还最原始的社会达尔文资本主义?我站在被四大家族死死控制没有反垄断的香港,看着香港那逆天的基尼系数,简直笑掉了下巴,笑掉了大牙。
這篇文章讓我想起economic naturalist裏一篇短文,解釋為何社會學家寫文那麼高深,答者假設是因為社會學家間有用高深寫法營造高大上氣質的軍備競賽。
這篇洋洋灑灑,二十一世紀才過了五份一作者就敢斷言社運不留痕跡,這個高度普通人還真是無法企及xddd
EricChan
阿富汗戰爭中美國的敵人是宗教極端分子塔利班政權,在伊拉克戰爭中是世俗化獨裁的薩達姆政府。從政治意識形態分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退一步讲,我姑且算你说推翻独裁萨达姆政府对了一半,那这不就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吗?推翻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权?何来错误之有?另外,推翻了独裁统治以后呢?一个假模假样的民主政权建立了,结果搞出一个更极端的伊斯兰国,各国势力在伊拉克境内拉扯纠缠,无数平民百姓死亡,这难道不值得反思?美军在伊拉克大肆屠杀平民,川普前几天还赦免了几个在伊拉克屠杀平民的黑水雇佣军,奥巴马居然还能拿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天理吗?你还好意思说什么这是中国的狭隘视角,死伤这么多人,你视而不见?戴着有色眼镜就天天只看着所谓中国的狭隘视角?你可真是伟大光明正确。独裁政权被推翻了,人民生活是更好了?大家就像乌托邦里一样一人一票选出民主政府从此走向愉快的幸福生活了?政治是疯狂的,逃避政治是无耻的,你既然说了这句话,我再送你一句话,Ideals are peaceful, histories are violent。伊拉克战争就是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阿富汗戰爭中美國的敵人是宗教極端分子塔利班政權,在伊拉克戰爭中是世俗化獨裁的薩達姆政府。
如果阿富汗还勉强能说你对,那么伊拉克战争的目的你就纯粹瞎扯了,真话只说一半避重就轻的阴阳笔法又来了。拉姆斯菲尔德说过,打伊拉克有两个目的,一是铲除萨达姆建立人民政权,二是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消灭极端恐怖分子。到了您这儿就只剩下那伟光正的打到独裁政府了,说得多么得冠冕唐皇啊,多么熟悉的剧本啊,人类文明灯塔的美国带着小弟英国和狗腿子澳洲,为了替人类除掉所谓的公敌萨达姆大独裁者,编造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鲍威尔国务卿举着不知道是不是洗衣粉的所谓证据,在安理会作证,痛斥萨达姆的暴行,最终独裁被推翻了,民主被建立了,王子和公主应该愉快得生活在一起了。结果是什么呢?格林斯潘在回忆录里说了,打伊拉克很大程度是为了石油,小布什08年承认最大的遗憾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情报严重不足,阿尔贾纳尼说当年美国透露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谎言,2015年托尼布莱尔及麦克弗林说发动伊拉克战争是错误的,并且导致了伊斯兰国的出现,2019年时任中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伯恩斯在回忆录里面说他亲自听到副总统切尼说美军所需进军伊拉克的唯一合法性就写在M1A2坦克上。联合国1441号决议以后武器检查团重返伊拉克没有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迪尔费尔报告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
我从来不认为打阿富汗有什么问题,我也赞同你的观点。但你对于伊拉克战争这样一场彻头彻尾的荒唐,可笑,可悲,并造成极大的人道主义灾难绵延到今天还在祸害中东多国的战争,居然也是用浓烈的意识形态,高举那所谓伟光正其实臭不可闻的“民主推翻独裁”的烂剧本在这里胡说八道,你到底有多幼稚?你这类言论和六七十年代共产党输出革命的言论有什么两样?对于你这类言论,简直无耻,无知,无法直视!
EricChan3 小时前
這一篇文章視角的狹隘且以中國為中心
神奇了,任何一篇文章,无论是这一篇还是其他的文章,都有一个视角和中心,都有价值观和喜好偏爱,端上面那么多以台湾或者香港为视角中心的文章发得,一篇以大陆为中心的文章就不行?您还真是双标呢。莫非您就简单的认为港台的就是世界的,又是所谓“普世”的,搞笑么?
對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理解如此淺薄還抱著所謂「歷史終結」論,是對現實有多簡化的電子遊戲式幻想…
這篇文章的論題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探討的論題,技術與意識形態還有政治體制本來就是相符相承的。蒸汽機的發明帶來工業化,隨之而來的生產力大增令各國為了獲得原料以及市場大搞殖民主義。生物科學的發展對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的興起與消解有巨大的影響。放到這篇文章的標題,未來AI的發展會否領導計劃經濟能夠獲得比市場經濟更高的效率。社交媒體的發展如何讓民主社會的開放自由成為社會衝突的源頭,消解民主社會所期望的理性討論情景。這些都是值得討論的觀點。但是作者就只是單純地覺得只要技術能發展,政治社會問題就能被解決,可能是通過經濟生產模式的革命,可能是通過政治勢力的變化,又或是經濟能力的發展。然而文章內穿插的西方國家的失敗例子就恰恰證明了作者的願景不過是一陣妄想。中國走過的路乃至中國未來想走的路很多國家都走過,然而最終都在面對各自的瓶頸。中國未來也許能走出自己的光明大道,但絕對不是作者所設想的那一個方向。對於政治的狂熱是瘋狂的,對於政治的逃避是可恥的。不要把對政治議題背後背後醜惡人性的逃避視作一種高尚品德,這種犬儒心態真的挺惡心的。
此文章的确和端以往的价值观相差甚远。文章本身似乎是在宣扬发展主义,以为这是一种超脱于左右之争,与意识形态不相干的价值观。殊不知,发展主义、科学主义恰恰就是现代中国乃至全世界陷入最深的一种意识形态,它甚至没有超出传统的左右之分,在政治光谱上属于“右上角”(左右经济,上下政治)。这种意识形态和新自由主义有重合之处,经济上保持一定自由,但在政治、社会、文化、外交上趋于保守。“工业党”不是一群摆脱左右之争的新人类,而是在舆论禁言、教育封闭、思想审查多年之后,被体制塑造出来的顺民:他们是拥护体制的国家主义者,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是厌女的父权制维护者,而最重要的,他们是坚信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信徒,而且是最原始最恶劣的那一种。工业党并不新,反而非常之旧,旧到我们可以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和日本找到他们的同类。如果说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在2020年已经过时了,那么behold,法西斯主义在2021年终于重新登堂入室。而作者竟然拐弯抹角油嘴滑舌地利用端这么一个长久以来持进步立场的媒体宣告了此事,真令人大跌眼镜。
列举了很多历史事件,但很少说自己的见解。有种公司的年度总结之感。最后抛出一个模棱两可的topic看似引人深思,却依旧没有表态。何谓“后意识形态社会”?它的特征仅是科技的高度发展吗?恐怕作者还需要斟酌一二。
關於韓戰和越戰均是共產主義一方受到蘇聯,中共的支援下開始對資本主義一方戰爭。戰爭自一開始就有冷戰對抗的意味。怎麼共產北越北韓南下統一就是民族統一的鬥爭,美國與盟友介入就變成將冷戰轉嫁到第三世界?這樣雙標不好吧?
與此同時這篇文章對於政治概念的運用僅是將他們當作是華麗的政治辭藻,跟法輪功系媒體無異,起源於改革開放後中共為了同時繼承毛時代的政治遺產以及獲得改革開放政治正當性而導致的意識形態混亂。文章對於什麼是“左”,什麼是“右”缺乏清晰的表述,全文上下更是缺乏統一的理解。所謂西式民主這種籠統而缺乏科學分類的用字帶入嚴肅的政治學討論更是令整篇文章邏輯混亂到不行。例如:左派就是政治化,右派就是去政治化,所以公知與老右派不太沾邊等論述真的是笑掉人大牙。如果說這些是西方政治學概念誤用也就算了,作者連中國的政治文化都有錯誤理解。作者說:“傳統中國人是經驗性的,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強調具體情境與變通踐行,而懷疑演繹推理出的價值。”這一點如果是對中國文化有多少理解的人都不會說出這種笑話。自元代以後,官僚選拔的機制科舉考的是“四書五經”,文體是八股文。儒家更是把聖人之言奉之為圭臬,更不要說後世程朱理學的發展。作者竟稱儒家重經驗而輕理念,作者高中畢業了沒有?因為中學歷史課還有高中政治課必然會提到我剛剛所說的內容。
這一篇文章視角的狹隘且以中國為中心,具體細節充斥全文。首先文章引用的部分事實例子其實都是在大陸互聯網上反美思潮下對於歷史事件的誤讀。就以作者引用美國轟炸前南斯拉夫的論點為例,南斯拉夫內戰早在蘇聯解體前就已經開始,其本質還是一戰式的民族主義戰爭,是由於政治強人鐵托死後留下的政治遺產政治制度無法維繫境內複雜的民族關係而引發的戰爭。南斯拉夫共和國雖然自詡為共產主義國家,但與蘇聯關係一般,反而與西方有大量政治經濟乃至軍事上的合作。把1995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軍介入南斯拉夫戰爭理解為美國將共產主義斬草除根的說法恐怕只是不學無術的鍵政人士才能說出口:早在1990年,南斯拉夫就已經改弦易轍,實行西方民主化制度了。把阿富汗戰爭以及伊拉克戰爭籠統地理解為中東戰爭也是極度不合理的歸類。阿富汗戰爭中美國的敵人是宗教極端分子塔利班政權,在伊拉克戰爭中是世俗化獨裁的薩達姆政府。從政治意識形態分析根本就不是一回事。這兩個關於美國近代兩次大型戰爭的描述可見這篇文章內容的不嚴謹。
其實這篇文章質量真是一般,還是那句話,這篇文章就像是大學一年級新生的論文,太過於賣弄各種高深華麗的辭藻,然而內容出現太多事實性的錯漏以及邏輯上的矛盾,視角其實也是太過狹隘且是以中國為中心,有一種世界上只有兩個國家:“中國和外國的意思”。
@ATTTTTTTT 政治運動的持續時間長短同意識形態爭論又有什麼關係呢?
恒久一心1 小时前
「21世紀的運動始於驟然爆發,止於轉瞬即逝,終於不留痕跡。」不太同意這句話,比如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和泰國的民主抗議運動就持續了較長時間,相信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
这又要回到文章里所说的意识形态争论了
「21世紀的運動始於驟然爆發,止於轉瞬即逝,終於不留痕跡。」不太同意這句話,比如香港的反修例運動和泰國的民主抗議運動就持續了較長時間,相信會在歷史上留下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