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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底剛剛結束的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RNC）上，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這個詞頻頻出現，並被作為民主黨極左的罪狀之一，被反覆提及。那麼被共和黨指責為民主黨一大污點的取消文化是什麼，以及取消文化有沒有道理呢？
取消文化的定義，根據 Dictionary.com 詞典網站的解釋：
Cancel culture refers to the popular practice of withdrawing support for (cancelling) public figures and companies after they have done or said something considered objectionable or offensive. Cancel culture is generally discussed as being performed on social media in the form of group shaming.
取消文化指的是，當公眾人物或者公司因為做的事情或者說的話引發爭議或者被認為是冒犯性的，則公眾不再支持它，或者抵制它（就是讓它取消）。這種討論和行為主要是發生在社交媒體上，以群體羞辱（group shaming）的形式出現。而且現在已經不僅限於網絡上，而頻頻出現於現實生活中。
Cancel culture 這個詞本身是一個比較新的詞彙，它首先出現於公共視野中，則是來自紐約時報2018年6月的一篇文章《Everyone is cancelled》（所有的人都被取消了）。這篇文章說很多名人被 cancel 了，像 Bill Gates 被 cancel 了、C羅被 cancel 了、Kanye West 被 cancel 了、Taylor Swift 被 cancel 了。這裏面有的是開玩笑，有的是真的。例如 Kanye 經常發表出格言論，比如說奴隸制是可選的，所以也經常遭到揚言抵制。 Shania Twain 說過她如果不是加拿大人就要選特朗普，也遭到輿論的猛烈抨擊。
明星因為公開發表不當言論而遭到抨擊，早已有之。比如 Kanye West 經常被人民群眾在網絡上嘲諷。惡搞劇集South Park也經常拿侃爺開涮，尤其是2009年在 VMA（Video Music Award）音樂頒獎禮搶了 Taylor Swift 的話筒以後。以前人們倒也不太在意，並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妥。但是在美國由於5月份 George Floyd 在明尼阿波利斯被警察當街虐殺引發全美大規模抗議以來，很多人開始清算一些歷史人物的錯誤。
例如坐落於維吉尼亞的獨立戰爭南方軍首領 Robert Lee 李將軍的像，要求推倒該雕像的聲音又重新響起。其實早在2017年8月11日至12日，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其中包括另類右翼、新納粹主義、3K黨、白人民族主義與極右翼團體）就在美國弗吉尼亞夏洛茨維爾鎮舉行了一次大規模集會。參與者抗議將美利堅聯盟國的紀念碑與紀念物從公共場所移走，尤其是他們對於從解放公園內移走羅伯特·李將軍雕像表示不滿。但是那次做出的移走李將軍像的決定，是地方議會決議做出的，是通過法律程序實現的，並非是如一些右翼公號寫的那樣，是「搞文革，破四舊」。之後還發生了右翼團體的人駕車衝向反納粹遊行的人群，撞死一人的慘劇。此雕像乃是20世紀二三十年代，3K黨甚囂塵上，給奴隸制招魂的時候所立。其目的也不是為了撫平戰爭創傷，而是為了激化矛盾所立。到了反種族歧視的民權運動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的今天，一個象徵種族主義，給奴隸制張目的雕像還樹立在那裏，也有點說不過去。要拆除這個給種族主義招魂的雕像，理由可以說是非常充分。
另一個取消文化的例子，是今年《紐約時報》前評論版主編詹姆斯·貝內特（James Bennet）因為在社論版面 Op-ed 刊發阿肯色州參議員湯姆·科頓（Tom Cotton），要求派軍隊去開槍鎮壓因抗議而導致騷亂的人群的文章，遭到了《紐約時報》讀者和員工的廣泛批評和抗議，而被迫辭職。文章的標題為 《Send In the Troops》，內容就是建議派軍隊去鎮壓鬧事者。Bennet 的辭職，可以是說是《紐約時報》內部員工遵循其一貫的價值觀（反對軍隊鎮壓平民）而抵制其行為的結果，跟大眾在社交媒體上要求抵制名人還略有不同。
除此之外，一些歷史上有爭議的人物的雕像，在這場運動中也被趁機推倒。比如在舊金山前總統格蘭特將軍的像被推倒、在抗議對立情緒比較尖鋭的俄勒岡州波特蘭市，華盛頓與傑斐遜的雕像被推倒。對歷史事實的清算可以理解，不過推倒雕像還是應該三思；對歷史人物的歷史地位的反思可以理解，但是對歷史有貢獻的個人，不宜拿今天的標準去要求過去的人。雕像如果在公共場合樹立不合適，可以移到私人場所，或者放到博物館裏去。
有一些大學教授或者名人，例如《哈利波特》的作者J.K.羅琳，在推特上說了對變性人不友好的話，而遭到了廣泛批評和抵制。另外比如 Netflix 劇集《紙牌屋》的男主角，奧斯卡影帝 Kevin Spacey，因為多年前的性侵指控，而被 Netflix 換掉了主角，刪掉了戲份。另外有右翼人士發起了「取消耶魯（Cancel Yale）運動」，因為 耶魯大學的創始人 Yale 也是個奴隸主，要求耶魯大學改名，這個活動倒更像是個惡搞活動，沒有多少人搭理，也就不了了之。把一個惡搞的活動當成煞有其是，並且還作為一條罪狀，貌似也不佔理。
反對警醒文化和取消文化的人認為，如果在學術圈都不能自由表達的話，則學術自由不能得到堅持，而言論自由受到了威脅。美國雜誌《哈珀斯》（Harper’s）在7月發表了一封題為《關於正義與公開辯論的公開信》，有150多位聯署人，其中不乏當今文化屆重量級人物，例如 Margaret Atwood、弗朗西斯·福山等。公開信在肯定追求平等公義的同時，也表達了對高等教育界，新聞出版和藝術界裏可能存在對言論自由的壓制的擔憂。這封公開信本身，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質疑。「就在哈珀斯公開信發布一星期之後，兩位知名反警醒作家 Bari Weiss 與 Andrew Sullivan 從主流媒體離職」，足見主流媒體裏反警醒文化的人士在減少。
而支持警醒文化和取消文化的人則認為，言論自由不代表言論沒有後果，取消更像是一種問責。這就跟前兩年流行於演藝界和文化界的 metoo 運動一樣。參與 metoo 指出別人對其進行性騷擾或者性侵的人，往往是沒有權勢的弱者，他們出來指正別人，往往要承受遭被舉報人打擊報復的風險，因為後者往往是有權力和地位的人，後者往往可以決定前者的前途命運。所以對於勇於出來 metoo 指正別人的人應該報以必要的同情。
取消文化也一樣，被公眾要求取消的人，往往是有名望有地位和有權勢的社會名流，而廣大草根對其言論表示憤怒表示反對並揚言抵制，也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此種取消文化，或者是審視對過去歷史人物的評價，正是美國社會反思和自我修正的一個必要過程。也許個別地方有些許過火的地方，但還遠遠沒有達到威脅言論自由的地步。
要知道話語權即權力。Vox 另一位創始人埃茲拉·克萊恩對公開信的批判很值得一提。他說，「許多自我標榜為捍衞言論自由的討論，實際上都是為了權力。要能夠奪取並保住『言論自由捍衞者』的大旗，意味着很多的權力。」
美國的言論自由界限是很寬泛的。言論自由的邊界，只在於是否會帶來即時的危險，除此之外的言論都是被允許的。在德國，納粹言論是不合法的。而在美國，不但納粹言論是合法的，共產主義的言論是被允許的，歧視言論也是不違法的。所以所謂的政治正確，正是對言論自由邊界一定程度上的修正。發表歧視言論雖然不違法，但是可能會讓當事人丟掉工作。這難道不是更大程度的保護了更多人的利益？
而跟取消文化息息相關的「政治正確」這個詞在上個世紀90年代以前基本上沒有，出現在報章雜誌上1990年前後。「政治正確」這個詞本身也很弔詭，正確就是正確，錯誤就是錯誤。什麼是政治正確，意思說就是本來不正確，只是政治上要求這麼講？其實就是有些人喜歡胡說八道，或者愛歧視別人，但是胡說八道或者歧視本身也不犯法。比如說拉丁裔或者亞洲人就應該「從哪裏來滾回哪兒去」。
之前就有個拉丁裔女子被一名白人女子這麼叫囂以後，賞了後者一巴掌。後來此白人女子的丈夫還專門出來道歉，說白人女子腦子秀逗了，並且不會追究打人者的責任。當然文明人一般也不能動手，就會說你這麼講政治不正確。而被批評或者駁斥的一方，就會跳出來說，你用政治正確來限制我的言論自由，搞得我沒法說話。事實上就是這麼樣個語境。所以「政治正確」這個詞本身，本身是一種話術，有個隱含層次的含義就是被批評者的不服，你說的道理我雖然得承認，但是那是「政治正確」，並非真正的正確，只是因為某種公認的社會規範而被迫屈服。
被要求「政治正確」，只是限制了某些人散播仇恨，胡說八道的權利。他們說的原話對不對、有沒有道理，其實是沒有道理，但是言論自由又不能限制這種能引起人反感的言論。所以反政治正確的人支持特朗普，他們認為特朗普敢想敢說，這樣比較直率，這樣他們又可以繼續胡說八道了，散布仇恨言論了。
另外一些商業機構比如迪士尼或者 HBO，因為怕因為一些敏感題材引發社會爭議，而主動對其文化產品做一些補充說明，例如對電影《飄》的時代背景做一些交待，這本身是一件很正常的商業行為，也不存在對言論的打壓。有一些人就高喊，政治正確過了頭，搞得人沒法說話。其一這個不是政府行為，還是商業公司個人行為。其二對個人的自由沒有任何傷害。不知道高喊打壓言論自由的人根據是什麼。
有些人不知道是因為無知，認知水平有限，還是自大，喜歡口無遮攔。而政治正確，或者警醒文化，導致他們說話不能肆無忌憚，毫無顧忌。於是他們會抨擊政治正確和警醒文化或者是取消文化，認為言論自由遭到了踐踏。但是這種冒犯性的言論，難道不會傷害更大一部分群體的人麼？
也有些人認為，取消文化只是提供了一種輿論壓力，並不能真正取消某人，比如 J.K.羅琳。對羅琳的批評，並不能取消她，開除她，或者取消她的書的銷量，她的影響也不可能被取消。
與取消文化作為對比，2017年橄欖球賽季的時候，前舊金山淘金者隊的四分衞球星 Colin Kaepernick 因率先在奏國歌時單膝下跪支持 BLM，被美國總統罵了粗口。之後沒有任何橄欖球隊跟他續簽合同，導致他失業至今。因為 Floyd 之死引發的抗議活動爆發後，NFL的老闆終於對 Colin Kaepernick 的遭遇表示了歉意。如今反對政治正確，反對取消文化的人，當年對用另一種政治正確——愛國來打壓受壓迫人群的做法卻沒有任何異議，可見是一種雙重標準。2017年 Kaepernick 丟飯碗的時候，沒見有人為他鳴不平，怎麼沒人說侵犯了言論自由呢？所以對警醒文化持正面立場的人認為，與弱勢群體權利被打壓相比，學術精英學者教授因為警醒文化而遭受的所謂言論打壓，是完全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