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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謙:抄襲事件與台灣高等教育的「市場法則」

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李眉臻論文抄襲事件,僅是凸顯出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內許多學校的在職碩專班多年來一直存在、卻心照不宣的某種公開秘密。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 攝: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國立臺灣大學校園。 攝:Alberto Buzzola/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

國民黨所提名高雄市長補選候選人、現任高雄市議員李眉蓁,因就讀中山大學大陸研究所在職專班期間,所繳交之碩士論文遭揭露嚴重抄襲而引發軒然大波。

事實上,稍微熟悉台灣高等教育體系的人都很清楚,大專院校內特別規劃或創設給在職人員進修的碩博士專班,早已經在各大公私立大學內蔚為風潮多年。在李眉臻論文抄襲遭揭露後,許多媒體也陸續披露了存在於不同學校內,不同「碩專班」內不同陣營的政治人物畢業論文,從內容到口試委員身分等各面向所出現的種種「怪現象」。

這些都足以顯見,李眉臻論文抄襲事件,僅是凸顯出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內許多學校的在職碩專班多年來一直存在、卻心照不宣的某種公開秘密。

當然,筆者需要特別強調的是,我們不該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甚至對所有學校內的所有在職專班學生都貼上標籤,正如近日許多大專院校老師也都指出,我們仍然可以在這些專班中,發現許許多多努力而認真的在職生身影,這點應該不會有人否認。然而,重點是,如果我們要追本溯源地探究,為何台灣大專院校內的碩博士在職專班,會出現這麼多光怪陸離的現象,恐怕還是需要回到台灣整體高等教育的結構與其所面對的根本問題來實際討論。

「教育商品」的販售

鼓勵職場上的在職人士,利用在職期間持續進修,當然不能說是壞事。但坦白說,熟悉台灣高等教育環境的朋友都深知,大專院校內所開設琳琅滿目的「碩專班」課程,背後極為關鍵的出發點與考量之一,即是盡可能地「擴擴大大生源(學生來源)」。

簡單來說,當台灣高等教育的經營越來越被視為是「教育商品」的販售,當高等教育環境從主管機關到各公私立學校經營管理階層,上上下下的思維所服膺的越來越侷限於「市場法則」;更嚴重的是,當少子化的趨勢開始衝擊到台灣整體高等教育體系應屆畢業入學學生的絕對人數時,絕大多數的「在職專班」(尤其對於私立大專院校而言更是如此),最重要、最核心的功能之一,其實就是多收學生、多賺取學雜費與學分費。

對於排名前段的國立大學而言,或許不需要如私校一般,將爭取「生源」的績效,視為決定學校財務平衡與否的關鍵因素。然而,我們同樣可以發現,與私校類似的思維,同樣於國立大專院校內日益盛行,越來越多國立大學校內相關規範中,讓透過開設專班所多賺進來的學雜費或學分費收入,允許成為開設專班的系所得自行分配與使用的自籌款項,讓擴大招收在職專生學生,成為國立大學「多賣多賺」的好生意。

當我們回到基本面,台灣高等教育由於長久以來缺乏足夠的公共資源投入,一來,僅能選擇就讀私立大專院校的學生,占了近七成的絕對多數。而各私立大專院校,從學生身上所收取的學雜費,更成了多數私校最主要、也是最核心(最高可至七成以上)的收入來源。

對台灣多數的私立大專院校而言,經營學校的收支結構極其單純:從學生身上收取七成左右的學雜費,自政府機關獲取一至兩成的獎補助款,其餘的,才是寥寥有限的募款或產學合作等收入。然後,支出面上,把收到的錢,拿來以盡一切可能壓低成本的方式,給付專任/兼任教師薪資與學校各項營運成本。換句話說,台灣的高等教育體系中,學生人數是否「充足」幾乎扮演了多數學校是否得以存續最關鍵甚至是唯一的決定因素。

2020年1月1日台北,大學畢業生於總統府前拍照留念。

2020年1月1日台北,大學畢業生於總統府前拍照留念。攝:陳焯煇/端傳媒

如果我們以教育部所公布的各大專院校「108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名額核定表」作為基準,台灣各大專院校內一整年單單「碩士在職專班」的學生名額,大約是一萬六千人。其中,各國立大學一年所開的碩專班招收名額總計大約是9,700名,而私立大學的部分,大約則是6,500名左右。

從教育部公布的數據來看,私立大專院校每一年招收6,500名碩專生,倘若假設每名碩專生都在兩年內即可畢業,那麼,平均每年私立大專院校內的碩專學生應該也會超過13,000人。以一學年最低約十萬元學雜費(或學分費)計算,一年大約就是超過13億元的「市場規模」。

如果連國立大學一起計算進來,台灣高等教育內碩專班一整年的「市場規模」,應該超過23億元。學校在「商品化」與「市場化」考量下來搶奪「生源」,既要出奇制勝、招攬在職生選擇專班就讀、掏錢支付學費,又要確保付出高等教育商品購買成本的在職生,能夠順利畢業取得文憑。那麼出現各種光怪陸離、匪夷所思的現象,似乎也就不難以想像了。

「境外生」的生意

其實,類似的情形,同樣也發生在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內對招收「國際學生」的思維邏輯上。根據教育部的統計,台灣公私立大專院校內的「境外生」(包括來自中國大陸、港澳等地)人數,自2010年的四萬五千人左右,一路成長到去年,全台灣高教體系內的「境外生」人數,已經超過十三萬人。

與「在職專班」學生一樣,過去十年間,境外生/國際生同樣成了台灣各大專院校在少子化趨勢中「擴大生源」另一項重要管道。正常情況下,鼓勵台灣的大專院校擴大招收國際學生,應該是著眼於擴展台灣高等教育體系內學生來源多元性與豐富性,更可以成為推動國際文教交流的重要途徑。

然而,在台灣高等教育先天體質不良、公共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所謂的擴大招收國際生/境外生,對多數學校而言,實務上的重點,根本不在「國際交流」。

也是正因為如此,才會出現過去台灣高等教育產業工會與學生團體曾經揭露、批評過的現象: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在教育部的政策「配合」下,竟然同意當大專院校所招收的國際生/境外生人數尚未達到全校學生人數10%之前,學校可以在計算生師比時,將國際生/境外生排除,不必視為「學生」。換句話說,學校可以一邊招收國際生/境外生,另一邊卻無須積極為招收進來的國際生/境外生增加相對應的教學人力。這也直接造成對於許多大專院校而言,使勁招收國際生/境外生所圖的,僅僅就是收取學雜費收入以維持營運所需學生人數罷了。

在如此不健康的動機下,我們也才會在這幾年間,屢屢看見部分大專院校甚至委託「仲介公司」,透過不實的招生訊息招進國際生,宣稱「只要付機票,就可到台灣免費讀大學,又可打工賺錢」,進而衍生出來自斯里蘭卡或印尼等地的學生,進到台灣後才發現,竟然淪為工廠內的「黑工」。如此荒唐更嚴重損及台灣國際形象的現象,與李眉臻事件一樣,反映出了台灣高等教育體制與結構深層次的問題。

所以,正本清源來看,如果我們不要求國家投入足夠的公共資源進入高等教育體系,如果我們繼續放任「市場化」與「商品化」的邏輯主導、控制高教體系內的一切決策與目標制定,那麼僅從最末端去討論如何對碩專班學生的論文品質進行把關,恐怕只能是緣木求魚罷了。

(陳柏謙,工會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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