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中国“十四五”经济计划：消失的GDP指标、零和“双循环”、拉不动的消费

上周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事件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召开，这标志着中国新一个经济政策周期正式开启。不出意外的话，重要时间点将是这样的：10月29日，五中全会《公报》出炉，在大方向上点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的主题。11月第一周，我们将会看到一份标题大致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四五”规划及2035远景目标纲要的建议》的长文件，以执政党建议的方式列出“十四五”及“2035远景”的全部重点及部分细节。2021年3月，全国人大将正式通过上述两规划，并公布全部细节。而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2021-2022）里，各个中央部委及省市，将依照中央“十四五”规划的各项目标，提出各自的地方规划和具体执行计划。

借用艾森豪威尔的话来说，“计划本身不重要，但是计划的过程至关重要” (Plans are nothing, planning is everything)。五年计划作为一项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物，其指标本身的技术约束力已经非常有限，但这一政策工具在凝聚共识、传达信号方面的作用，仍然是无可替代的。以下结合五中全会前后的公开信息，讨论几个“十四五”的重要看点。

消失的GDP指标

经济 “十年翻一番”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从2016开始增长速率就降到7%以下，在可见的将来没有可能再将增速拉到7.2%以上。

“十四五”的首要看点，自然是未来五年的经济增长预期，简单来说就是GDP增速指标。往年的五年规划中，常常有GDP每十年翻一番的表述（例如“十三五”地方规划要求2020年GDP在2010年基础上翻一番）。这个“十年翻一番”的表述，贯穿了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经济计划。但这个目标到底是怎么来的？其设定的依据究竟是什么？从来都没有官方解释。

一种可能性是中国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积极地向东邻日本取经，受到了1960年代池田勇人内阁推出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启发。日本当时提出“十年国民收入翻倍”愿景，并且提前实现了这一目标，在1968年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的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今天中国官方历史常常将邓小平在1979年与时任日本首相大平正芳的谈话认定为“小康社会”愿景的起点（大平正芳正是池田内阁经济计划的主要设计与参与者），而邓对于“小康社会”的经济理解，也是围绕“国民经济每十年翻一倍”展开的。

初中数学就可以算出，如果需要十年翻番，则年均复合增长率应为7.2%。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中国从八十年代开始，几乎所有的经济规划增速指标，都在6%-8%之间（唯一的例外是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修订后增速目标为8%-9%）。按照官方的说法，这是一种“预示性”的指标，更多地体现了官方对于经济前景的预期。事实上，中国从“七五”到目前为止全部经济增速指标都低于实际增长，在有些年代甚至是大幅低于实际增长：

• “七五”（1986-1990）规划年均增长7.5%，实际年增7.9%
• “八五”（1991-1995）规划年增（修正后）8%-9%，实际年增12.3%
• “九五”（1996-2000）规划年增8%，实际年增8.6%
• “十五”（2001-2005）规划年增7%，实际年增9.8%
• “十一五”（2006-2010）规划年增7.5%，实际年增11.3%
• “十二五”（2011-2015）规划年增7%，实际年增7.9%
• “十三五”（2016-2020）规划年增6.5%以上，截止2019年实际年增6.7%

虽然理论上经济增长目标并不具备强约束性（否则这就与“市场经济”相悖了），但在执行层面，官方指标常常被理解为某种增速下限。“超额”完成指标的地方政府往往受到嘉奖，而未能达到这一目标的部门则受到政治压力。历史上中国经济增速往往超过官方计划，一方面说明官方计划本身经常缺乏科学或者事实依据，另一方面也是集体行动的必然——如果每个部门都以官方目标为最低目标，那平均结果一定会高于官方目标。

但“十四五”将面临一个截然不同的局面。经济 “十年翻一番”的潜力已经耗尽，中国从2016开始增长速率就降到7%以下，在可见的将来没有可能再将增速拉到7.2%以上。因此北京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完全放弃设定增长指标；第二是建立新的经济愿景，以作为新增速指标的理论支撑。

五中全会的表述则介于两者之间。会议公报没有提出任何可以量化的增长指标，但却提出了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说法：“（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中等发达国家”不是什么科学概念，对于到底怎样才算“中等发达”，学术界或者是国际组织并没有统一的定义。在大众媒体上，东欧的转型经济体如匈牙利、捷克、波兰，以及在发达国家中排位靠后的南欧国家如希腊、葡萄牙，常常被算作“中等发达”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地人均收入水平横跨了一个较为宽广的区间（人均GDP在一万五千美元到两万美元之间）。

中国今天的人均GDP约为一万美元，取决于具体对标哪一个“中等发达国家”，其中隐含的十五年平均年增长在3%-5%之间。但每年到底增长3%还是5%？对于中国这个今年GDP就要超过100万亿人民币的超大经济体来说，每年两个百分点在十五年的时间维度中会产生非常大的差别。如果我们取上限5%，那么这一提法实际上接近于“十五年GDP翻番”，在中国目前的经济水平可以理解为中等偏高增速。但如果我们取下限3%，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在未来十五年“腰斩”，速度偏低。

如果最后的“十四五”规划真的取消了经济增长数字指标，那么这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将会有所帮助。

五中全会在经济增长上留出了非常大的想像空间，官方明显地唱淡了增长数字的重要性。对比五年前（“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到二○二○年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一○年翻一番”），本次五中全会的经济表述（“在质量效益明显提升的基础上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预示着“十四五”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没有明确量化经济增长指标的五年规划。

如果最后的“十四五”规划真的取消了经济增长数字指标，那么这对于中国经济数据的准确性将会有所帮助。大量的中外经济研究已经从各个角度证实了，中国的经济数字长期以来存在着“过度平滑”的问题（有的时候虚增，有的时候也会压低实际的数字，以维持“稳定”）。这种扭曲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数字化的经济增长指标，因其易衡量、易比较的特点，在官僚作业常常被无限放大重要性，最终造成行为扭曲。越是刚性的政策指标，在实施中越是容易被扭曲。

今年中国在三、四月份举国动员“复工复产”，中央政府以各地工业用电量作为经济恢复指标，结果造成许多地方政府要求工厂无人空转，政府机关即使周末也灯光、空调全开，造成用电大增的假象，导致投资者和研究机构对于中国经济数据失去信心。如果中国取消GDP指标，提高对于低增速的容忍度，将会传递出尊重市场，尊重经济规律的积极信号。

零和“双循环”

五中全会目前透露出来的信号，倾向于对抗式的、零和博弈的“双循环”姿态。全会公报将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具体政策中的最高优先；第二优先是产业链安全；第三优先才轮到扩大消费。

“十四五”的第二个看点，在于北京对于“双循环”战略的具体政策理解。“双循环”（官方表述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自今年提出以来，迅速成为中国经济的指导性战略，在五中全会公报中不出意外地占据了核心位置。但到底怎么“双循环”，外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解。

第一种相对善意，即中国的“内循环”策略，以扩大国内消费和市场为着重点。简单来说就是在国际市场疲软，出口乏力的情况下，鼓励普通中国家庭多花钱，鼓励出口企业扩大对国内市场的销售和生产，以支撑经济增长。这种“内循环”的方式在理论上并不会造成中国的“闭关锁国”，甚至还有可能造成扩大进口的作用（过高的消费品进口关税是制约国内消费的瓶颈之一）。

第二种理解则更多看到了“内循环”中的零和博弈倾向——官方不断强调的“自主创新”战略毫不掩饰地以降低对外技术依赖为目的。在政策实施中，这种倾向很可能造成对进口的压抑，或者是对外资科技企业的歧视。双循环的这一面向，如果被放大，将会加剧中国与欧美的科技脱钩，并且加深国际敌意。

五中全会目前透露出来的信号倾向于第二种，也即对抗式的、零和博弈的“双循环”姿态。全会公报将科技“自立自强”，放在了具体政策中的最高优先；第二优先是产业链安全；第三优先才轮到扩大消费。同时公报在科技政策和产业链政策方面的表述最多、最具体，而在如何“全面扩大消费”这个问题上则语焉不详。

虽然在国际上饱受争议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在全会公报中销声匿迹，但这很可能只是一种出于外交博弈的战术调整而非战略上的改变。“中国制造2025”最受争议之处在于其进口替代的指向。五中全会公报虽然完全不提“中国制造2025”，但在官方理论刊物《求是》随后刊发的，以习近平第一人称形式撰写的《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一文，则明确提出了“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科技政策将带有某种进攻属性。美国也势必愈发紧盯中国的科技“愿望清单”（比如明年将和“十四五”一起出炉的《2021-2035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并将其变成“打击清单”。

产业链政策表述则与科技政策类似，虽然五中全会公报的描述较为中性（“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但上述《求是》一文则做出了颇为对抗姿态的解读：“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两者本质区别在于，中国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努力并不一定造成零和博弈，而拉紧产业链对中国依存度的尝试则很有可能造成零和竞争。后者还有非常大的实施难度，美欧在后疫情时代全面反思其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程度，未来很有可能会尝试加大鼓励企业回迁的力度，或者是建立新的、排除中国的国际供应链同盟。

如果两边都坚持要“拉紧”国际供应链对自身的依赖程度，那最后的结果很有可能是国际供应链的分裂，跨国企业很有可能在一个“有中国”的供应链，和一个“没有中国”的供应链中做出艰难选择。中国官方似乎已经接受了“脱钩”无法避免的事实。这里的一个例子是，在五中全会之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来自中央财经委员会的新闻发言人宣称“中美彻底脱钩不现实”——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对于“中美部分脱钩”的默认。

拉不动的消费

中国当前的经济复苏是高度不平衡的——工业产出高速增长，出口份额迅速扩大，但国内消费则非常疲弱。

而同样对于“双循环”十分关键的消费政策则是细节寥寥。中国当前的经济复苏是高度不平衡的——工业产出高速增长，出口份额迅速扩大，但国内消费则非常疲弱。这与“双循环”所描绘的新增长模式显然相去甚远。

到底如何增进消费？北京没有太多现成的选项：中国直接征收的个人所得税比例非常低（中国家庭税负大部分来自间接负担），因此减税不会太有用。今年一些地方政府尝试了直接发放消费券的方式，但往往受制于地方财力而规模有限。

中国家庭的消费不足并不是短期的情绪或者意愿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而结构性问题需要改革。比如最近热议的推进农村土地市场化，简单来说就是允许更多农村家庭出让土地，从而获得资本性收入，分享城市化的红利。这种方式当然可以提高中国一半人口的收入，从而推动消费。但这里有一个制度性的问题是大量农村土地产权不清，而没有产权就无法交易，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在2013年之后几乎没有新的进展。

另外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则是地方财政，地方政府因为财力不足，无法提供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养老），因此迫使普通家庭加大储蓄，减少消费。说白了，中国家庭消费不足的原因，与其说是老百姓人不愿意花钱，不如说是政府不愿意改革。

（杨路，经济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