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2019年5月到6月，16位西馬巴迪族（Batek）原住民的性命，被一場「不明疾病」帶走。數月後，馬來西亞衛生部長宣布集體死亡的原因：「麻疹」。政府蓋棺定論，一時掀起的輿論也銷聲匿跡。可村民多有未信服的，進入村落調查水源的醫生警示，單一原因可能無法解釋這一集體死亡事件。
其若非這次集體事件，人們大約已經忘了森林裏的巴迪族人⋯⋯巴迪族是最早生活在西馬的原住民之一，在森林裏半遊牧存活已有6萬年。可近些年，他們過得很辛苦。森林變成油棕、橡膠園；礦場進駐、河流變髒；百歲巫師死去，後繼無人。這次集體事件死去的村民，甚至無法採用傳統的「樹葬」，被政府安葬在了伊斯蘭墳地——儘管村裏還傳唱着「進森林」（Cep Bah Hep）的曲子，但他們的身份證，卻不知何時被加入了「伊斯蘭」的字眼。
「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調查」上下兩篇重磅報導，走進這個住着200餘人的原住民村落，他們的生計和傳統，他們的身分和歷史⋯⋯集體死亡事件的背後，隱藏着更多西馬原住民群體的掙扎和不為人知的失卻。本文系上篇；下篇聚焦西馬各原住民社群「被轉教」為穆斯林的複雜現實：《集體「改信」穆斯林，失落的西馬原住民》。
2019年5月2日，馬來西亞吉蘭丹州（Kelantan）話望生縣（Gua Musang）瓜拉格（Kampung Kuala Koh）村，一名巴迪族（Batek）婦女，患上不明疾病離世。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相繼有青年、嬰兒、甚至一家幾口過世。「他們的肚子脹起來，胸口很悶，喉嚨腫起來，開始嘔吐，然後就死了。長子和老幺就這麼走了。」一位居住在瓜拉格村的巴迪族婦女緩緩說道，這是她兩名孩子死前出現的症狀。
在短短一個月內，這場「不明疾病」一共帶走了16名巴迪族的性命，年齡介於1歲至63歲，當中，8人在18歲至35歲之間。經過調查，馬來西亞時任衞生部長祖基菲里在2019年9月公布，造成這次集體死亡的原因：麻疹。
可這個解釋，並沒有讓村裏人心安。「過去，村子裏也有人得過麻疹，可以進食，但會辛苦到無法睡着。這次不同，患病的人會在睡夢中離世，會辛苦得無法吞嚥任何食物。」瓜拉格村村長柏粿 （Tok Batin Pokok）回憶當時的狀況。一年過去了，調查結果已經塵埃落定，村裏人即便心中還有疑問，也無能為力。
瓜拉格村鄰接馬來西亞瓜拉格國家森林公園，這裏從很早前便是巴迪族的生活基地，如今約有52個家庭，住着約200名巴迪族人。村子位於山上，路途中會經過密密麻麻的油棕園林，窄小、崎嶇的山間道路上都是大卡車的輪胎痕跡，被壓成了深度不一的坑洞。
巴迪族是最早生活在馬來西亞西馬的原住民之一，他們皮膚黝黑，有着一頭烏黑的捲髮。馬來西亞的原住民分為東馬原住民（Orang Asal）和西馬原住民（Orang Asli），後者又被劃分為三大類，分別是塞芒人（Semang）、塞諾人（Senoi）以及原始馬來人（Proto-Malay）；這三大類又可進一步劃分成18族，其中，巴迪族被歸類為塞芒人。截至2010的最新數據，西馬原住民僅佔馬來西亞人口的0.6%，約178,197名，而巴迪族佔了其中的1447名。
這1447名巴迪族居住在西馬的吉蘭丹、彭亨和登嘉樓這三個州屬的熱帶雨林裏。他們實踐混合經濟的生活型態，以採集和捕獵維生，也交易；部分巴迪族也以農耕或在國家森林公園從事旅遊業謀生。巴迪族屬於半遊牧民族，依然擁有自己生活的基地，當需要到其他地方覓食，或是碰到親人過世時，他們就會另遷基地。
據長期研究巴迪族的人類學家安迪克特夫婦（Endicott）《村長是個女人——巴迪族的性別平權》一書，有親人過世時、或是原本居住的村落太凌亂時，巴迪族就會搬走；當一個村落裏陸續有巴迪族搬走的時候，其他人也會跟着離開，因為他們相信「空」的村落會吸引野獸。
對他們來說，「搬遷」比起「安定下來」來得更容易。
然而，這次16位巴迪族死後，瓜拉格村裏的其他巴迪族並沒有另遷基地，而是繼續待在這個村子裏。
「現在的生活沒有比較好」
走進瓜拉格村，可以看見一排排的淺黃色石磚屋。這些房子是專門負責原住民相關事務的「原住民發展局（JAKOA）」在2010年蓋的。建設石磚屋是該部門制定的社會發展計畫之一，旨在為貧窮的西馬原住民提供房屋，讓他們過上「現代化」的生活。
不過，從瓜拉格村的情況看來，大部分的石磚屋都空無一人。每棟石磚屋旁，還會出現巴迪族自己另外蓋的竹屋，村長伯粿一家便是如此。
伯粿和妻子麗娜（Lina）育有7個孩子，老大21歲，老幺3歲。伯粿主外，常帶長子一起進森林找食材，帶着魚和蝦回來；麗娜主內，三兩下便把火生好，把帶回來的食材準備給孩子吃。伯粿和麗娜都性格靦腆，在對外人說話時，聲音輕輕細細的，麗娜說起話來，會不自覺眉頭深鎖，彷彿心中的憂鬱都已經集中到眉頭上。
她坐在伯粿蓋的竹房裏，抱怨眼前的石磚屋很熱，也不適合居住。
不到50平方米的石磚屋子格局方正，有三間房間、一間浴室、一間廁所、客廳、還有供下廚的流理台。不過，不論該房子是否有人居住，衞浴和廁所都成了堆積灰塵的地方（他們通常都到河邊如廁/洗澡）；房間裏堆滿了雜物，每一面斑駁泛黃的牆上都布滿了小孩子們的塗鴉。大多時間，屋子裏都不會有人。
這和竹屋呈現的景象完全不同，竹屋都被細心裝飾，打理得井井有條，大多時間人們都會在竹屋裏面休息聊天。儘管天氣炎熱，坐在竹屋裏並不容易感到極熱難耐。偶爾，小孩們呈大字型躺着，讓媽媽把他們頭上的蝨子一隻隻抓出來；但還在石磚屋裏的巴迪族們就不同了，有時熱得受不了，他們就會抱着小孩來到外面的涼亭乘涼。
其中一名住在石磚屋裏的巴迪族婦女尼帕（Nipah）抱怨道，「石磚屋很熱，風吹不進來。晚上睡在這裏，孩子生病會哭醒。」她懷裏抱着因為發燒而嚎啕大哭的女嬰。
「開風扇沒用嗎？」
「沒有電。」
「停電嗎？」
「一直以來都沒有電。」
原住民發展局在2010年蓋了這排房屋，在房子裏都裝上了電風扇、電燈和開關——只是，政府並沒有提供任何電力設施供使用；而且，在蓋了浴室、廁所後，卻沒提供穩定的供水設施。10年來，瓜拉格村子裏的巴迪族都是在沒有電，且時而有水、時而斷水的情況下生活的。
如果手機沒電，他們得徒步約一至兩個小時，到靠近城市地區有電的地方充電；如果夜深了，就在伸手不見五指的夜裏點起油燈，在微弱的燭光下用餐；如果要喝水，就喝水管裏的水，或者到河邊取水加熱後飲用。
「政府說要我們住進屋子裏，說這樣比較方便，也叫我們不要想念以前的生活，但現在的生活沒有比較好。」麗娜不喜歡、也不適應這樣的生活。有些住在其他地區的巴迪族已住進石磚屋裏，慢慢將找生計的方式從森林轉移到城市，走入現代生活。但是，麗娜認為巴迪族是森林的孩子，就應該在森林裏生活。
在巴迪族語裏，「hep」是森林的意思，所以他們也會稱自己為「Batek Hep」 ，將自己與森林連結在一起，一切取之森林，用之森林。巴迪族也很常會將「Cep bah hep」掛在嘴邊，意為「進森林」。對他們而言，不管是生活、身分認同還是祖靈信仰，都離不開森林。
回憶起小時候，麗娜說會跟着父母學習在森林裏必備的生活技能。他們知道如何從泥濘上的腳印判斷哪種動物曾經途徑此地、熟知森林裏的各類植物和草藥、懂得如何用竹木快速蓋出房子和造竹筏，尤其尋找食物。找食物往往消耗大量體力，有時他們得在森林裏走上好幾個小時，甚至好幾天。如果木薯、魚類依然無法補充他們的體力與能量，他們就會狩獵動物。
「若獵物很大，需要幾個男生合作。男生的力氣夠大，先用刀朝準獵物的腦袋砍下，去除不能吃的部分，接着在河邊洗淨再用火烤乾。」說到森林的生活，麗娜原本皺着的眉頭終於有舒緩開來的時候。
走在森林裏，他們的步伐快速輕盈，儘管穿着夾腳拖，也能在急流中的滑石上走得四平八穩。看到已經被好幾隻水蛭纏繞的腳趾頭，就不急不慌地用隨手撿來的小樹枝撥開。為了避免自己迷路或是讓同伴跟上腳步，他們會在沿途中，隨手摺斷一根根小樹枝，或是在腳邊丟下一個枝葉等，作為彼此間熟知的記號。
「如果還是在森林裏迷路怎麼辦？」
「迷路也不害怕，先睡一覺！隔天起床，先冷靜下來，仔細回想走過的路程就可以了。」
「如果碰到老虎和大象怎麼辦？」
「還能怎樣？跑啊！有多快跑多快！」麗娜噗嗤笑出聲來，回應這一個「到底有什麼好問」的問題。麗娜回憶起森林裏輕鬆愜意的生活，說只是坐在森林裏也可以感受到風，很熱的時候還有河水可以降温，想要外出就隨時外出，還可以帶着孩子釣魚、玩水。「還是從前在森林好，現在一點都不好。」她輕輕歎了一口氣。
麗娜言談間說了很多次「從前」，不斷透過喜歡的「從前」對比失望的「現在」——從前，瓜拉格村附近都是滿滿的樹林，現在，卻是一片又一片的油棕園。
「森林消失了」
巴迪族也知道，他們眼前的這一片片「油棕園」是馬來西亞的主要外匯收入來源之一。馬來西亞還是世界上最大的油棕出產和生產國家之一。從2011年到2018年，油棕產業每年為馬來西亞的國內生產總值貢獻了2.8%-4.8%。問題是，生產的代價是什麼？而又是誰來承擔呢？
2000年到2012年間，谷歌地球繪圖的統計指出，馬來西亞是世界上三大森林砍伐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 這一趨勢在近年來並沒有減緩。根據全球森林觀察網站（Global Forest Watch）統計，從 2001年到2019年，馬來西亞的森林覆蓋率（tree cover）共減少28%，相當於812萬公頃，已超過兩個台灣之大。流失的森林中，高達94%的原因被歸咎於森林砍伐（deforestation)，做為種植商業作物（如油棕和橡膠）、發展用途（如城市化）和變更耕作方式等，其中又以前者的擴張商業性作物為主。環境科學與保育新聞網站《Mongabay》在2013年引用棕櫚油可持續發展圓桌會議（RSPO）的一項研究：1990年到2010年間，馬來西亞約150萬公頃的森林都變成了油棕園。
最初，油棕被英殖民政府從西非引進馬來西亞做為觀賞性植物。1960年代，馬來西亞政府為避免過度依賴橡膠產業，開始鼓勵橡膠園主種植油棕樹，並在1956年成立聯邦土地發展局（FELDA）推動土地開發計畫。這項計畫旨在重新安置貧窮人口，為他們開闢新的定居點，同時鼓勵他們透過種植橡膠和油棕來消除貧窮。油棕園迅速擴張，大量的森林被以皆伐（clearcut）的形式進行，一致地伐光一個區域內的大部分或全部林木，以改種植油棕樹。
以巴迪族居住的瓜拉格村為例，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SUHAKAM）的一份報告指出，聯邦土地發展局為了發展油棕園，砍光了巴迪族習俗地上的樹木，摧毀了他們的墳墓和宗教聖地，大大影響了巴迪族的生活和生計。原本會在森林裏狩獵動物的他們，如今只能捕食有限的野生動物，例如油棕園裏的野雞。
不只油棕園，伐木活動也在1970年代入侵巴迪族的家園。大面積的森林砍伐剝奪了他們的習俗地，破壞了對他們具有食用和經濟價值的樹木，更造成河流污染。但是，對吉蘭丹州政府而言，這是一筆非常可觀的收入來源。2016年，林業收入就佔了吉蘭丹州政府預算總收入的29.12%，總額約馬幣1.8 億（約新台幣12億、港幣3.3億）。
幾十年下來，在油棕園和伐木業為馬來西亞和吉蘭丹州政府帶來巨額利潤之時，原本依靠着森林過活的原住民就被遠遠地拋下了。如麗娜所言，巴迪族的生活沒有隨着經濟發展而受益，反而更糟。2014年，吉蘭丹發生30年以來最嚴重的大水災，超過12萬民災民無家可歸，在山上的瓜拉格村也無法倖免，巴迪族紛紛往更高的山上逃。
2016年，錳礦場進駐，就在距離瓜拉格村不到3公里的地方採礦。2019年，又發生了這起集體死亡事件。在集體死亡事件後，該礦場被揭發疑似非法採礦，未向礦物局取得准證，且其運營執照也早在2017年到期。吉蘭丹礦物與物理科學局（JMG）隨即在2019年6月11日封鎖該錳礦場。
「其實有點傷心，我有點想念從前在這裏的日子。」一名巴迪族青年阿茲（Aziz）緩緩地吐出這句話。他的「從前」和麗娜的「從前」很大部分可能是重疊的，但他還多說了一句，他想念從前在河邊戲水、洗澡、玩耍的日子。
「河水有味道。」伯粿說。
「死去的這16人，有可能是因為喝了有毒的水，還是吃了什麼有毒的食物嗎？」
「我們知道有毒，但不確定是什麼疾病。就像老一輩巴迪族所說，麻疹是不會死那麼多人的。我知道的是，過去麻疹一年只會死一個人，但現在卻是一個月的時間（就死了那麼多人）。」伯粿說道。
「政府說是麻疹，（這個答案）我們不滿意。」
「河流有污染」
根據伯粿的說法，當時有些人在感受到不舒服時，便搬到更深處的森林裏，他也不太清楚具體原因為何，但這些人在被發現時已經在森林裏過世了。當他覺得情勢不對時，便帶着有相關症狀的人到鎮上的醫院去，但有些在被送去的路途中也離開了。這些人並非在一夜之間全部過世，據伯粿，在2019年5月到6月之間，陸續有一位、兩位、三位慢慢過世。
巴迪族死亡事件發生快一個月後，直到2019年6月2日，一個關注原住民議題的非政府組織在臉書發文揭露此事後，事件才開始發酵，進而引起各界關注。但是，從集體死亡事件爆發的6月至調查結果公布的9月，官方的說法有時前後不一，有時含糊不清，至今依然留下待解的疑問。
巴迪族集體死亡事件爆發的幾天後，時任衞生部長祖基菲里（Dzulkefly Ahmad）公布第一次遺體鑑定結果，表示其中兩名巴迪族死於肺炎。約一個星期後，他改口指巴迪族是死於麻疹，而非肺炎。祖基菲里說，巴迪族的黝黑膚色讓他們在第一次驗屍時沒能發現死者皮膚上的疹子，也認為肺炎和麻疹並無矛盾，因為肺炎是麻疹的併發症。
當時，外界懷疑死去的巴迪族很有可能是喝了污染的河水，推測這可能與瓜拉格村附近的錳礦場有關。面對質疑聲浪，吉蘭丹副州務大臣拿督莫哈末阿馬（Mohd Amar Nik Abdullah）強力否認，表示巴迪族的死因與水源污染和伐木活動無關。時任副首相旺阿茲莎（Wan Azizah）也跟着澄清，說據消拯局危險化學品處理、環境局和衞生局的抽取水源樣本化驗結果顯示，附近的錳礦場並沒有排放廢料，且水源樣本地點的水質符合國家飲用生水的質量標準，因此巴迪族的死與錳礦場沒有關係。
但是，馬來西亞私人執業醫生聯合會主席周錦榮醫生提出質疑，認為僅僅將死因歸咎於麻疹爆發是為了轉移焦點。就在集體死亡事件發生前的一個星期，周錦榮與衞生部合作「大眾醫生」計畫，在4月28日深入到瓜拉格村免費看診，當時並未發現任何村民出現麻疹的前兆。
他在一份報告裏提出：「我們看到很多兒童患有上呼吸道感染、腹瀉、寄生蟲感染、疥瘡（接觸性傳染性皮膚病）、疊瓦癬（真菌感染性疾病）、以及營養不良。」周錦榮不否認麻疹併發症確實會造成顯著的死亡率，尤其當患者的免疫系統因為營養不良或其他原因而變得脆弱，兒童尤其如此，但是，16名死者中大多是年輕力壯的成年人。
「我們被告知最初兩位死者的死因是大葉性肺炎，而麻疹影響肺部的常見表現是間歇性肺炎。」因此，周錦榮醫生認為，僅僅是尋找單一的死亡原因去解釋這起集體死亡事件是錯誤的方法。
他在2019年6月初到瓜拉格村收集了巴迪族主要使用的河流水源樣本——婆丹河（Sungai Pertang)，分別進行獨立調查，報告經化驗後得出的結論都是：「該河流完全不符合飲用水的標準」。
其中一份由隸屬於馬來亞大學工程學院的環境工程實驗室檢驗的報告發現，河流中有大量的大腸桿菌，以及遠遠超過河流和飲用水標準的氨（Ammonia）成分，推斷這有可能是人類或動物排泄物，以及滲入水中的肥料所致。其中一項報告更發現河水中超標的重金屬錳元素：每公升水中含有高達 2.53 毫克的錳，超過世界衞生組織訂下每公升 0.1 毫克的標準，遠遠超標 25 倍。
「長期攝入大量的錳將導致身體健康不良，損害大腦、肝臟、心臟和其他器官。這也被證明與嬰兒高死亡率有關，這在（高嬰兒死亡率的）巴迪族社群裏是已知的事實。」周錦榮的報告指出。
儘管如此，經過三個月的調查後，時任衞生部長祖基菲里在2019年9月26日公布最終結果：16名死者之中，4人証實死於麻疹，8人的死亡與麻疹傳染病相關，而另外4人因為屍體腐爛情況過於嚴重，無法斷定死亡原因。當時，祖基菲里在記者會上再一次強調，根據檢驗分析和法醫報告的結果，死亡原因與重金屬無關，並表示瓜拉格村附近的水源都符合飲用水標準。
不過，在集體死亡事件發生後，據瓜拉格村村民所言，村裏很快就安裝了大型淨水過濾器和水塔等設備。據負責在瓜拉格村安裝淨水過濾器和水塔的水電工凱魯（Khairul）說，這項計畫隸屬於礦物與物理科學局（JMG），之後將會轉交給原住民發展局負責。麗娜感慨：「如果沒有人死掉，我們可能到現在什麼都沒有。」但剛安裝好的濾水器和水塔狀況也不太穩定，2020年2月的某一天，前一天孩子們還能開着水龍頭噴水玩樂，一天後，水龍頭就扭不出一滴水了。
凱魯認為斷水的部分原因在於巴迪族們沒有「節水」觀念，「他們還過着從前的生活，他們過去的生活裏沒有帳單，不用每個月繳費，不像我們會節水，不然帳單費用就會很飆升。」基本上，水塔的水量足夠一村的人使用一天。如果說並不生活在瓜拉格村的凱魯，只要一天沒有進村啟動馬達抽水，那麼巴迪族們很可能就會面臨缺水的情況。
從前在森林裏是取之不盡的乾淨水源，如今卻要面對時而斷水的狀況，這讓巴迪族們深感不便。麗娜約20歲的女兒克萊亞斯（Krayas）就忍不住說：「最辛苦就是水的問題。要去這邊（附近的河流取水）也污染，要去遠一點的地方也有污染，要怎麼辦？」
長期關注原住民權益的原住民關懷中心（COAC）協調員柯林（Colin Nicholas）曾在2009年至2012年間訪問瓜拉格村，他還記得，那個時候的巴迪族人們是「快樂的」，因為「他們仍能掌握自己的生活方式」。他認為，集體死亡背後真正的原因並非醫療或衛生問題，而在於原住民的傳統習俗地不被承認、並以進步和發展之名被剝奪之後，所直接產生的結果。
「土地很值錢」
在馬來西亞，西馬原住民被稱為「Orang Asli」，與馬來人和東馬的原住民合稱為馬來西亞的「土地之子」或是「土著」（Bumiputera）。但是，在過去，西馬原住民很長一段時間被貶稱為「Sakai」，意為奴隸，在各方各面的影響力微乎其微。
直到1948年至1960年間，馬來亞政府和馬來亞共產黨（馬共）展開武裝鬥爭，馬來亞進入緊急狀態，原住民也捲入其中。最初，馬共獲得鄉村地區的許多幫助和物資，但後來因為「畢利斯計畫」（Briggs’ Plan）的執行——透過將散居在森林與礦區區域的居民集中起來，並重新安置到備受監視的新村裏——馬共的一切援助也跟着被阻斷。馬共因此被逼往森林深處行動，尋求原住民的幫助。英殖民政府開始意識到，若要贏得這場戰爭，原住民的角色至關重要。
柯林解釋：「為了阻止馬共從原住民身上得到任何幫助，英殖民政府一開始將原住民趕到倉促建成的安置營裏。」在這些擁擠又炎熱的安置營裏，約有7千名原住民緊急狀態期間因精神抑鬱或各種疾病而死。後來，英殖民政府改變策略，認為要「贏」得原住民的心才是上上之策，因此成立全權負責原住民相關事務的「原住民事務局」（2012年後更名為「原住民發展局」），也訂立了 《1954 年原住民法令》（The Aboriginal Peoples Ordinance of 1954），正式承認了政府對於原住民的責任。
誕生於緊急狀態下的「原住民發展局」和《原住民法令》，在當時是為了確保原住民不會有支持馬共的傾向，以及阻絕馬共影響他們的任何可能性。延續至今，除了依然保留當時「控制」的色彩存在，同時也對原住民採取家長式領導，造成原住民對自己的相關事務鮮少有發言和自決的機會：譬如，《原住民法令》承認了原住民的某些權利，但也賦予有關單位權力，可以禁止任何人進入原住民區域，甚至有權決定原住民首領人選。
隨著緊急狀態在1960年代解除，政府轉而對原住民施行「融合主流社會」的政策，要讓原住民過上「現代化」的生活，背後的暗示：「落後」與「不文明」的原住民，必須透過「現代化」融入主流社會，才能與其他族群並駕齊驅。該政策下，政府除了提供他們住房、醫院和學校等設施，也透過經濟、教育、宗教等方面，對原住民各方各面造成了影響。其中，影響最深的莫過於原住民的土地權益。
之後的幾十年間，伴隨著馬來西亞的經濟起飛和各種建設發展，眼前的巨大利益，吞沒了原住民的聲音。於1998年啟用的吉隆坡國際機場（KLIA）曾經便是西馬原住民之一——特姆安族（Temuan）的家園，當時，政府在未做出任何賠償的情況下徵用了他們約16公頃的土地，以興建機場的高速大道。特姆安族在1996年將此案入稟法庭，經過15年的努力後，最終獲得馬幣650萬（台幣4598萬，港幣約1216萬）的賠償金。
只是，當初被迫遷移的部分特姆安族搬到了瓜拉冷嶽（Kuala Langat），但如今又因為東鐵計畫——中國「一帶一路」在馬來西亞的鐵路計畫——他們可能再次面臨被政府強行徵收土地的命運。特姆安族青年藝術家沙克耀（Shaq Koyok）感慨：「你能想像這場夢魘嗎？特姆安族當初從他們在興建吉隆坡國際機場的土地搬到瓜拉冷嶽，他們很害怕又因為發展計畫需要再次搬遷。」
沙克耀身兼藝術家與原住民的身分，時常以自身創作喚起人們關注原住民權益。他認為，現代化和發展不必然就一定和原住民文化、身分認同有衝突，關鍵在於進行的方式，「現代化能以適當的管理和方式進行，不一定非得要透過侵佔原住民的土地，逼迫原住民放棄他們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你可以在堅持發展的同時詢問原住民想要的是什麼。」
「發展沒有問題，但同時我們希望實踐自己的文化，因為那是我們的身份。」
對原住民而言，爭取和捍衞土地權利不僅是爭取原有的生活空間和範圍，更重要的是保留紮根在土地上的文化和身分認同。以瓜拉冷嶽土地的例子而言，沙克耀指出，原住民發展局並沒有在土地權益上強力支持原住民，他質疑「如果不想在這個重要題上提供幫助，你為什麼要設置這個部門？」
不止原住民發展局，《原住民法令》在保護原住民土地權益上也不夠有力。該法令下，州政府擁有對土地的最終決定權，原住民則是「被允許」居住在他們的傳統習俗地和保留地，只要州政府要想收回土地，就沒有義務支付任何賠償金或分配替代用地給原住民。
關注原住民議題的人權律師西蒂卡欣（Siti Kasim）指出，馬來西亞的森林和土地權歸屬於州政府管轄，不在聯邦政府的控制之下。通常，原住民失去的土地會被州政府用來販售，或以任何州政府想要的方式拿走。關鍵也在於，州政府一定會牢牢把握住土地和森林資源的掌控權，「因為這很值錢。」
過去幾十年間，也有原住民就爭取土地權益提告州政府，並且勝訴的成功案例，但這往往也受到州政府的挑戰或上訴。這需要原住民齊心合力，做好漫長抗爭的準備，尤其，並非所有原住民都會清楚知道自己長期居住、繼承下來的土地，必須經過一連串繁瑣的程序，才能被批准為保留地。關鍵在於，只要原住民所在的土地沒有被畫進憲報——即被批准為原住民保留地，那麼有關當局就會認定他們對該片土地的權利不存在。
僅僅是費用和程序，就已經讓土地申報在實際執行上充滿了漏洞。光是為一個村子繪測土地就需要約馬幣100萬（約港幣 187 萬，新台幣700萬）。此外，相關文件往往需要輾轉於聯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間，過去就曾發生過被擱置了超過10年，甚至也有不了了之的原住民保留地申請案。
馬來西亞人權委員會（SUHAKAM）在2013的統計，1990年，約有20,666.96公頃的土地獲批為原住民保留地並完成申報， 36,076.33公頃的土地雖獲批但未完成申報；而到了2010 年，僅有3.87公頃的獲批土地完成申報。而當初獲批但未完成申報的36,076.33公頃土地，在20年後，卻只剩下了26,288.47公頃的土地：當中消失的9787.86公頃土地去了哪？這些當初獲批的土地有些已經歸還給州政府，或是被轉讓給其他實體，在某些地區，有些土地則已經變成了馬來人保留地（Malay Reserves）。
原住民的土地申報過程仰賴於原住民發展局處理，朱力（Juli Edo）是原住民發展局成立以來第二位原住民總監，2019年甫上任。新官上任不久的他解釋，該局不是政府優先考量的機構，相較起其他財政撥款，該局被分配到有關於原住民土地調查的年度預算相對較低，有時連土地申報的預算也不足夠。
這也取決於當屆政府如何定位原住民發展局。原住民發展局幾十年來，一直在被拋到不同的部門底下，一下隸屬於內政部，一下被調換到由首相領導的首相署，如今則由鄉村與區域發展部管轄。每一次的調換，不論在人力和資源上都得再度調整，適應不同部門的作風。不論怎麼調換，原住民發展局常常在原住民保留地的議題上難以使力，一方面是因為土地權本來就由州政府管轄，而原住民發展局隸屬聯邦，另一方面是因為缺乏人力與資源。
難以撼動的結構、難以解決的官僚問題，有時也會因為由下而上促成的行動而有改變的機會。相較起過去，隨着原住民的意識漸漸抬頭，他們在身分認同和土地權益上擁有更積極的行動。如今為了捍衞土地，原住民會組織人力，設置路障反抗；他們也會走上街頭抗議，提交備忘錄給政府，更積極串連社群資源表達訴求。
這只是開始，柯林說，賦權原住民是重要的，包括要讓原住民在土地、宗教、教育等議題上擁有自治的權利，並且有能力建立資源和外界串連。如何團結原住民至關重要。「目前有很多原住民領袖，但都屬於不同的分支，有些是穆斯林原住民，有些是社運原住民，有些是專門代表自己分支的原住民。」柯林認為，這通常會讓焦點只放在一些較為強勢的原住民分支上，而忽略了其他分支。如果擁有一名可以代表西馬原住民的領袖，在他看來，原住民在相關議題上可以走得更長更遠。
「我要回到森林」
集體死亡事件之後，有些巴迪族選擇搬離瓜拉格村。麗娜說，這些人搬到了更靠近森林，距離瓜拉格村徒步約兩個小時的地方。提起過世的那16位巴迪族人，麗娜的語氣裏透露出一種無能為力，不僅僅是對死因的懷疑，還有巴迪族「離開」這個世界的方式。
按照巴迪族的習俗，死去的人會採取樹葬的方式進行。他們將遺體置放在竹製的架子上，擺上一些死者生前喜歡的衣物和物件，接着再用繩索把遺體向上拉到挑選好的樹幹上擺放，回歸自然。樹葬後，他們短期之內都不會再回到那個地方了。然而當初為了檢驗死因，有關當局在找到遺體並解剖之後，最後卻以穆斯林土葬的方式，將這一些遺體入葬：因為巴迪族被官方認定為「穆斯林」。
「我們不是穆斯林」是伯粿和麗娜異口同聲的反駁。一件又一件事發生之後，和其他人一樣，麗娜也想要搬走。
「你覺得現代生活怎麼樣？」
「我感覺不好。」麗娜露出難為情的笑容，像是擔心自己的回答不符合期待。「政府說我們之前（在森林裏）的生活很困難，但是身為巴迪族的我們感到自在方便。叫我們住在像這樣的城市，很多事情都不好。看看吧，有人死了，有人生病，有人欺負我們，笑我們頭髮和身體不漂亮，很多問題。不是我們要求政府讓我們過上現代的生活，我們本來過着的就是原始的生活。」
「所以你希望回到森林生活？」
「這樣才是最好的。（如此一來）我們不需要政府的幫助、不需要辛苦找錢、不需要水塔，也不需要電。」
可否回到森林裏生活，麗娜說還需要等村長伯粿「真誠地」和原住民發展局討論，他們目前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的同時，困擾着他們的現狀依然沒有改變。
「有乾淨的水後，政府有說什麼時候會把電裝好嗎？」
「可能要等到（再）有人死了才會有吧！」聳了聳肩，麗娜的女兒克萊亞斯插話，接着把頭撇了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