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爆发的香港反修例运动，的确是全球群众运动的一场“时代革命”：运动“无大台、跨平台”的肌理、示威现场战略和战术的多样、运动长时间持续的韧力和超越国界的动员等等，突破了过去十年以至数十年来，全球各地反威权运动的形态，亦鼓励了其他国家的抗争者争相效法：智利、伊拉克、西班牙、美国、白罗斯、泰国的反威权反警暴的示威场面，总会看到香港反抗运动的影子。
不过，反修例运动同时折射了一种现象，对香港以至标榜“工人无祖国”的左翼运动相当尴尬，我姑且称为“左翼失语”──左翼论述和视野在反修例运动期间，不是位处边缘挣扎，就是保持沉默。
香港过去的社会运动，主要由传统学生组织、工会和民间团体带动，他们的价值系统侧重公平正义和社会资源再分配，有强烈的反新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眼中的“本土运动”──强调香港人身分、抗拒内地新移民、甚至批判左翼社运组织者为“左胶”、追求香港放弃“建设民主中国”──其实是挑战传统社运的“异路人”。
反修例运动强调“不分化”、“不割席”、“和勇不分”、“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等行动口号或纲领，表面上暂搁过去运动路线的“左”、“右”之争，但实情是运动论述和形式的动态，进一步将左翼运动推进末流。综观由去年6月9日第一次百万人大游行，以至今年中共落实港版国安法前的轨迹，不难发现，坊间至少有四套在运动期间流行的“左翼”论述，但它们都未曾成为主流。
过去一年，左翼在反修例运动中的四种激辩
坊间至少有四套在运动期间流行的“左翼”论述，但它们都未曾成为主流。
第一套左翼论述扣连全球霸权论，认为反修例运动本质是世界霸权的角力，故此高举普世价值的反修例运动，不应偏亲任何一方霸权。反修例运动爆发成为世界焦点，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自由民主国家领袖先后发声，甚至以联合公报的方式表达关注、要求中国切实履行一国两制等等；美国时任总统特朗普更多次表示将香港问题和中美贸易战挂勾，令部分抗争者认为要迫使中共妥协，靠拢甚至赞扬特朗普是一条出路。运动中期，示威现场出现美国国旗，后来更有报章高调在头版要求读者向特朗普求救、反对今年中共强加香港的国家安全法，正是亲美反中的例子。
对左翼来说，当然难以理解亲美反中的策略：拉美、台湾、韩国的历史经验，正说明美国政府是只会支持独裁军政、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政权，何况特朗普在保障人权方面劣迹斑斑，在本国被视为反对民主、只重实利的“商家佬”，叫人如何相信他会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制中”？但反修例运动不避开单边主义，在需要“美帝”的时候大谈左翼的“反美”，不单是自讨没趣，更有机会触碰违反“不割席”的运动信条。
第二种左翼论述，尝试回到传统左翼重视弱势平权，尤其是促进阶级、性别和种族平等的议程；但这套语言，最终竟成为“群众斗群众”的论争，原因在于这套论述，针对的不是国家机器如何向抗争者施以性暴力、将抗争者非人化如“曱甴”，而是针对运动内部忽略性别平等和种族平等的印象。描绘运动为非常父权和排外的经典案例，就是“光荣冰室”事件。
事件源于2020年初，香港爆发疫情，在反修例运动期间高调支持示威者的黄店“光荣冰室”，其饮食集团在脸书专页帖文指“即日起，光荣饮食只招待香港人，落单时只限粤话及英语。一概普通话，暂不招待。后来更新为：欢迎台湾朋友 #你唔封关我封铺”——以表对特区政府拒绝因应疫情、停止开放中国内地人士来港的海陆空关口的抗议。其帖文引起一名大学讲师注意，她先和丈夫在国际医学杂志《刺针》撰文，暗示光荣冰室不招待台湾以外的普通话食客有歧视中国内地人之嫌；后来她又和几位俗称“港漂”的居港中国大陆人到冰室以普通话点餐，更尝试与店主“寻找对话的可能”，惜无功而还。该讲师后来撰文解释其行动；反而惹来更多批评，认为她是向支持手足的黄店“放蛇”来分化运动、以自己的讲师地位去压迫冰室的基层员工、其做法没有创造真诚对话的态度等等。
后来，光荣冰室收到平等机会委员会电话警告、平机会主席更撰文指，光荣冰室之举有可能涉及残疾歧视和种族歧视，令讲师的行动被视为和官方打压“黄店”如出一辙。此外，民主党成员蔡耀昌，当时曾以香港社区组织协会干事的身份会见平机会主席朱敏健，促请平机会调查光荣冰室事件、要政府修订现行法例，将歧视大陆来港新移民或大陆人，纳入“种族歧视”范围。蔡的言论旋即引起党内至少63名区议员及社区主任不满，并发起联署指“蔡耀昌不代表我”，最终蔡在翌日向该党中委会主动提出辞任党内全部职务。左翼运动常见的“反歧视”论述，不单被官方法定机构挪用，甚至为传统民主派成员不齿，令“左翼”和“左胶”继续成为参与运动的“禁忌”。
第三种“左翼论述”，其实相当含蓄，含蓄到没有人理会是“左翼”的论述。反修例运动掀起“黄色经济圈”的抗争模式，鼓励市民到支持抗争者、甚至聘用“手足”的商店及餐厅消费，并延伸到网购和运输等服务行业，直接或间接撑起持续抗争的资源，同时杯葛亲中集团的商户。这种“政治消费主义”（political consumerism），其实是典型的的良心消费模式，只是今次的良心，不是公平贸易和环保，而是支持抗争的政治信念。
过去香港的左翼运动也强调支持小店抵抗大财团的消费模式，反对领展垄断公屋商场就是显例；而“黄色经济圈”本身也充满左翼色彩：对抗中国资本霸权，支持强调自主、类似社区经济的经营模式。然而现实是，鲜有人顺应左翼思维，在运动中强调反对市场至上和资本垄断的视野。
究其原因，是今次的政治消费运动，本身就不以对抗资本霸权为纲：支持黄店的动机，多和撑手足、撑抗争的身分认同有关，也源于对商店身体力行响应“罢市”的“报复性消费”。讽刺的是，在警察和示威者于中文大学对峙期间，香港首富李嘉诚旗下的连锁超市如常入校补货，也被视为是“撑手足”、维持物资供应的行为；可能对不少人来说，地产霸权面对政府的暴力，反而成为救星。
至于杯葛“蓝店”，是抗议中资或亲中商界反对、批评运动之举；中资连锁商店被“装修”，也是因为抗争者认为连锁店和在示威现场袭击市民的帮派关系密切，迫得该连锁店要发声明否认公司与管理层与帮派挂勾的指控，向亲政府的暴力行动割席。
第四种左翼论述，可谓“神女有心，襄王无梦”，这体现在反修例运动催生的新工会运动中。香港左翼社运其中一套信念，可用十六字“真言”来表达：“组织工会，团结工友，争取劳权，深化充权”。和亲共工会强调福利联谊和恩从网络不同，属于民主运动阵营的劳工运动，重视组织工会为工友充权的资源和机会；尽管现有法例限制了工会在劳资纠纷的角色，又缺乏集体谈判法例，但在雇员享有罢工权利的条件下，工会透过发起罢工来向资方施压以改善劳工待遇，的确有成功经验。由七十年代教协发起罢工改善教师薪酬待遇，到2007年扎铁工潮、2013年码头工潮等，总工会的跨界别动员确带来了一些成果。
2019年，新工会浪潮兴起，部份传统工运、社运组织者仿佛如获至宝，想像重视组织、强调经济及社会平等的左翼运动也可以成为反修例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长期关注香港工运的学者和组织者亦借题发挥，藉新工会运动扣连传统工运提倡的劳动三权论述、争取经济民主、对抗财团压迫等等。然而，今次反修例运动和新工会运动，却是另一回事。
从抗争者及运动的动态来看，工会之所以可以贡献运动，在于它们可以名正言顺组织罢工和参与“议会战线”。不过，市民出于政治理由参与罢工的成功经验，可能只有由国民党及中共动员的省港大罢工，以及战后的六七暴动。支联会尝试在八九六四中共屠城后发起全港三罢，惜最终因旺角出现骚动而搁置；2014年9月28日，警方向占中示威者发射催泪弹，爆发雨伞运动，职工盟当晚即呼吁全港罢工罢市，但响应者寥寥，仅有一两个工会认真发动罢工表态支持占领运动。
新工会深入抗争运动，却无法融入左翼论述
成立工会志在建制夺权的策略，和传统工会运动强调在体制外斗争，两者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去到反修例运动，工会和传统社运阵营有无成功发起罢工呢？
2019年6月9日百万人大游行后，政府无动于衷，坚持6月12日如期二读逃犯条例的修订草案，激发市民自发动员当日罢课、罢工和罢市到立法会外集会。当日防暴警察以催泪弹和橡胶子弹清场，激起民愤，民间人权阵线（民阵）亦公开呼吁全港在6月16日的游行后的周一发动“三罢”，迫使政府撤回法案，当时政府仍未宣布暂缓修例。到政府公布暂缓修例后，民阵虽如期发动大游行，但表示由于立法会已取消会议，故决定暂搁“三罢”和在立法会外集会的行动，并对信息引起混乱感到抱歉。
民阵的决定，引起部份工会和社运组织者的异议。职工盟表示当日如期在金钟举行集会；有民间团体工作者发表联署声明，表示“愿意成为617三罢的发起人，除了以个人身份发起，亦会争取所属单位认可、支援617的三罢行动”，并呼吁其他组织者实名联署，争取市民“认可其公信力”。不过，6月17日当日，职工盟的集会只有百多人参加，曾表示愿意发起三罢者，亦没有具名的跟进行动。由此可见，传统社运和工运组织并未成功发起和动员到反送中的罢工行动。后来8月5日至11月的“大三罢”，则完全是网民主导、去中心化和去架构化的集体行动和勇武抗争。
以上的历史轨迹，多少解释到为何新工会成为反修例运动的生力军，却没有使重视工运的左翼论述融入运动中。政治罢工不受劳法保障，参与反修例“大三罢”活动的在职人士，要请一日事假投入抗争并非难事；但要集体发起罢工，除了要有和雇主及政府周旋到底的意志，也要有足够的粮饷——罢工基金支持。平时工会发动罢工筹备要深思熟虑、“融资”有道，但在这场强调无大台、行动如水的反送中运动，传统模式的罢工实在难以增加运动的筹码。
2020年，中共在5月宣布为香港订立国安法，“二百万三罢工会联合阵线”及“中学生行动筹备平台”就是否发动“反对港区国安法”的罢工罢课在六月举行会员公投，结果是30个工会总票数仅有8943票，远低于发起罢工的门槛票数位（6万票），罢工无疾而终。左翼论述和传统社运及工运关系密切，但在发动政治罢工的层面，理论和现实的落差实在太明显，左翼强调以工会来争取劳权的论述，难以套用在政治罢工身上。
新工会的组织型态和行事风格有别传统工会，带有去中心化、身份政治主导、以夺取建制权力为目标（功能团体、选委会）的特征。所谓去中心化，在于它愿意同抗争者并肩，但不等于要接受加入传统工会联盟，整合组织和资源；职工盟在新工会和大三罢的作用，只是辅助动员的角色而已。至于身分政治主导，既指新工会之所以受到重视和具吸引力，并非在于其争取权益的能力，而是来自其政治取态和身分认同。
以反修例后成立的新公务员工会为例，新公务员工会的创始成员，在去年8月发起主题为“公仆仝人，与民同行”的公务员集会，强调公务员会继续维持政治中立，为“真老板”香港市民服务，客观上呼应已成运动主轴的“香港人身分”和命运共同体，壮大反送中运动的道德权威，与当时的政府及否认勾结乡黑的警方分庭抗礼；到新公务员工会成立后，其最重要的工作，相信是应付政府要解雇曾参与反送中运动和被捕的公务员的清算行动，以及新入职公务员要宣誓效忠《基本法》等政治议题。
而夺取建制权力，就和参加“议会战线”有关。新工会在反送中运动最重要的战略目的，不是为增加劳资纠纷的谈判筹备，而是为了“储够票”参与2022年的选举委员会选举，以及2024年的立法会功能组别选举。香港选举特首的选委会，一千二百个议席中有六十席由劳工界代表全票选出；立法会功能组别有三席属于劳工界。每一个纯雇员工会都能在上述界别每一席位得到一票；而成立一个工会，只需要七个人登记注册。成立新工会的重要任务，就是“赶住上车”，在2020年5月2日前成立工会并运作一年，以符合工会作为选民的登记资格，参加翌年的选委会选举。支持运动的网民更开设方便雇员自组工会的网站，犹如“工会生成器”。当然，“黄”“蓝”双方，都懂得善用这组织工会的自由。但无论如何，成立工会志在建制夺权的策略，和传统工会运动强调在体制外斗争，两者的张力是显而易见的。
总而言之，即使在反修例运动出现过有左翼运动影子的抗争行动，比如是罢工罢市和成立工会，它们也难以被视为左翼运动的一部份。我们不能单凭其形式涉及打工仔女，便认为左翼不再失语、不再处于末流云云。
国安法打压国际战线、街头战线和议会战线，左翼运动何去何从？
反修例运动其实少有以左右意识形态作身份认同、定位和行动思想指导，其得以持续的关键因素，不单是和勇不分，更是暂却左右之争所带来的凝聚力。
今时今日强人威权领导、无大台运动和素人政治崛起，正使传统型态的政党和旧工会由政治角力的中心走向边陲。份属威权政体的香港，这趋势就愈来愈明显。香港的政党政治，是依靠中港关系设定的政治空间来存活；当这政治空间将成泡影，政党政治只能作出两个选择，一或甘作议会（区议会和立会如是）花瓶，一或负隅顽抗，至死方休。中间路线或会留存，但玩家只会是建制派。
传统民主派本来选择留在人大延长任期的立法会继续“抗争”，但到了上周人大颁布决定让特区政府取消四名民主派议员的席位后，全体民主派议员就宣布总辞，拒绝和这港版“万年国代”玩下去。公民社会成为香港“党外运动”的基础，公民组织、工会的战略价值就更重要。
政权以国安法反制香港反修例运动的国际战线、街头战线和议会战线后，下一步当然是清算试图发起三罢和在选举“夺权”的新工会。新工会方兴未艾，能否抵住政权打压，还是能够继续遍地开花？事实是政府已透过劳福局局长的网志表明，以目前人手，无法在下次选委会选举前完成批核超过三千份新工会的登记申请。而发起全港三罢，会否触犯国安法的颠覆国家政权罪，仍然有待观察。
笔者过去一直笃信政党运动和公民社会、社会运动结合是最理想的抗争模式。但多年的个人经验和观察，始终认为强大的公民社会比政党发展来得紧要，海内海外亦然。香港民主运动未来短中期的走向，相信是维持去中心化、甚至地下化的格局。社会各条支柱——商业、宗教、教育、传媒、文化、专业、大学等等，面对国安法的新范式，只会更加走向保守的道路。
新工会如何在这些领域保存实力，当然要留待工会自身去判断，但面对极权主义、国族主义和本土主义对民主运动和法治的震荡，我们需要更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公民社会，尤其是有新思维、新视野和新策略的工会组织；而工会组织要接地气，最需要的是放下意识型态的框框。反修例运动是一场无大台的全民运动。无大台，就无定于一尊的意识形态。能够成为主流价值的，就是主流抗争者的思想反照。就此，许宝强博士最近发表的一篇学术论文，就提供了一个供左翼运动中人省思的视野：
*“‘失语’的说法，只是反映了“左翼”过于固守其过去的语言，一种于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脉络下所建立的语言，因而无法或不愿发展出既能符合“左翼”的终极关怀、又能于新时局中回应民众的情感与诉求的论述。除非，我们假设了在任何的历史时空，都只有一种自有永有、恒久不变的语言，能够表述“左翼”的终极关怀，但却必然与受“主流统识”渗透的民众的声音相左。否则，对所有愿意尝试“建构多数”的社会运动组织者来说，从来都不存在“失语”的问题。
循这角度思考，倘若社运“组织者”，暂时未能找到合适语言，可以有效地扣连“左翼”的终极关怀与民众的情感和认知，那么可考虑在当前的社会脉络下，以社会运动作为方法，再次回到根本，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厘清社会运动的愿景，尊重（准）抗争者的能动主体（agency），认真聆听民众的情感与想法，于理论传统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语言，思考和寻找“左翼”社运目标与民众诉求的可能交集，以扣连两者、“建构多数”，开拓一种不再陷进“失语”或“忧郁”的左翼政治。”*
左翼是时候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
前文提出四套“失语”的左翼论述，正正堕入了许文所指，成为“一种自有永有、恒久不变的语言”的毛病。用俗语来说，就是“胶化”了。反修例运动其实少有以左右意识形态作身份认同、定位和行动思想指导。当然，政治领袖和组织需要明确的意识形态和理论作团结支持者的基础。然而，反修例运动得以持续的关键因素，不单是和勇不分，更是暂却左右之争所带来的凝聚力。抗争者的义气、质朴、务实和远象，比左翼或右翼理论更激发人心。
并非左翼的法律学者戴耀廷最近发起“拉撒路计划”，引用圣经中耶稣显神迹复活凡人拉撒路的敍述，邀请公民社会和普罗大众想像、思考香港“浴火重生”后的理想社会为何。这正好呼应许宝强所讲，左翼是时候“叩问甚么是‘左翼’的终极关怀，厘清社会运动的愿景，尊重（准）抗争者的能动主体（agency），认真聆听民众的情感与想法，于理论传统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寻找新的语言，思考和寻找‘左翼’社运目标与民众诉求的可能交集”。
（黎恩灏，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法学院博士候选人、民间人权阵线前召集人及前副召集人）
延伸阅读：
许宝强，<左翼失语，还是被消声的抗争主体？>，刊于《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一一五期（2020年4月），第237-258页。
@第十一個觀察者
革命成果如何，外部勢力並非唯一的因素。姑且不論你講的“混亂”例子是否證明了革命的失敗，造成該類結果的原因不僅是美國的干預，是當地的種族，宗教，經濟，地緣政治等綜合作用的結果。美國所起到的作用，最多是支持反對派推翻壓迫者，至於如何建設一個成功的新國家，是國民自己的責任。無論是美國的支持者還是反對者，都不應該有美國掌控一切的迷思。
香港人為何要尋求美國的幫助？因為有中共的插手，靠香港自身的殘缺制度已無辦法解決任何問題，所以解決中共的影響力是開啟任何變革的第一步。誰最有能力？從以往的經歷來看，不是左翼，亦不是支聯會這種大中華膠。而根據自己的體量來選擇方法並不是什麼羞恥的事，孫中山得過日本的支持，中共得過蘇聯的支持，兩眼一閉，除非人家無私心否則什麼都拿不得，這是左翼的幼稚病。
@jackhui 因為”建立平等社會“本來就不是香港人的共識。香港深受殖民地時代積極不干預政策影響，對於左翼經濟政策如”福利社會“等概念都非常反感。作為金融貿易產業作為經濟支柱的城市在提升稅率一點上也需要極其謹慎
@jackhui 感谢你的反问使问题更显清晰。各式各派的政治人物也好有立场的个人也好，或许会把自己的政治理念视为最终追求的目标，但我认为对于处于事件中心的民众来说，能实现他们目标的政治理念才是“好”的政治理念。而这与那些把政治理念视为最终追求目标的人并不矛盾——你最终还是需要获得民众的支持，才可以实现你的政治理念，所以无论如何你也需要把你这套政治理念贴近民众，让他们觉得你的理念可以解决他们的问题。把左翼理论当成工具，并不会使得左翼理念仅仅成为一个工具，相反，你不成为工具，你也就丧失了参与度和话语权。
此外我应该是没有说过那些以“脱离中共统治”为目标的抗争者们就是左翼的。他们应当是左翼需要争取的对象。“脱离中共统治”与左翼思想本身并不矛盾，如果能让这些抗争者们认为左翼思想所追求的是重要的，岂不美哉？
政治理念如果不能成为政治现实，或者不能至少影响政治现实，那么它就是政治谎言。没有共产党，才有将任何政治理念诉诸现实的可能。或许，曾钰成不这么认为，不过看起来，他的理念正在成为“谎言”。
@EricChan 我认为大家都视“左翼理论”为工具是左翼失败的原因。左翼最求的是政治理念，而非政治现实。无论泛民还是建制执政都不是左翼追求的目标，其理念成为执政基础才是。当所有人都认为“反中共”比“建立平等社会”重要时，左翼又怎么可能不式微呢？“左翼政治家”妥协于运动不过使他们自己成为“非左翼”而已。
@EricChan 不谈“左”而只谈“面对中共”的算左翼吗？
@NCC1701 我真不理解以“脱离中共统治”为岗是如何自称左翼的。左翼这个描述是对政治思想为描述的，而“脱离中共统治”则完全没有政治思想作为内涵。要求左翼理论“对运动有益”相当于视左翼理论为工具，而不是“真左翼”，本身就是“反左翼”的。认为“左翼思想所追求的不重要”的绑架下，左翼能成功才怪了。
文章不错，但对@第十一个观察者 提出的问题还是更感兴趣。如果说所谓“左翼”&（美国语境下的）“liberal” “always lose”，那历史上从俄罗斯到拉美再到中东的亲美的灯塔主义自由派里，没有输得很难看的又有几个？说到底市民社会的斗争除了组织和行动上的，话语上的也不能放弃。左翼需要的“有机知识分子”除了去接纳、吸收和领会民众自发的诉求和情绪，也要基于民众的生活经验和矛盾来脚踏实地地编织和传播好自己的论述。对本土主义和亲美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过度妥协，最后只能被得势的后者滋生的反动势力扔进历史的垃圾堆，也会葬送掉整场运动，就像国民革命时期始终不肯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中共一样。当然，话语归话语行动归行动，过于教条搞关门主义肯定也行不通。如果是相对川普更加务实和诚实的拜登政府的话，也许活动空间会大得多。
正如 @NCC1701 所講，香港的左翼缺乏的是團結社會的能力。過往香港的左翼源自火紅的70年代，大學里的國粹派與民生派。這些左翼知識分子缺乏像中共發家時對於團結不同勢力的能力，這也就是中共的招牌「統戰」技能。政治鬥爭不是考試答題，不是看你做錯了多少，而是看你做到了多少。香港的「左翼」在挑剔同路人以前，需要拋開失敗主義，建立自己的一套抗爭論述，描述自己的抗爭路線與願景，說服民主同路人自己的路線的可行的。而不是面對中共的步步進逼只能在記者會上講一句「今天是香港民主黑暗的一天」然後就不了了之
說資本家沒有靠山就會妥協，是否把人性看得太美好？用錢收買，輕易發生。
電視劇《Newsroom》第一集開頭，新聞男主角喺一場座談會入面就已經講過「左翼」為何不討好：Why people don’t like liberals, because they always lose.
左膠呢個名詞的興起就是來源於2010年民主黨今日中聯辦商討政改方案之後，社運界對於傳統泛民的失敗主義以及在民主運動當中的了無成果所致。在去年的反修例運動之下，激進的示威者與警方衝突，衝進了立法會癱瘓了議會，終止了送中條例的推進。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這向公眾展示了一點：傳統泛民以及左派的和平理性非暴力抗爭手段是沒有用的，「左膠」們的路線是沒有用的。
這點正如內地知乎等論壇上對於聖雄甘地以及他的抗爭路線的嘲笑，相比於道德感召，中共這個在香港民主進程中的對手講求的只是單純的政治實力，而這種政治實力不會因選舉與道德感召作出改變。這也是攬炒理論以及是國際戰線的理論基礎，能打敗強權的，只有強的強權。
我感觉包括作者和一些评论都有点「离地」，比如有评论说不理解「希望美国干涉/接管」是什么心态，作者说李嘉诚旗下超市补货被视为同路人这忽视了了对地产霸权的抗争……我自己作为一个左派对整个左翼话语体系的「离地」很有感触，这样子下去是行不通的。
无论什么价值体系都需要切合实际，当现实是香港抗争者们极力想改变现状让香港能够脱离中共的控制时，「希望美国干涉/接管」就是一个完全可以纳入讨论范围的方向，当然可能性太低了。当中大发生那种让人揪心的战役后，一家连锁超市愿意如常补货，解得了抗争者们的燃眉之急，当成同路人又如何——这是一个全民反抗极权的抗争，资本家或者右派怎么又不能成为同路人了呢？
左翼想在抗争中获得话语权，就需要参与到抗争中来，而不是希望抗争者们跟着你原有的思维框架走。如果能让左翼的理念empower抗争，自然会有一席之地。而当这个抗争本身需要团结的时候，跑出来搞身份政治然后被极权利用，怨不得大家骂你——不是说排外可以接受，而是你搞身份政治的方法没有好到能不影响团结或者不被利用。
左翼应当反思，这不是说右翼不需要反思，而是我们希望左翼能更健康。当大家在反抗极权的时候，在抗争阵营内部搞阶级斗争或者身份政治就活该被骂，为什么不能用这些矛盾去empower对抗极权呢？就算是去号召工人，说建制派亲中派是剥削你们的大资本家保护伞，把他们打倒建立起民主大资本家没了靠山就会进一步妥协，这都比较好吧。内地自由派民众向香港抗争者发证件的照片表达支持的时候，怎么不多多宣传甚至联合起来，多了盟友还能压住排外仇视的舆论。
身份政治（蓝黄）和路线政治（左右）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比左右之间差异更大。
左右的差异更多在“价值”，其在“以政策理论为主导”的思维模式是一样的。而身份政治和路线政治之间的差异，则是“价值观”层面的，当一个人以“身份”作为主导思想，无论什么理论对他都无用。
所以右翼对左翼妥协的可能性，远比一个认为“身份为重”的人向“路线为重”的人妥协高。因为说服一个人接受某种价值，比说服一个人改变思维模式容易多了。
左翼想寻找和运动诉求交集绝对是想多了。。
其实我很好奇一点，左翼提出的观点如下面引用原文的部分，其实是符合事实的，我很想知道拿着美国国旗上街和呼吁美军来港的部分群体，在经历苏联解体后混乱的政治局势和稍近一些的阿拉伯之春带来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等结果之后，还抱着89年美丽面纱还未撕下时学生们那种对美国及其西方盟友过度幻想的“带来民主自由”的心态到底是如何维持的，说实话如果在89年的大环境下我也会跟着上街，但是如今诸多案例证实外部诱发的混乱的可能性远高于“实现自由民主”之后，我不是很明白仍然抱有美好的政治幻想的人的思维模式是怎么样运作的。事实上，我比较能了解支持反修例人士的内在政治逻辑，但不是很了解“希望美国接管一切”的那部分人的心态和逻辑。
下面是原文引用：
“對左翼來說，當然難以理解親美反中的策略：拉美、台灣、韓國的歷史經驗，正說明美國政府是只會支持獨裁軍政、以保障自身利益的政權，何況特朗普在保障人權方面劣跡斑斑，在本國被視為反對民主、只重實利的「商家佬」，叫人如何相信他會為香港的民主自由而「制中」？”
「光榮冰室之舉有可能涉及殘疾歧視和種種歧視」-應該是「種族歧視」
奇怪最近端是不校對文章了嗎？還是故意留下一點錯別字讓讀者玩找找看的遊戲，加點閱讀以外的趣味？
感謝提醒，已經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