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時代命題

呂頻:見證中國女權二十年

「當一切都被壓制,當好像不和諧的聲音都在被消滅的時候,女權主義它卻維持著一個另類的社會批評的空間。這多麼重要,不單對女權主義重要,對整個國家也非常重要。」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與她的伴侶在北京舉行的婚宴上接吻。她一直推動中國的女權活動和LGBT權利。 攝:Kim Kyung Hoon/Reuters/達志影像
2015年7月2日,李婷婷與她的伴侶在北京舉行的婚宴上接吻。她一直推動中國的女權活動和LGBT權利。 攝:Kim Kyung Hoon/Reuters/達志影像

【編者按】本文為呂頻今年6月20日線上演講的實錄,演講錄音文字原稿由Matters用戶荷喜整理,端傳媒獲講者及整理者授權編輯後發表。

今天真正的關鍵字是:見證。這是我一個人見證的,不是所有人見證的。但我可以保證,你從我這裏聽到的,和你將來從別人那裏聽到的,必定會形成一種互文。

1995年的第四次婦女大會是我參與權益運動的一個起點,雖然我並不認為這個會議本身對我來說有多重要。關於這次大會,我印象最深的細節之一就是會場上可口可樂公司免費提供了飲料機和無限續杯的可樂。在當時,可口可樂的自動飲料機,我們是第一次見,還記得有一種可樂飲料機提供叫雪碧的飲料。我印象很深的是在會議結束前的最後一天,可口可樂公司不再給飲料機續飲料了,飲料機就打不出液體來。

我為什麼說這個話題?那個會議其實是中國還在希望打破1989年以後外交困境的過程,並且希望加入地球村,成為世界公民,擁抱全球化,追逐全球化這麼一個過程當中所產生的一個故事。它是一個女權主義的故事,是一個中國和世界全球女權主義連接的故事,但也是一個中國追逐全球化的一個故事。

所以關於這個會我不會講太多,我要講一個真正的關鍵點,是在1998年的有一天,中國最早的社會性別專家、最早參與社會性別培訓的探索先驅,也是跟我一起工作了20多年的同事馮媛,在三八節的時候給一群女新聞工作者做一個培訓,我也是那些人當中一個。馮媛就問了所有人一個問題,你是誰?當時我的答案就是新聞工作者。

然後馮媛也向大家分享她的答案。我們是同事,都在報社工作,她分享的答案是:女新聞工作者。我們倆答案的差異就給了我很大的一個觸動。這是一個契機,讓我意識到,我的性別,我作為一個女性的性別是重要的,對我的人生,對我的工作,對我對社會的認知都是重要的。我覺得這是我成為女權主義者可被記憶的一個起步時刻。當時我寫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話就說:「我尋找的不是終極真理,是尋找我跟世界對峙的武器,是我心靈的停泊地。」所以從上世紀90年代,我開始參與中國的在北京和在其它地方、連接其它地方的民間婦女組織的活動。

2003年,我在甘肅貧困縣工作一年,做掛職副縣長。為什麼當時做這個選擇,去農村工作?因為我對報社的工作感到不滿。在報社工作也有一種理想主義的氛圍,因為我想尋求如何改善社會,但是在體制內的報社工作卻讓我感覺到失望和倦怠。所以我選擇到最貧困的農村。在縣政府工作的那一年讓我更深刻地意識到了中國政府的治理模式。所以那是很艱苦的一年,當然也非常的不愉快。

快離開的時候,有一天,在最寒冷的季節,在甘肅,我們去探訪青藏高原邊上的掃盲班。那時山上是無窮無盡的寒冷,我的感受就是,寒冷像鞭子一樣讓你在山上無處躲藏。當我走進掃盲班教室的時候,那裏面,那些中年婦女她們在一起唱歌,這是我所目睹的一幕。她們唱的歌是我從不看的電視劇裏面的流行歌曲,唱什麼不重要,但她們那種一起放聲歌唱的情景,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這是我告別體制工作的最後時刻,我可能得到了一個隱約的啟示:力量可能要從婦女群體當中去尋找,而不是體制之內。

在我辭職成為自由職業者幾年之後,我創立了女權之聲。那是在2009年,前社交媒體年代。頭兩年大概一個人寫了七十萬字的文章。當時我把這個平台,獨立創建的平台,視為我探索中國婦女運動的一個陣地。當時為什麼要去做這樣的探索,其實是基於我之前參與中國民間婦女運動,逐漸積累的不滿。2011年4月,女權之聲進入新浪微博一年之後,正式改成這個包含「女權」的名字。這也是中國互聯網上第一個以女權為名的大眾傳播平台。

所以再下一個歷史的關鍵的時刻,是2015年的3月6號到7號。在2015年的3月5號,我剛離開北京,要到紐約開兩個星期的一個聯合國的會議,就在我離開北京的第二天,在我到達紐約的當天,我的一些朋友在國內就被捕,這是一個非常著名的案件,女權五姐妹案

當時在會議的頭兩天,我是要參加一個跟男性參與女權運動有關的學術研討會。我記得我坐在曼哈頓那個酒店的電梯間,周圍來來往往的全是我所不認識的,說不同語言的人,我的感覺就是我的身體無盡的墜落。我感覺這樣一個前所未有、在中國的當代的婦女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個嚴重的案件,它一定會牽連到我。然後我也意識到失去了對自己命運的主宰。

從那時候到現在,我被迫暫居在美國已經有5年的時間,在這5年裏面大部分的時候我都有這樣的認知:我失去了一切。

呂頻。
呂頻。圖:網上圖片

社會運動是很殘酷的。參與社會運動對它的組織者來說可能是一種非常殘酷的體驗。因為每一個組織者實際上投入其中的首先是一個人的肉身,每個人的身體所能夠承受的痛苦都是有限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這個運動、帶有對抗性的社會運動,對於組織者來說,註定是殘酷的和不斷的考驗,也註定要考驗你身體性的承載能力。

澆滅社會運動的最好的方法、一個常用的方法,就是不斷地將它的組織者移出現場。有一個中國的成語叫做釜底抽薪,如果一個運動沒有組織,沒有它的組織者,這個運動就會枯萎和熄滅。這好像是運動者、組織者,必須得被移除,不得不離開的一個原因。

所以問題就是,怎麼繼續在場?對我來說,對一個女權活動家來說,怎麼繼續在場?它有兩個方法,一個就是維持在原來場域當中的存在;還有一個方法,就是創造一個新的現場。這兩件事情從2015年到現在我都在做,一方面我在國內的朋友,我非常感謝ta們給我提供了很多的幫助,並且讓我們可以始終保持聯繫,可以一起工作。所以在這方面要感謝互聯網。

當運動線下的部分越來越萎縮的時候,其實運動的線上場域反而是擴展的,而且它有可能超越物理性的國界。

今天你身在中國的某一個不太有女權線下活動的地方來參與運動,跟在美國的紐約州參與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區別,因為全是通過互聯網去參與。只要你是中國人,你使用漢語,並且深度地關注中國的社交媒體,可能你就在參與這個運動,你就可以達到跟別人同等參與的程度。當然另外一方面你也要分擔,和那些身在中國國內的(人們)一樣,被審查和追蹤、恐嚇的這樣一種恐懼。

我指的是互聯網它既擴展了我們政府的管制的邊界,它也擴展了另類的可能性,創意的邊界,這兩者是並存的。我就體會到了,從2015年以來,我就體會到這兩者的並存。

另外一個我所指的創造的現場,是我跟在北美、年輕的女權主義者們的相遇和結盟與協作。不過在這裏,我的角色,跟這些年輕人,北美的年輕人,年輕的女權主義者的合作關係,跟在國內有所不同。在國內我是直接的運動組織者和親身的參與者,而在美國一部分也是因為資源的問題,我更多的是幫助年輕人,幫助我們的社群來創造一些相互連接的機會,越來越不再是直接的運動或行動的組織者,可能有一點區別。

所以在2018年,2018年的3月8號,這是下一個我要提出來的時間點。在北京時間的半夜,美國時間的中午,我就突然收到了很多朋友發來的消息,告訴我女權之聲被關閉了,其實這是一個遲到的判決,因為自從2015年之後,女權之聲一直都處於不斷的騷擾和警告之下,而且它的活動能力也受到了非常大的一個限制。

但即使這是一個早就被預料的結局,當這個結局終於發生的時候,它對於曾經為女權之聲付出過太多的人來說,仍然是一個幾乎不可承受的打擊。所以我的感覺就是我好像又再一次失去了一切。我再一次又體會到運動對一個執著的組織者來說是有多殘酷。運動所造成的,在運動當中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傷害,它不是一種只發生在你的頭腦和你的理念裏面,它是有人用肉身來承受的,包括言論審查所造成的傷害,它是有直接的一個受害者的。

也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後知後覺才意識到我是一個受害者,也是一個倖存者,和那些遭受其它的、我所一直都希望能夠幫助的、其它的性別暴力、各種各樣的暴力受害者一樣,我也是一個暴力的受害者和倖存者,我是國家的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但是這樣的一個身份,這樣的一個認知絕對不意味著我放棄。相反就是,我把對運動的參與、投入,跟我自己要去擺脱這種受害者的經歷聯繫在一起。

所以我指的是個人的搏鬥,對一個女權活動家來說,個人的搏鬥和運動的參與它是聯繫在一起的。但是這種固執不是因為有什麼名利。以我的經歷,我可以非常確定地說,中國的女權運動裏面沒有利益。中國的女權運動無法供給你的生存,這是一個非常遺憾的事實,這是一個長期來說很遺憾的事實。所以執著於女權運動,執著於這種在場,唯一的原因,這是因為你對那種理想主義的承諾,它不是因為你自己可以從中獲得什麼。

2015年11月30日北京,戴着口罩的婦女走在一個霧霾的晚上。
2015年11月30日北京,戴着口罩的婦女走在一個霧霾的晚上。攝: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走出體制的中國婦女運動

中國的婦女運動怎麼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這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脈絡,也希望這和我個人的部分是一種相互映照的關係。

一個運動,如何看待它的合法性或者它的革命性?至少就我親歷的而言,中國女權運動的合法性或者是革命性,其實是由我們國家來框定的。女權運動的能量,在跟它所回應它所映照的女性和國家的關係當中,國家其實始終是主導,所以也就是國家、我們的政權的性質來劃定了女權主義的邊界、女權運動的邊界,到目前為止仍然是這樣。

當然這絕對不意味著在所有的時期,在所有的歷史階段,女權運動所映照的婦女和國家的關係,都是同樣的內涵。在大的前提下,在我們沒有辦法走出國家所劃定的一個界限的前提下,女權運動其實還在不斷地努力或者更新。

我所經歷的,我所稱之為早期婦女運動的一些發現,是從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之後開始。中國最早的民間的婦女組織是1998年的成立的紅楓婦女熱線,而現在紅楓婦女熱線還存在,已經有20多年的歷史,世界婦女大會確實催生了中國民間婦女的活動,也催生了一些有的已經消失有些一直活躍到現在的民間婦女組織。

比如說今天大家可能有所了解的,千千律師事務所,它的前身就是那個時候成立的,還有我從1990年代末參與到現在、也就是女權之聲前身的婦女傳媒監測網路,也是在1996年世界婦女大會的感召之下成立的。那是中國第一個在媒介和性別這個領域裏面活躍的行動性的團體。當我回顧這些婦女團體出現的時候,我就發現這些團體它們不僅僅開創了一個女權主義的活動與行動領域,其實它們也是公民社會的先行者。比如說千千律師事務所的前身,北大婦女法律援助中心,它是中國第一個專門的民間公益法律援助機構。

早期的中國婦女運動,它是走在中國公民社會的前列,而早期婦女運動的這些主要的一些組織活動者,是資深的學者和在文化領域、文化出版領域、藝術領域、很多領域裏面工作、有知識份子背景的女性。而我當時參與運動的時候,我的身份是個記者,並不是學者。而早期這種由學者來主導的婦女運動,並且受到一些比較強有力的國際基金會的資助,能夠讓它們有能力再組織相對雄厚的資源,來去開拓前沿性的中國婦女的權利問題。這裏我舉個例子,今天已經是被眾人所獲知的,關於中國的家庭暴力,這樣的一個早期議題的開創,它受到了福特基金會的大力的支持。而且它也回應了在90年代,福特基金會在全球推廣對家庭暴力議題關注的布局。

有一個活動家曾經回憶說,福特曾邀請她們去印度參觀,了解印度民間婦女組織開展反家庭暴力活動的經驗,並且希望她們回國以後也能夠做些什麼,而這由此就誕生了,我所認為當代中國曾經存在過的、最大規模的婦女聯盟,就是中國法學會的反對家庭暴力網絡,這個網路在它最興盛的時候,它的成員單位在28個省市,在省級單位有它的成員,很多基層也有它的成員。作為一個民間組織,它的成員單位有很多是政府的基層權力部門,不僅僅是婦聯,還包括法院、公安局、檢察院等等,這樣的一些部門都曾是它的會員。

這個背後,為什麼它能夠達到這麼大的規模,能夠吸收這麼多體制內背景的參與單位和參與者,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它有資源,有國際基金會支持的資源,能夠請大家為這些所有的機構做培訓。如果這些基層的機構希望在家庭暴力這個問題上有所作為,並且把家庭暴力的問題作為自己的政績的話,那麼通過反對家庭暴力網路的平台,它可以得到很多的培訓,也可以得到一些交流、技術性支援的這些機會。

第二就是它的技術和知識的創造的能力,因為家庭暴力這個問題當時在中國是從零知識起步的。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當時的體制能夠允許這樣的一些組織在體制的邊緣上創造一個另類的平台。這個組織是通過「掛靠」這樣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動詞,掛靠在中國法學會之下的,所以它具有一種既是民間組織,又有被官方機構半授權的這樣一種合法性,所以它是在體制邊緣上開拓的另外的空間。

這樣的另類空間,對於為這些空間和平台進行投入的一些資深學者來說是非常重要,因為ta們每一個人,ta們大家都是在一些有體制、有政府做資助或直接管理的機構工作,並且在那裏有受人尊重的學者的地位。但是在當時,在90年代的時候,體制內的這些進行學術研究的機構,不管是大學還是研究機構,它們不關心、它們不為跟婦女和婦女權利有關的議題來提供支持。

作為一個學者,你關心婦女的問題,但是無法在原來的學術機構或者大學裏面,找到空間來做一些不管是研究或者是推動性的工作。所以這些學者們,ta們利用業餘時間,在國際基金會的支援下依靠ta們的人脈,靠ta們的人際關係在體制的邊緣上建立這樣的一個另類的平台,建立這樣的一個空間。

還有另外一個例子,當時在北京從2001年大概到2008年,起碼是2008年或者2009年更晚的時間,有一個定期的聚會,每月的聚會,叫社會性別與發展。是中國持續時間最長的,在女權領域裏面的定期線下活動,每個月一次持續了8年的時間,所以它首先是聚集了在北京關心婦女問題的人們,其次它的影響也通過一些網路的設置來覆蓋擴展到其它的地方。

我是聚會後期的一個組織者,並且始終是它這麼長時間組織的見證者,我見證的是什麼?有很多人這麼有熱心,在ta們下班之後還要拿出業餘時間去討論跟婦女權利有關的問題,這是我至今回想起來仍然非常感動的,我對這些歷史先行者充滿了尊重。儘管現在很多人都已經不再跟我聯繫,我相信ta們對婦女的問題充滿真誠,尤其關心弱勢婦女的命運,並且希望去做一些事情幫助到這些人。所以ta們的定位,ta們的對弱勢群體的關懷,我覺得是真誠的,即使這種關懷有一種俯視的角度。

另外ta們也認識到國家是責任的主體,國家既是責任的主體,也是權力的主體,所以ta們希望宣導的目標,或者說更進一步的,ta們的組織性的活動的背後的政治性的假設,就是國家作為權力和責任的主體,應該來關心婦女的問題。到今天仍然沒有改變,但是改變的是,如果說我們要分析運動的其它的角度,那就有所改變。我指的是在運動背後的政治性的假設沒有改變,這個國家以及對國家和婦女權利、就婦女和國家的關係,大方向上沒有改變,小方向上有所變化。那麼當時它的目標的物件和行動的策略,一個就是要遊說權力者,另外一個就是要去培養培訓基層的執法者,來去試圖去改變執法者態度和行為。

我也做了很多這樣的培訓,現在我認為這個培訓沒有什麼效益,所以這也是運動另外一個殘酷的方面,就是你不斷地在揚棄自己。揚棄這個詞說來很輕鬆,但實際上背後曾經消耗了太多的時間。所以它的行動的策略,不管它想影響誰,不管它是想影響的是決策者還是基層的執法者,其實都是在一個圈子內的對話。而且這種對話它只有學術,就是有一定的資格和資源的人才能夠參與,所以當年我在那個圈子裏面也是非常邊緣的。參與的主體是資深的人士,是有資源的人,是有某一種精英資格的人,如果你沒有這樣的資格,就很難參與這個運動。

我記得當時我們還曾經非常認真地思考過一個問題,為什麼年輕人不加入我們的運動?現在想來這個問題非常有意思,問題在於我們並沒有想到,我們的運動是否曾有給予青年人的主體的位置。或者從另外一個角度來概括,就是當年的參與者ta們的定位不是行動者,ta們的定位是社會性別的專家,我們都追求的是成為一個社會性別專家的地位,一個身份。那麼成為一個社會性別專家,就擁有了關於女權主義知識的話語權,並且能夠在國際基金會的資助下去參與學術,在學術和準學術生產與項目實踐中獲得地位和機會,這就是早期的空間。

在2009年的時候,又發生了一個很重要的、對我觸動很大的事情,一個叫做鄧玉嬌的事件。鄧玉嬌事件就是一個服務員,因為遭受性侵犯就直接刺死了一個湖北巴東縣的一個基層的官員。後來因為輿論的強大反響,鄧玉嬌經法庭審理後免於刑事處罰,而且還給她安排了工作。這個事情是大家在當年所謂公民社會非常活躍的時候,一個非常重要的公民參與事件。當時因為公眾的關注非常的密集,整個巴中縣的通訊一度都被政府切斷,為了阻止內外的聯繫。所以在公民社會的關注高漲的時候,我們女性也試圖發出自己的聲音,因為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婦女權利的問題,這很顯然對吧?這是個性侵害的問題。我指的是不僅僅是一個弱女子對抗一個腐敗官員的問題,也是一個不被性侵害的權利和反抗的故事。

但當我們試圖把這個故事講成一個婦女人權故事的時候,我發現沒有人聽我講,這就很有意思。這個情況當時對我來說有點詭異,在這之前我以為已經做了很多的工作,在剛才我講的中國法學會反對家庭暴力網絡多年的工作裏面,我所參與和我所曾經負責的媒體傳播的工作是最有效益的。是我們幾乎從零開始把反對家庭暴力這個關鍵字推進到中國的公共議程裏面。但我現在想去把鄧玉嬌事件,就在一個大型的公共辯論裏面,想去激進地、非常進取地推進關於女權主義的視角的時候,我就發現推不動,為什麼會這樣?

最有意思的是什麼?當家庭暴力這個問題,從沒有人關心到有人關心的這個過程,它沒有競爭,它沒有壓制,它是在一個無人理睬的空地上所取得一個小小種植的收穫,這是我可以做到的。可是當一個大型的辯論已然發起,一個密集的辯論已經形成,而我想成為公共辯論其中一方的時候,我就做不到。

所以這個問題讓我意識到,我們這些人對於中國的公共輿論幾乎沒有什麼影響,這很殘酷,但確實是自說自話。我們總是在說這個主流社會不關心我們,不關心婦女的問題,實際上我們也從來沒有能夠真正有效地捲入中國的社會。在當時急速上升的中國公共話語的發展當中,這個事件讓我認識到,讓我對所曾經參與和投入的中國婦女運動產生了非常深刻的懷疑。這也促進了我的出走,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成立女權之聲。

我想要用一種新的方式去探索和推進中國的婦女運動。

2018年3月16日,「女聲」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幾個女權主義者給「女聲」做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葬禮。在北京城郊的廢墟上,女權主義者們換上了借來的彩虹色連體衣,帶上墨鏡,盡情地在荒涼中舞動身體。「女聲頭七,墳頭蹦迪」是她們為這次行為藝術起的名字。
2018年3月16日,「女聲」被封的第七天,北京的幾個女權主義者給「女聲」做了一個別開生面的葬禮。在北京城郊的廢墟上,女權主義者們換上了借來的彩虹色連體衣,帶上墨鏡,盡情地在荒涼中舞動身體。「女聲頭七,墳頭蹦迪」是她們為這次行為藝術起的名字。圖片來源:鄒藴蒐集提供

女權之聲與運動組織

女權之聲的工作,對我作為一個運動參與者提供了一個什麼樣的幫助,就是讓我意識到,我可以把批判性的女權思想推進到什麼樣的地步。而批判女權,就是在我不斷推進關於女權主義的思考的時候,不斷地遇到婦女和國家的問題的時候,讓我意識到必須要進一步把國家不單是作為權力者,不單單是作為權力者的身份,以及它作為責任者或解決問題的主體來看待——它就是始作俑者,是這些問題的製造者。

而這對我來說是一個突破,是我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展開的批判,展開的破除言論審查的一個自我解放的過程。我們要去指認這個國家在作為國家,作為一個父權制的最大的代言者,在對婦女問題,在製造婦女問題這方面扮演的角色。

所以當我這樣做的時候,意識到我對女權主義的批判性的理解,已經讓我越來越遠離了早期我飽含尊重的那些資深學者。對ta們來說,國家的父權屬性,國家作為一個麻煩製造者的屬性是被諱言的,所以這是女權之聲給我的一個寫作的啟發。當時我在女權之聲每個星期發行的時候,提出一個宗旨,我要用傳播來推動中國的民間婦女運動。

後來我就意識到傳播沒法推進中國的女權權益,為什麼?因為傳播確實是可以創造知識,但傳播不能夠成為組織,這是不一樣的。那麼我們還要必須要去建立一個實地的一個組織。所以從2012年到2015年,中國女權行動派、中國女權行動主義的活動,在我看來就是兩個,第一個在傳播方面是女權主義、女權之聲,第二個就是在地的行動派的組織,線下的組織。為什麼這個組織會重要?因為線下的一些組織,讓年輕人成為運動的主體。

剛才我講到上一個階段運動的主體當中沒有年輕人的位置,就在這個時候年輕人才真正成為行動主體,而跟ta們的相遇,我覺得它帶來女權主義和年輕人的相遇,就是帶來中國女權運動的一個全新的階段。為什麼是年輕人成為行動主體是如此的重要?是因為年輕人有未被體制所收編的能量,沒有被家庭和職業所收編的能量,ta們才是社會變革的真實擁躉和參與者,可靠或者可持續的擁躉和參與者。

另外,未被體制收編在我看來其實是至關重要的一點。我從2012年開始,遇到了各種各樣的年輕人,其實ta們和我一樣,都是在逃離。有的人從大學退學,有的人是跨性別,當然有的人是同性戀,在ta們逃離原來的個人生活的桎梏的時候,其實也是逃離父權制對年輕、尤其對女性和性別異見者的束縛或者規訓。尋找個人自由的時候,ta們的身體和ta們思想的奔走,讓ta們尋找到了女權主義。

我指的是就是女權主義和異見,不被規訓,拒絕被規訓和身體性的逃離都非常重要,它們之間都有關係。

當時我們在女權之聲北京的辦公室,成立了一個小小的空間,稱之為一元公社。它所有的資源都是由志願者和個人的捐助來提供。這個公司所有的空間可能只有30平米,提供每個星期7天開放,然後有一些組織性的活動,講座討論研討會,各種各樣的跟婦女主題的讀書會、放映會等等。

那麼在這種活動之外,所有人也都會歡迎它駐留在那,我就是在女權之聲認識的肖美麗。當時美麗還是一個大學生,有一天晚上肖美麗突然來到了我們辦公室,來到了一元公社,她說她要尋找畢業論文的靈感,怎麼來做一個女權主題的畢業設計。肖美麗帶來很多五彩斑斕的頭套,假髮頭套,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就全都開始爭先恐後地把那些五彩斑斕的頭套套在腦袋上,玩得非常開心。我只能說好像我們沒有在討論女權主義,其實這是一個女權主義者的瘋狂聚會。而這樣的瘋狂聚會能夠有一個空間來做,是非常重要的。

人們在我們這個社會有非常強的體制性,我們的社會其實不允許另類的生活,非常不允許另類的生活。不允許另類的表達,極度缺乏個性,或者說你只能在被允許的程度上假裝有個性,買一買什麼特別的裝飾物什麼的。那麼這些另類的人們,不管是ta們因為ta們的性,ta們的性別,因為ta們的政治觀點,因為和ta們的社會觀點不一樣的人們,是被孤立的,被主流社會排斥排擠出去的或者被壓抑的,ta們的思想是無處可去,ta們的身體也是無處可去的。所以我們要創造這樣的空間,讓大家可以聚集在一起。然後我也目睹了這些不被體制所吸納,又拒絕被體制所吸納的年輕人。ta們聚在一起,就可以做出什麼?所以ta們肯定做出了一些在當時的人們和在今天看來都是非常激進的一些身體性的行動。

我們到各種各樣的政府機關門口抗議過,舉過牌抗議過,我們做過各種各樣的以女權主義為思想資源的身體性的激進的實驗,跟性和身體有關的疾病性紀念性的實踐和曝光。

然後我們也介入過、在一些人看來不可能改變的政策和個案。現在回想起來,在這個階段仍然是一個小圈子。真正的激進的核心的行動者是少數的,ta們的社會影響可能是廣泛的,但是核心的行動者是少數的,而核心的行動者之間形成一個緊密的共同體。也不是追求同樣的想法,是追求保持同樣的行動基準。從這點上說,這仍然是一個非常小的共同體。

從這個階段裏面我學到了什麼?第一個就是要盡可能地直接行動,而不是去等待無限推延的所謂制度性的建設改進;第二個就是要關心運動的策略問題,或者說運動的效能問題,就是在一時一地採用什麼樣的方法能夠盡可能快的達到社會改變的目標,這是運動的組織者必須要關心、必須要去覺察的;第三個要去做女權主義思想的自我歷練,不斷追求進一步的女權主義。直接行動,策略性,不斷自我推進的女權主義,這就是我學到的三點。

這是我從2012-2015年這個階段學到的,我們可能取得了一些成就,推進了一些政策性的改變,也解決、干預了一些非常困難的個案,然後我們也在讓中國的大眾媒體第一次開始比較有範圍、比較有幅度地來報導年輕人的女權主義行動。當然始終也處於危機和焦慮當中,第一個危機感,就是也許有一天大眾媒體對我們不再感興趣,因為我們的行動不再夠激進,沒有足夠的激進性來供我們博版面。

第二,我們知道政府其實一直都在,沒有人能夠擺脱政府的監視,我們也知道在不斷去推動國家問責的時候,不斷地去指認國家作為一個問題製造者的角色,其實我們跟國家的關係也越來越被推向危機和破裂的邊緣。當我們的運動組織越來越從體制內出走的時候,我們跟國家的關係,女權主義者和女權主義代表的婦女,(她們)和國家的關係就越來越緊張,而緊張的所造成的危機和焦慮都是由我們這些人來承擔的。

而近些年來社會運動去中心化的趨勢,中國的女權運動的去中心化,是一個被動的過程,是一個不得已的過程,是一個不得已的後果,而不是一個主動的選擇,沒有人選擇主動的去中心化。

為什麼沒有人敢出面來去組織婦女運動,因為這風險太大,所以每個人都必須得聲稱我是無組織,我跟其他的運動參與者之間是沒有聯繫的,這是這個運動被打壓的狀態下造成的一種狀況,這是運動被解散的後果。

另外還有一個點就是運動極度缺乏資源,它沒辦法存在任何成型的結構的原因,是因為沒有人沒有資源去支撐這個結構。如果你想組織一些人,那麼你必須要有足夠多的資源,但這個資源在中國當前來說是被切斷的,還是被非法化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運動的去組織去中心化,它是一種後果,它不是一個選擇,沒有人會因為去中心化、去組織化是一個好事而選擇它。是因為人們不得不這樣做,人們不得不假裝跟其他的運動參與者沒有聯繫,人們不得不假裝自帶乾糧去參與、維持運動,因為第一運動沒有資源,第二運動不允許公開的組織、公開的有號召力的組織者的存在,就是這樣一種情況。

2012年2月14日情人節,三名女孩在北京市街頭穿上血淋淋的婚紗,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抗議,左為李麥子,右為韋婷婷。
2012年2月14日情人節,三名女孩在北京市街頭穿上血淋淋的婚紗,為家庭暴力受害者抗議,左為李麥子,右為韋婷婷。攝:Simon S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女權主義與個人生活

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且隨著政治環境的緊縮,我越發地認識到,個人生活的女權主義化是非常重要的。我比以往更關心我的個人生活,我從來都很關心,而且我比以往更關心我的個人生活如何能夠進一步地奉獻給女權主義。這不是指我生活的每時每刻都在遵循女權主義,不是這樣的,而是指我無時無刻地不在用女權主義來去審查我自己的生活。

而且我意識到,當我跟這麼多人曾經走過一段時間,有些人至今保持著運動的友誼,而跟有些人漸行漸遠,在我看來最關鍵的一點就是,我們的個人生活跟女權主義的關係是什麼。我們的個人生活能不能保持一種對女權主義的追尋,跟我們在運動當中能夠堅持多久是有非常直接的關係。從這個角度來說,我比以往更關心怎麼在個人生活進一步的女權主義化。

在這個層面上,我其實是一個很嚴格的並且充滿道德感的人。我很清楚絕對不是所有的人,可能幾乎沒有個人像我這樣實踐。甚至我對一些曾經跟我一起工作了很多年的年輕人,我也曾非常遺憾地感歎,ta們可以和我一起工作,但不會執行我的生活方式。我被迫理解、被迫接受這個事實。但我只能說在這種體驗當中,我對女權主義的運動和這種思想的理解,跟我自己生活的世界有很重要的關係。

然後大家也會想問,說關於生活方式的例子可以具體一點嗎?我可能還是說得很抽象,因為我不知道在多大程度上自我曝光、講述自己生活的細節是合適的。我指的是,你會感到如果在中國,當然可能在其它社會也是一樣,如果你擁有了一定的資本和社會條件之後,你會發現,其實你非常容易跟體制達成某一種妥協,你非常容易成為一個既得利益團體的一部分。

就我自己來說,我雖然出生在一個小地方,但是我有城市戶口,我的父母在那個年代是工程師,他們是所謂的國家幹部。他們有城市戶口,所以我也是城市戶口,因此我上了大學。如果我是農村戶口,這件事情會難得多。我接受高等教育之後,又有了北京戶口,這說明了什麼?這就保證了兩點,我幾乎不會跌出一個安全區,並且只要我在體制裏面待著,即使我是個庸人,當然大部分人都是很平庸的,可能我們都是普通人,我不需要有特別的才能,我也不需要特別的付出,我就能夠擁有一個安全舒適的生活。這是你無法拒絕的一個誘惑,你不需要,甚至你都不需要為之努力,你只需要待在那裏就行了。

可是我選擇了放棄,所以可能在我的同齡人看來,我是一個失敗者。可是我覺得我得到了他們所沒有的東西。我得到了什麼,我指的不是說我可以奉獻給女權主義,不是這個。我最大的體會就是我得到了自由。當我從報社辭職的時候,別人都覺得你損失太大了,如果你在報社待下去,總有一天你會成為報社的領導,我知道會。但是我辭職以後我得到了什麼呢?我得到自由,我得到了寫作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我的文字和我的思想,或者內在的自白再也不會受到審查了,你知道這就是最可貴的。而且我覺得這跟女權主義有關,這跟我能夠去進一步地探索,在運動當中探討女權主義是有關係的。

我覺得人們在覺醒的女性權益和父權制之間,覺醒的女性面對父權制她有一系列的選擇,可以完全是協作的關係,也可以是一個逃離的關係,逃離或者退出。我知道退出是很難或者不現實的,因為每個人都在體制內生活。我是一個儘量地退出體制,不跟體制打交道,並且不從體制內獲取資源去生存的人。所以我只維持一種勉強為生的狀態,並且做體制邊緣的最差的人,對我來說其實非常重要。

我可能沒法想像另外一種狀態,但是起碼對我來說跟體制盡可能保持著這樣的一種,怎麼說呢,保持一種最極端的、勉強不破裂的這種關係,就在破裂邊緣上,這種關係對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在這個邊緣上,我就沒有我的女權主義的思想,也沒有我女權主義的自信,我也沒有信仰女權主義的自信。我認為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所有的關於女權主義的宣講都要打一個口是心非的折扣。

這只是供大家參考,我知道別人不會,我知道大家不會像我一樣。但是我覺得每個人,另外一方面,每個人也都可以往前走一步。我支持什麼樣的思想,最激進的思想就是女性罷工的思想——女性撤出,有更多的人撤出父權制,這是一個父權制垮台的可能性,我對這種思想是非常感興趣的。所以包括停止對體制的貢獻,也包括停止從體制內獲利,盡可能地。

2015年4月11日香港,李婷婷,韋婷婷,王曼,武嶸嶸和鄭楚然的肖像,在一場抗議活動中示威者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他們。
2015年4月11日香港,李婷婷,韋婷婷,王曼,武嶸嶸和鄭楚然的肖像,在一場抗議活動中示威者要求中國政府釋放他們。攝:Tyrone Siu /Reuters/達志影像

女權主義在中國何去何從

人們問的最多的問題就是女權主義該何處去,何去何從?人們最關心的就是女權主義的未來,為什麼關心女權主義的未來?恰恰就是我們的未來極不確定,而且不由我們所主宰。基於我們作為運動中的人和關心婦女權利的人,感受到一種危機感和自主性的缺乏,才提出這樣的問題,因為我們覺得運動的未來是無法被我們所把握的。

其實我的回答首先是分析我們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問題。其次,這是我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在這種不確定性當中去搏鬥。2018年在#MeToo中我有一個感歎,可能對我來說很殘忍的就是,在女權之聲作為歷史性的代價被犧牲之後,我看到的是中國婦女運動、中國青年女權運動的一個大發展,前所未有的大發展。

它最基本的表現當然就是女權主義的話題,女權主義的認同,女權主義的、泛女權主義的年輕人,ta們在網絡上可見的規模是前所未有的增長。另外就是在這些年輕人當中,ta們也建立了比以往更強有力的、關於女權主義以及一些女權主義內部議題的共識。比如說關於家庭暴力,關於性侵害,裏面關於強姦文化的,關於性別歧視,今天的年輕人、今天的運動參與者在一個更廣泛的方面,對這些問題都形成一種非常強有力的共識。另外還有就是在運動當中包含著前所未有的比以往更強烈的對社會的不滿。

為什麼我說這是#MeToo的最大的成就,我看到#MeToo以來這個女權運動的主要發展是在社群內,在女權社群本身,而不是在這個社群對於這個制度的、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影響。其實現在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到為什麼從2018年7月以後,#MeToo的重點和女權運動的重點都轉向個案,都是由一些非常具有一些戲劇性的和令人髮指情節的個案去推動的。它的焦點只能是在這個個案,而實際上每個個案的推動,它留下的制度性的財產其實非常少。

每次的個案發生,好像我們還在、就是雞蛋總是在同一個地方同一個位置上不斷地去碰石頭,這是因為法律的改善和政策的讓步太少。法律和政策的文本的讓步不是沒有,但是文本的改善,從口惠怎麼到實質,到現在還是一個非常大的問題。比如說從2018年到現在,我們的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受害者,ta們的經歷能夠有多大的改善?這個是非常有限的對吧?

而這裏面我最看重的是什麼?剛才提到這個詞就是「不滿」。其實我想用批判這個詞,當然可能有一些比較嚴格的女權主義者不認為今天的青年女權、泛女權社群的社會批判、女權批判思想有多少發展,所以我就姑且用「不滿」吧。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重要的。剛才我不斷地講到婦女和國家的關係這樣一個微妙的變化,在國家仍然強有力的來劃定女權主義的邊界的時候,婦女對國家的態度要比以往更負面,而婦女和國家的關係也比以往更具有一種內在的緊張。

在我看來,當然我不希望我們的國家是這樣的,但是如果說從社會運動的角度、另外一個角度看,其實這也是女權主義可以存續的原因,也是女權主義為什麼對這個社會、對我們的國家特別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指的是什麼?當一切都被壓制,當好像不和諧的聲音都在被消滅的時候,女權主義它卻維持著一個另類的社會批評的空間。這多麼重要,不單對女權主義重要,對整個國家也非常重要。

另外在這個階段,如果我們要談危機和焦慮的話,感覺就是分散、被大規模共用的焦慮,它主要不是人身安全的焦慮,而是一種身份認同的焦慮。內部的身份認同非常強烈,但對外卻充分強烈地認識到自己跟社會之間是不相容的,跟社會的主流意識現在是不相容的。所以在思想觀念方面,又比以往更強的更激烈的碰撞或者甚至是對抗開始出現。我還是認為這是個好事,當這個社會被命令日趨死亡的時候,所有不安的聲音,所有讓社會稍有不平的聲音,我覺得都是社會還活著的跡象,都是給社會供氧。

然後在這個階段我看到的是什麼?就是主體。再用剛才講到的幾個指標來看,剛才我已經談到婦女和國家的關係,大框架沒有改變,但是內在的緊張在增強。主體變成是青年人,是一個更泛女權的社群,它的規模比以往更大,而不像早期人們相互都認識的那樣一個小圈子。但是如果你要說在這個階段它有什麼策略,我覺得也很難在一個共識性的層面上去討論。這個運動本身也變得沒有共識,然後甚至運動本身,女權主義者本身是否成為還能夠稱之為共同體,其實也越來越存疑。

目前的我的想法是,我接受這種狀況,我理解這是社群規模達到一定程度,達到這樣的人數聚集必然發生的一種狀況。一個共同體急劇的擴大,其實可能就意味著共同體的不復自我支撐。

我接受這樣的一種狀況。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一個沒有leader的年代裏面,我還是關心怎麼做一個領導性的策略性的行動家,我覺得這仍然有意義。這也回應了剛才就說的女權主義去組織化這個問題。這個運動已經廣泛的和去中心到這樣的一種程度的狀況下,組織者仍然非常的重要。只不過組織者不能夠再組織所有的人,但組織者通過策略和倡議,對社群內和外所發出的這樣一種號召,我認為仍然是非常有意義的。即使今天行動主義的女權主義,在整個女權社群中的比例在下降,我仍然認為行動主義是女權主義、中國的女權運動中至關重要的一脈。

剛才我講的就是女性和國家,包括年輕人跟國家之間的關係以及前者對後者的不滿,而且這之間的衝突在我看來是一種未來長期的剛性衝突。國家無法拿出令我們滿意的資源去贖買女性的憤怒,這也意味著女權主義的辯論,女權主義的抗爭,不管是一種什麼形態的,即使在一種會被百般迫害的形態下,它仍然會長期地存在,因為它有它的土壤。

只是我們從來都沒有離開需要國家承認、願意跟國家協商的大框架,只不過在這樣的一個方向,在讓我們失望的時候,我們才產生了激進的思想,但是這個激進的思想並沒有帶來真正的行動的激進。我們是在從協商到抗爭這樣的一個光譜上,來不斷地轉圈和不斷地觀望搖擺。其實我們無法走出國家給我們設定的這樣一個界限,但是在這樣一個被限制、被限定的狀況當中,在我看來更重要、最有價值的,不是尋求妥協,而是尋求抗爭。

就是這個運動,我深深的感到它是被恐懼、失望和憤怒所圍困,我體會到這一點。即使是那些女權主義的觀點跟我不同的人,我的朋友,最親密的朋友們,我覺得我們都深深地體會到這些情緒,並且都分擔這些情緒。這就是再中國做女權主義的所要面對的這種生存的境遇。

在這種憤怒和失望和恐懼的圍困之下,被圍困在這種現實的境遇之下,我們還怎麼走下去?我剛才就說了我的答案——在不確定性當中去搏鬥。但這其實也不是答案,這就是我對未來的看法。我接受這是一個非常不安全的狀態,這是一個不被承諾的鬥爭。我接受它是一個沒有預期和可預見的結果的鬥爭,但是我相信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過程。而且我相信人們一定會創造出很新的社會財富。

最後想說一點,今天不管我們講多少困難,看到多少困難,但是相比以往,讓女權主義組織起來的,讓女權運動組織起來的那些條件,其實現在是最好的,從某個角度來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候。所以希望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或者說作為一個運動的組織者,我可能也不允許我的言論裏面出現任何的消極和沮喪。

(呂頻,中國大陸資深女權活動家,女權運動組織者和論述者,現居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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