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可能性是中國領導人在改革開放初期積極地向東鄰日本取經，受到了1960年代池田勇人內閣推出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啟發。日本當時提出「十年國民收入翻倍」願景，並且提前實現了這一目標，在1968年成為了繼美國之後的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中國官方歷史常常將鄧小平在1979年與時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談話認定為「小康社會」願景的起點（大平正芳正是池田內閣經濟計劃的主要設計與參與者），而鄧對於「小康社會」的經濟理解，也是圍繞「國民經濟每十年翻一倍」展開的。

初中數學就可以算出，如果需要十年翻番，則年均複合增長率應為7.2%。這也就不難解釋，為何中國從八十年代開始，幾乎所有的經濟規劃增速指標，都在6%-8%之間（唯一的例外是1991-1995年的「八五計劃」修訂後增速目標為8%-9%）。按照官方的說法，這是一種「預示性」的指標，更多地體現了官方對於經濟前景的預期。事實上，中國從「七五」到目前為止全部經濟增速指標都低於實際增長，在有些年代甚至是大幅低於實際增長：

雖然理論上經濟增長目標並不具備強約束性（否則這就與「市場經濟」相悖了），但在執行層面，官方指標常常被理解為某種增速下限。「超額」完成指標的地方政府往往受到嘉獎，而未能達到這一目標的部門則受到政治壓力。歷史上中國經濟增速往往超過官方計劃，一方面說明官方計劃本身經常缺乏科學或者事實依據，另一方面也是集體行動的必然——如果每個部門都以官方目標為最低目標，那平均結果一定會高於官方目標。

但「十四五」將面臨一個截然不同的局面。經濟 「十年翻一番」的潛力已經耗盡，中國從2016開始增長速率就降到7%以下，在可見的將來沒有可能再將增速拉到7.2%以上。因此北京面臨兩個選擇：第一是完全放棄設定增長指標；第二是建立新的經濟願景，以作為新增速指標的理論支撐。

五中全會的表述則介於兩者之間。會議公報沒有提出任何可以量化的增長指標，但卻提出了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說法：「（到2035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中等發達國家」不是什麼科學概念，對於到底怎樣才算「中等發達」，學術界或者是國際組織並沒有統一的定義。在大眾媒體上，東歐的轉型經濟體如匈牙利、捷克、波蘭，以及在發達國家中排位靠後的南歐國家如希臘、葡萄牙，常常被算作「中等發達」的國家。但這些國家地人均收入水平橫跨了一個較為寬廣的區間（人均GDP在一萬五千美元到兩萬美元之間）。

中國今天的人均GDP約為一萬美元，取決於具體對標哪一個「中等發達國家」，其中隱含的十五年平均年增長在3%-5%之間。但每年到底增長3%還是5%？對於中國這個今年GDP就要超過100萬億人民幣的超大經濟體來說，每年兩個百分點在十五年的時間維度中會產生非常大的差別。如果我們取上限5%，那麼這一提法實際上接近於「十五年GDP翻番」，在中國目前的經濟水平可以理解為中等偏高增速。但如果我們取下限3%，這就意味着中國經濟增長在未來十五年「腰斬」，速度偏低。

如果最後的「十四五」規劃真的取消了經濟增長數字指標，那麼這對於中國經濟數據的準確性將會有所幫助。

五中全會在經濟增長上留出了非常大的想像空間，官方明顯地唱淡了增長數字的重要性。對比五年前（「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到二○二○年國內生產總值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本次五中全會的經濟表述（「在質量效益明顯提升的基礎上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預示着「十四五」有可能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沒有明確量化經濟增長指標的五年規劃。

如果最後的「十四五」規劃真的取消了經濟增長數字指標，那麼這對於中國經濟數據的準確性將會有所幫助。大量的中外經濟研究已經從各個角度證實了，中國的經濟數字長期以來存在着「過度平滑」的問題（有的時候虛增，有的時候也會壓低實際的數字，以維持「穩定」）。這種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數字化的經濟增長指標，因其易衡量、易比較的特點，在官僚作業常常被無限放大重要性，最終造成行為扭曲。越是剛性的政策指標，在實施中越是容易被扭曲。

今年中國在三、四月份舉國動員「復工復產」，中央政府以各地工業用電量作為經濟恢復指標，結果造成許多地方政府要求工廠無人空轉，政府機關即使週末也燈光、空調全開，造成用電大增的假象，導致投資者和研究機構對於中國經濟數據失去信心。如果中國取消GDP指標，提高對於低增速的容忍度，將會傳遞出尊重市場，尊重經濟規律的積極信號。

零和「雙循環」

五中全會目前透露出來的信號，傾向於對抗式的、零和博弈的「雙循環」姿態。全會公報將科技「自立自強」，放在了具體政策中的最高優先；第二優先是產業鏈安全；第三優先才輪到擴大消費。

「十四五」的第二個看點，在於北京對於「雙循環」戰略的具體政策理解。「雙循環」（官方表述為：「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自今年提出以來，迅速成為中國經濟的指導性戰略，在五中全會公報中不出意外地佔據了核心位置。但到底怎麼「雙循環」，外界有兩種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一種相對善意，即中國的「內循環」策略，以擴大國內消費和市場為着重點。簡單來說就是在國際市場疲軟，出口乏力的情況下，鼓勵普通中國家庭多花錢，鼓勵出口企業擴大對國內市場的銷售和生產，以支撐經濟增長。這種「內循環」的方式在理論上並不會造成中國的「閉關鎖國」，甚至還有可能造成擴大進口的作用（過高的消費品進口關税是制約國內消費的瓶頸之一）。

第二種理解則更多看到了「內循環」中的零和博弈傾向——官方不斷強調的「自主創新」戰略毫不掩飾地以降低對外技術依賴為目的。在政策實施中，這種傾向很可能造成對進口的壓抑，或者是對外資科技企業的歧視。雙循環的這一面向，如果被放大，將會加劇中國與歐美的科技脱鈎，並且加深國際敵意。

五中全會目前透露出來的信號傾向於第二種，也即對抗式的、零和博弈的「雙循環」姿態。全會公報將科技「自立自強」，放在了具體政策中的最高優先；第二優先是產業鏈安全；第三優先才輪到擴大消費。同時公報在科技政策和產業鏈政策方面的表述最多、最具體，而在如何「全面擴大消費」這個問題上則語焉不詳。

雖然在國際上飽受爭議的「中國製造2025」計劃在全會公報中銷聲匿跡，但這很可能只是一種出於外交博弈的戰術調整而非戰略上的改變。「中國製造2025」最受爭議之處在於其進口替代的指向。五中全會公報雖然完全不提「中國製造2025」，但在官方理論刊物《求是》隨後刊發的，以習近平第一人稱形式撰寫的《國家中長期經濟社會發展戰略若干重大問題》一文，則明確提出了「全面加大科技創新和進口替代力度」。這意味着中國未來的科技政策將帶有某種進攻屬性。美國也勢必愈發緊盯中國的科技「願望清單」（比如明年將和「十四五」一起出爐的《2021-2035國家中長期科技發展規劃》），並將其變成「打擊清單」。

產業鏈政策表述則與科技政策類似，雖然五中全會公報的描述較為中性（「提升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但上述《求是》一文則做出了頗為對抗姿態的解讀：「拉緊國際產業鏈對我國的依存關係，形成對外方人為斷供的強有力反制和威懾能力」。兩者本質區別在於，中國提升產業鏈現代化的努力並不一定造成零和博弈，而拉緊產業鏈對中國依存度的嘗試則很有可能造成零和競爭。後者還有非常大的實施難度，美歐在後疫情時代全面反思其供應鏈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未來很有可能會嘗試加大鼓勵企業回遷的力度，或者是建立新的、排除中國的國際供應鏈同盟。

如果兩邊都堅持要「拉緊」國際供應鏈對自身的依賴程度，那最後的結果很有可能是國際供應鏈的分裂，跨國企業很有可能在一個「有中國」的供應鏈，和一個「沒有中國」的供應鏈中做出艱難選擇。中國官方似乎已經接受了「脱鈎」無法避免的事實。這裏的一個例子是，在五中全會之後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來自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新聞發言人宣稱「中美徹底脱鈎不現實」——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於「中美部分脱鈎」的默認。

拉不動的消費

中國當前的經濟復甦是高度不平衡的——工業產出高速增長，出口份額迅速擴大，但國內消費則非常疲弱。

而同樣對於「雙循環」十分關鍵的消費政策則是細節寥寥。中國當前的經濟復甦是高度不平衡的——工業產出高速增長，出口份額迅速擴大，但國內消費則非常疲弱。這與「雙循環」所描繪的新增長模式顯然相去甚遠。

到底如何增進消費？北京沒有太多現成的選項：中國直接徵收的個人所得税比例非常低（中國家庭税負大部分來自間接負擔），因此減税不會太有用。今年一些地方政府嘗試了直接發放消費券的方式，但往往受制於地方財力而規模有限。

中國家庭的消費不足並不是短期的情緒或者意願問題，而是結構性問題，而結構性問題需要改革。比如最近熱議的推進農村土地市場化，簡單來說就是允許更多農村家庭出讓土地，從而獲得資本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紅利。這種方式當然可以提高中國一半人口的收入，從而推動消費。但這裏有一個制度性的問題是大量農村土地產權不清，而沒有產權就無法交易，土地產權制度改革在2013年之後幾乎沒有新的進展。

另外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則是地方財政，地方政府因為財力不足，無法提供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醫療，教育，養老），因此迫使普通家庭加大儲蓄，減少消費。說白了，中國家庭消費不足的原因，與其說是老百姓人不願意花錢，不如說是政府不願意改革。

（楊路，經濟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