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事件十週年：為何「發展」與「開明」沒能解決新疆問題？

編按：自2018年開始，有關中國政府在新疆建立大量「教育培訓中心」的資訊就不斷在媒體上出現。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政府、中國外交部等機構稱這些培訓中心是「去極端化」與打擊恐怖主義的必要措施；而批評方則認為這是一種新的無人權的「集中營」模式，旨在打擊當地文化與傳統，且實質上針對伊斯蘭教。兩種論述水火不容。然而，如今的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在此之間是否還存在任何討論的餘地？歷史與現實的脈絡要如何梳理，才能幫助理解當下的問題？自由撰稿人普村從新疆近年來民族關係的變遷視角分析這一議題，而歷史學者米華健在《紐約書評》發表的文章則認為要把問題追溯到「多元帝國」和「民族同化」的不同國家模式。兩篇文章觀點各異，希望為讀者提供更深入理解這一問題的不同角度。

十年前，2009年的9月14日，天安門廣場一夜之間矗立起56根「民族團結柱」。作為共和國六十週年華誕慶典的重要景觀，每根柱子高達13.6米、重約26噸，據稱能抵抗11級強風而不倒。它們在廣場東西兩側整齊劃一地排列開來，每根柱子上印畫着載歌載舞的盛裝男女。「中國紅」的柱體輔之以金燦燦的兩端，與紀念碑、大會堂等灰白色背景的建築形成極大反差。即便是在威權主義美學登峰造極的廣場上，權杖一般的「團結柱」仍能彰顯其宏大與奢華，像是展示着一種特別的意志與決心。

據官方口徑，56根民族團結柱寓意56個民族的「平等、團結、和諧」，以及56個民族共同當家做主，共同建設民主政治的權利。 然而，即便如此，無論是團結柱還是國慶前夕國務院召開的「民族團結進步表彰大會」，都無法掩飾決策者、學者，甚至普通公眾對民族問題日益焦灼的憂慮與手足無措。

2008年3月14日，拉薩爆發抗議僧人、民眾與軍警的暴力衝突，並很快引發大規模騷亂和死傷，而隨後奧運火炬在各國傳遞的過程中，藏人及其同情者的抗議行動將衝突延展至世界各地及互聯網。中國網民空前的民族主義情緒被點燃，在此後「抵制家樂福」（抗議法國總統薩科齊接見達賴喇嘛）、汶川地震、北京奧運、釣魚島糾紛等事件中被反覆強化。與此同時，在藏區，慘烈的政治抗議延綿不斷。

更讓人憂心不已的情況發生在新疆。就在「民族團結柱」高高矗立的時刻，千里之外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還處於全區斷網之中。從2009年7月5日起，新疆的部分手機和網絡訊號就受到限制，從7月8日開始，一直到2010年5月14日，這片160萬平方公里、2000餘萬居民的土地上，互聯網通訊以國家安全的名義被完全切斷。除此之外，2009年起新疆各地一系列與「暴恐」有關的事件接連不斷，並接連溢出疆外。「反恐」和民族等敏感議題不斷刺激着人們的神經。伴隨着歐洲難民危機、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後的一系列「反穆」言論，在中文互聯網的喧囂和叫罵聲中，穆斯林和維吾爾人也在相當程度上被「黑化」，民族關係日益緊張對立。

這兩年來，「學習班」、「培訓中心」、「再教育營」，或是境外媒體常用的「集中營」、「監獄」，逐漸進入人們的視野，由少而多，不斷累積。在社交媒體、人權機構、國際組織，多國政府和議會上，新疆當局被不斷指摘和抨擊，「百萬維吾爾人遭拘禁/消失」幾乎成為新疆在國際媒體報導中最高頻的相關議題。輿論壓力也逼得中國政府不得不多次出面解釋，甚至邀請BBC等媒體實地拍攝採訪。不論是經過邀請還是暗中拍攝，BBC和Vice News的報導克服了種種困難，讓以西方讀者為主的公眾得以見識新疆各地密布的攝像頭、鐵絲網、便衣警察、荷槍實彈的安全檢查站、人臉識別系統，當地彷徨、膽怯、欲言又止的維吾爾民眾，阻止採訪的專橫的工作人員，偶遇的當地漢人（比如出租車司機），以及逃出境外的維吾爾受害者或其家屬，等等。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雖然大多數此類報導能夠在相當程度上呈現出「再教育營」的現狀，甚至新疆地區整體的人道主義危機，但受限於表達形式或是採訪限制，它們並未能深入當地去了解「七五事件」前後的複雜社會肌理，也並未試圖在更大的歷史尺度中延展並討論新疆問題和中國整體的民族關係的困境。

這些報導滿足於建立「黨國（以及漢人）VS.受壓迫的維吾爾人」這樣一種簡單的、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結構，並以此表達對威權國家高壓政策的批評，以及對警察國家和大規模監控的警惕與恐懼。它們呈現出的像是一種好萊塢電影式的、沒有土壤的、單純的邪惡。這種敘事或許能夠呼應「911」之後西方社會常見的右翼保守勢力與伊斯蘭或多元文化主義的衝突，但很難幫助人們去釐清「新疆問題」裏的極權統治、國家主義、種族主義、宗教與民族衝突等複雜因素。

新疆問題似乎已經陷入一種特殊的政治困境：當維穩成為第一要務，國家機器使用暴力手段實現強力控制時，雖然在短期內能夠維持穩定與表面上的和諧，但在極高的維穩成本之餘，高壓政策還常常造成維吾爾人的流動性降低，甚至形成維漢之間的「種族隔離」的局面，同時維吾爾人的民族意識也會在打壓之下被不斷強化，想要追求「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的長遠目標如同緣木求魚。而安全問題相對鬆弛時，雖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打破維漢之間的隔離狀態（這幾乎是想要在長期內打造國民共同體的必經之路），但從短期來看，現有格局下的維漢交往和經濟競爭卻會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的摩擦與衝突，並且由於歷史積弊，這些衝突又會非常自然地被民族問題所綁架。同時，社會經濟地位不平等給維吾爾人帶來的被剝奪感，連同此前飽受壓抑的政治憤懣，很容易在這樣管制相對寬鬆的時期爆發，隨之造成對當地政治秩序的極大衝擊和國家對於分裂主義勢力的憂慮，從而引發新一輪高壓政策的報復性回歸。

「七五」以前：維吾爾社會的發展困境

沒有一起歷史事件是無緣之水，無本之木。「七五」也不是一夜之間憑空出現的。

王樂泉主政新疆（1995-2010）的初期就極不太平。據學者統計，1949年至2005年之間，有紙質信源的反政府暴力或有組織的抗議事件就發生了158起，雖然大部分規模都只有數十人，但在反政府或民族主義抗議最頻繁的1990年代發生了多起超過一千人參與的事件。還有其他學者的統計顯示，1990-2005年間，新疆發生的與民族有關的暴力事件達213起。

形勢最為嚴峻的是1997年。當年2月5日，北疆重鎮伊寧市由抗議引發了嚴重騷亂。抗議的維吾爾人甚至打出了「驅逐漢人」、「建立伊斯蘭王國」等口號，最終騷亂造成7人死亡，64人重傷。隨後，1997年2月25日，在全國為鄧小平舉辦追悼大會的當天，烏魯木齊發生了連環公共汽車爆炸案，造成9人死亡，28人重傷。在官方口徑中，這一系列暴力事件被視作「反分裂鬥爭」嚴峻形勢的重要標誌，並將這些暴力事件與蘇東劇變、科索沃戰爭等境外議題相聯繫。

然而，必須要了解的背景是，在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雖然滯後，新疆也仍然被裹挾進入全面市場經濟的浪潮之中。伊寧市作為北疆重要的邊境口岸，與商品經濟隨之而來的世俗化、市場化對舊有社會秩序、宗教傳統造成了巨大沖擊。比如受注射毒品侵害，伊寧成為中國艾滋病的最重要疫區之一，伊寧市2014年累計報告HIV感染者為7911人，超過總人口比例1%，其中維吾爾族感染者佔84.5% 。媒體人黃章晉在《十字路口的新疆》一文中記敘了當時伊寧市的情形：維吾爾社會因邊貿等因素崛起了一個富裕階層，吸毒、酗酒、賭博、「包二奶」等現象氾濫，而與之抗衡的宗教保守勢力也同步崛起，吸引了大批對現實不滿、對傳統信仰滑落感到焦慮的信眾，「人們在戒毒、戒酒、戒賭的同時，亦被其極端主義觀念俘獲」。

1996-97年成為七五前新疆「反分裂鬥爭」的高峰期。官方也相應地就爆炸、兇殺、縱火、甚至武裝叛亂等安全風險進行了嚴厲掃蕩，比如伊寧一地就曾在1997年「七一」前夕破獲多個暴力團伙和地下武器製造點，繳獲槍支152支，子彈6000餘發，爆炸裝置67個。

在發展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歷史洪流中，「民族矛盾」從表面上看隱匿了起來。

相對肅殺的強力控制時期沒有持續很久。1996-97年這波暴力事件的浪潮相對平息之後，從2000年起，中國中央政府啟動了西部大開發戰略。新疆整體上與全國其他地方類似，再次進入了一種「悶聲大發財」的相對寬鬆時期。國家似乎在試着從部分社會生活中「撤出」，讓市場承擔更多的資源調配功能。在發展經濟為中心，一切向錢看的歷史洪流中，「民族矛盾」從表面上看隱匿了起來。

與此同時，不僅僅是在新疆，在全國的政治舞台上，「少數民族」似乎不再是一個重要的持份者，而逐步淪為了節慶與兩會期間用來裝點盛世的禮儀符號。國家博物館「復興之路」主題展覽的一張巨型圖片似乎完美地說明了這一點：長安街上威武雄壯的解放軍隊伍正列隊通過天安門；近處一側，打着「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標牌的方陣是頭戴黃色工人帽、面目模糊的漢族群眾；另一側，則是身着各色民族服裝，旋轉舞蹈着的各族青年男女。軍隊捍衞政權，漢族負責建設國家，少數民族只需載歌載舞。

與後來相比，這時的新疆人口流動限制不多，不論是新疆以內，還是向其他地區的遷徙也都相對容易。當然，外出的維吾爾人在機場、酒店依然常常受到刁難，小的摩擦和衝突不斷。此外，關於新疆問題、民族關係、甚至民族政策的爭議，此時在網絡上的限制遠不像後來那麼嚴格。中央民族大學教授伊力哈木創辦的「維吾爾在線」網站，論壇中常常聚集着大量討論爭議話題的年輕人。部分維吾爾和漢人年輕知識分子熱衷參與的「民考漢論壇」也經常能夠出現高質量的討論文章，而這些言論能夠抵達的尺度，在如今的中文互聯網上已經難以想像。

但這段「相對寬鬆」的環境並不意味維吾爾人沒有怨言。恰恰相反，一方面，西部大開發帶來的資源和現金多數湧入了工業化相對發達、油氣資源更為集中的北疆地區，而這些地方主要是漢人聚居地區；另一方面，維吾爾人更為集中的南疆農業地區長期發展停滯，隨着人口的快速增加，與北疆漢人的經濟差距日益擴大。研究發現，在2003年，北疆石油重鎮克拉瑪依的人均收入大約為5萬元人民幣，而喀什與和田分別為3182元和2121元，差距幾乎達到20倍。2012年的另一項研究則發現，石河子（漢人人口占比為92%）的人均收入為4.3萬元人民幣，喀什（維吾爾人人口占比90.2%）人均收入為7085元。

根據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維吾爾是全國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中，唯一一個2000年以後農業人口比例還在提高的民族。

從2000年到2010年，維吾爾族農業人口的比例從80.35%上升到了82.74%。與此同時，其產業工人所佔的人口比例卻從1990年的6.15%一路下降到2010年的4.55%。從1990年代後期到2010年，中國整體上正在經歷迅速而普遍的工業化、城市化浪潮，維吾爾的這種逆向變化趨勢顯得極其不同尋常。聯繫到南疆地區較高的生育率，以及很難大幅提升的可耕種土地和水資源，農業人口比例的增加意味着同樣的土地承載人口增加，而其中大量的年輕人很可能處於隱形失業的狀態。

實際上，在教育、醫療、產業轉型等幾乎所有與發展有關的指數中，維吾爾社會的表現都令人堪憂。例如，當人們還沉浸在新疆前現代的「自然」生活綠色、無污染，多產長壽老人的神話時，冷冰冰的人口普查數字顯示，在2000年，新疆漢族的嬰兒死亡率是千分之13.1，而維吾爾嬰兒死亡率則高達千分之101.7；同時，新疆漢族的人均預期壽命為73.34歲，維吾爾人則只有63歲，足足少了10年之多。

可以說，到「七五」前夕，在市場經濟的衝擊下，舊有的傳統社會習俗和秩序逐漸崩壞，民族間發展水平的差距逐漸拉大，大大小小的摩擦和矛盾在不斷累積。與此同時，維吾爾社會內部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貧富差距加劇、宗教保守勢力和世俗知識分子的博弈日趨激烈，大量失業和貧困的年輕人當中，憤懣正在聚集。火藥桶已經在那裏了。

「敵佔區」、「最隔離」、「新疆班」

2009年6月26日，距離新疆幾千公里之外的廣東省韶關市，一座玩具廠的工人鬥毆事件很快變成了民族衝突。在金融危機和東南沿海「用工荒」的情況下，該廠從喀什地區集體僱傭了大約800名維吾爾農民工。組織南疆組織農民前往東南沿海地區務工，緩解人地壓力，是中國已經持續使用多年的經濟手段。在這次韶關的大規模工人械鬥中，上百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維吾爾人。兩名維族工人被毆打致死。最終當地出動了包括武警在內的400名警員才控制局勢。

鬥毆期間鮮血淋漓的照片和視頻很快被發上互聯網，或是通過手機彩信傳回新疆。維吾爾年輕人很快群情激憤。當人們在7月5日傍晚走上街頭之後，一切都失控了。火藥桶爆了。官方的統計稱在這次事件中的死亡人數為197人，傷者達1700餘人。但幾乎在新疆可以遇見的所有人在談論起這件事時都會告訴你，這個數字太小了，「絕對不止」。

經此一劫，恐懼幾乎深植於每個烏魯木齊人的心底深處，不論掩藏得多好，總會不經意地流淌出來。烏魯木齊的民族分布大體以南門為界，北面的沙依巴克區和水磨溝區以漢族居民為主體，再往北，新市區和開發區幾乎就見不到維吾爾人；南面的天山區則是唯一一塊以維吾爾居民為主體的地方，赫赫有名的二道橋、國際大巴扎都在這裏。「七五」事發的重災區大灣也在這裏。七五過後，原先相對混居的地方裏，大家也開始對彼此失去信心，很多人都在匆忙之中決定搬家到「自己人」佔多數的地方去。甚至有人因為來不及辦好過戶手續，匆忙之中寧願選擇與其他人「換房」也要立即搬家。幾年下來，類似種族隔離的局面日益嚴重，維漢聚居地幾近涇渭分明。私下裏，有漢人甚至會半開玩笑地把天山區叫做「敵佔區」。

血淋淋的畫面和各種殘酷故事的傳言在和平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之間造成了極深的心理傷痕。

漢人的恐懼可想而知。那一晚的烏魯木齊街頭用人間地獄形容也並不為過。毋庸諱言，慘遭殺戮的大都是毫不相干的漢族路人、小商販、公交車和出租車的司機、乘客。血淋淋的畫面和各種殘酷故事的傳言在和平年代成長的一代人之間造成了極深的心理傷痕。幾乎每一次純漢人的飯局，喝酒聊天，彎彎繞繞之後，話題總會聊到「七五」，幾乎每個人都能講出自己的親戚、朋友、同事遇害或險些遇害的經歷，每個人都對「那天的事」歷歷在目、心有餘悸。

維吾爾人的恐懼也可想而知。「七五」當天夜間的一片狼藉過後，國家機器很快高速運轉起來，隆隆作響。大量相關和不相關的維吾爾年輕人被抓捕入獄。一位司法機關的工作人員私下告訴筆者，除了那些明顯參與犯罪的人被立即治罪，對於很多剩下的年輕人，他們所做的工作實際上並不是甄別他們是否真的牽涉當天夜間的暴力事件，而是一遍遍審訊他們，以圖從他們身上找尋其他的「三股勢力」線索。這樣的審訊可能長達數年，最終實在沒有什麼線索可挖，他們只好把這些人釋放。但很快，在2017年「再教育營」政策大規模推行之後，這些人往往因為入獄的「前科」而被迫入營接受學習，再次失去自由。畢竟，「再教育」的宗旨是「把不放心的人放到放心的地方去」。部分維吾爾人對國家的恐懼之情溢於言表，有人甚至會真誠地相信家裏的有線電視機頂盒具備監視和監聽功能。

維漢之間的信任和交往也迅速將至冰點。原先單位裏關係都還不錯的維、漢同事，很多人在「七五」之後似乎彼此覺得非常尷尬，彼此之間都互相疏離、幾乎不再講話。有在烏魯木齊生活了幾十年的漢人表示，終生都不會再去二道橋一次。部分維吾爾人私下也會抱怨說，國家控制的媒體，甚至互聯網上都反覆播送和講述「七五」的暴行，但人們並不知道「七七」和「九三」——2009年7月7日和9月3日，這兩天內烏魯木齊都發生了大規模的漢人遊行示威，他們要求政府作為保護漢人安全，也有人要求「王樂泉下台」；很多人手持木棍等「武器」，報復性地追打、圍毆街邊的維吾爾人，也造成了相當程度的死傷，部分維吾爾人的店鋪也被搗毀。

在新疆以外，網絡上的民族對立情緒也不斷升級。尤其是2014年3月昆明火車站恐襲事件發生後，維吾爾人想要走出新疆，在機場、火車站、酒店等地遭遇的麻煩再次大幅提升。即便是在疆內，社會控制加強的過程中，也有大量的維吾爾流動人口被以各種理由「清理」，要求他們返回原籍——這往往意味着南疆的農村。喪失外出務工的自由後，他們的經濟狀況可能面臨進一步惡化。也就是說，不管在烏魯木齊市，新疆內部，還是全國範圍內，維吾爾人都在向原籍回歸、聚攏，種族隔離的趨勢一再被強化。據相關學者研究，如果把教育部力推的內地「新疆班」學生刨除在外，維吾爾幾乎是中國人口較多的少數民族中唯一流動性降低、向自治地區集中的民族，維吾爾變成了全中國，甚至「全世界隔離程度最高的少數族裔」。

在維漢日益隔離的大背景下，鼓勵交往與融入的「新疆班」政策值得探究。大約從2000年初期，教育部啟動了「內地新疆班」項目，錄取大量新疆學生前往以東南沿海地區為主的大城市參加高中教育（後部分地區擴大到初中）。到2015年時，「新疆班」已經擴展至內地45個城市的93所學校，大約有3.4萬名在讀學生，4.3萬學生已經畢業，其中絕大多數為維吾爾人，80%左右的學生來自南疆。在內地高水平教育地區開展如此大規模的寄宿制教育，除了幫助新疆地區培養新一代知識精英，補充疆內教育資源，其應有之意自然包括通過讓大量的年輕人以較長的時間（1年預科、3年高中、其中絕大多數人還會留在內地考取大學）在內地生活、學習，使得他們能夠熟練使用漢語，對內地的主流文化深入了解，在與同學交往的過程中搭建起跨民族的社交網絡和私人情誼，並最終加強他們對中共、對國家、對中華民族的認同與忠誠。

於是，在學校期間，學生們在正常的課程之外還會接受多種多樣的政治教育，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是其中的重中之重，甚至包括要求每晚觀看新聞聯播。有學校的校長在採訪中表示，對於新疆班學生，意識形態教育的優先級最高，其次是安全教育，最後才是他們的文化課；「政府花了這麼多錢資助這些學生，他們應該對黨心存感恩」。

然而，中外多名學者的研究都表明，雖然新疆班的學生取得了較好的學習成績，但那些試圖使維吾爾學生被整合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努力，那些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目標，卻都遠未能實現：新疆班的同學在表面上遵從校紀校規（不得留鬍子、戴頭巾、不參加宗教活動等），但其中一些人仍能在私下找到辦法維繫、甚至加強自己的維吾爾民族身份認同和穆斯林的宗教身份認同——他們在私下吃飯、聚會時堅持講維語，在宿舍熄燈後討論《古蘭經》，有研究甚至發現維吾爾和漢族同學之間的負面刻板印象在新疆班期間互相都加強了。校舍的隔離（專門的新疆班宿舍予以管理），對維吾爾同學單獨的「愛國主義教育」、「反恐教育」，以及這些年輕人與學校和周邊社會發生的各種摩擦和衝突，維吾爾學生內部的自我教育，等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組織新疆班和韶關玩具廠的南疆務工人員雖然看似千差萬別，但其背後都有國家的意志與努力，即希望通過使用國家資源，有組織地加強維吾爾人與內地漢族民眾的交往與融入。遺憾的是，事實證明，在深層的政治對立無法解決之前，這樣的社會經濟手段收效甚微。

從「柔性治疆」到「雷霆手段」

「七五」事件之慘烈，高層的決策者顯然也受到了強烈震撼。除了胡錦濤很快到訪新疆並視察駐疆部隊，自2009年11月起，中宣部部長劉雲山、國務委員馬凱、統戰部部長杜青林等也分批帶隊到新疆對宣傳教育、社會經濟、民族宗教等各個領域進行調研。2010年4月，時任湖南省委書記張春賢入疆，王樂泉下課。

張春賢帶有典型的「開明派」、「知識分子官員」等印記。他出身平民家庭，做過技術員、工程師，不到50歲就擔任交通部部長。在主政湖南期間他多有親民舉措，曾被港媒冠以「最開放的省委書記」稱號，是當時國內的政治明星之一。

肩負眾望，新官上任不到一個月，就力主新疆的互聯網服務全面恢復，甚至在兩會時對記者表示，「關閉網絡」等被動維穩手段「恐怕不是根本」；他開通了微博，「七五」週年時去夜市喝啤酒、吃烤肉；在齋月結束時，張書記戴着維吾爾花帽與宗教界人士共進開齋飯、致辭祝穆斯林開齋節快樂，他同時表示，「伊斯蘭教是倡導和平、團結的宗教」，之後還引用了一段古蘭經經文——這種開放、開明的姿態不僅在先前時代聞所未聞，恐怕今後可預見的時間內也不會發生。

張春賢時代的很多政策或提法都令人耳目一新：比如準備建立喀什經濟特區，發展「現代文化」，洽談從土耳其翻譯並引入影視作品。最重要的是，他在多種場合都透露出改變「七五」後高壓政策的信號，並表示貧困是恐怖主義、極端思想的土壤，應當通過改善民生、發展經濟的辦法來化解民族矛盾。多數知識分子和媒體都對這一思路持肯定態度，甚至有人用「從維穩到維新」等樂觀主義色彩的描述來形容前後時代的變化。

然而，新疆地區數十年間積弊沉痾，矛盾錯綜複雜，各種制度建設疊床架屋，任何新政的推行都需要極高的政治技巧。比如，如何處理南疆地區日益生長的帶有原教旨和保守主義色彩的瓦哈比教派就是一個難題。

受制於中國整體的宏觀政治環境，新疆地區的宗教發展在1950年代以來經歷了從衰落到復甦的歷程。1949年，新疆的清真寺數量大約是2.95萬座；歷經「民主改革」、「社會主義改造」等政治運動後，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清真寺的數量降至1.41萬座；在文革浩劫中，多數清真寺沒能躲過轟轟烈烈的「破四舊」等運動，到1970年代末期，全疆僅餘2930座清真寺。然而，在政治短暫退出社會生活的1980年代，清真寺大規模復建，到1990年代時，全疆已有超過2萬座清真寺，並且從此數量相對穩定。根據中國伊斯蘭教協會，到2014年，新疆的清真寺數量為2.45萬座，約佔全國的63% 。

隨着整體社會氛圍的寬鬆，瓦哈比教派迅速生長，開始展示出與傳統的「老教」分庭抗禮的姿態。

宗教問題，尤其是伊斯蘭教問題，一向是中國邊疆社會治理中最敏感的痛點與難點之一。尤其讓決策者感到棘手的是，隨着整體社會氛圍的寬鬆，瓦哈比教派（民間稱作「新教」）迅速生長，開始展示出與傳統的「老教」分庭抗禮的姿態。

2014年，新疆社科院學者吐爾文江發表《南疆原教旨主義思潮調查筆記》，指出「伊斯蘭原教旨主義思潮在維吾爾族中的傳播和影響迅速升温」，通過出版物、錄音帶、光盤、移動存儲介質和互聯網，這種思潮在維吾爾農民、商販中大量傳播，「在新疆南部地區大有成為主流社會價值觀的趨勢」。儘管政府已經使用各種辦法干預，比如禁止蓄長鬍子、禁止戴蒙面罩袍等行為，但吐爾文江還是發現，整體的社會風貌與三四年前發生了巨大變化：傳統上喜歡飲酒助興的維吾爾社會，此時想要找一家賣酒的飯館已是極其困難——據說全和田市只有三家飯館還敢賣酒，維吾爾人開的商店也不賣酒。和田市的街面上「蒙面女性至少佔到10%的比例」。

除了前述1997年伊寧事件類似的因素，維吾爾社會整體的發展潰敗、「七五」之後的政治高壓、以及人們對「老教」的失望情緒，都導致了「新教」的迅速崛起。「新教」倡導一種類似清教徒式的儉樸生活，反對複雜儀式和鋪張浪費，這讓很多窮苦的維吾爾農民有自然的吸引力。

同時，很多民眾心中，「老教」中大量宗教領袖由於與政府走的太近、捆綁太緊，已經跟他們疏離。不少清真寺的阿訇會被要求在禮拜儀式中講解黨的政策，比如計劃生育，民族團結；而當社會與國家發生矛盾時，宗教領袖常常會被政府要求去做民眾的「思想工作」，這也讓普通人感到「老教」與普通人離心離德。據南疆一名駐村幹部介紹，他所在的地區，在政府與村民發生徵地衝突、「老教」領袖做工作要村民妥協時，有從國外學經回來的「新教」少壯派直接帶人去阻攔推土機，聲稱「要拆遷先從我們身上壓過去」。「新教」少壯派決絕的姿態，以及他們痛斥「老教」人士並要求與之「辨經」、「老教」人士不敢應答的場景，一舉俘獲了當地人心。

這時，如果政府強力打壓「新教」，必然會遭致民眾不滿，引發新一輪衝突。但如果放任，不但一直以來與政府保持合作姿態的「老教」人士會感到不滿，「新教」的保守主義、原教旨主義思潮又必然會極大地挑戰當地政府權威、衝擊舊有社會秩序，甚至部分宗教人士會傳播極端主義思想，引發暴力事件。

但此時，最讓張春賢頭痛的可能是暴恐事件帶來的直接動盪。從托克維爾到亨廷頓，大量政治學家們都在警告，當改革或革命到來，舊有的秩序開始鬆動和崩壞時，恰恰是社會動盪的風險大幅提升的時刻。張春賢上任後，新疆各地的暴恐襲擊和極端事件似乎進入一個井噴般的高發期。阿克蘇、和田、喀什、皮山、葉城、巴楚、鄯善、莎車，遍地開花，層出不窮。暴徒襲擊的對象既有派出所、鄉鎮政府、税務所、邊防部隊等國家機構象徵，也有農貿市場的平民，甚至還有人試圖劫持天津航空從和田飛往烏魯木齊的飛機。新疆人幾乎被「炸」到幾乎麻木了。

更糟糕的是，「暴恐」問題已經溢出新疆：2013年10月28日，有維吾爾人駕駛一輛吉普車駛入長安街步道，碾壓遊客和行人後，在天安門城樓前的金水橋處起火燃燒。雖然5人死亡（含車內3人），39人受傷的數字並不算特別巨大，但由於襲擊地點的特殊性，大量中外媒體予以報導，熊熊燃燒的車輛背後是天安門城樓的毛澤東畫像和「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的牌匾，畫面引發了超乎想像的衝擊力。事發後，新疆軍區司令員、自治區黨委副書記彭勇中將因此被免職。據港媒報導，自治區領導也遭受了中央「措辭嚴厲的批評」。不久後，2014年3月1日，昆明火車站又遭遇了5名新疆籍恐怖分子刀械襲擊。人群密集的候車大廳內血肉橫飛，事件共造成31人死亡，40人重傷。張春賢在兩會期間談到這起暴恐事件時，哽咽說道，「我曾一個人在房子裏，靜靜考慮這件事，究竟為什麼這些人會喪盡天良？」

此時，不論官方還是民間，人們對張春賢「維新」的耐心已經到了耗盡的邊緣，「柔性治疆」的思路開始受到了廣泛質疑。在張離任後，有漢人朋友與筆者聊天時對張表示極其不滿，「出了暴恐的事居然還哭！哭有個屁用，軟蛋！」

實際上，在暴恐事件連發，「新政」廣受質疑後，張春賢已經在有意扭轉「柔性治疆」的外在形象。他開始強調「柔性」指的是對窮苦百姓的「菩薩心腸」，而對暴恐分子必須使用「雷霆手段」。

但最為糟糕的一場恐襲可能是在昆明恐襲案後不久的2014年4月。27日起，習近平和政協主席俞正聲、軍委副主席範長龍，以及王滬寧、栗戰書、王正偉等要員一起視察新疆。然而，4月30日下午，當習一行剛剛離開新疆，甚至電視上還在播送視察講話時，烏魯木齊就發生了爆炸案，致3人死亡，79人受傷。雖然傷亡不算特別慘重，但此次爆炸如同一場示威，有挑釁的鮮明意味。隨後不到一個月，烏魯木齊市公園北街的早市又發生爆炸案，43人死亡，94人受傷。此後，烏魯木齊被迫關閉了所有戶外的夜市、早市，以防類似案情再次發生。

經此兩次爆炸，所有人心裏都明白，留給「柔性治疆」的時間恐怕已經不多了。

實際上，十八大以後，隨着中國整體政治空氣的變化，治疆的策略已經不斷由「柔」轉「剛」。在2014年的反恐誓師大會上的措辭更是前所未有地嚴厲，表示「要以零容忍的態度、鐵的手腕，出重拳、下狠手，以雷霆之勢嚴厲打擊暴力恐怖活動」，此後還強調對待恐怖活動要「主動亮劍、主動進攻、全面出擊」。後來聞名的「學習班」措施，實際上在同時就已推出，對南疆鄉村的控制也已經顯著加強，已經出現了每週村民要全體集合升國旗、外出要村委會幹部批路條等舉措，只是不論規模還是強度，都遠不能跟如今相較。

「訪惠聚」、「結親戚」和「學習班」

如果張春賢能夠得到更堅定的支持，能夠將「用民生求穩定」的策略堅持推廣，在長期來看結果如何，也未可知。畢竟，2010到2015年間，新疆交出了GDP年均增長11.1%的亮眼經濟成績單。但歷史不容假設，2016年8月，新的黨委書記陳全國從西藏來到新疆，鐵腕手段和「學習班」政策很快蜚聲天下，「柔性治疆」思路黯然離場。

陳書記任上的「學習班」或「再教育營」，筆者了解極其有限，再加上米華健（James Millward）的文章已有詳細介紹，在此就不做贅述。

很多人談起這兩三年新疆的變化，都用到了「天翻地覆」這個詞。別的且不說，從烏魯木齊市政府發布的2016年和2017年統計公報來看，一年之內，烏市戶籍人口從267.9萬降到了222.6萬。最明顯的，天山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棚戶區改造」，數十萬戶口在南疆的維吾爾人都被趕回了原籍。哪怕是走在從前人流如織的領館巷、大巴扎一帶，也很容易發現，人變得比從前稀少了很多。即便保守估計，一年時間內，這個城市的人口也減少了20-25%。還有人估計，如果將（非戶籍）常住人口減少計算在內，烏市一年內的人口可能減少了100萬以上。

從2014年開始的，以「訪民情，惠民生，聚民心」為全稱的幹部下基層工作，內容已被大幅調整。「訪惠聚」還在持續，但維穩成為重中之重。被反覆強調的習近平治疆方略中，「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才是「總目標」。

新疆還從2016年10月開始開展了新疆 「民族團結一家親」的「結對子」活動。簡單說，所有的公職人員（包括政府機關、黨委、事業單位、高校，甚至中小學教師）都要接受部署，「結對認親」。漢族同志要跟少數民族同志（主要是維吾爾人）成對的結成「親戚」。烏魯木齊市的單位可以就近「結親」，但自治區的單位常常要跟南疆農村的貧困戶「結親」。漢族同志被要求每兩個月去看望一次「親戚」，每次在「親戚」家裏住一週時間，並且必須「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少人打趣說，看「親戚」比看自己父母還勤快。

比起動輒上千公里往返去南疆看「親戚」的自治區單位而言，在烏魯木齊市屬單位工作的人員相對要輕鬆些，畢竟他們的親戚大都在烏魯木齊市附近。不過，每當「七五」這樣的敏感日期來臨，單位會要求他們每天去親戚家裏探望，報告思想動態。畢竟，南疆的維吾爾親戚大多是貧困戶，烏魯木齊的維吾爾親戚則大多是家中有人進了「學習班」的。

體制內的「日常抵抗」也無處不在。結對子的人經常是擺擺樣子，拿着掃帚掃地、拿菜刀切菜的時候趕緊讓隊友拍照，作為「同勞動」的證據傳回微信群報備。也有烏魯木齊的人對「每天看望親戚」的要求實在難以招架，只好想出了一些應付的辦法：一次多帶幾套衣服換着拍照，同時也要「親戚」時不時去換一套衣服，一起合影留念，回來分次把照片交給單位。臨走還要特地叮囑親戚，「如果單位打電話來家裏檢查，你一定要說我來過了！」

即便沒有言論限制，在中文互聯網上想就相關議題做心平氣和的討論也越來越難。

不少公職單位在婚育年齡的年輕人，為了躲避駐村工作隊的任務，乾脆辭職了事。當然，不是所有人的辭職都會被批准，尤其對那些已經有相當級別的，必須要考慮「政治影響」。這些人常常是辭職未果，反而被當做「思想有問題」而降級處分，白白耽誤了前程。更重要的是，敢於提出辭職的往往也只能是漢人的黨員幹部；要是維吾爾族的同志敢提出辭職，多半會被強制「學習」——這可是典型的「民族情緒」，搞不好就要被定性為「兩面人」。於是，一些維吾爾同志的日常抵抗選擇了更荒誕的形式：他們開始頻繁酗酒，一是喝多了就「眼不見心不煩」，更重要的是，抽煙喝酒都是典型的「去極端化」，是一種有效的自我保護。一位朋友告訴筆者，他家裏的一位維吾爾鄰居被強制要求「再教育」，單位領導出面去作保撈人的時候，使用的完全就是這套話術——「她一個女同志，又抽煙又喝酒，還經常到我們漢族家裏吃飯，怎麼可能有宗教極端思想？誤會了，誤會了。」

相比幾年前，漢和維吾爾之間的身份隔閡似乎更不加掩飾了。過去在各種安檢地點，至少在名義上還不是「針對某一個民族」，聲稱要對所有「可疑的」、「重點人群」予以檢查。然而現在，幾乎所有安檢點，包括在馬路上設卡攔車的警務人員，基本上對漢人都直接放行，維吾爾人則需要刷身份證、仔細搜身。而從路人到安檢人員，似乎對這樣的區別對待已經完全習慣到麻木，不再覺得有何不妥。最基本的「政治正確」也無需存在了。一位在事業單位的工作維吾爾人告訴筆者，部門的漢族主任在開會的時候直接衝大家說，「你們維族人就應該慶幸趕上了好時代，要在舊社會就把你們全部活埋了。」

大批的維吾爾知識分子被抓捕銷聲。討論新疆問題的帖子會立即被刪除，甚至銷號。新疆的政策和現狀不在被允許討論的範疇內，畢竟，在2019年2月，媒體就已經傳出「兩年無暴恐，鐵腕治疆受中央高層肯定」的消息，甚至一直有新疆將向外輸出維穩經驗的說法。

不過平心而論，即便沒有言論限制，在中文互聯網上想就相關議題做心平氣和的討論也越來越難。針對中國和針對維吾爾社會（包括伊斯蘭教）的支持與反對都在日益極化。跟筆者閒聊時，一位體制內的漢族幹部對當前的政策大加讚揚。他表示除了街頭治安明顯好轉、安全感提升，更重要的是，他第一次感受到了「主體民族的榮耀感」。他認為，新疆人正在見證「一個偉大的時代」。 同時，在海外，有不少人往往用「納粹集中營」、「種族滅絕」來形容新疆的現狀，若不同意就常常被抨擊為「中共走狗」。

十年前在天安門廣場立起的56根「民族團結柱」，曾一度號稱將永久矗立在此、地久天長。但共和國60年華誕慶典過後，當廣場內的其他布景、花卉被拆除挪走後，56根柱子顯得尤為突兀、怪誕。僅僅兩個月後，2009年12月2日夜間，民族團結柱被靜悄悄地撤走了，宛如它們從未來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