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梦珂：罗琳“恐跨”翻车？跨性别权利、“共同体验”与女性抵抗性身份

《哈利·波特》的作者J.K罗琳在6月6日的一条推特上，对一篇名为《为后疫情时代中来月经的人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环境》发表评论，她对文中“来月经的人”（those who menstruate）这一表达方式展现了猛烈的抨击：“来月经的人。我很肯定曾有一个词语可以形容这些人。谁帮我想想：吕人？绿人？钕人？”（‘People who menstruate’. I’m sure there used to be a word for those people. Someone help me out. Wumben? Wimpund? Woomud?）她的推特一石激起千层浪，被许多跨性别人士指责是恐跨的。一条推特回复表示：“2020年了，不是所有女性都来月经，不是所有来月经的都是女性”。

她随后于6月10日发表在自己个人网站的一篇小论文也引来更多批判，不少《哈利·波特》的主演，包括丹尼尔·拉德克利夫（Daniel Radcliff）、艾玛·沃森（Emma Waston）和“神奇动物”系列的主角小雀斑也旗帜鲜明地撰文与罗琳划清界线。在这篇小论文中，她对自己被扣“排跨激女”（Trans Exclusive Radical Feminist，即TERF，亦有将radical翻译为“基进”）的帽子表示拒绝，并重点讲述了自己曾遭受到的家庭和性别暴力。她表示，正是因为自己遭受暴力的经历，让她对“保护”女性产生了强烈的使命感。

无论是站罗琳者还是踢爆罗琳者，这次罗琳事件所激起的讨论都是一件好事，因为关于跨性别者的政治权利和哲学讨论由来已久——“我觉得我是谁我就是谁”是否某程度消解了女权主义？应不应该彻底消解“女性”这样的传统性别身分？人们为何如此纠结？——而思想只有放到阳光下彼此论争，才可能成熟开花结果。到更具体的生活层面，“同厕法案”是否会伤害女孩和女人？在当今，“女性”的定义可以是什么？“月经”以及“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对于女性的定义又意味著什么？

本文尝试从以下三个层面，为此事件作一注脚。

被罗琳们混淆的基本问题：弱者和犯罪者

罗琳的隐忧是在拐弯抹角模糊焦点，硬要将一则保护弱势人群的行政指导令歪曲成给潜在的猥亵者提供方便，这种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

中文语境下我们所说的“同厕法案”，其正式名称是加州 Assembly Bill 1266，它于2013年在加州通过立法，2014年开始实施。与华语世界普遍认知有所偏差的是，它并不是一条全社会普适性的法案，而是用来保护学生的：它允许的是幼儿园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社会性别（gender）认同来选择依据性别进行区隔的校内活动，比如一些体育活动和比赛；同时他们也可以依据自己的性别认同来选择使用厕所等设施，并不需要和学校对其的性别纪录相符。

尽管没有直接提及加州的这一法案，罗琳女士在其小论文中表述了对“自由依据性别认同使用厕所”的担忧：“当你厕所和更衣室的门向任何声称或感受自己是女性的男人打开时——他们并不需要出示任何医疗证明——那任何一个男人，所有男人都可以进来。”罗琳表示她的担忧是为了保护女性，然而实际上，她的逻辑，只是强行将跨性别者等同于潜在的偷窥犯和强奸犯。这不仅是对跨性别者的极不尊重，更是子虚乌有的污蔑。

事实上，“男人要上男厕所、女人要上女厕所”更多的是“自古以来”的约定俗成而并非成文法律的规定。一个人去了女厕，无论这个人的性别、性取向、外貌打扮是什么，如果这个人在女厕中进行了违法犯罪、对她人实施性骚扰、性侵害的行为，其自我认同的性别并不会成为令其脱罪的尚方宝剑。因此，罗琳的“男性会利用这一政策对女人在女厕进行骚扰犯罪”的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此外，在女厕实施犯罪的犯罪者亦并非等到所谓“同厕法案”后他们才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时候将其归咎于一个旨在保护脆弱人群的法案，其动机亦是相当可疑的。固直男（指cis straight men）在女厕所偷窥、偷拍甚至实施犯罪的新闻屡见不鲜，但这些犯罪并没有因为 AB1266 修正案的出现而暴增。为何在那之前没有罗琳们站出来“保护”女孩和女人们？为什么恰恰是在这之后，“保护”的呼声反开始此起彼伏？

甚至乎，当他们指责犯罪时，被谴责的都是犯罪者个人的性向、认同问题，抑或是指责犯罪者有精神问题，却没有人会指责这是全体白人的问题、全体异性恋的问题、全体男人的问题。因此，罗琳这个逻辑，就像是当台湾在推动多元成家、同性婚姻合法时，反同婚联盟的“担忧”：“同性婚姻合法后，我们的小孩子要在小学里学习鸡奸了”抑或是“同性婚姻合法后人类要灭绝了”等等。污名化与不尊重，多少不是假以“保护”的名义实行。

罗琳的著眼点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别者，她有没有考虑过女跨男跨性别者的需求呢？强迫他们使用女厕，是否他们也会不舒服呢？还有那些没有进行荷尔蒙疗程、那些性别肯定手术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对自己的身体挣扎的跨性别青少年呢？

在英国，单一性别（unisex）厕所的普及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高的，咖啡馆这种寸土寸金的地方自不必说，大多数咖啡馆只提供一个无障碍厕所给所有人使用，而一些剧院比如小维克（The Young Vic）也都在其厕所门口的标示上贴了非二元性别标识。笔者也在英国生活，现在已很少感受到性别二分的盥洗室的差别。罗琳女士作为英国人不应该不知道这一点。

并且，从实际运用来讲，单一性别厕所其实更公平，因为它比按照1：1比例建造的二元性别厕所更容易解决“女厕永远大排长龙”的问题。相反，反倒是分二元性别的厕所给我带来的不适远超於单一性别厕所，原因就在其无所不在的性别刻板印象。高级酒店、餐厅的厕所标识用裙装和裤装已厌烦到屡见不鲜，我看到的一家夸张的餐厅，其男厕的标识是一本书，女厕的标识是一个手提包。这种极其单一贫瘠的对性别的想像，才是真正在伤害女性的罪魁祸首。

光明磊落的跨性别者，无论其外表、穿著，我看不出其使用公共女厕有任何不妥。出于对“节省时间”这一实际应用的考量，以单隔间为主的单一性别厕所或许是最好的解决方式。此外，罗琳的著眼点全部都是男跨女跨性别者，她有没有考虑过女跨男跨性别者的需求呢？强迫他们使用女厕，是否他们也会不舒服呢？还有那些没有进行荷尔蒙疗程、那些性别肯定手术只做到一半的人呢？那些仍然在对自己的身体挣扎的跨性别青少年呢？

AB1266 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这些人的利益。就这点而言，罗琳的隐忧是在拐弯抹角模糊焦点，硬要将一则保护弱势人群的行政指导令歪曲成给潜在的猥亵者提供方便，这种歪曲就是典型的污名化。这种污名化，从犹太人夏洛克，到穆斯林群体，到害怕你偷窥TA的直人舍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但为什么“跨性别女人是女人”这句话也有争议？

“完备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探究、思考这些问题以前，仅一句“跨性别女人是女人”，是一种思维终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在哈利波特扮演者丹尼尔·拉德克利夫公开与罗琳决裂、表明立场的公开信中，第一句话就是“跨性别女性是女性”（Transwomen are women）。这句话也在各个LGBT友好场合的宣讲中被当作斩钉截铁不容置疑的事实，用来表达支持跨性别人士的立场。然而，从语言哲学的角度来讲，如果我们要下“跨性别女性是女性”的定义，我们就必须要首先回答“女性是什么、什么是女性”这个问题，这也是女性主义哲学论争中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虽然这个哲学问题的出发点是为了证成（或排除）跨性别女性的女性身份，但它其实对每一个自我认同为女性的人都是非常有益的思考。

为什么一家餐厅的厕所可以光明正大的用手提包作为“女厕”的标志？为什么有人会因为这个标志而感到被冒犯？为什么当跨性别女性一再在穿著、打扮和粧容上接近“女性”、强调自己非常非常具有“女性气质”（feminine）却仍然得不到认可，因而困扰和挣扎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女人却也认为所谓“女性气质”是一个桎梏她们的枷锁呢？当跨性别女性认为自己的行为是在打破二元性别桎梏时，一再强调自己非常具有女性气质的行为是不是和父权制的合谋、对父权制定义下的女性气质的再强调（reinforcement）呢？

我曾在Slate、Pink等网站（Slate是一份在立场上偏自由左翼的综合性电子杂志，而Pink则是以提供LGBT信息和深度评论的网站）上看过不少跨性别女性讲述自己的故事，她们无一不强调她们的“完备的女人味”（full womanhood）。然而，“完备的女人味”又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在探究、思考这些问题以前，仅一句“跨性别女人是女人”，是一种思维终止（thought-terminating）的表述。

我们要感谢跨性别女性主义和排跨女性主义（TERF，Trans Excluding Radical Feminism）的激烈论争，为我们留下了不少丰富的论争成果，也为“女性”这一定义作出了极大的丰富。

（1）跨性别女性主义，与排跨女性主义的拉锯

雷蒙德认为认为女性的身份和资格取决于染色体和她们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别（sex），针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迫害仅是针对生理性别的女人的迫害。

跨性别女性主义者将女性主义哲学家和反种族主义活动家金伯莱·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最初提出的“交叉性”（intersectionality）作为其出发点，强调多种形式的压迫密不可分——克伦肖尤其注重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之间的相互交织，她的出发点是黑人女性受到双重压迫的“交叉路口”（intersection）这一意象。在这之后，“交叉性”又引入阶级的视角，主张在研究性别问题时，不能仅仅关注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和父权制，而是要关注种族、阶级和性别共同塑造出的个体微观权力关系之间的不平等。

举个例子，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白人女性苔丝德蒙娜与“摩尔人”（中世纪的西非穆斯林人）奥赛罗将军相恋结婚，后者身边的小人搬弄是非，让奥赛罗相信妻子出轨自己的属下；最终，满怀嫉妒的奥赛罗用枕头闷死了自己的妻子。奥赛罗因其肤色和信仰而遭受种族歧视，这种歧视则以性别暴力的形式作为反馈，最终实施在了苔丝德蒙娜的身上。在这个意味上讲，看上去种族歧视与苔丝德蒙娜无关（她甚至是有种族特权的），但她最终同时成为了性别暴力和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和牺牲者。这时，探究性别和种族的交叉性就显得尤为必要。

然而，与此同时，跨性别女性主义的理论也遭到了诸如珍妮丝·雷蒙德（Janice Raymond）等女性主义者的猛烈攻击，这一类的女性主义者被认为是排跨女性主义，在她的《变性帝国》一书中，雷蒙德认为认为女性的身份和资格取决于染色体和她们所被指派的生理性别（sex），针对“女性”这一身份的迫害仅是针对生理性别的女人的迫害。因此，她认为，根本不存在对跨性别者的迫害。同时，排跨女性主义也认为，跨性别女性是“由男人伪装的”，她们试图进入女性独有的安全空间（诸如盥洗室）对女性实施强奸。这已在上文证伪，也由此可见，在这个意味上，罗琳的“恐跨”罪状，算是非常实锤了。

但究竟什么样的女性定义是更为积极肯定的理性定义，而女性主义哲学家们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2）德勒兹“成为的女性”及女性主体性

女性主体性这一概念也给予了跨性别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别者的权利斗争同样是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在这斗争过程中的挣扎和体验都是她们女性主体性的部分。

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基于对尼采主奴道德的诠释，建立了“成为”这一基本的哲学世界观。“成为”同时作为一种思考方式和身份定义，它同时拒绝一成不变的身份定义总和，和在对立的两极中产生的张力。相反，它是对“不同”（differenceé）的积极确认，代表著“变化”（transformation）。而基于此观点所推导出的“成为的女性”（becoming women），则代表了女性这一身份的“可能性”：它注重身体性，注重思考当下发生在身体上的瞬间，注重身体作为一个场所、各种微观的权力关系的角力。“成为的女性”消解了排跨女权的性别本质主义倾向，因为它指出身体的第一属性就是政治性的，更何况生物学意义上的染色体和性别。

与此同时，德勒兹式的“成为的女性”也遭受了一些女性主义哲学家的批评。罗西·布拉多蒂（Rosi Braidotti）作为一个德勒兹派女性主义哲学家，认为他提出的完全中立的、去性别化的“成为的女性”存在著消解女性主体性的危险性，这些主体性和能动性是深深地烙印在社会、历史和文化中的“女人”这一符号上的（在某种程度上，罗琳和排跨女权的“隐忧”亦是在此）。布拉多蒂问了两个问题：如何将女性从阳具中心主义的指向性功能（icon function）中释放出来？如何表达一个不同的，积极的女性主体性（female subjectivity）？德勒兹式的“成为的女性”可能会无力回答这两个问题。

因此，布拉多蒂试图用女性主体性来代替“成为的女性”这一概念。它没有否定“成为的女性”本身的合法性，但是强调了历史意义上女性的共同体身份：从“我们，女性”中获得赋权，从而可以声称“我，女性”。同时作为本体论层面的女人和社会、历史文化层面的女性，在父权制下的从属身份是一致的，而女性主体性的重要性在于证明她们的感受和挣扎是真实的。

在这个意味上，女性主体性这一概念也给予了跨性别女性以身份合法的可能性：跨性别者的权利斗争同样是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在这斗争过程中的挣扎和体验都是她们女性主体性的部分。此外，无论她们选择摄入荷尔蒙，还是选择性别肯定手术，或是仅是对自己的“女性身份”再度进行确认，这些都是在进行“成为”这一过程。因主体性而身份合法，在我看来，是有效且自洽的反“排跨”女性主义策略。

（3）“女性”作为抵抗

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别编码以符合社会认知和期望”，沃森不进行跨性别行为的决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为抵抗性身份的意义：“留在这套性别编码中以抵抗的姿态来改变”。

同样立场上反“排跨”、路径却不尽相同的，还有将“女性”作为抵抗性身份来使用。女性主义哲学家塔利娅·梅·贝切（Talia Mae Bettcher）认为，基于对话的需求，排跨女性主义（TERF）这一词汇应停止使用。因为一开始尽管这些词可能只是一种政治立场的表述，但在很多情况下，它也表明了明显的贬抑含义。相对的，她提出“女性”作为一种抵抗性的身份，提倡“女性”一词的抵抗性使用。

她举了自己的同事，亦是女性主义学者的洛里·沃森（Lori Watson）为例。沃森作为女人，因为外表经常被视为男性，所以她也经常遭受跨性别者使用公共厕所时的困境。沃森怀疑，排跨女权会期望自己跨性别为男性，从而符合社会外界的认知。沃森的怀疑并非毫无道理。在西方（英语）语境下的“男性”（man）和“女性”（woman），已形成了非常完熟、难以改变的性别编码，细致到厕所标识的手提包和书本这种程度，它是由长久的社会规范（norms）、历史、政治和文化（如基督教的“女人是男人的肋骨”）所建构起来的。

在这个意味上，上文提到的“女人味”（womanhood）在广泛意义的语境下已成为一种社会压迫，因此，相比“逃去另一套性别编码以符合社会认知和期望”，沃森不进行跨性别行为的决定，恰是她使用女性作为抵抗性身份的意义：“留在这套性别编码中以抵抗的姿态来改变”。

而一些跨性别活动家，比如“苏格兰跨性别平等权利组织”（Transgender Equality & Rights in Scotland），也认为跨性别者应包括那些“不认同自己是变性者（transsexual），也不打算改变其自身所属于性别的人”。在这个意义上，跨性别者和女性的身份得到了重合，她们同属抵抗者的身份。

“来月经的人是女性”又有什么问题

“月经”似乎变成了排挤跨性别女性的罪魁祸首，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如果你认为月经对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说不来月经的女性不配做女性。

说回月经这件事本身，以及备受诟病的“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罗琳因为“来月经的人”一词而感到受到了冒犯和贬低，她的情绪本身是天然正当的，这个情绪和跨性别者被错认性别时的情绪完全同质，都是个人认同不被承认、被冒犯的情绪。罗琳错是错在用了错误的路径和方法去正当化自己的情绪，在这个正当化的过程中，她出现了无数次的逻辑谬误。

“女人们共同的生理体验”之所以备受诟病，是因为雷蒙德等排跨女权将其看作她们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些生理体验中自然包括月经。而反对排跨女权的观点则认为，来月经是一种特权。因为来月经，一些女人被天然地认为是女性，而跨性别女性花很多钱去改变自己的身体进行性别肯定手术，让自己拥有高耸的胸部、重构阴道，甚至试图移植子宫到自己的身体内；然而，即使如此，她们也无数次经历自我认同的怀疑和焦虑，无数次被别人质问到底是男是女，无数次地无法得到作为女性的认同。

在这样的逻辑思维下，“月经”似乎变成了排挤跨性别女性的罪魁祸首，其背后的潜台词似乎是说，如果你认为月经对女性很重要，那你就是在说不来月经的女性不配做女性。然而，在2020年，如果我们承认“只有来月经的人是女性”的论断是荒谬的，那“月经是女性特权”的荒谬程度是与之对等的。

我们不妨回顾葛洛莉雅·丝坦因（Gloria Steinem）在1978年所写的《如果男人有月经》一文（If Men Could Menstruate），来想像一下“特权”真正的模样：“男人会吹嘘他们血量之多，经期之长，月经会被视为男子汉成人阶段的象征而羡慕地谈论，国会将资助痛经机构。”这，才叫做“特权”。而在近50年后的当下，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也无非服用激素保持不来月经的状态，和卫生棉用品免税罢了。称月经为特权，可谓荒谬至极。

在原始社会，出于封建和迷信，女人需要躲起来，她们不能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月经在父权制的社会被认为是肮脏不洁的，不少文化的习俗中正在来月经的女人都被禁止参加红白喜事。而在我们当代社会，情况真的有变好吗？我们仍然担心侧漏，仍然会为不小心弄脏了公共设施而感到抱歉，感到羞耻，我们都经历过那个去超市买卫生巾要黑色垃圾袋、课间拿著卫生巾去厕所要紧紧攒在手里不要给别人发现的年代。

不少女性将月经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并不是因为月经这件事本身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事，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长”有著本质的区别。

这是父权社会加诸于女性身上的枷锁和凝视，它与父权制对跨性别者的戕害、令她们感受到的痛苦并无二致。承认“月经是不少女性共同的生命体验”并没有取消“不是所有女性都来月经、不是所有来月经的都是女性”这个结论的正确性。当女性第一次彼此互相得知“原来你也会痛经”或者“原来你也觉得弄到裤子上相当窘迫”时，这种彼此互认的心情和体验，是柏拉图式的姐妹情谊（homosocial sisterhood）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女性彼此互相抱怨痛经到不行时的吐槽和咒骂，还有对月经黏稠地、自顾自地、随心所欲毫不在意地流著的无能为力；女性会互相推荐好用的止痛片和暖宝宝、就“能不能不来月经”“能不能让月经变得更规律”这些事而开始使用激素治疗；发现别人和自己一样，最后几天时在护垫和卫生巾中“反复横跳”、总是觉得用卫生巾嫌浪费用护垫又不够；第一次用棉条时的解放感觉和欣喜感，以及想要迫不及待推荐给身边好友和姐妹的心情等等⋯⋯

这些月经的困扰所带来的极其有限的能动性，是组成姐妹情谊的一部分，而姐妹情谊，对于女性主体性的塑造有著重要的正向作用。乃至针对月事杯和手洗布卫生巾的争吵，也是此种姐妹情谊下良好的辩论：当A认为月事杯和手洗布卫生巾更具有环保伦理时，B也可以驳斥这种伦理的责任是否应该落在使用一次性月事用品的女性身上。

因此，说“月经是特权”的论调是不恰当的，这就如同 LGBT 群体指责进入婚姻的异性恋女性遭受丈夫的家暴、因为怀孕而遭遇职场歧视等困境却指责这些是她们的“特权”一样可笑。作为Les群体的一员，我认为走进婚姻、遭受家暴和职场歧视的异性恋女性，天然地与我同属“受压迫者联盟”，对她们的共情，于我而言，是油然而生非常自然的正义感，而不会去攻击她们的婚姻是特权。因此，我亦认为，当不来月经的女性看到女性为月经受苦、却又不得不与之共存的窘境时，不来月经的女性亦应天然共情，而不是反向攻击月经为特权。

女性会因为来月经受到的压迫，和跨性别者受到的压迫是同构的，而进行压迫行为的主体，从来都是父权制，和利用父权制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

不少女性将月经作为女性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并不是因为月经这件事本身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事，这和固直男炫耀自己“又粗又长”有著本质的区别。月经之所以是女性重要的身份认同，是因为它字面意义上血淋淋地展现了“女性是一个受压迫的身份”，也是因为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女性自发形成的这难能可贵的姐妹情谊。女性会因为来月经受到的压迫，和跨性别者受到的压迫是同构的，而进行压迫行为的主体，从来都是父权制，和利用父权制进行思考的思维方式。试图将月经打成“特权”的思维方式，无论是谁在进行思考和发声，无论掩盖在怎样的身份政治外表下，都只是父权制思维的末梢神经突触罢了。

女性需要怎样的抵抗？

只有在思维上挣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转变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维，抵抗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女性定义才能得以实践。

在这个意味上，我们也应坚持“女性是抵抗者的身份”这一定义，而姐妹情谊则是抵抗者们互相彼此连结的重要基石。抵抗对月经的污名化和父权制加诸的羞耻心理，抵抗有毒的性别二元文化，抵抗父权制对女性定义贫乏单一的思考与想像，抵抗以“保护”之名进行的限制。同时，我也认为女性这一身份应是创造性的、进行时的、开放的、而非修正性的、过去式的、固定的——我们需要的是以女性自身作为中心出发去进行定义、而不是依靠外界其他事物对女性进行定义。我认为，只有在思维上挣脱 “女性是男性所不是”的否定性思维（这种思维方式即是西方中心的、也是基督教式的），转变为“女性是女性之所是”的肯定性思维，抵抗性、创造性和开放性的女性定义才能得以实践。

台湾著名女歌手黄莺莺在二十多年前发表了一张《我们啊！我们》的专辑，其同名主打歌微妙细腻却准确地描写了游走在柏拉图式和情欲之间的女性情谊。有趣的是，“我们”与“women”的谐音，许是早就给了“女性”最恰切的定义。女孩是“我们”，女人是“我们”，江山娇是“我们”，米兔是“我们”⋯⋯一切受压迫者，一切抵抗者，只要愿意，都可以是“我们”，是women，是女性。“我们”共同的抵抗对象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父权制。在抵抗的过程中，“我们”会犯错，会走一步退三步，“我们A”、“我们B”和“我们C”甚至会吵成一团让父权制乐得坐享其成看笑话，就像这次罗琳女士的事件一样。但是，即使如此，“我们”所唯一不能停止、必须坚持的事，就是持续的抵抗、持续的发声、持续的行动。

（梦珂，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