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評論

後疫情時期的歐洲對華策略:不會聯美抑中,但更不會聯中抗美

歐洲接下來將不會繼續空等中國改變自身行為,而將主動修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以減少依賴程度,為能在捍衞歐洲價值觀時挺直腰板。


2020年8月30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巴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向觀眾致意。 攝:Kamil Zihnioglu/AP/達志影像
2020年8月30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巴黎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向觀眾致意。 攝:Kamil Zihnioglu/AP/達志影像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王毅本月初結束了對歐洲五國為期八天的訪問,此行目的是聯手歐洲國家抵制美國對華經濟脱鈎的單邊主義行為,但是試圖阻止大西洋更緊密同盟的努力並未收穫多少實質外交成果。到訪國家政府對中國努力推動的多邊主義論調並不徹底買賬,疲乏情緒被推至新頂點。王毅沒有就中歐經濟癥結提出建設性的提議或讓步,歐洲人批評中國對Covid-19疫情處理不當,以及關切香港和新疆人權狀況惡化的訴求也沒有得到妥善回應。

雖然在中國外長抵達之前,人們曾擔憂對華利益參差不齊的德國、法國、荷蘭、意大利、挪威五國政府會表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但各國無一例外,默契地將分歧直接展現在王毅面前。兩年前中美貿易戰開打後,外界就一直在猜測歐洲會選擇哪一邊,現在這個答案終於清晰:歐洲不會聯美抑中,但更不會聯中抗美。歐洲接下來將不會「天真地」繼續等待中國做出改變自身行為方式的空頭承諾,而將主動修正與中國的經濟關係以減少依賴程度,為能在捍衞歐洲價值觀時挺直腰板。

歐洲對中國外交努力的輿論回應

「中國的目標是將國際秩序轉變為具有中國特色的選擇性多邊體系,在這個體系中,經濟和社會權利優先於政治和公民權利。」在王毅歐洲行的同期,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在西班牙媒體上撰文寫道。

意識到歐洲在地緣政治經濟棋盤上的重要性,中國外交正在嘗試努力突圍。9月3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緊接着王毅訪問西班牙和希臘,為9月13-14日中歐領導人線上峰會做準備。兩次外訪涵蓋西歐、南歐和北歐地區,但沒有選擇近些年努力的經營的「17+1」合作框架下的中東歐地區。

受疫情防範措施影響,領導人「撞肘問候」成為極具外交意涵的動作,也被中國官方媒體利用作中歐團結抗疫的宣傳。但法國總統馬克龍與王毅行肘擊禮時格外熱情,則被本地評論員批評做得太過火。有傳言馬克龍也想參與兩週後與習近平的通話,但歐盟只確定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von der Leyen)、輪值主席國首腦默克爾以及歐盟理事會主席、比利時人米歇爾(Jean Ghislaine Michel)三人出席中歐高層峰會。默克爾沒有接受王毅的會見請求,德國執政黨基民盟也未派重要代表與中國外長會面。

相較之下贏得較多讚揚的是德國外交部部長海科·馬斯(Heiko Maas),他在與王毅的共同新聞發布會上態度凜冽,當面反擊中國外長要捷克參議院議長訪台「付出沉重代價」的威脅,說歐洲不容恐嚇,且希望國際合作夥伴待以相同的尊重。這位來自社民黨的政客熱衷於被媒體如明星般追捧,常被批評外交手腕不夠純熟,更因為喜歡在Instagram上發和國際知名人物的合影,而被譏諷為做作膚淺的自我公關。今年6月在一檔德國政治談話節目中,他被問到去年與黃之鋒在議會大廈合影的爭議事件,他將黃描述為分裂主義者並強調要與北京接觸,就被批評為懦弱和不負責任。

因此,馬斯此次提出希望中方撤銷港版安全法,督促聯合國組織獨立調查團實地調查新疆問題,德媒紛紛肯定外長在涉華議題上作出明確表態。柏林自由派《每日鏡報》(Der Tagesspiegel)評論,馬斯向中國發出停止信號,引起人們眾多的期望;德中關係已經積累了太多的負擔,無法用禮貌的鼓聲或外交緩和來協助解決問題。文章還說,中國政府聽起來像是多邊主義的「掌璽大臣」,但在友好的語氣背後,積極捍衞領土主張和對經濟競爭對手的不公平規則,則顯示出一個不同的現實。

2020年9月1日,德國外交大臣海科·馬斯(右)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在德國柏林的會議後舉行新聞發布會。

2020年9月1日,德國外交大臣海科·馬斯(右)和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左)在德國柏林的會議後舉行新聞發布會。攝:Michael Sohn/Anadolu Agency via Getty Images

持保守主義立場的《法蘭克福匯報》(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評論,德中關係愈發艱難,但仍有可利用的迴旋餘地,馬斯沒有對中國客人進行訓誡,但無論如何,他在公開場合表達了德國聯邦政府在香港、維吾爾族、台灣議題上的立場;在疫情方面,中國人可能對當局的「危機管理」感到滿意,但西方社會的看法卻截然不同,所謂宣傳的成功很快會消退。位於慕尼黑的《南德意志報》(Süddeutsche Zeitung)在題為《謊言之歌》的評論文章中說,王毅歌頌中國是患難時期的幫手,他在巴黎表示自己是歐洲主權堅定的支持者,巧妙呼應馬克龍自己在歐洲願景中希望領導歐盟的方向;通往真正的歐洲主權道阻且長,但肯定不會通過北京來引領。

德國的多樣化外交戰略

可以讓中國鬆一口氣的是,德國的確不會尋求自願自殺式的美式經濟脱鈎,而是自主提出一個新的關鍵詞:多樣化(diversification)。Covid-19疫情顯現出德國對全球供應鏈的依賴,特別是對中國醫護設備的依賴,因此急需多樣化供應機制。這個新的戰略表達,也涵蓋德國尋求發展其他政治合作伙伴和經貿往來對象的願景,以期將中國筐子裏的雞蛋拿出來,放到周邊地區的籃子裏來分散未來風險。

在王毅結束對德國訪問之後,聯邦政府正式發布印度洋-太平洋政策指導文件,指明德國「多樣化」戰略的實操路徑。德國成為繼法國之後第二個公布印太地區外交策略的歐洲國家,為其他仍在討論制定類似地區策略的歐洲國家進一步提供了範式。不同於美國外交政策的反覆,德國外交策略相對深思熟慮且具有長期連貫性,這份指導意見料將成為接下來十年德國外交的重點,也會對依賴海外市場的外向型德國企業產生深遠影響。

雖然需要等待多方進一步填補政策的實質內涵,但這份指南性文件對兩個正在混斗的地緣政經大國分別釋放了明確的立場信號:一方面,拒絕美國選邊站的拉攏以及不參與遏制中國,積極背書多極世界;另一方面,轉變對華政策方向,更廣範圍確定德國自身地位,尋求與其他區域重要國家如日本、印度、澳大利亞等發展夥伴關係和貿易協定,減少對中國依賴的同時並不意味着要離開中國。

外長馬斯說,德國同印太地區「共享民主與自由原則」的國家緊密合作尤為重要。隨後德國駐印度大使林德納(Walter Lindner)接受印度媒體採訪時說,印太戰略不針對任何一個國家,但會向「恃強凌弱或霸權主義」國家發出信號,應該遵循同一個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聯邦政府在指南中強調了開放的海上航線的重要性,將捍衞歐洲價值觀的理念帶入印太地區,可以預計會在更具爭議的南海等問題上,與中國強烈反對外國干涉內政的外交理念形成正面衝突。

圍繞印太戰略有許多等待回答的問題,比如政府會制定怎樣的政策來激勵企業拒絕中國市場的誘惑力,具體哪個經濟產業部門應該減少對中國未來的投入,減少份額應該維持在什麼水平對德國來說才是安全的等等。

德國與中國的進出口貿易額每年約為2000億歐元,2019年,德國30家藍籌股(DAX)企業平均15%營業額來自大中華區,兩家車企大眾和寶馬在華銷售份額更高,分別為42%和34%。1995年中國市場份額在德企海外版圖才只佔到區區3%,而如今躍至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海外市場,DAX集團在中國擁有近700家子公司。特別是後疫情時期中國市場展示出極強的回彈力,一眾德企恐怕短期內難捨這隻金鵝。

避免經濟勒索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互相依賴,很難釐清中國和德國之間究竟誰更離不開對方,但沒有一個國家像德國這樣從中國崛起進程中獲利頗豐。進入21世紀以來,德國對華政策的座右銘是施羅德總理發揚光大的「經貿促轉變(Wandel durch Handel)」,即堅信經濟合作比政治孤立的制裁更有可能啟動民主化進程。德國首腦在頻繁訪華時攜帶商貿團,簽署肥厚的投資貿易訂單,但對得罪東道國的人權問題上保持謹慎沉默。默克爾總理繼承了這一外交路線,這也導致中德交往中出現離奇的雙軌運行,一邊是熱火朝天的產業技術全方位合作,一邊是冷冷清清的政治制度極度不信任。

制度的衝突

正是在這種有別於歐洲自由開放制度的孕育下,中國特色的威權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兵臨歐洲大陸城下,尤其威脅到歐洲引擎德國的利益。中國企業依靠國家資源扶植成長為歐洲產業科技的有力競爭者,出手闊綽地大量收購因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陷入困境的歐洲工業及科技企業,將歐洲先進技術反哺助力中國國內產業升級。甚至國有企業中標歐盟「凝聚基金」(cohesion fund)支持下的基建項目(中國路橋公司牽頭承建克羅地亞佩列沙茨大橋),蠶食了歐洲公司在自家地盤上的蛋糕,而歐洲國家在發展5G移動通信技術上也暴露出對中企的依賴,與其爭奪「數字主權」的願望背道而馳。

2020年9月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德國期間,羅冠聰參加抗議活動,抗議中國政府打壓人權。

2020年9月1日,中國外交部長王毅訪德國期間,羅冠聰參加抗議活動,抗議中國政府打壓人權。攝:Markus Schreiber/AP/達志影像

中國也不掖着挾持外國企業在華經濟利益,作為「報復」原國政客在爭議地區及人權問題上發聲的意圖。無論是釋放會將德國車企及北歐電信設備供應商的在華業務,作為施壓歐洲國家允許華為參與5G網絡建設的籌碼訊號,還是威脅要讓捷克「公然為台獨勢力張目」而付出沉重代價,頗具霸權色彩的言辭表態讓歐洲民眾對中國好感度持續下降,也讓政策制定者寢不安席。

港版國安法則為德國社會要求重新審視對華政策帶來進一步的需要,智庫媒體及研究機構開始湧現「少一點中國未嘗不可」的討論。柏林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主管胡謐空(Mikko Huotari)在媒體評論文章《如果有疑問,就少一點中國》中認為,夥伴關係作為中歐關係的標準模式早已行不通;在對華政策中堅持中國不可替代原則是不明智的,也是錯誤的,這是由經濟上依賴中國的說法推動的;中國目前對歐洲依賴程度反而要高得多,需要德國大企業創造就業及推動創新。此外還有更嚴苛的批評聲說,德國政府的優柔寡斷和個別公司出於利益出發的政策遊說,讓德國成為歐盟採取強硬對華政策的阻礙。

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在今年2月曾發布一篇德國經濟對中國出口依賴性究竟有多大的研究報告,結論為超過97%的德國生產地毛附加價值(GVA)不依賴於對中國市場的增值出口。德國對華貨物出口佔比從1991年的0.8%大幅增長至2018年的7.1%,但若以出口增加值核算,對德國整體經濟的貢獻只有2.8%。總體而言,德國經濟對中國出口的依賴度有限,德國一些大企業在華銷售份額較高的數字掩蓋了整體圖景。

德國聯邦政府對華政策的轉向,正是對其國內輿論千呼萬喚的回應,外界還期待它在擔任歐盟輪值主席國期間協調步調一致的歐洲對華戰略。雖然成員國間對中國市場渴望程度不一,且內部聲音紛雜,但在今年疫情滋長的對華負面情緒助推下,共識可能比以往更易達成。根據歐洲外交關係委員會(ECFR)7月收集民調統計,48%的歐洲人認為疫情讓他們對中國的態度惡化,其中法國和德國對華負面看法比重分別為62%和48%。

王毅訪歐之行中唯一的希望之光,是中國力促在今年年內達成全面、平衡、高水平的中歐投資協定,但歐洲人對這個已經馬拉松式談了七年之久的協定心裏沒底,歐盟委員會主導談判進程的貿易委員霍根(Phil Hogan)因違反防疫規定辭職,接替他的東布羅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並沒有參與貿易談判的經驗。中國高層可以在接下來四個月裏做出藴含政治意味的讓步,但歐洲人願不願意接受一份在時間壓力下草草達成的協議則是另一回事。

歐盟在貿易談判中尤其對中國國有企業職能、產業補貼及行政壟斷等焦點議題,表達市場競爭有可能被扭曲的擔憂,但中國內部的經濟政策也不可能為歐洲人的看法作出讓步。6月底,《國企改革三年行動方案》審議通過,實際上要進一步加強國企在國民經濟中的支柱作用,以發揮其在全民戰疫及經濟復甦中的戰略意義。因此,中國切實改善歐洲公司的市場準入問題才是貿易協定的首要目標,也是相對容易滿足歐洲需求的方面。

歐盟在地緣政治中獨立意識的覺醒,和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大西洋主義同盟關係經受了一輪幻滅密切相關,也讓歐洲現在採取更現實主義的路徑。但對於其自身的意志來說,與其說歐洲在等待拜登上台,不如說在等待默克爾下台。留給中國改善對歐洲關係的時間並不寬裕,如果來不及將建設性的提議擺上桌面,用與歐洲價值觀相沖突的態度去進行溝通,也不會對中歐關係帶來任何好處。

(張夢圓,旅居德國的國際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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