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一年，左翼在反修例運動中的四種激辯

坊間至少有四套在運動期間流行的「左翼」論述，但它們都未曾成為主流。

第一套左翼論述扣連全球霸權論，認為反修例運動本質是世界霸權的角力，故此高舉普世價值的反修例運動，不應偏親任何一方霸權。反修例運動爆發成為世界焦點，美國、英國、日本和歐洲自由民主國家領袖先後發聲，甚至以聯合公報的方式表達關注、要求中國切實履行一國兩制等等；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更多次表示將香港問題和中美貿易戰掛勾，令部分抗爭者認為要迫使中共妥協，靠攏甚至讚揚特朗普是一條出路。運動中期，示威現場出現美國國旗，後來更有報章高調在頭版要求讀者向特朗普求救、反對今年中共強加香港的國家安全法，正是親美反中的例子。

對左翼來說，當然難以理解親美反中的策略：拉美、台灣、韓國的歷史經驗，正說明美國政府是只會支持獨裁軍政、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政權，何況特朗普在保障人權方面劣跡斑斑，在本國被視為反對民主、只重實利的「商家佬」，叫人如何相信他會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制中」？但反修例運動不避開單邊主義，在需要「美帝」的時候大談左翼的「反美」，不單是自討沒趣，更有機會觸碰違反「不割蓆」的運動信條。

第二種左翼論述，嘗試回到傳統左翼重視弱勢平權，尤其是促進階級、性別和種族平等的議程；但這套語言，最終竟成為「群眾鬥群眾」的論爭，原因在於這套論述，針對的不是國家機器如何向抗爭者施以性暴力、將抗爭者非人化如「曱甴」，而是針對運動內部忽略性別平等和種族平等的印象。描繪運動為非常父權和排外的經典案例，就是「光榮冰室」事件。

事件源於2020年初，香港爆發疫情，在反修例運動期間高調支持示威者的黃店「光榮冰室」，其飲食集團在臉書專頁帖文指「即日起，光榮飲食只招待香港人，落單時只限粵話及英語。一概普通話，暫不招待。後來更新為：歡迎台灣朋友 #你唔封關我封鋪」——以表對特區政府拒絕因應疫情、停止開放中國內地人士來港的海陸空關口的抗議。其帖文引起一名大學講師注意，她先和丈夫在國際醫學雜誌《刺針》撰文，暗示光榮冰室不招待台灣以外的普通話食客有歧視中國內地人之嫌；後來她又和幾位俗稱「港漂」的居港中國大陸人到冰室以普通話點餐，更嘗試與店主「尋找對話的可能」，惜無功而還。該講師後來撰文解釋其行動；反而惹來更多批評，認為她是向支持手足的黃店「放蛇」來分化運動、以自己的講師地位去壓迫冰室的基層員工、其做法沒有創造真誠對話的態度等等。

後來，光榮冰室收到平等機會委員會電話警告、平機會主席更撰文指，光榮冰室之舉有可能涉及殘疾歧視和種族歧視，令講師的行動被視為和官方打壓「黃店」如出一轍。此外，民主黨成員蔡耀昌，當時曾以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幹事的身份會見平機會主席朱敏健，促請平機會調查光榮冰室事件、要政府修訂現行法例，將歧視大陸來港新移民或大陸人，納入「種族歧視」範圍。蔡的言論旋即引起黨內至少63名區議員及社區主任不滿，並發起聯署指「蔡耀昌不代表我」，最終蔡在翌日向該黨中委會主動提出辭任黨內全部職務。左翼運動常見的「反歧視」論述，不單被官方法定機構挪用，甚至為傳統民主派成員不齒，令「左翼」和「左膠」繼續成為參與運動的「禁忌」。

第三種「左翼論述」，其實相當含蓄，含蓄到沒有人理會是「左翼」的論述。反修例運動掀起「黃色經濟圈」的抗爭模式，鼓勵市民到支持抗爭者、甚至聘用「手足」的商店及餐廳消費，並延伸到網購和運輸等服務行業，直接或間接撐起持續抗爭的資源，同時杯葛親中集團的商戶。這種「政治消費主義」（political consumerism），其實是典型的的良心消費模式，只是今次的良心，不是公平貿易和環保，而是支持抗爭的政治信念。

過去香港的左翼運動也強調支持小店抵抗大財團的消費模式，反對領展壟斷公屋商場就是顯例；而「黃色經濟圈」本身也充滿左翼色彩：對抗中國資本霸權，支持強調自主、類似社區經濟的經營模式。然而現實是，鮮有人順應左翼思維，在運動中強調反對市場至上和資本壟斷的視野。

究其原因，是今次的政治消費運動，本身就不以對抗資本霸權為綱：支持黃店的動機，多和撐手足、撐抗爭的身分認同有關，也源於對商店身體力行響應「罷市」的「報復性消費」。諷刺的是，在警察和示威者於中文大學對峙期間，香港首富李嘉誠旗下的連鎖超市如常入校補貨，也被視為是「撐手足」、維持物資供應的行為；可能對不少人來說，地產霸權面對政府的暴力，反而成為救星。

至於杯葛「藍店」，是抗議中資或親中商界反對、批評運動之舉；中資連鎖商店被「裝修」，也是因為抗爭者認為連鎖店和在示威現場襲擊市民的幫派關係密切，迫得該連鎖店要發聲明否認公司與管理層與幫派掛勾的指控，向親政府的暴力行動割蓆。

第四種左翼論述，可謂「神女有心，襄王無夢」，這體現在反修例運動催生的新工會運動中。香港左翼社運其中一套信念，可用十六字「真言」來表達：「組織工會，團結工友，爭取勞權，深化充權」。和親共工會強調福利聯誼和恩從網絡不同，屬於民主運動陣營的勞工運動，重視組織工會為工友充權的資源和機會；儘管現有法例限制了工會在勞資糾紛的角色，又缺乏集體談判法例，但在僱員享有罷工權利的條件下，工會透過發起罷工來向資方施壓以改善勞工待遇，的確有成功經驗。由七十年代教協發起罷工改善教師薪酬待遇，到2007年扎鐵工潮、2013年碼頭工潮等，總工會的跨界別動員確帶來了一些成果。

2019年，新工會浪潮興起，部份傳統工運、社運組織者彷彿如獲至寶，想像重視組織、強調經濟及社會平等的左翼運動也可以成為反修例運動的一股重要力量；長期關注香港工運的學者和組織者亦借題發揮，藉新工會運動扣連傳統工運提倡的勞動三權論述、爭取經濟民主、對抗財團壓迫等等。然而，今次反修例運動和新工會運動，卻是另一回事。

從抗爭者及運動的動態來看，工會之所以可以貢獻運動，在於它們可以名正言順組織罷工和參與「議會戰線」。不過，市民出於政治理由參與罷工的成功經驗，可能只有由國民黨及中共動員的省港大罷工，以及戰後的六七暴動。支聯會嘗試在八九六四中共屠城後發起全港三罷，惜最終因旺角出現騷動而擱置；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佔中示威者發射催淚彈，爆發雨傘運動，職工盟當晚即呼籲全港罷工罷市，但響應者寥寥，僅有一兩個工會認真發動罷工表態支持佔領運動。

新工會深入抗爭運動，卻無法融入左翼論述

成立工會志在建制奪權的策略，和傳統工會運動強調在體制外鬥爭，兩者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

去到反修例運動，工會和傳統社運陣營有無成功發起罷工呢？

2019年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後，政府無動於衷，堅持6月12日如期二讀逃犯條例的修訂草案，激發市民自發動員當日罷課、罷工和罷市到立法會外集會。當日防暴警察以催淚彈和橡膠子彈清場，激起民憤，民間人權陣線（民陣）亦公開呼籲全港在6月16日的遊行後的周一發動「三罷」，迫使政府撤回法案，當時政府仍未宣布暫緩修例。到政府公佈暫緩修例後，民陣雖如期發動大遊行，但表示由於立法會已取消會議，故決定暫擱「三罷」和在立法會外集會的行動，並對訊息引起混亂感到抱歉。

民陣的決定，引起部份工會和社運組織者的異議。職工盟表示當日如期在金鐘舉行集會；有民間團體工作者發表聯署聲明，表示「願意成為617三罷的發起人，除了以個人身份發起，亦會爭取所屬單位認可、支援617的三罷行動」，並呼籲其他組織者實名聯署，爭取市民「認可其公信力」。不過，6月17日當日，職工盟的集會只有百多人參加，曾表示願意發起三罷者，亦沒有具名的跟進行動。由此可見，傳統社運和工運組織並未成功發起和動員到反送中的罷工行動。後來8月5日至11月的「大三罷」，則完全是網民主導、去中心化和去架構化的集體行動和勇武抗爭。

以上的歷史軌跡，多少解釋到為何新工會成為反修例運動的生力軍，卻沒有使重視工運的左翼論述融入運動中。政治罷工不受勞法保障，參與反修例「大三罷」活動的在職人士，要請一日事假投入抗爭並非難事；但要集體發起罷工，除了要有和僱主及政府周旋到底的意志，也要有足夠的糧餉——罷工基金支持。平時工會發動罷工籌備要深思熟慮、「融資」有道，但在這場強調無大台、行動如水的反送中運動，傳統模式的罷工實在難以增加運動的籌碼。

2020年，中共在5月宣佈為香港訂立國安法，「二百萬三罷工會聯合陣線」及「中學生行動籌備平台」就是否發動「反對港區國安法」的罷工罷課在六月舉行會員公投，結果是30個工會總票數僅有8943票，遠低於發起罷工的門檻票數位（6萬票），罷工無疾而終。左翼論述和傳統社運及工運關係密切，但在發動政治罷工的層面，理論和現實的落差實在太明顯，左翼強調以工會來爭取勞權的論述，難以套用在政治罷工身上。

新工會的組織型態和行事風格有別傳統工會，帶有去中心化、身份政治主導、以奪取建制權力為目標（功能團體、選委會）的特徵。所謂去中心化，在於它願意同抗爭者並肩，但不等於要接受加入傳統工會聯盟，整合組織和資源；職工盟在新工會和大三罷的作用，只是輔助動員的角色而已。至於身分政治主導，既指新工會之所以受到重視和具吸引力，並非在於其爭取權益的能力，而是來自其政治取態和身分認同。

以反修例後成立的新公務員工會為例，新公務員工會的創始成員，在去年8月發起主題為「公僕仝人，與民同行」的公務員集會，強調公務員會繼續維持政治中立，為「真老闆」香港市民服務，客觀上呼應已成運動主軸的「香港人身分」和命運共同體，壯大反送中運動的道德權威，與當時的政府及否認勾結鄉黑的警方分庭抗禮；到新公務員工會成立後，其最重要的工作，相信是應付政府要解僱曾參與反送中運動和被捕的公務員的清算行動，以及新入職公務員要宣誓效忠《基本法》等政治議題。

而奪取建制權力，就和參加「議會戰線」有關。新工會在反送中運動最重要的戰略目的，不是為增加勞資糾紛的談判籌備，而是為了「儲夠票」參與2022年的選舉委員會選舉，以及2024年的立法會功能組別選舉。香港選舉特首的選委會，一千二百個議席中有六十席由勞工界代表全票選出；立法會功能組別有三席屬於勞工界。每一個純僱員工會都能在上述界別每一席位得到一票；而成立一個工會，只需要七個人登記註冊。成立新工會的重要任務，就是「趕住上車」，在2020年5月2日前成立工會並運作一年，以符合工會作為選民的登記資格，參加翌年的選委會選舉。支持運動的網民更開設方便僱員自組工會的網站，猶如「工會生成器」。當然，「黃」「藍」雙方，都懂得善用這組織工會的自由。但無論如何，成立工會志在建制奪權的策略，和傳統工會運動強調在體制外鬥爭，兩者的張力是顯而易見的。

總而言之，即使在反修例運動出現過有左翼運動影子的抗爭行動，比如是罷工罷市和成立工會，它們也難以被視為左翼運動的一部份。我們不能單憑其形式涉及打工仔女，便認為左翼不再失語、不再處於末流云云。

國安法打壓國際戰線、街頭戰線和議會戰線，左翼運動何去何從？

反修例運動其實少有以左右意識形態作身份認同、定位和行動思想指導，其得以持續的關鍵因素，不單是和勇不分，更是暫卻左右之爭所帶來的凝聚力。

今時今日強人威權領導、無大台運動和素人政治崛起，正使傳統型態的政黨和舊工會由政治角力的中心走向邊陲。份屬威權政體的香港，這趨勢就愈來愈明顯。香港的政黨政治，是依靠中港關係設定的政治空間來存活；當這政治空間將成泡影，政黨政治只能作出兩個選擇，一或甘作議會（區議會和立會如是）花瓶，一或負隅頑抗，至死方休。中間路線或會留存，但玩家只會是建制派。

傳統民主派本來選擇留在人大延長任期的立法會繼續「抗爭」，但到了上周人大頒布決定讓特區政府取消四名民主派議員的席位後，全體民主派議員就宣布總辭，拒絕和這港版「萬年國代」玩下去。公民社會成為香港「黨外運動」的基礎，公民組織、工會的戰略價值就更重要。

政權以國安法反制香港反修例運動的國際戰線、街頭戰線和議會戰線後，下一步當然是清算試圖發起三罷和在選舉「奪權」的新工會。新工會方興未艾，能否抵住政權打壓，還是能夠繼續遍地開花？事實是政府已透過勞福局局長的網誌表明，以目前人手，無法在下次選委會選舉前完成批核超過三千份新工會的登記申請。而發起全港三罷，會否觸犯國安法的顛覆國家政權罪，仍然有待觀察。

筆者過去一直篤信政黨運動和公民社會、社會運動結合是最理想的抗爭模式。但多年的個人經驗和觀察，始終認為強大的公民社會比政黨發展來得緊要，海內海外亦然。香港民主運動未來短中期的走向，相信是維持去中心化、甚至地下化的格局。社會各條支柱——商業、宗教、教育、傳媒、文化、專業、大學等等，面對國安法的新範式，只會更加走向保守的道路。

新工會如何在這些領域保存實力，當然要留待工會自身去判斷，但面對極權主義、國族主義和本土主義對民主運動和法治的震盪，我們需要更有活力和創造力的公民社會，尤其是有新思維、新視野和新策略的工會組織；而工會組織要接地氣，最需要的是放下意識型態的框框。反修例運動是一場無大台的全民運動。無大台，就無定於一尊的意識形態。能夠成為主流價值的，就是主流抗爭者的思想反照。就此，許寶強博士最近發表的一篇學術論文，就提供了一個供左翼運動中人省思的視野：

*「『失語』的說法，只是反映了「左翼」過於固守其過去的語言，一種於特定的歷史和社會脈絡下所建立的語言，因而無法或不願發展出既能符合「左翼」的終極關懷、又能於新時局中回應民眾的情感與訴求的論述。除非，我們假設了在任何的歷史時空，都只有一種自有永有、恆久不變的語言，能夠表述「左翼」的終極關懷，但卻必然與受「主流統識」滲透的民眾的聲音相左。否則，對所有願意嘗試「建構多數」的社會運動組織者來說，從來都不存在「失語」的問題。

循這角度思考，倘若社運「組織者」，暫時未能找到合適語言，可以有效地扣連「左翼」的終極關懷與民眾的情感和認知，那麼可考慮在當前的社會脈絡下，以社會運動作為方法，再次回到根本，叩問甚麼是「左翼」的終極關懷，釐清社會運動的願景，尊重（準）抗爭者的能動主體（agency），認真聆聽民眾的情感與想法，於理論傳統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新的語言，思考和尋找「左翼」社運目標與民眾訴求的可能交集，以扣連兩者、「建構多數」，開拓一種不再陷進「失語」或「憂鬱」的左翼政治。」*

左翼是時候叩問甚麼是『左翼』的終極關懷。

前文提出四套「失語」的左翼論述，正正墮入了許文所指，成為「一種自有永有、恆久不變的語言」的毛病。用俗語來說，就是「膠化」了。反修例運動其實少有以左右意識形態作身份認同、定位和行動思想指導。當然，政治領袖和組織需要明確的意識形態和理論作團結支持者的基礎。然而，反修例運動得以持續的關鍵因素，不單是和勇不分，更是暫卻左右之爭所帶來的凝聚力。抗爭者的義氣、質樸、務實和遠象，比左翼或右翼理論更激發人心。

並非左翼的法律學者戴耀廷最近發起「拉撒路計劃」，引用聖經中耶穌顯神蹟復活凡人拉撒路的敍述，邀請公民社會和普羅大眾想像、思考香港「浴火重生」後的理想社會為何。這正好呼應許寶強所講，左翼是時候「叩問甚麼是『左翼』的終極關懷，釐清社會運動的願景，尊重（準）抗爭者的能動主體（agency），認真聆聽民眾的情感與想法，於理論傳統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尋找新的語言，思考和尋找『左翼』社運目標與民眾訴求的可能交集」。

（黎恩灝，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法學院博士候選人、民間人權陣線前召集人及前副召集人）

延伸閱讀： 許寶強，<左翼失語，還是被消聲的抗爭主體？>，刊於《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一五期（2020年4月），第237-25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