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鄧聿文：對「習思想」的吹捧中，自相矛盾的「特殊性」與「普適性」

中共黨刊學習時報日前發表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被稱為習近平智囊的何毅亭的長文《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刊發前，該報以預告「重要文章」的方式吊住輿論胃口。何文闡述的是對中共來說一個重大的理論命題——習思想何以作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並絲毫不避諱其使命，在21世紀為「人類的發展」提供解決普遍難題的「中國方案」。

簡概何文，它先提出一個「世紀」尺度概念，認為以「世紀」為尺度命名馬克思主義應具備三個條件，即「理論研究對象是世界典型樣本」，「理論成果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理論實踐成效深刻改變現實世界」。對中共來說，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只有馬克思、恩格斯的學說，以及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鄧小平理論具有這樣的「世紀」尺度，因此前者可稱為「19世紀馬克思主義」，後三者可稱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

習思想之所以能繼它們之後被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乃在於習思想的研究對象是「21世紀全球最偉大的中國樣本」，它的理論價值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為解決人類面臨的共同難題提供了中國方案，為建設美好世界貢獻了中國智慧，其實踐成效深刻改變了中國和世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為世界社會主義走向振興的中流砥柱」。

其中第二點，「為人類提供中國方案」，在何文中尤顯關鍵，是習思想冠名「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第一要件。文章在解釋中國方案的具體含義時，特別強調「這不是面向中國問題的方案，而是指向人類共同難題的方案，是中國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為破解人類共同難題、推動世界和平發展而提出的中國主張或採取的中國行動」，它包括四個方面，治理、信任、和平與發展。

何文也提出了另兩個概念——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態和世紀形態，並指前者側重於解決「本民族的特殊性問題」，後者側重於解決「全人類的普遍性問題」。何文雖然認為兩者都有價值，不能互相否定，但顯然後者的價值要大於前者。在何文裏，馬克思主義世紀形態是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的主流和主幹，民族形態處於支流和枝幹的地位。既然習思想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在21世紀的主流和主幹，那麼它也就和前面提到的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20世紀的列寧主義、毛思想和鄧理論並駕齊驅。

甚至不難從何文中推出，其實際意思是，習思想不但超越列毛鄧，也超越馬克思本人。因為列毛鄧的理論作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是由四人（包括斯大林）分享組成的，19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也不單是馬克思一人創造，還有恩格斯。只有習思想由習近平一人創立並獨享21世紀馬克思主義，故其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地位和對人類的貢獻要超越上述諸前輩，甚至比馬克思還偉大。

這會是習本人的意思嗎？也許。

因此，我認為，何毅亭此文是要讓習思想充當21世紀的指路明燈，要讓習近平成為全人類的大救星。這會是習本人的意思嗎？也許。這種勃勃雄心足可和當年林彪對毛澤東思想和毛本人的吹捧相比。在文革高潮時，作為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林副統帥用「天才論」和「頂峰論」來形容毛，把毛思想比作馬克思主義的發展頂峰，不能再發展、不用再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到毛這兒就停止了。然而，毛儘管提倡要搞點個人崇拜，可尚有自知之明，當他看出林彪「頂峰論」背後的野心後，說林彪封的四個偉大「討嫌」，在接見尼克松時，面對後者的奉承，老實承認自己沒有改變世界，只是把北京周邊改變了點。

只是，何毅亭這個御用學者在黨內的地位也不是林彪。

何的文章有不少誇大其詞。以列主義和毛思想為例，何文把它們列為20世紀馬克思主義的理由是，兩者研究對象是蘇俄和中國這兩個20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中心地帶，其理論照亮了俄中兩國的革命和發展道路，深刻改變了現實世界。然而何文恰恰忘了或是故意不見，在臨近20世紀末，世界社會主義陣營轟然倒塌，蘇聯自己也垮了，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熄火，甚至馬克思主義在當今僅剩的四個號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之外，也岌岌可危。因此，倘若它們曾經是各自世紀的人類指路明燈，也已經「熄滅」很久了。

何文也「不小心」露出了邏輯破綻。它在論述中國為習思想提供了21世紀全球最偉大的研究樣本時，提到「中國樣本不同於以美英為代表的西方樣本，以阿根廷、智利為代表的拉美樣本，以日本為代表的東亞樣本，以及傳統社會主義模式的蘇聯樣本。」「以它們為樣本的理論，無論西方學說，華盛頓共識、新自由主義學說，還是儒家資本主義，抑或蘇氏社會主義學說，都解釋不了中國或完全不適用於中國。」

但既如此特殊，從中生長出來的習思想按照何文邏輯，就不具備普適性，只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態，它怎麼可以成為世紀形態、主流和主幹，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解決人類發展的普遍難題？

何文在此無非要強調，中國是一個非常特殊的樣本，用其文內話說，中國樣本誕生於人類歷史上絕無僅有的獨特環境中：超大規模的經濟體量、超長時間的歷史縱深、超大幅員的國土面積、超大數量的人口規模、超常複雜的民族宗教結構、從未間斷的文化血脈和文化傳統⋯⋯但既如此特殊，從中生長出來的習思想按照何文邏輯，就不具備普適性，只能成為馬克思主義的民族形態，它怎麼可以成為世紀形態、主流和主幹，做到放之四海而皆準，解決人類發展的普遍難題？從而，何文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臉自己。

這個被稱為習近平智囊的何毅亭，他的此種論述方式，放在世界社會主義歷史上，實在是半點都不新鮮，翻開國際共運史，只要本國出現一個強人政治領袖，該國的宣傳機器和御用學者就開足馬力，將其思想無限抬高和誇大，宣稱為具有世界革命的意義，可以光耀千古。斯大林曾稱列寧主義是「帝國主義的馬克思主義」，林彪曾稱毛澤東思想是「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和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失敗時代的馬克思主義」，東邊的鄰居朝鮮也說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是世界革命的思想武器。

即使習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這個提法，何毅亭也非首創者，在19大之前，就有中共黨史學者在講座中提到，19大後的王滬寧有關講話也出現過這個提法，但何無疑是系統性論證的第一人。他其實也不是第一次著文，2018年為紀念馬克思誕辰200週年，何以同樣標題在學習時報刊文，只是那次的論證側重點不同，未說要給人類提供中國方案。

中國目下受到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的質疑，當其他國家紛紛警惕中國要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和價值觀強加於世界，乃至要接管世界時，何文對習思想的吹捧，特別是有關向世界提供中國方案的野心，正好為西方提供了「彈藥」。或許中國在這次疫情中能夠率先突圍，但這絕不意味着中國的治理模式、中國方案就具普適性，可指導他國實踐。從這個意義說，官方御用學者無原則無底線的吹捧，雖然順了領袖的意，卻把中國推向一個更危險境地。

或許中國在這次疫情中能夠率先突圍，但這絕不意味着中國的治理模式、中國方案就具普適性，可指導他國實踐。從這個意義說，官方御用學者無原則無底線的吹捧，雖然順了領袖的意，卻把中國推向一個更危險境地。

那麼，何文此時出籠，是否是官方的一種理論試探，要在中共二十大將「習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寫入？

距離二十大也就兩年多，而作為一種理論和思想的儲備，需要一段時間。十九大時，「習思想」就被提出成為對習近平的獻禮，二十大不可能將習思想改為習主義，很可能就在其意義上做文章，拔高習思想的價值，從其「指導中國實踐」提高至「指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甚至指導人類實踐。從這個角度看，官方確實有動機在二十大正式提出「習思想是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十九大政治報告也隱約透露了這一點。報告在關於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部分，最後一句話是，「只要我們善於聆聽時代聲音，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一定能夠展現出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這個話暗含着二十大將習思想提高到「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高度的用意。因為在習思想提出5年後，到二十大時，習很可能認為他的思想經受住了時代實踐的檢驗，具有更強大、更有說服力的真理力量，從而將十九大報告中的「21世紀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的限定詞「中國」二字去掉，換上「世界」，變成「21世紀的世界馬克思主義」或減化成「21世紀馬克思主義」。

儘管官方很可能有此考量，二十大能否正式將習思想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取決兩個條件：一是外界特別是理論界對何文這一說法的反應；二是中國未來兩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國際處境。

儘管官方很可能有此考量，二十大能否正式將習思想稱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也取決兩個條件：一是外界特別是理論界對何文這一說法的反應；二是中國未來兩年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及國際處境。就前者而言，不管何文是否被中共當局有意釋放出來的試探工具，以何的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身份，以及中國國內形成的阿諛學風，是會帶動一批所謂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理論、中共黨史的研究者和專家，跟在後面搖旗吶喊的。

不過，也要看到，何文雖有官方身份加持，因其對習的吹捧已經跌破一個學者應有的底線和學術原則，在很多問題上與官方立場一致的新左派學者，也還沒有出來迎合這個說法。

另一面，中國未來兩年是否能夠渡過目前這種艱難狀態，社會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國際處境有所較大改善，將決定這個說法是否通過了實踐驗證，從而為它的出台提供事實支持。假如各方面有所好轉，尤其國際環境得到改善，雖然學界不支持這個說法，中共當局亦可能在二十大強行提出，但如果還陷入發展的困境，國際處境糟糕，社會人心惶惶，即使習近平也不好意思自稱習思想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強行提出只會淪為笑柄。

簡言之，身為中共的高級幹部和黨的理論家，何毅亭不惜以自辱方式提出的這個說法，一定程度上會形塑中共對習思想的論述，然而，要在二十大正式成為黨的主張，不但會遭到學界特別是理論界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界的軟抵制，更要看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提供的中國樣本是否合格，若樣本本身一塌糊塗，內在否定了習思想的指導價值，要成為「21世紀馬克思主義」的想法註定是不可實現的。

（鄧聿文，獨立政治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