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与失望并存的时代，在如雨如雷的街头政治因应社会气氛和疫情中断之后，这个城市迎来前所未有的政治管治和打压，社会继续极化，自由迅速失落，人们眼看著细密严厉的统治术在此地从无到有，还来不及抵抗，中美新冷战的漩涡又将她卷入大风大浪之中。香港的政治与经济遭遇双重打击，议会政治也开始尝试新的抗争路线，普通市民严肃地考虑是否要移民。社会动荡下，人的尊严、志业、热情、爱与恨、政治实践、生存的意义⋯⋯还有可能吗？还能如何进行？《端传媒》邀请社会学者陈婉容撰写系列文章，讨论这时代的爱与希望。首篇《（后）极权主义的阴霾下，人活著还有没有意义？》已经发表，本文为系列文章的第二篇。
【后按】：有读者指出，张洁平的文章《极权之下，我们的恐惧、抵抗与爱》与本篇有相当多的相似之处。事缘于洁平于撰写《极》文前曾与作者讨论，并参考了作者在四月脸书上的文章。由于审稿时间关系，本文反而较洁平的文章迟了刊出，洁平亦于她的社交媒体上交代此事，连结见此
写完这个后极权系列的第一篇之后，港版国安法就真的通过了。条文公布之后多名当权者忙不迭地自行诠释法律——民主派初选又犯法，进立法会阻碍法案通过也犯法，讲抗争口号犯法，唱不该唱的歌好像也会犯法。那条不能踩的红线突然降临，甚至根本不知道红线究竟设在哪里。各人删脸书的删脸书，删好友的删好友，搞移民的搞移民。禁止出境的风声传出来，我们私下讨论港版柏林围墙的可能性，想著东德也是因为想不到有那么多人逃亡，柏林围墙才会出现。现在搞不好香港就是新的东柏林了。
大概是去年这个时候，721元朗事件前后，我突然很感受到哈维尔说的所谓“漫长而死亡般的寂静”（a long and moribund silence）是甚么意思。哈维尔说，在1968年苏联为了打压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民主改革，将坦克开进布拉格后，捷克斯洛伐克就进入了这种“漫长而死亡般的寂静”——在改革的希望被彻底粉碎后，人们失去了对公共事务的的热情，社会迅速进入冷漠和道德僵化的状态，普通人都缩回自己的窝里想要不问世事，所有反抗行动都被灭声，人们继续在后极权的消费社会里麻醉自己，装作看不到身边世界的变化⋯⋯这种寂静不止漫长，还是“死亡般”的，因为人在这种社会里完全无法伸张自己，自由地当自己想要当的人。
“我突然很感受到哈维尔说的所谓“漫长而死亡般的寂静”（a long and moribund silence）是甚么意思。这种寂静不止漫长，还是“死亡般”的，因为人在这种社会里完全无法伸张自己，自由地当自己想要当的人。
哈维尔关于对抗后极权的名言，很多人都引用过了：他叫我们要“活在真相中”（living-in-truth）。只是甚么才叫真相？很多没经历过后极权的人，都拿《一九八四》里“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大洋国真理部口号来跟现实比对。即是说人们以为的所谓真相，大概都是政治的，都是关乎言论自由﹑集会自由那一类的事情。
那么，“活在真相中”就等同于坚持叫抗争口号吗？哈维尔大概不会太同意。我觉得，哈维尔说的“活在真相中”完全不是政治的，或至少不一定是政治的。那是一种生存状态，至少一开始的时候可以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
打假的责任
他没有意图要打击中国武术，他执著的从来都是各种夸张虚假失实的“中国武学”想像。
我拿中国的格斗狂人徐晓冬当例子。
前一阵子看到一段有线中国组拍的新闻片，讲中国各门各路的“武术宗师”。有自称太极宗师的凭内功把一众弟子震飞几丈，有隔山打牛，还有隔著拳套点穴，令对手一时昏昏沉沉无法动弹的“神功”。觉得太好笑了，忍不住上网再搜一下大陆近年崛起的武术宗师，见到有电视节目拍鸽子在“宗师”的手上飞不起来，因宗师内功高强，鸽子找不到“支点”起飞；还有太极宗师单对单对决一队美式足球队，几个青年小将都拦不住穿著功夫衣服带球走的中年大叔。看著当然觉得特别好笑，这些宗师不仅超越了科学，也超越了人体工学，虽说世事无奇不有，但中国奇人异士特别多。
中国武术源远流长，但这些骨骼精奇，身怀绝学的“宗师”，其实是中国民族主义操作的衍生品。这些宗师许多都是经过官方认证的，例如上面讲的那个让鸽子飞不起的大师，就是被央视吹捧为“中国武林十大宗师”之一的“太极雷公”魏雷。除了“雀不飞”的太极秘传神功，央视《体验真功夫》的节目还播出魏雷使出“内功”劈西瓜的表演，里面变黑变坏、而西瓜表面丝毫无损。总之要多离奇就多离奇。官方对这种超乎常理的表演不但不会求证，还会嘉许，一时间中国武林大师空群而出，好像都要一个打十个，都要把“东亚病夫”﹑“华人与狗不得内进”之类的牌匾告示都劈碎，将百年民族屈辱清洗干净，证明中国文化天下第一。有些节目还重金请根本没学过武的日本人去打（当然是一定要输给中国选手的），打输了就跪著求饶，要让中国人民感到国耻一洗而空。中国过去二十年极速膨胀的民族主义与光怪陆离的中国武林是共生的。
2017年，打MMA（综合格斗）出身的“格斗狂人”徐晓冬声言要揭开中国“武林”的各种造假，公开踢馆各大宗师，第一个跟他打的就是“太极雷公”。本来以为有一番龙争虎斗，谁知徐晓冬不到半分钟就将魏雷打趴。徐因此声名大噪，还点名要对决包括自称“一阳指”和“降龙十八掌”传人的武当派掌门贺曦瑞、马云的保镳李天金，还有以少林真传之名、因“武林风”节目在中国走红的“武僧一龙”。但他打趴“中国武林十大宗师”之一的魏雷后就成了不受官方欢迎的人物，比武前会被无端架走审问，官方明令禁止他比武；徐晓冬吃上了官司，现在坐飞机火车都有限制，他的小孩也不能上私立学校。
徐晓冬被官方针对后，现在也是西方自由社会定义的那种“异议者”了。但我并不相信徐晓冬一开始的意图是要与中国政府对著干。他可能有一部份是为自我宣传，但出发点始终是对于夸张失实的“武学”的打假。真正练武的人天天在拳馆里流血流汗，明明没有实战能力的人却整天弄虚作假。一个西瓜不知多少个人事前劈完，在镜头前才让“太极宗师”劈来表演，而且官方不止不打假，还加入作假，与假武术宗师互相利用，一起喂养“中国民族伟大崛起”的虚荣心。
徐晓冬自己就说，他没有意图要打击中国武术，他要打的只是愚弄人的、假的中国武术。他执著的从来都是各种夸张虚假失实的“中国武学”想像：太极拳用来强身健体就好，明明没有防身能力，怎么偏要讲成是绝世武功？
反抗是一种生存状态
其实“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
哈维尔大概会说，徐晓冬只是一个在追求志业的路上，跟权力迎头撞上的人而已。徐的“活在真相中”，在于他对于自己所关心的事情的执著，他对武术的执著——那些执著原本是跟政治完全没有关系的。这种“真相”甚至可以体现在比武术跟政治八竿子打不著的事情上。
在这种角度看来，政治其实只是人生的一部份，甚至只是一小部份。西方社会惯性地将后极权下的异见者塑造成在极权体制下追求西方民主自由的英雄，真的活在东欧后极权下，被捷克共产党针对的哈维尔却很厌恶西方社会对“异见者”的脸谱化。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写道，其实“异见者”不过是在实践生命的时候无可避免地跟权力杠上的人而已。他们是医生﹑社会学家﹑音乐家﹑作家——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他们没有故意要做甚么政治伟大事业，可能没有太多关于政治的意图，甚至是平常不想跟政治扯上关系的人。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执著，想要追求的标准，才会有与权力周旋的勇气。
那种对生命的深刻关怀最后可能是“政治”的，但那不一定是，也不必要是。所以，政治真的没有必要被放到最高无上的地方。对自己的生命负上责任是更崇高的坚持。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觉得哈维尔是一个要所有人都去搞革命，将“关心政治”放到至高无上位置的人。
但只要人在自己的生命中有令人期待的事情，有想要执著，想要追求的标准，才会有与权力周旋的勇气。
哈维尔会这么想，是因为人即使失去了政治自由，只要愿意接受后极权的意识形态，绝对是可以活得下去的。在一个稳定的后极权社会，操纵一切的不是架在人民脖子上的一把刀（至少不只是那把刀），更是无所不在的意识形态，就像跟中国假武术捆绑在一起的民族主义。哈维尔在《无权者的权力》里这样说：
“后极权制度在每个方面都触及人，但每次都带上了意识形态的手套。这就是为甚么在体制中的生命总是渗透著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做人民政府，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的名义下被奴役，人的堕落被说成是人的最终解放，隐瞒事实叫做令真相大白，操弄权力去打压人民叫做权力掌在人民手里，滥权无度叫做依法查办，压抑文化发展叫做百花齐放，扩张势力范围叫做支援被压迫人民，没有言论自由变成自由的最高形式，闹剧式的选举变成民主的最高阶段，扼杀独立思考变成最最科学的世界观，军事占领变成兄弟友邦施加的援手。”
也因为后极权在接触人的时候总是戴著这个“意识形态的手套”，它其实不难接受，而且很多人连接受了都不自知。也所以哈维尔在别处又用了另一个比喻：意识形态像一间廉价公寓，人人都可以住进去，没甚么门槛，一旦住进去了既舒适又不用再担心甚么或思考甚么，虽然代价是放弃一个人的良知﹑思考能力和责任感。其实中国社会跟别的社会（包括香港社会）在某些部份没太大分别，大部份人都对政治不大关心，比较关心电视上有甚么可以看，有甚么娱乐可以填补活在消费社会的空虚。喜欢看假武术宗师表演“雀不飞”神功的人未必每个都觉得自己在看甚么民族主义洗脑，可能是纯粹喜欢这种俗气但娱乐性高的武斗或表演，就像我偶尔也喜欢看Netflix上没甚么营养的真人秀那样。
徐晓冬干的事情就是将一个看似好笑荒谬但无伤大雅，也无关政治的谎言撕开，然后发觉后面的谎言一环接一环，无意中揭开了后极权的意识形态操作。
政治不是至高无上
如果真的要定义敌人，那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一个实体。哈维尔会告诉我们，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后极权的帮凶，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谎言，接受任何程度的夸大﹑失实﹑愚弄﹑作假。
我所担心的是，假如我们以为反抗必然是政治的，并且将政治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我们自己可能就会变成乐意住进哈维尔所说的“廉价公寓”的人。
举一个我自己感触很深的例子。去年年底有一位以学者自居的网上意见领袖发表了一篇关于“警察杀人”的脸书帖文，指自己分析了最近三个月的自杀率数据，发现自杀率不寻常上升，于是作出警察杀人的结论。帖子得到几万个分享和赞好。事后我和一位电脑科学学者朋友拿另一个公开的自杀数据库数据去分析，发现完全无法得出“自杀率不寻常上升”的结论；一位科学界编辑朋友完整检查了这位意见领袖的数据，更发现错漏百出，不止漏掉某些个案，甚至有非自杀个案被当成自杀个案来统计的严重问题。事实上，统计数据无论如何都没法告诉我们，整场反送中运动中有没有人“被自杀”：就算有一个人被自杀，那也是被自杀，统计分析根本感应不出来。我们因此要求发帖的“意见领袖”撤回失实帖文。
我们各自公布分析结果后，虽然也有不少人分享，但远远不及当初那篇“警察杀人”的帖子。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些人会跑来骂我们说：“你用学术标准来检视政治，不觉得自己很无聊？”或是“明知敌人那么强大，你跑来打自己人是甚么居心？”
但这句话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如果真的要定义敌人，那我们的敌人其实不是一个实体。哈维尔会告诉我们，所有人，是所有人——都有可能成为后极权的帮凶，只要他们愿意接受任何谎言，接受任何程度的夸大﹑失实﹑愚弄﹑作假。不是有政治权力的人讲的谎言才是谎言，因为任何看来与政治毫无关系的谎言，最终都可以成为政治谎言的保护盾，那怕那个谎言似乎是针对有公权力者的。哈维尔告诉我们，只要有多一个人因为自己想要接受的意识形态而不介意谎言，就少一个人“活在真相中”。
做不关心政治的“港猪”其实不是问题。但底线是，除了政治，你还有没有关心的事？有没有你无论如何都要守护的底线，即使那看起来跟政治完全无关？
在上一篇的结尾，我引用韦伯的《政治作为一种志业》，说在政治黑暗，生命无法自由伸张的年代，投身志业可能是我们保持希望的唯一办法。写完以后我自己其实也有点疑惑：这会不会是过份乐观，也过份简单的说法？现在国安法通过了，学者没法自由写作和做研究而不考虑红线，记者无法自由采访报道，各行各业被管制收编也是迟早的事。有对志业的爱与热情，但没有随便做，放手做的自由，那又有甚么用？我们为甚么不是应该全部以争取政治自由为己任？
我想回到我上一篇也提过的《过于喧嚣的孤独》。赫拉巴尔写的打包工汉嘉常常饮醉酒，有一次他写汉嘉酒醉见到的一场幻象：当耶稣被美女和青年簇拥著，当他们高喊要革新一切，要起义，要推翻旧的世界的时候，老子正孤身立于山顶，静静地寻找一块墓地。我们想像的抗争永远都是热血的，集体的，亢奋的情绪高涨的，但活在共产捷克，被政权禁言的赫拉巴尔说，反抗为甚么不可以像老子那样？因为不愠不火，因为像水一样温柔，因为关注的是个人而不是外在世界，这种反抗比耶稣代表的那种年少激昂更难以击破，更恒久。
如果有的话，可能你也已经找到你的真相。哈维尔会说，抓住它，保护它，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长和死亡般的寂静里，我们每一个人最少应该做到的事。
活在后极权社会的哈维尔或赫拉巴尔都看穿了意识形态的无孔不入，所以才会认为反抗并不单单是一件集体和政治的事情，而应该是每个人跟他自己的生命之间的协议：“你可以接受自己的生活中存在多少谎言？”一个对自己的专业或志业没有执著的人，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接受活在一个造假的社会。所以我想用一句很违反直觉的话作结：做不关心政治的“港猪”其实不是问题。但底线是，除了政治，你还有没有关心的事？有没有你无论如何都要守护的底线，即使那看起来跟政治完全无关？
如果有的话，可能你也已经找到你的真相。哈维尔会说，抓住它，保护它，不要让意识形态的手套利用它。那是在漫长和死亡般的寂静里，我们每一个人最少应该做到的事。做这些不是为了革命，甚至不要伟大到要为了更美好的社会：为了自己不要变成手套的一部分而做就好了。
（陈婉容，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博士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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