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解體：COVID-19如何預示着美國時代的結束

【陳婉瑩前言】人類學者韋德·戴維斯（Wade Davis）8月6日在《滾石》雜誌（Rolling Stone）發表長文「美國的解體」（The Unraveling of America），在網上飆紅，一連五週的閲讀量高居《滾石》榜首。到現在，文章的閲讀量已超過500萬，在社交媒體出現逾3億6千萬次。戴維斯也成為了網絡紅人，頻頻被媒體邀請亮相接受訪問。

作者把COVID-19疫情放到一個大歷史的角度，配以具體的數字和大量事實，來支持美國「解體」 的論述。作為一個身在加拿大的大學教授，作者用詞極狠，稱特朗普總統為「說謊者和騙子，拙劣的惡霸」。大概為了提防誤解，他在CNN的訪談中講了他和美國的關係：他也是個美國人，在美國讀大學和拿到博士學位，兒子現在美軍服役海外，大有「愛之深、責之切 」之慨。

在給我的電郵中，他提到對讀者熱烈的反應感到意外，特別是回應中人不是以特朗普的支持者居多，而是對美國「懷著深深的悲哀」的民眾。他說，「我熱愛美國、這塊惠特曼（Walt Whitman，詩人）和林肯之地的純潔精神。但有時如果你要所愛的人還有任何重生的機會，你必須在他們面前舉面鏡子、揭示他們的現狀。這是康復路上的第一步。我把這篇文字作為一個對自己家庭的干預（A family intervention）。」

戴維斯寫那篇文章時，未得到編輯約稿，完稿後發給了在《滾石》做編輯的老友發表，不料引起轟動。

戴維斯是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文化和生態系統風險領導力講座教授，他也是個探險家、攝影師，一個行動型的學者。他的獲獎著作包括 “Into the Silence” 和 “The Wayfinders” ，新書《瑪格達萊納：夢想之河》（Magdalena River of Dreams）剛在上月出版。瑪格達萊納河是哥倫比亞的大動脈，發源於安第斯山脈海拔3600米高的崎嶇荒地，向北流淌近1600公里，穿越雲霧繚繞的峽谷，流過遠古的神秘巨石，將下游灌溉成為肥沃的平原，最後流入加勒比海。使人擔心的是，這哥倫比亞的母親河因為兩岸過份的開發和污染正面臨滅絕。

他在電郵中說，「《滾石》的文使新書的曝光率大增，我的朋友阿巴德把這本書形容為『一封寫給哥倫比亞的情書』。這本書不避諱真相，但寫得很有同理心和愛慕之情。我想這種卑微的方式，或許能讓哥倫比亞人衝破消極和絕望。人民對自己的命運越有自豪感，持久和平的前景就越大。我希望你有機會讀到它。」這種心情，看出來也是他寫「解體」長文的初心。

我聯繫原作者，取得這文章的中文版權，基於兩個感悟：

第一，作者行文不避諱真相，懷著同理心和愛慕之情，講自己心愛的土地的故事。這在華文世界可能嗎？真正的愛國者，敢於在國家面前舉起鏡子，如實地揭示現狀，我們有這個膽量嗎？

第二，美國總統選舉將在幾天後舉行，這是學習美國文化、政治運作的時刻 （learning moment ），像一位老朋友說的，我們不必「崇美」，也不要「仇美」，但是要「知美」、了解美國。本文提到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際之間極端疏離的現狀，特別值得我們警惕 。

戴維斯授權我負責文章在華文世界的版權，由端傳媒獨家首發。轉載請和我直接聯繫。

（陳婉瑩，資深記者、編輯、新聞和傳媒教授，香港大學新聞及傳播研究中心前總監）

我們一生中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全球性現象，人類前所未有地在數字技術空前普及的情況下聚集，關注同一個生存威脅，被同樣的恐懼和不確定性所吞噬。我們還熱切期待着相同的、雖尚未被實現的醫療科學的承諾。

在短短一個季節裏，文明被一個比鹽粒小一萬倍的微寄生生物帶入低谷。COVID-19不僅攻擊我們的身體，還攻擊我們生活的文化基礎，攻擊社區和人們賴以建立聯繫的工具，這些對人類來說，就像爪子和牙齒對老虎的意義一樣。

迄今為止，我們對COVID-19的干預主要在於減緩傳播速率，和拉平發病曲線。我們眼下還沒有治療方法，也不確定疫苗會在近期誕生。腮腺炎疫苗是有史以來開發時間最短的疫苗， 但也花了四年。COVID-19在四個月內殺死了10萬美國人。有一些證據表明，自然感染不一定帶來免疫力，這讓人質疑疫苗的有效性。疫苗的安全也要得到保證。要對全球人口接種疫苗，只要每一千人中有一人出現致命的併發症，就意味着數百萬人的死亡。

大流行病和瘟疫往往對倖存者來說，是在不知不覺中改變了歷史的進程。在14世紀，黑死病殺死了近一半的歐洲人口。勞動力的稀缺導致了工資的增長。上升的期望值導致了1381年的農民起義，標誌着統治了歐洲中世紀一千年的封建秩序開始終結。

COVID大流行將成為一個被人們銘記的歷史時刻，這標誌性事件的意義，只有在危機過後才會顯現出來。它將成為這個時代的拐點，就像1914年費迪南大公被暗殺、1929年的股市崩盤和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成為上世紀的基本性的標杆一樣，預示着更大、更影響深遠的後果。

COVID的歷史意義不在於它對我們日常生活的影響。畢竟，在文化方面，變化是常態。人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在面對生活上種種新的可能。當公司取消或縮小中央辦公室的規模，員工在家辦公，餐館停業，購物中心關閉，流媒體將娛樂和體育賽事帶入家庭，航空旅行變得越來越麻煩和痛苦，人們會慣性地適應。記憶的流動性和遺忘的能力也許是人類最令人困擾的特徵。歷史的教訓顯示，這能力讓我們能夠接受社會、道德或環境任何程度的退化。

毫無疑問，金融的不確定性將投下漫長的陰影。環球經濟體制的上空，籠罩著一個發人深省的共識，即地球上所有國家手中的所有金錢將永遠不足以抵消整個世界停止運作時所遭受的損失，各地的工人和企業正面臨在經濟和人類生存之間的選擇。

這些變化和情況會讓人不安，但除非經濟徹底崩潰，否則不會成為歷史的轉折點。但可以肯定的是，這場疫情的大流行對美國的聲譽和國際地位會造成絕對破壞性的影響。

在一個黑暗的瘟疫季節，COVID將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幻想化為泡影。在危機最深重時，美國每天有2000多人死亡，美國人發現自己加入了失敗國家的行列，被一個功能失調和無能的政府統治，這個政府對死亡率負有主要責任，為美國在世界上的稱霸劃上了一個悲劇性的句號。

第一次，國際社會覺得有必要向華盛頓派遣救災物資。據《愛爾蘭時報》報導，兩個多世紀以來，「美國在世界其他地方激起種種感情：愛與恨、恐懼與希望、嫉妒與蔑視、敬畏與憤怒。但是，有一種感情在此前從未投向過美國：憐憫。」當美國醫生和護士急切地等待着從中國緊急空運來的基本物資時，歷史的鉸鏈開啟了亞洲世紀。

沒有一個帝國能夠長生不死，即便它們很少預料到自身的滅亡。每一個王國都是向死而生。15世紀屬於葡萄牙人，16世紀是西班牙，17世紀則是荷蘭。18世紀是法國的天下，而英國統治了19世紀。英國人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被抽乾破產，直到1935年，帝國的地理版圖達到頂峰，英國人還保持着統治的假象。到那時，火炬當然早已傳到了美國人的手中。

1940年，當歐洲燃起戰火，美國的軍隊數目還不及葡萄牙或保加利亞。但在四年內，1800萬男女參軍，還有數百萬人在礦井和工廠通宵達旦開工，正如羅斯福總統所承諾的那樣，將美國建成為民主的武裝庫。

日本人在珍珠港事件後六週內控制了世界90%的橡膠供應，美國當時將汽車限速降到35英里/小時，以延長輪胎的生命。在其後三年內，美國從零開始發明了合成橡膠工業，使盟軍得以輾平納粹。在巔峰時期，亨利·福特的Willow Run工廠晝夜不停運作，每兩小時生產一架B-24「解放者」式轟炸機。長灘和索薩利托的造船廠每天24小時開工，每天一出廠兩艘「自由」號戰艦，持續四年，並創下4天15小時29分鐘造出一艘艦的記錄。底特律的一個克萊斯勒兵工廠生產的坦克車數量，超過了整個第三帝國。

戰爭結束後，歐洲和日本陷入灰燼，人口只佔世界6%的美國，雄據了全球經濟的半壁江山，包括93%的全球汽車產量。這樣的經濟優勢孕育了一個生機勃勃的中產階級和工會運動，讓一個教育程度有限的美國人可以獨力養家餬口，擁有房子和汽車，並把孩子送進好學校。這絕不是一個完美的世界，但富裕的環境容許資本和勞動者和平共處，在經濟快速增長和收入不平等下降的時代，富人的高税率標誌着機會的分享互惠，令其並非美國資本主義黃金時代的唯一受益階層。

但自由和富裕是有代價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美國是個近乎非軍事化的國家，但在勝利之後，美國從未從戰場撤退。時至今日，美軍在150個國家部署軍隊。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中國沒有打過一次仗，美國沒有過一天和平的日子。卡特總統最近指出，美國在242年的歷史中，只享受了16年的和平，正如他所寫的那樣，美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自2001年以來，美國已經在軍事行動和戰爭上花費了超過6萬億美元，這些是本可被投入到國內基礎設施建設的經費。與此同時，中國致力建設國家，每三年澆築的水泥超過美國整個20世紀的總用量。

當美國成為世界警察時，暴力卻在國內蔓延。1944年6月6日的D日，盟軍陣亡人數為4414人；2019年4月底，美國內槍支暴力事件已經殺死了同等數目的男女。到當年6月，美國民眾私槍造成的死亡，已超過盟軍在諾曼底戰役中，集五國軍力應戰的第一個月的陣亡人數。

戰後的美國，比任何其他國家更崇尚個體，卻犧牲了社區和家庭。猶如社會學意義上原子的分裂。個人的流動性和自由的擴充，是以犧牲共同目標為代價。在美國的廣大地區，家庭失去了作為一個社會細胞的基礎。到20世紀60年代，40%的婚姻以離婚告終。只有6%的美國家庭有三代同堂住在同一屋簷下，長者被普遍遺棄在養老院。

「24/7」這樣的口號，頌揚對事業的完全奉獻，男女在工作中疲於奔命，與家庭的疏離日增。美國的父親平均每天與孩子直接交流的時間不到20分鐘。當一個年輕人到了18歲時，其中整整兩年時間都會在看電視或盯着筆記本電腦屏幕中度過，這導致了肥胖症的流行，被美國三軍司令稱之為國家安全危機。

美國人中，只有一半人表示每天在體驗有意義的、面對面的社交互動。這個國家消耗了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抗抑鬱藥物。工人階級家庭的崩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阿片類藥物濫用的危機，取代車禍，成為50歲以下美國人死亡的主因。

這種轉變和衰退的根源在於貧富鴻溝的不斷擴大。經濟差距存在於所有國家，所造成了破壞性的緊張局勢，等同與有違正義的不公平的程度。然而，在任何情況下，如果有其他力量能加強社會的團結——宗教信仰、家庭的力量與慰藉、對傳統的自豪感、對土地的忠誠、地方精神——就可以緩解、甚至減弱撕裂一個社會的消極力量。

但是，當所有舊的確定性被證明是謊言；當工廠關閉，荷包日漸腫脹的公司領導將工作轉移到國外，對工人家庭美好生活的承諾被粉碎了，社會契約也被不可逆轉地廢除了。兩代人以來，美國一直在慶祝全球化，使之成為標竿性的符號，但任何一個勞動者都知道，這不過是資本在尋覓更便宜的勞動力來源。

多年來，美國保守派右翼人士援引對20世紀50年代的懷念，想像一個從未存在過的、但必須被假定為事實的美國，以合理化他們的失落感和被拋棄感、對變革的恐懼，以及對20世紀60年代社會運動苦澀的怨恨和揮之不去的蔑視。那是一個為婦女、同性戀和有色人種帶來新希望的時代。事實上，至少在經濟方面，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一樣類似丹麥。富人的邊際税率是90%。首席執行官的工資平均只有中層管理人員的20倍。

今天，高層企管的基本工資通常是一般員工的400倍，其中還享有可觀的股票期權和福利。美國1%的精英階層控制着30萬億美元的資產，而底層的50%的負債超過他們擁有的資產。最富有的三個美國人的財富超過最貧窮的1.6億的同胞。足足有五分之一的美國家庭的淨資產為零或負數，這個數字在黑人家庭中上升到37%。黑人家庭的財富中位數是白人的十分之一。絕大多數美國人——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種——離破產只差兩次發薪支票。大多數美國人生活在一個自詡為歷史上最富有的國家， 但卻走在高高的鋼絲上，掉下來的時候沒有安全網的保障。

在COVID危機下，4000萬美國人失業，330萬家企業倒閉，其中包括41%的黑人擁有的企業。美國黑人只佔人口的13%，但在聯邦監獄中的人數遠遠超過白人，他們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高得驚人，死亡人數幾乎是美國白人的三倍。美國社會政策的最重要規則，從來是不要讓任何種族群體比黑人過得更糟糕，也不要讓任何人遭受比黑人更多的不公正待遇。病疫大流行也是如此，彷彿病毒正在從美國歷史中汲取靈感。

COVID-19並沒有拉低美國的身段，它只是揭示了早已被我們拋諸腦後的現實。隨着危機的展開，每天每分鐘都有美國人死亡，這個曾經能按小時生產戰鬥機的國家，卻無法生產追蹤疾病所必需的紙質口罩或棉籤。這個戰勝了天花和小兒麻痺症，並在醫學創新和發現方面引領了世界幾代人的國家，卻淪為笑柄，因為一個小丑總統主張使用家用消毒劑來治療一種他在智力上無法理解的疾病。

當一些國家迅速採取行動控制病毒時，美國卻在否認中蹣跚前行，彷彿故意視而不見。美國的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4%，但COVID死亡人數很快就上升到超過全球五分之一。美國這種疾病受害者死亡的比例是全球平均的六倍。全球最高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沒有激起羞愧，反而帶來了更多的謊言、諉過於人，和對奇蹟療法的吹噓，像狂歡節小販的叫賣聲一樣不足信賴。

當美國像一個腐敗的小國獨裁者一樣應對危機時，世界上真正的獨裁者卻趁機搶佔了制高點，享受着難得的道德優越感，尤其是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喬治·弗洛伊德被殺之後。車臣的專制領導人拉姆贊·卡德羅夫（Ramzan Kadyro）責備美國「惡意侵犯普通公民的權利」。朝鮮報紙反對美國的「警察暴力」。伊朗媒體引述阿亞圖拉·哈梅內伊的話，幸災樂禍地說：「美國已經啟動了自我毀滅之旅」。

特朗普的表現和美國的危機，轉移了人們對中國在疫情於武漢爆發初期處理不當的的注意力，更不用說它在香港粉碎民主的行為。當一位美國官員在推特上提出人權問題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援引喬治·弗洛伊德被殺事件，簡短地回應：「我無法呼吸」。

我們可以對這些出於政治動機的言論嗤之以鼻，但美國人並沒有好好地照顧自己。他們的政治進程容許一個失德的煽動者成為這個國家的元首，使國家蒙羞。正如一位英國作家所言：「世界上總有愚蠢的人，也有很多下流的人。但很少有愚蠢的人如此下流，也很少有下流的人如此愚蠢。」

美國總統過著培養怨恨、妖魔化對手、和認證仇恨的生活中。謊言是他的主要施政工具，截至2020年7月9日，他的歪曲和虛假言論的記錄共有20055條。如果說美國首任總統喬治·華盛頓以不會說謊而揚名，現任總統卻不辨真假。他顛覆了林肯的言論和觀點，這個醜陋陰暗的男人以惡意為樂，對任何人都沒有善心。

他可能是令人厭惡的，但與其說特朗普是美國衰落的原因，不如說他是美國衰落的產物。當美國人在鏡子裏只看到自己的例外主義神話時，他們仍然幾乎詭異地無法看到自己國家已經變成了什麼樣子。這個將信息自由流動定義為民主命脈的共和國，如今的新聞自由程度在各國中排名第45位。在這個曾向世界上的貧民張手歡迎的國度，今天更多的人贊成在南部邊境建牆，而不是支持向抵達它門外的無證母親和兒童提供醫療和保護。美國法律完全拋棄了集體利益，將自由定義為個人擁有武器庫的權利，一種不可剝奪的自然權利，甚至凌駕於兒童的安全之上；僅在過去十年中，就有346名美國學生和教師在校園內被槍殺。

美國人對個人的崇拜不僅否定了社區，而且否定了社會的概念。沒有人對任何人有任何虧欠。所有人都必須準備好為一切而戰：教育、住房、食物、醫療。每一個繁榮和成功的民主國家都認為這些是基本權利：普及醫療保健，平等享受高質量的公共教育的權利，為弱者、老人和病人提供社會安全網。美國卻把這些視作社會主義放縱和滿身弱點的表現。

當這個國家在自己國土內，不再有良性的目標感，或集體的幸福感，世界其他地方怎能指望美國領導面對全球的威脅——氣候變化、滅絕危機、大流行病？用旗幟包裹的愛國主義不能代替同情心，憤怒和敵意不能代替愛心。那些湧向海灘、酒吧和政治集會，讓自己的同胞處於危險之中的人，不是在行使自由；正如一位評論家所指出的那樣，他們是在展示一群人的弱點，這群人既缺乏忍受流行病的堅忍精神，也缺乏戰勝它的毅力。帶領他們衝鋒陷陣的是特朗普，這個長了骨刺的戰士、說謊者和騙子，一個在試圖拙劣模仿強人的惡霸。

在過去的幾個月裏，網絡上流傳着一個笑話，說如今生活在加拿大就像在冰毒實驗室上面擁有一套公寓。加拿大並不完美，但對COVID危機處理得當，尤其是在我居住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温哥華在美國爆發疫情的西雅圖以北，相距僅有三個小時的車程。温哥華有一半的人口是亞洲人，每天一般有幾十趟航班從中國和東亞飛來。按理說，這裏應該受到很大的衝擊，但醫療系統的表現卻超乎尋常地好。在整個危機中，加拿大各地的檢測率一直是美國的5倍，按人均計算，加拿大的發病率和死亡率是美國的一半。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每死一個人，麻薩諸塞州就有44人喪生，兩個州的人口相當，但麻州的COVID病例超過了整個加拿大。截至7月30日，美國大部分地區COVID感染率和死亡率飆升，僅當天就報告了59629例新病例，但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的醫院總共只登記了5名COVID患者。

當美國朋友求問究竟時，我鼓勵他們回想一下上次在附近的Safeway超級市場購物的情景。在美國，消費者和收銀員之間幾乎總是存在着種族、經濟、文化和教育的鴻溝，即使不是不可能跨越，也難以彌合。加拿大的情況則完全不同。人們即使不是同一個社會階層，也肯定是作為同一個比較大的的社區成員互動。原因很簡單。收銀員的財富可能比不上你，但他們知道，你知道他們因為有工會而獲得可以餬口的工資。他們也清楚，你知道他們的孩子和你的孩子很可能在同一個社區的公立學校上學。第三，也是最基本的，他們知道你明白，如果他們的孩子生病了，他們將得到完全相同水平的醫療服務，和你的孩子，甚至總理的孩子一樣的服務。這三條線交織一起，組成了加拿大社會民主的結構。

當被問及對西方文明的看法時，聖雄甘地有一句名言：「我認為這將是一個好主意」。這樣的話看似殘酷，但卻準確地反映了，從任何一個現代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角度來看到的美國現狀。加拿大在COVID危機中表現良好，是因為我們的社會契約，社區的紐帶，對彼此和制度的信任，特別是我們的醫療體系，醫院服務的對象是集體而非個人的需求，更不是為那些把醫院床位看作可出租物業的私人投資者。衡量一個文明國家財富的標準，不是少數幸運兒積累的貨幣，而是社會關係的力量和共鳴，以及以共同目標連接所有人的互惠紐帶。

這與政治意識形態無關，而與生活質量息息相關。芬蘭人的壽命比美國人長，在童年或分娩時死亡的可能性更小。丹麥人的税後收入與美國人大致相同，而工作時間卻少了20%。他們每賺一美元就要多付19美分的税。但作為回報，他們得到了免費的醫療保健，從學前教育到大學的免費教育，並有機會在一個繁榮的自由市場經濟中發展自身，大大降低了貧困、無家可歸、犯罪和不平等的水平。普通工人的工資不但較高，而且受到尊重，並享有人壽保險、養老金計劃、產假和每年六週的帶薪假期。所有這些福利只會激勵丹麥人更加努力地工作，16歲至64歲的男性和女性有足足八成人就業，遠高於美國。

美國的政治家們把北歐模式斥之為爬行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稱其在美國是行不通的。事實上，社會民主主義之所以成功，正是因為它們培育了充滿活力的資本主義經濟，而這種經濟恰好惠及社會的每一個階層。認為社會民主制度永遠不會在美國紮根，這可能是事實，但這同時也是一個驚人的控訴，也正是奧斯卡·王爾德心裏所想的，當他說美國是唯一一個從野蠻直接走向頹廢，而沒有經過文明階段的國家。

有證據顯示這是種無可救藥的頹廢，在2016年讓許多美國人選擇了以個人的憤慨為優先，將自己的怨恨置於對國家和世界命運的任何關注之上。他們急於選出一個候選人，而這人的唯一資質，就是他願意為人們的仇恨發聲，認可他們的憤怒，並瞄準他們真實或想像中的敵人。在11月，如果美國人就是看清楚了現狀，也選擇讓這樣一個人繼續執政，我們將不寒而慄。但是，即使特朗普被徹底擊敗，也完全不能確定這個極度分化的國家是否能找到前進的方向。美國的時代已經終結，後果好壞難料。

美國時代的結束、火炬傳到亞洲，並不是可以慶祝或幸災樂禍的時候。在世界存亡的危機時刻，當人類面臨威脅，可能進入一個無比恐怖的黑暗時代時，美國的工業力量，加上俄國士兵的鮮血，的確拯救了世界。麥迪遜和門羅、林肯、羅斯福、肯尼迪所頌揚的美國理想曾激勵了千百萬人，給人們帶來希望。

有一天，如果中國崛起，同時伴隨著他們建造的維吾爾人集中營，軍事力量的擴張，監視着人民一舉一動的2億個監控攝像頭，我們會懷念美國世紀最美好的歲月。目前我們有的，只是特朗普的盜賊統治（Kleptocracy）。他讚許中國對維吾爾人的待遇，把對他們的拘禁和折磨描述為「完全正確的做法」。 他鼓吹化學消毒劑的療效時，輕描淡寫地說：「有一天，它就像奇蹟一樣，會消失的。」他講的是冠狀病毒，但正如有人說的，他也可能是說中了美國夢的消失。

（韋德·戴維斯，人類學家，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文化和生態系統風險領導力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