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街頭運動再來，鬼機就有用了，陳梓君當時想。沒有料到，半個月後，港區國安法的消息爆出。剛安排好鬼機的她，很快再買了一個 VPN軟件。她沒有想到有一天要在香港使用VPN，以前認知裏，只有被政府封鎖網絡的人，才要用VPN來「翻牆」。

「以前在香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現在就是我說話、做這些事（用VPN），就是在逃避中國的監視。」

「中國有小粉紅爬牆出來，我就像是一個不在中國，但要回看牆內事的人？」她嘗試理解自己的狀態，想了一下又覺得這個比喻不合適，「以前在香港我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但現在就是我說話、做這些事（用VPN），就是在逃避中國的監視。」

在網絡上成為一個面目模糊的人

在網絡上，她終於變成一個不易識別、面目模糊的人，這讓她感覺安全一些。

今年5月21日夜晚，全國人大毫無預警地宣佈推出港區國安法，一股因未知而生的壓抑氣氛於城裏迅速蔓生，人人都在問，到底怎樣才算危害國家安全？喊口號算不算？罵政府又算不算？

紅線未明，人人用不同方式保護自己：在社交媒體上刪帖、噤聲，甚至在網絡中隱身。這一晚，香港 App Store 下載量最多的首十個應用程式中，有7個是 VPN ，其中 NordVPN 的下載量較前一天增加120倍，各種網站上的 VPN 廣告也瞬間大增。陳梓君開始跟朋友討論，除了買VPN，自己可以做什麼？

她喜歡用手機拍照。以前她總覺得照片僅僅保存在手機不安全，容易丟失，後來她開了一個 Google Photos 帳號，備份所有照片，但現在，她反而感覺雲端平台不安全了。她怕自己的樣子被識別公開，也害怕在雲端上的個人資料會不知怎麼被盜取、被有關平台「送中」。

數日內，她從雲端中挑好數百張和家人朋友拍的生活照，全部沖洗打印，用相簿整理好，放置在房間裏。某天夜裏，她打開電腦，逼自己把所有 iCloud、Google Photos、Facebook 等平台上具有人像的照片一口氣刪掉數千張，留下的只有風景食物照。

在網絡上，她終於變成一個不易識別、面目模糊的人，這讓她感覺安全一些。

恐懼在去年6月第一次出現。2019年6月11日，香港百萬人遊行之後，警方以「串謀公眾妨擾」罪名拘捕 Telegram 群組「公海總谷」的管理員。「沒有想過做公海admin（管理者）都會被人拉，」陳梓君回憶說，那之前不久，她響應連登網友號召，也成為一個交流反修例信息的公海群組群主，看到另一個群的管理員被捕，她最初還在揣摩，是否只是個別事件。

不久後，因運動而被捕的人數迅速攀升，警方以駭客軟件破解被捕者手機的消息不脛而走。陳梓君開始焦慮和猜疑：我會否失去工作？家人會否被起底？警察會不會忽然上門？

她在數日內換了一部新手機，朋友幫她把舊手機的資料大清洗，換掉底板。她開始找人接替自己擔任群組管理員，而在有人接手之前，她不敢在群裏說一句話。

「公海有人講話我要 delete （刪除）它、有人 PM（私訊）我訪問又要 delete 了他，」她說，恐懼讓自己有點「走火入魔」，想要假裝自己不是管理員。

一切並非空穴來風。根據香港警務處回覆端傳媒查詢，就網絡言論及起底事件，2019年6月至今共拘捕67人，涉嫌「有犯罪或不誠實意圖而取用電腦」、「煽惑公眾妨擾」、「串謀公眾妨擾」、及「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等。此外，端傳媒整理多間傳媒報導，當中已有16宗相關案件遭檢控，1宗已判刑。今年1月，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回覆立法會議員莫乃光質詢時披露，去年6月至11月，警方共處理1429宗涉及手機作為證物的案件，當中涉及3721部被捕人或疑犯的手機。

相當於平均每一個月，就有逾600部被捕者手機被警方查閱。

香港律師陳惠源執業23年，經常擔任義務律師，協助被捕者。他告訴端傳媒，警方拘捕市民後，確實有權撿走被捕者手機，但根據《香港刑事罪行條例》，若警方需開鎖及查閱手機，須先取得法庭批出的搜查令。對此，李家超強調警方都是在取得法庭搜查令下後才查閱被捕者手機，但陳惠源卻透露，警方經常用種種「不實的藉口」或威嚇，在警署內讓令被搜查人士自行解鎖的情況屢有出現，這些個案，並沒有紀錄在保安局公佈的數據中。

在陳惠源曾接待的求助者和已受委託的當事人中，大約9成人表示曾被警方威脅以開鎖手機，威脅的方式包括：開鎖以證明手機非盗竊得來，開鎖來換取去洗手間、吃東西、看醫生的權利等。

今年1月，一宗司法覆核案件首次披露，警方曾在去年9月23及24日向法庭成功申請搜查令搜查警察總部的電子儀器，當中包括證物房及單位內所有電子裝置內容，行動中警方取得黃之鋒與周庭的兩部電話，並用軟件破解了黃之鋒的iphone XR，獲得手機密碼和其中的照片，而周庭的Google Pixel手機當時未遭破解。

陳惠源說，警方申請搜查自己的證物房，匪夷所思，以他所知，這是警方有史以來第一次這樣做。「那個是你的證物房，那個是你的 possession（擁有物），你搜查什麼？為什麼你不光明正大、堂堂正正說要那些東西（手機內的資料）？」

不過，根據港區國安法，警方獲取嫌疑人的電子設備資訊，已經不需要法庭手令。國安法第43條的《實施細則》指，警務處處長可要求電訊服務供應商、網絡平台服務商等移除有害國家安全的資訊，在緊急情況下，警方可以自行批准警員進入任何電子設備搜證。

7月1日，國安法落地實施不到24小時，已有人因被搜出寫有「香港獨立」的旗幟被捕，消息傳遍網絡。陳梓君看到這些新聞，但對於在社交平台上轉發新聞已開始遲疑，她怕轉發帶有敏感字眼的新聞，也會觸碰到紅線，「因為那些 post 都有這『4隻字』」。

數日之後，陳梓君重新檢視了自己 Facebook 過往發佈過的帖文，將曾寫有敏感言詞的帖文設定一一調成「only me」（只限本人可閱）。

VPN 隱身術

I was almost a dead person on social media.

20多歲的李俊文在網上從來是個隱形人。他小心保護自己的身份，把網絡世界與現實切割。在 Facebook 、 Instagram 上，他的頭像均為黑色，不發帖文、不讚好、不分享任何東西。偶爾有朋友們在各類帖文標籤他，李俊文從來不回覆。

「 I was almost a dead person on social media.（在社交媒體上我幾乎是個死了的人。）」他這樣形容自己。

今年6月，他把自己的家借給了幾位正在打文宣戰線的反修例運動示威者，來開辦一個小型的網絡安全講座。講座主持也是一個示威者，從事資訊科技行業。此前，大家對自己的身份保護相當小心翼翼，一直只在網絡交談，互不知道真實姓名。

過去幾年，李俊文一直關注資訊安全和網絡言論。2016年，大年初一凌晨，旺角街頭爆發騷亂事件。他當時人在外國，盯着手機螢幕看新聞。當夜，政府迅速將事件定性為「暴亂」，事後警方進行大搜捕，一名男子涉嫌於社交媒體鼓吹他人參與騷亂而被拘捕。

這個案件後來不了了之，但李俊文印象很深，從此在網上噤聲。

今年2月，他去海外參加了一些就香港問題的遊說活動。回到香港，港府祭出限聚令，黑壓壓的街頭人潮不再復見。李俊文去深水埗買了一部鬼機和電話卡，打算在網絡世界「建立一個新的自己」，投入文宣戰。他一度覺得，一部鬼機、一個沒有登記個人信息的電話號碼，萬一發生什麼事，把電話整個銷毁也足夠安全了。

不過，講座內容讓他覺得自己做得還不夠。席間，講者從密碼的安全性談到了暗網（Dark Web）、Google 帳戶 PIN 碼，還有 VPN 的用途—— VPN 可以轉移用戶的伺服器地址、信息流通的過程經過加密，網絡供應商難以分析內容。李俊文當晚立馬買了VPN。

向網絡世界發出一條信息或一個請求之後，傳遞過程中洩露數據的風險一直存在。Facebook專頁「大地上的資訊保安」由數位在香港從事資訊保安工作的專業人士組成。他們介紹指，簡單來說，網絡通訊就像在一個教室裏「傳紙條」：發信者把紙條寫好並加上收件者的名字，再交給身邊的同學傳遞出去。

負責傳遞紙條的同學，就是網絡供應商。

「警方用搜查令要求供應商配合，就像老師命令要中間某同學將紙條副本交出一樣。警方的監聽通訊手段，就像老師可以安排『班長』坐在指定目標旁邊，並要求他將所有經過的『紙仔』抄副本交出來。」

為了防止通訊被截取，近年很多網站或即時通訊軟件中，已經加載不同的加密軟件。而 VPN 技術則更進一步。原理上，VPN 是一種加密隧道，使用之後，用戶的加密數據會先傳送至服務供應商的伺服器，之後再存取網上服務；用戶所處的真實位置不僅得以隱藏，數據也因傳輸過程被加密，不易被分析出來。

三四年前，香港立法會資訊科技界的議員莫乃光就開始使用 VPN，用以保護私隱和安全。「我擔心我的私隱，我擔心有黑客入侵，我驚公司會不會有黑客來入侵我的網絡，來盜取我的個人資料或公司秘密，」莫乃光說。

大學時，莫乃光攻讀電腦電機工程學，擔任立法會議員前，在互聯網供應商業界打滾十多年。他介紹說，約在十年前，VPN 已經被各國大公司使用，但由於當年伺服器數量不多，因此VPN的連線不穩定、速度也慢，直到近幾年，光纜等基建增多，全球網絡速度也有所提升，VPN 才開始普及。

在中國內地，人們使用 VPN 來通過虛擬 IP 地址「翻牆」，以閱讀和訪問被中國政府屏蔽的互聯網內容和服務。不過莫乃光說，不少在民主國家的市民也習慣使用 VPN，目的是提高個人隱私，保護自己的網絡足跡。

而香港旋風式的 VPN 熱潮，很大程度是受政治因素催化而瞬間成形的。曾創辦香港零時政府（g0vhk）的數據科學家黃浩華指，面對權力不斷變大的執法部門，市民突然湧現的恐懼是可以理解的，但他提醒 VPN 並非萬能。

黃浩華介紹，VPN 雖能隱藏使用者的 IP 位置，但如果使用者仍然是用真名、個人帳號在網絡上、通訊軟件中發表言論或溝通，有關部門或人士一樣也會追蹤得到使用者。

WhatsApp、Telegram 還是 Signal？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一個身份不夠

去年9月，高希在一次行動中被捕，手機被警方撿走。兩天後甫出警署，他在比較熟稔的「家長群」中公開被捕消息。反修例運動以來，一些和理非市民會以不同方式支持前線抗爭的年輕人，他們被稱為「家長」。一個「家長」看到信息後，一口氣給了高希11張電話卡和一部後備手機，高希隨即用這些電話卡開了6、7個 Telegram 帳號。

「當我要和一個新的人或要進新 group 和別人溝通，我會用一個新的 account，不會用自己固有的 account 。」高希説，如示威當日有新行動，自己會用全新的賬號登入 Telegram，只看當日群組內容，不參與討論；即使警方截查，Telegram 內也什麼都沒有。

「在一個『這樣』的社會裡面，一個身份不夠。」高希笑言，「在一個不能容納真相、不能容納多元資訊的社會裏面，你需要一些隱藏自己身份的角色。」

自運動爆發以來，能隱藏用戶電話、開啟加密聊天、能自毀訊息，並且有大型群組即時聊天便利的 Telegram，一直是抗爭者重要的通訊渠道及接收資訊平台。國安法之後，市民對即時通訊軟件安全性的討論再度發酵。早前已有多個 Telegram 群組管理員被捕，加上群組信息並沒有進行端對端加密（end-to-end encryption），有人覺得在 Telegram 好像也不安全了。

而同樣使用端對端加密技術、用戶可自毀訊息的 Signal ，就在運動支持者和關注資訊安全的市民間瘋傳起來。

根據 Appfigures 網站顯示，香港地區的 App Store 以及 Android 移動應用商店中，Signal 在所有類別應用程式的下載量排名，從6月29日的166名竄升到7月1日的第1位。李俊文與陳梓君還沒仔細研究，也應勢下載了 Signal。不過由於身邊使用的朋友有限，下載後使用度不高，但他們也沒有刪除，留在手機裏圖個安心。

「我會說並沒有絕對的安全，只有視乎你使用的程度和需求而定。」黃浩華指出，各種即時通訊軟件其實各有特性。例如，如果在溝通時不想讓人知道電話號碼，那麼可以隱藏電話號碼、能只用用戶名稱聯繫的 Telegram 是較好的選擇；但若不介意電話號碼被知道，那麼在訊息溝通中均進行端對端加密的 WhatsApp 和 Signal 較好；再者，能設定「閱後即焚時間」的 Signal 又會更安全一些。

黃浩華察覺，不少市民在使用軟件上有一種錯覺，覺得只要轉到安全度較高的軟件，整個資訊保安就是安全的，然而他指出，保安安全性除了講究「工具」以外，更重要的是使用者每日的使用習慣，包括如何使用工具、手機有沒有設定雙重認證、密碼的安全程度、是否有定期清理信息等等，這些都是重要問題。

由於從事資訊科技業，黃浩華與莫乃光一樣，入行以來已經對個資安全相當重視：一般人手機會設定4位數字開鎖、保險一點的會設定6位，但黃浩華的手機開鎖設定，是可以混合數字、英文、符號而組成的長 PIN 碼。他也很注意定期刪除信息、郵件等。

當一切日常習慣都養成之後，使用哪種通訊軟件也不再是零和關係了。

清洗社交平台的「太平地」

究竟我要堅持犯法都不給資料你，還是我真的要跪低？

不安籠罩，除了保密通訊渠道、甄選溝通軟件之外，不少香港市民也開始憂慮，保留了自己大量信息的各種社交媒體和搜索引擎等公司，值得信賴嗎？

社交平台的使用在香港非常普遍。根據數據平台 DataReportal 一份針對香港社交媒體平台使用狀況的報告指出，截至今年1月，全港約有580萬名活躍社交平台用戶，最多人使用的社交平台為 Facebook ，逹82%，緊隨其後為 Instagram 及 Twitter，分別佔60%及30%。在運動變得熱烈之際，種種社交平台更成為抗爭者傳遞消息，以及爭取國際支持的重要場地。

不過，今年9月30日，英國《衛報》引述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指出，大型科技公司或已秘密配合香港當局，交出被認為有危害國安行為的用戶數據，這個官員沒有具體點名指出是哪些公司。對此，Facebook、Google 等尚未就報導作出回應。

今年7月初，港區國安法通過後，Facebook、Google、WhatsApp 等多個社交平台及即時通訊軟件宣佈，將暫時拒絕香港政府及警方索取用戶資料的要求。根據《基本法》第三十條，香港居民的通訊自由和通訊秘密受法律的保護。故在一般情況下，警方需先向法庭申請搜查令，方可向網絡企業索取用戶資料。

不過，香港政府各部門一貫有向資訊及通訊科技公司提出披露和移除資料的要求。

今年5月，莫乃光在立法會上就去年政府向相關公司提出披露和移除資料的情況向政府提出質詢，綜合政府不同部門的回覆，2019年警務處一共向本地及外地供應商提出超過5000次披露用戶資料的要求，與往年相比相距不大，不過，警方要求供應商移除用戶資料的數字則飆升。

2019年下半年警方向供應商提出近4000次移除資料的要求而上半年僅有180次，增幅高達21倍。而在2018年，警方全年只有38次要求供應商移除信息。莫乃光指，這意味著警方除了在街頭拘捕抗爭者之外，在網上亦不斷「洗太平地」，清洗相關言論。

對於上述要求是否有申請法庭手令，警方表示「沒有備存」相關數字。

面對政府施壓，網絡供應商或科技公司洩露用戶個資的事件屢有發生。以雅虎公司為例，2004年，雅虎的香港分公司曾應中國國安部門要求，提供其用戶、記者師濤的電郵資訊。最後，師濤以「洩露國家機密罪」被判刑10年；2015年，雅虎前員工披露公司亦曾應美國政府要求設立軟件，以掃描、搜索用戶全部郵件內容及副件。

黃浩華認為，國安法已讓科技業界陷入兩難。根據國安法細則，供應商須應警方要求提供用戶個人資料，否則有機會違法。「究竟我要堅持犯法都不給資料你，還是我真的要跪低？」在黃浩華看來，日後無論哪一個情況發生，對於服務供應商或者市民而言，「都是一個傷害。」

「資訊科技的基建產業及發展是由極少數人控制的，而科技是需要資金去支持，所以他們亦極容易被當權者收編。」陳惠源指出。他認為，個人資料就像家中的保險箱一樣重要，而使用社交媒體，就像把非常珍貴的東西交了出去，人人都需要非常警惕。

在地雷上跳舞的人

他覺得香港人某程度上輸了，輸了的是免於恐懼的網絡自由。

直到今天，陳惠源除智能手機之外，還在使用上世紀90年代流行的傳呼機。

他笑言自己是個老派的人，從小到大都覺得電子產品不可靠 ，「以前讀書的時候，永遠 deadline 之前交功課，電腦肯定會壞的」。2014年之前，他還在用 Nokia 按鍵手機。當年，香港智能手機的普及程度已相當高，滲透率達77.2%，近480萬港人在使用。

直到雨傘運動期間，大家都透過智能手機，用WhatsApp 傳遞各種資訊和圖片，陳惠源為了保持溝通，才開始熟習智能手機。不過至今，他的智能手機中都只有 WhatsApp 和 Signal 兩個通訊軟件，沒有任何社交平台，他也沒有想過要開一個社交媒體的帳號。

「假設網絡要分享的話，為什麼不面對面分享？」他笑著反問。

不過，對於其他市民，特別是年輕一代而言，每日的即時通訊和網絡發言，本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運動支持者而言，網絡上的分享或發言，更是動員群眾或組織行動的重要一環。要安全的隱身，也意味著退縮和妥協。

李俊文說，最初知道國安法要來了，他感覺很開心，覺得這意味著國際游說、街頭抗爭惹來了中共的反應，但這些日子他回頭看，他覺得香港人某程度上輸了，輸了的是免於恐懼的網絡自由。

「到了自己連 like 都不敢的時候，某程度上已經是一種寒蟬效應了。」李俊文緩一緩，又像是有點不忿，「姑勿論我做了些什麼都好啦，我沒有理由要因為我上網說了話而驚，這件事本身已經是極度不合理。」

不過，他自認這句話也是蒼白無力的，因為自己並沒有在公開平台，去打破這種「不合理」。

這三個月來，陳梓君經常問自己，「為什麼要自我審查呢？」

她以前很喜歡看「香港建國」的文宣，甚至會去思考要怎樣建立一個國家。她一度也敢言，很喜歡在社交平台分享和表達自己的意見。

「但現在就見到口號都會『灰機』（沮喪），因為根本是沒有可能發生的事⋯⋯因為連講不都能講。」她轉念又感到愧疚，覺得自己變得像懦夫一樣，很多話想要說但又害怕，「就是中了他們（政府）的圈套」。

高希不一樣。他生性倔強，是個典型的「包拗頸」（抬槓）。去年9月被捕之後，他的黑色大背包被警方撿走，高希就再買一個一模一樣的；他一直想紋一個關於香港的紋身，遲遲未起行，但踏出警署後，他立刻決定要紋。

2020年，時勢跌宕，爭持不下的時局一直跟支持運動的香港市民對戰。前所未見的紅線步步迫近，人們怕了，有人刪帖有人噤聲，高希不服氣。每次外出「活動」，他的背包都會收着一面「香港獨立」旗；手機的鎖屏桌面仍舊是黑底白字、相當醒目的「香港獨立、唯一出路」海報。

他強調自己一點都不害怕，決意要做在地雷上跳舞的人。「我地唔應該驚，十個人驚，呢個政府會一路施壓落嚟；你要表現比佢睇，你唔撚驚！」（我們不應該怕，十個人怕，這個政府會一直施壓下來；你要表現給他看，你並不他媽害怕。）

不過轉個頭，他還是要「戴返個頭盔」（怕打臉）：「可能去到被捕一刻我會驚嘅⋯⋯但現在無需要太在意。」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梓君、李俊文、高希皆為化名） （端傳媒實習記者梁思行、葉家潤、莊芷游、梁伊琪、陳麗對本文亦有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