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大陸

海歸青年的體制內巡遊記

回到體制,回到首都;逃離體制,逃離首都。


2010年4月9日北京,一個人在參觀一件名為「Feelings are Facts」的裝置藝術作品。 攝:Feng Li/Getty Images
2010年4月9日北京,一個人在參觀一件名為「Feelings are Facts」的裝置藝術作品。 攝:Feng Li/Getty Images

編按:這是一位被時代囚困又從未放棄掙扎的普通青年。他來自小城鎮體制家庭,接受西方高等教育,又自己回到體制內,如今迫不及待地逃離,社會經驗與自我認知的斷層在他身上不停地崩裂開來——大多數中國青年都或多或少共享着同樣的體驗。

我來自中部一座小城,爸媽都在體制內工作。我念小學時,他們看了一本名叫《哈佛女孩劉亦婷》的暢銷書,那時我爸在南京工作,瞭解到當地高中有一個國際班,就讓我去報考。可以說我是在爸媽的影響下出國的。

他們是那種上個世紀末的典型家長,覺得到國外去是生活中的改善。那時正是08年北京奧運會前後,想出國再正常不過了,再加上諸如《北京人在紐約》(編註:中國大陸第一部境外拍攝電視劇,於上世紀90年代熱播)一類的東西對他們的影響,就很自然地希望我能去留學。我高中時就去了國際學校讀書,之後在英國完成了本科和碩士的學習。

回國後,我選擇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做圖書編輯,原因非常簡單,書是一個可以留下來的產品,能賣一年甚至一年以上,如果做得好的話,書甚至可以反過來影響輿論場,而且和新聞相比,書更能啓發讀者的想象力。當時,我認爲出版是這樣的。

但後來,我發現和想象的不太一樣。

2020年5月20日北京一間書店。

2020年5月20日北京一間書店。攝:Zhang Qiao/VCG via Getty Images

這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關於尊重

出版社有一些重大選題是要報審的,比如涉及蘇聯、清朝史的部分,但今年我們要報審的內容越來越多了:比如之前,除了涉及中國當前疆域、或者涉密問題的圖表需要送審外,我們都是不需要審計地圖的,但現在需要了;而且這些東西以前最多交給地圖出版社審理,現在要交給自然資源部,審對機構的級別更高了。現在無論國內國外的地圖,有沒有政治敏感(性),都必須備案。

既有的審批程序也變得不可預測。在中國出版圖書,需要一個ISBN書號和一個CIP數據備案號,ISBN是全球通行的,CIP只有中國才有,屬於(出版)總署。貿易戰開始後,行業裏一些美國作者作品的CIP開始出現問題——之前審查起來沒有任何政治敏感性的一些書,都會被卡很長時間。被卡CIP在我們看來基本上是個無限期的事,等於那本書擱置下來。我知道一個編輯,爲了順利獲得CIP,甚至不得不把一個美國作者改成他的另一個國籍。

以前CIP如果不出來的話,書依然可以做到出版前的那一步,能算作圖書編輯當年的業績。但今年有本書我做了一半之後,突然被要求停掉。這本書至少在一開始是過了社內審查的,但現在出版社否定了以前的決定。書的內容沒有任何問題,只是作者寫到一些歷史上的政權「不應該」屬於中國,這與中國官方當前的觀點不一致。其實這個作者在制度史專業上是世界級的公認權威,但這本書還是被無限期的「暫緩」。

因爲這本書,我才第一次明確意識到:這個工作我做不下去了。我把一本書費盡心血弄出來之後,突然告訴我這本書出不來,而且是無限期。被審查倒是在其次,但因爲這種飛來橫禍,我沒法完成今年工作的任務,這一點令我非常恐慌。我不可能再去戰戰兢兢地處理一本類似的書,還要時刻擔心它會因爲各種質量和政治上的原因被斃掉。

同時,我還見識了業內爲了營銷怎樣絞盡腦汁。做書之後總是在打折,618或者雙11(編註:指線上購物節)時,更是變本加厲的打折。書越來越「精美」,也慢慢的不再是書,而變成依託印刷紙的新型奢侈品、工藝品。

與之相比,真正的內容卻很少有人花精力去做。我今年做得最得意的一本書,幾十多萬字,是我非常佩服的一位譯者翻譯的,他最後的報酬拿到手只有萬把塊錢。我作爲編輯去交涉這件事情,他也表示理解,但我是相當兔死狐悲的。這不完全是一個經濟問題,而是一個關於尊重的問題。

2020年2月28日北京,人們戴著口罩走在天安門廣場附近。

2020年2月28日北京,人們戴著口罩走在天安門廣場附近。攝: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那些體制教會我的

我真正認識中國社會,是(從國外)回來工作以後。在那之前,對於鄉土、家族的人際關係,我都只是理論化的。我幾乎沒有接受中國的教育,不需要準備高考,沒有那種備考的壓力,沒有補習班,沒有參與過集體的社團和值日,更沒有什麼「組織生活」。

但出版社都是體制內的,這份工作才讓我真正體驗到中國的社會生活。出版社「工會」過年過節會發福利:哈根達斯的月餅、安格斯的牛肉、電商平臺的消費券……這讓我聯想到老家的一些情況。我媽在機關單位工作,她去老家一個連鎖蛋糕店時從來不帶錢,因爲去那邊之後刷單位發的蛋糕卡就可以了,類似的還有商店商場的券。就像《黑鏡(Black Mirror)》裏有一集,一切都是點數值,可能去見個人、騎個車,你就夠點數換一頓飯吃了。這樣一個像科幻電視劇裏的環境,不是通過技術管理去實現的。很久以前,在小地方的飯卡和代金券構成的體制內的社會裏,一個殘缺但又健全的流通體制就已經實現了。

體制內還是個各方面都很有保障的地方。我曾經待過一個企業,因爲始終沒有盈利,裁了一半的人。當時老闆把員工一個個帶到樓下去談,有人因此情緒失控;但是到了出版社之後,就你會發現它有各種各樣的保障,而且是高度制度化的。除了那些節假日福利,在食堂吃飯也不花錢,我一般點菜花二、三十左右,完全就單位補貼的錢。我對北京戶口沒有什麼需求,但如果想排的話,也是可以排到的。

但我有一個在海淀那邊互聯網大廠工作的朋友,經常加班,週末幾乎約不出來。他就是那種典型的,要去跟北京的房價、物價、車牌號、教育這些東西去競賽的人。他可能還需要去跟比如說下一代程序員、或下一代會計精算師之類的去競爭,他就幾乎只能不斷地上滿發條——所謂的中產階級焦慮。

在體制內,你能感到時間流速都不一樣,這本質上是兩種經濟活動的流動:一個是一線城市正在內卷的、不斷激化的競爭;一個在體制內,你不必有工薪階層買東西時計算的心態,你甚至不會用錢去計算自己的時間。時間對你來說,更多的用在等落戶名額、等晉升職務、等年限、等工齡之類的事上。

這挺可怕的,我非常不喜歡這樣的狀態——不通過市場或者文化的交流,不通過一種自發的過程去讓人的需求變得更復雜多元,而是在所謂「工會福利」的引導下,讓人意識到高檔消費品的存在。我沒有從中發現金錢交易的痕跡,這些所謂體制內福利好的地方,在我看來不是一分錢一分貨的,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爲什麼要拿到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太好了,這就是其他所謂中產朋友們會用的,在網絡輿論上被當成新型奢侈品的東西,而我的單位在體制內都屬於相當末端的,我個人在其中的位置也是相當基層的。我有理由相信,在北京其他(體制內)部門,工會能送出的東西是更好的。

而我那本出到一半不能出的書,在我看來和享受的福利是一體的——人不可能在一個需要有自我審查壓力的體制內,同時享受市場的自由。我不可能接受一個而不接受另外一個。

《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裏》(編註:《人物》雜誌一篇講述外賣騎手與算法系統關係的文章,曾引發輿論場熱議)那篇文章火起來時,一個微信群裏的人在吵,我正好在食堂吃午飯,在他們爭論外賣騎手到底辛不辛苦、危不危險、配不配得起高工資的時候,我看了一眼食堂的大媽,發現她們其實特別好,不需要考慮任何生命危險的問題,在她們給你盛飯的時候,也不需要考慮服務態度如何。你能很明顯地感覺到體制裏那種靜止的勞動力和體制外的那些勞動力之間的天壤之別。我覺得內循環背後的推動力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計劃經濟可能正在以一種體制內生活方式的形態,委婉地調節着人們的需求。

但周圍人會認爲你因此「定」了下來。我家裏人都在體制內工作和生活,我自己也進入體制後,再回老家時,所有人對我的預期都變了。在民企工作時,他們會覺得我是去北京「闖一闖」,而做上這一份工作,他們都覺得我在北京是「定」下來了,他們會認爲出版社是一個體面的、有很多知識分子工作的地方。進入出版社之後,我媽開始給我介紹對象了,之前是沒有過的,好像我在北京終於有了一個身份的感覺。

2013年11月5日北京,一位遊客在北京的展覽館中拍攝北京市中心的模型。

2013年11月5日北京,一位遊客在北京的展覽館中拍攝北京市中心的模型。攝:Kim Kyung Hoon/Reuters/達志影像

北京,是一座不近人情的城市

我也充分認識到北京是一個多麼特殊的城市。留學的時候,我並沒有一個明確的意識形態,當時看到北京一些多民族王朝留下的生活方式,或者一些藏傳佛教的遺址,會對這個東西有一些浪漫化的想象,認爲中國存在一種更具包容性的土壤,覺得一種良性的民族主義是有可能的。

但來了之後,才發現這其實是一座很不近人情的城市。你走在很多地方,都明顯看到北京的城建是爲了優先維持秩序,而不是爲了提供最起碼的便利。比如說潘家園那邊有人行道的橋,右轉的車道是切斷人行道的,然後它又把地鐵的出站口放在橋下,結果人必須走一條很迂迴的路爬上來,越過輔路,才能上到人行道,而最適合人過的那個方向,被車道折斷了;其他還包括龐大的綠化帶,過分寬敞的街道,這些東西都是在切割街區的;比如說朝陽公園,它的東面和北面根本沒有緊挨的樓,從任何一個樓盤去公園都有一公里以上,這樣一個地方作爲市民公園的意義又在哪呢?

作爲一個居民,很明顯地感覺到北京是在拒絕普通人的生活的,一開始你會想到《模擬城市(SimCity)》,感覺是一個手很粗糙的玩家在設計一些東西,但在北京一次又一次反覆出現類似的情況後,你就不得不承認,好像真的有一個職業的機器在專門阻撓人的自由選擇。

疫情期間,我更感覺到被北京拒之門外。北京的警戒級別在全國範圍內是一個頂配。我的一個同事是湖北襄樊人,他和人合租,合租室友已經回北京了,他也打算回北京,但社區要求他們必須單獨隔離,這等於逼着他另找房子住。這在我看來其實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政治上的要求,那個時候湖北已經清零了,這樣一個人拿着核酸證明去了北京之後和室友一起隔離14天又怎麼了呢?但政策上面這個就是必要的。

健康寶(編註:查詢個人防疫狀況的手機小程序,需要在出入各大公共場所時出示)這個事也能感受到北京的拒絕和官僚,它其實沒有什麼實質作用,保安都不會仔細查,只要看到一個大概的像是健康碼一樣的東西就可以了,我用截圖也可以通過,但就是一定要有。

我5月回北京的時候,剛到火車站,社區就給我打電話要我去登記。這是我第一次和社區有了接觸。之前在北京的那幾年,我一直認爲自己可以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受公權力影響的地方,公權力不管我,我也不管公權力。但是2020年,因爲疫情,政治上的壓力下來之後,很明顯在社區層面,對像我這樣的流動人口的控制抓緊了,地方上的民政或民事行政機關,積極地想去掌握你的信息。但抓緊之後,我發現除了讓你登記一些基本信息之外,剩下的還是那種非常官僚式的,就像保安看健康碼一樣,只是走個程序,變成一種行政權力的單純宣示。

大年初五之前,各地的社區還沒有動起來,但政府已經動員起來,各地社區,甚至可能包括省級的政府,都在根據眼前的風險自己酌情行事。疫情期間我們也封小區,在我們那種小地方的老城區裏,還有很多60多歲的子女照顧90多歲父母的情況,社區人員就會遇上是放你進去照顧、還是攔着你的選擇,他們會說我替你把東西帶進去,但那些老人需要的是護工一樣的角色,不是帶一個東西就能解決他們需求的。我爺爺奶奶90多歲了,和我大姑不住在一個小區,他們有保姆做飯,但我大姑還是每天都要去陪護他們,疫情時大姑跟社區的人關係比較好,就辦了一張工作證,方便進出。如果不是關係好的話,你沒辦法說服他們。我去看爺爺奶奶時就被攔下來過,當時我還解釋說老人已經很老了,我要回北京,想走之前見一面,社區才放我進去10分鐘。

但我所在的社區有一個菜市場,它有一個門開着,讓那些菜農和其他小區想要買菜的人進來,這意味着我們其實可以混在菜市場的人裏面進進出出。所以封小區這個事他們執行得根本不徹底,你能感覺到這是一個倉促上馬的政治任務,實際執行時基層有很多沒有辦法實現的事。

這一切都讓我感受到一旦沒有中央動員,地方政府有多麼慌亂,不同的政策、政府部門、行政區劃之間嚴重缺乏協調。雖然只有短短一週,卻充滿各種各樣的真假消息,沒有一個權威說法去闢謠,人們甚至不再等反轉,一度不再期待官方的解釋。那時省政府好像提出過要封省高速公路,這還是一開始我老家那邊的廣播交通電臺發佈的消息,但實際我叔叔還是順利出省。即便在後面把社區的人動員起來,那些值班的幹部們還是要糾結,比如說「應不應該把一個弟弟是癡呆兒的人從隔壁小區放進來」,「應不應該把一個80多歲的老大爺放進來」……處理此類非常精細的問題時,你會看到體制是如何運轉,最後你發現他們唯一的做法就是「大水漫灌」。

諷刺的是,在過去小半年之後,十一我回家和爸媽一起看電視,很多關於抗疫的電視劇裏,都會把小區裏的那些義工塑造成一個像快遞員一樣工作的人,靠一手撐起整個社區的運轉——但事實上根本不是這樣。

這也和我在出版社的情況聯繫在一起了:重點不在於中央不給你指示,或者是給你施加什麼樣的限制,而在於你無論如何都要等待中央的指示。做符合要求的書和政治正確是相悖的,我在自我審查,考慮這個書能否達到編輯質量標準的時候,都會有些類似的考慮:到底是應該尊重原作者的內容呢,還是應該讓政治風險盡可能降到最低?這是在體制內的工作裏不斷出現的主題。

2016年2月7日北京,農曆新年,一個女孩和一個女人坐在車內。

2016年2月7日北京,農曆新年,一個女孩和一個女人坐在車內。攝:Damir Sagolj /Reuters/達志影像

向其他的可能性奔逃

當我開始把自己在北京的生活和工作,連同在老家目睹的體制內生活,以及疫情中的遭遇聯繫起來的時候,就開始越來越注意到裏面的一些黑暗面。體制讓我感到我的需求會很難被滿足,更可怕的是,一旦沒有滿足,我就會很快適應——工會發下來的牛肉真的還挺好吃,日用品也非常實際,一點也不掉價,何樂而不爲呢?

你看着工資條開始數坐班費有多少、飯卡這個月充了多少錢的時候,坐在辦公室裏做各種各樣官僚的事情,然後懷着一種解脫的、甚至有一點欣喜的心情去食堂的時候,你就覺得自己被馴化了。

但我前幾周去了一個南方城市,以外人的角度觀察當地的體制外生活,讓我對未來樂觀了一些:首先是到了晚上,有那種夜宵大排檔一樣的地方,很多人坐在那兒吃東西,一個地方10點以後還有很多人,這放在北京一些頂級的商圈都是不太容易看到的;那兒的服裝定製店也很多,像一般中型城市連鎖服裝店那樣的店面,挺新的,也比較乾淨,當地消費者已經有一些脫離成衣、考慮要給自己定做的需求了,挺出乎意料的。

在北京呆多了,對一個城市的小商業應該是什麼樣子會失去概念,到處都是很大的街道,都是步行不便的地方,晚上也沒有什麼人氣。北京的多元化消費太少了,沒有小攤,消費沒有中間層。導致人們的消費只能分化成爲體制內分配、基本消費和高度溢價的消費。但在一些二三線城市裏面,商業比我想象得要活躍,比如像華萊士、鄉村基(編註:本土連鎖快餐品牌,門店主要分佈在非一線城市),這種主要靠地推,而不完全靠線上的連鎖餐館,依然是有生命力的。只要依然有下一代人可以體會這樣的商業環境,在我看來不僅是內循環,包括那種體制內生活的循環,都是可以被遏制的。

當這個社會正在向一個我越來越無法理解的方向移動時,我意識到自己其實應該屬於一個流動性高的、時間流速更快的生活方式。之前有很長一段時間,我處在一種認同危機裏,西方背景下的教育經歷,沒有什麼典型中國社會的生活經驗,我感到有些格格不入。但最近這段時間我開始越來越清楚了,之前那些讓我感到困擾、覺得自己怪胎的東西,似乎正在逐漸變成身上的遺產,只要存在在那裏,它的意義好像就在與日俱增。現在對於我來說,你只要和這個社會反着走就可以了,對你不理解的事情,只要懂得去拒絕就可以了——非常積極地去拒絕,順從本心地去拒絕,隨心所欲地去拒絕。現在我打算辭掉出版社的工作,做一個自由職業者,也打算去其他不同城市看看,北京實在太貧瘠了,可能去什麼地方都會有新的發現。

不過在我真正決定離職的時候,我媽讓我不要跟家裏老人說——他們都是體制內過了一輩子的人,他們肯定接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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