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 國家安全法 評論

谷淑美 :香港的抗爭運動如何承先啟後?

在硬碰和屈從之間,我們還有多少選擇?香港還有沒有明天?我不知道,但明天我們還要活着。如何活?


2020年6月19日,黃之鋒宣布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戰九龍東直選。 攝:陳焯煇/端傳媒
2020年6月19日,黃之鋒宣布參與民主派立法會初選,出戰九龍東直選。 攝:陳焯煇/端傳媒

過去一年,在兩個盛夏之間,香港經歷了一場比雨傘運動更具規模、更澎湃、更持久、及更面向國際的反修例運動。運動成功送走「逃犯條例」,卻絲毫未能撼動政府的權力,而如今又在疫症蔓延之中迎來更嚴苛的「國安法」。強權之下,抗爭運動處處受到打壓;與此同時,國際間新冷戰的幔幕正在拉開,風起雲湧。眼前陰霾滿佈,面對如此險峻的政治形勢,香港人如何是好?

端傳媒編輯致電邀稿,希望作者寫一篇關於香港公民社會的文章,梳理歷史脈絡,從而探究可供前行的出路。 說實話,香港人在過去一年可以做的幾乎都做盡了。如今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港版國安法,對公民社會猶如懸在頭頂上的利劍,香港人如履薄冰。6月21日籌組的反國安法罷工罷課公投,本來是一次別具意義的行動,但礙於種種原因,票數不足以致未能啟動。而在九月舉行的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參選人士最終會否因反對國安法而被取消資格,情況未許樂觀。面對政府日益專橫的打壓,坊間有意見認為抗爭運動現階段適宜韜光養晦;亦有意見認為香港已經沒有退路,必須繼續打一場硬仗。

答允寫這篇文章之時,對於出路我其實並沒有更好的答案。儘管如此,我還是相信文字工作的重要性。在這篇文章裡,我試圖檢視香港的公民社會如何從過去走來的點點滴滴,尤其是一些里程碑,探問這些歷史性的抗爭運動如何承先、又如何啟後,(又或者無以為繼),算是記錄也好,盤點也好,希望能夠從歷史裡尋找到少許啟迪。

2020年7月1日香港,社民連在灣仔示威遊行抗議國安法。
2020年7月1日香港,社民連在灣仔示威遊行抗議國安法。攝:陳焯煇/端傳媒

本地社會運動的萌芽

及至80年代,「九七」問題出現,民主被提上議程,昔日參與社運的經驗、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網絡,亦為逐漸展開的民主運動鋪奠基礎。

回溯1960、70年代,那是香港社會發展一段相當重要的時期,也是公民社會發展的一個分水嶺。其時,本地社會運動開始萌芽,及後百花齊放,例如學生運動(這時期被喻為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社區運動、工人運動、及婦女運動等等。這些社會運動組織,大多關注本地議題,追求社會公義,成為植根於香港社會的新興改革力量。以工運為例,當時在傳統的左派和右派工會以外,新興的所謂第三勢力開始崛起,如教育專業人員協會(教協)、香港公務員總工會、及香港基督教工業委員會(工委會)等。這些獨立工會的出現,扭轉了香港工運多年來一直依附在國、共黨派鬥爭的發展軌道。工委會後來年更促成「香港職工會聯盟」(職工盟)的成立,是第一個不受任何黨派控制的獨立工會聯盟。

新興社運組織趨向本土化和多元化,這一方面源自香港社會內部的變化,例如,戰後嬰兒潮一代的成長,令社會出現一批生於斯、長於斯的年輕世代,以及1966、67年兩次的社會騷動引發更多人關注社會問題。另一方面,當時歐美的學生運動浪潮席捲全球,推動著一些新左翼思想的進步觀,如平權、自主、反威權、及參與式民主等思想、對本地社會運動亦起了啟蒙作用,影響至今。如果說香港的本土意識糅合了國際視野和世界主義,這至少在社會運動可見一斑。及至80年代,「九七」問題出現,民主被提上議程,昔日參與社運的經驗、以及所建立的人事網絡,亦為逐漸展開的民主運動鋪奠基礎。

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

社會運動之間是否可以進行合作,從而加強公民社會整體的動員潛力?有什麼張力和阻力?

這裏我想先釐清一下社會運動和公民社會的關係。第一,公民社會的內部組織是紛雜的,包納不同政治光譜的人士和組織;但一般來說,社會運動折射出其中最為突顯社會矛盾的部份。社會有分歧是常態,但若情況嚴重,關鍵是有沒有跨越不同組群、以及自我調解的機制。公共討論、協商、選舉、公投、以致近年所謂「各自爬山」等手法,各有好處,但也各有限制,最好能互補長短。

面對公民組織的多樣性,我們不得不思考,社會運動是否朝着自由、民主、多元化和包容的方向發展?運動本身是否也在實踐這些價值?這就觸及問題核心,因為理想的公民社會必須建基於這些價值元素,否則,即使運動成功,但長遠而言亦沒有為公民社會打好根基。再下來,社會運動之間是否可以進行合作,從而加強公民社會整體的動員潛力?有什麼張力和阻力?就以工運和民運為例,前者與廣大勞動階層的生計息息相關,後者關乎社會的政治前路,雖屬不同範疇,但若價值取態相疊,合作也許是可能、甚至可取的。這課題一直被忽略,但在今天的香港顯得尤為重要。

第二,公民社會的形態是流動多變的,既有動態、也有相對靜態的面向。研究社會運動的著名學者 Melucci 指出,由社會矛盾引發的集體行動,往往呈現其最為躍動的狀態,最受公眾注目。但在較多的時候,社運或其它民間組織一般處於沉潛(submerged)或低調子的模態,進行如聯絡、文宣、會議、研究、出版、教育及社區推廣等日常事務。這些工作對於維繫公民社會的網絡關係、以及深化社會運動的影響,也極為重要。

第三,在文化意識層面,80年代有不少本地學者認為,香港社會崇尚經濟發展,大多數人表現政治冷感,對政治議題漠不關心,公民意識薄弱。如此,我們該如何理解在60、70年代冒現的本地社會運動?從社會學角度看,我們需要在主流和邊緣,又或宰制力量和抗衡力量之間作出區分。

60年代至90年代期間,香港的主流社會共識,可以說是建立在一套相對有效的統攝性文化霸權觀——一套圍繞「成功管治」迷思的價值體系,強調繁榮安定,卻抑壓了公民意識的發展。不過,到90年代後期,我們看到的是,這套霸權觀在逐步崩解。與之抗衡的,是一套漸漸冒升的公民論述,強調人權、自由、民主和法治精神。這時期,公民社會的發展出現另一個分水嶺。

2003年,香港沙士SARS疫症爆發,政府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民陣以「反對23 還政於民」為主題,第一次舉辦七一遊行,並宣布遊行人數達50萬。數天後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自由黨倒戈反對倉促立法,隨後政府宣布無限期押後草案二讀,並最終於同年9月初撤回草案。
2003年,香港沙士SARS疫症爆發,政府推動《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民陣以「反對23 還政於民」為主題,第一次舉辦七一遊行,並宣布遊行人數達50萬。數天後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田北俊辭職,自由黨倒戈反對倉促立法,隨後政府宣布無限期押後草案二讀,並最終於同年9月初撤回草案。攝:Mike Clarke /AFP/Getty Images

抗爭新世代:劇目不斷演化的年代

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反對陣營亦趨向對抗性,不管是在議會內、或於社會運動中,抗爭劇目都不斷創新和激化。

2003年7月1日的五十萬人大遊行,是香港公民社會發展的里程碑。回溯90年代,回歸在即,六四事件陰霾未散,港英政府終於制定人權法案,圖以法治保障香港自由。回歸之初,釋法風波卻令「一國兩制」的內在矛盾浮現;況且,基本法將有關檢視普選的時間表延至2007年。再加上金融海嘯、醫療危機、政府管治失當等問題,市民怨氣日增,示威行動不斷。香港迅速由「經濟城市」演變為「示威之都」。雖然民主運動的動員能力一直處於低位,但7月1日當天的遊行,聲勢之大、人數之多,是繼1989年百萬人遊行(聲援北京學運)後重新攀上的高峯。

這次遊行 ,反映社會醞釀著一股相當巨大的反政府情緒,而且是跨階層、跨界別的。 反對基本法23條(國安條例)立法,對政府施政多方面的不滿,包括經濟、民生、法律、醫療、及人權等,令政府的管治威信大幅下滑,「有效管治」神話不再。 這次遊行成功召喚了香港人對公民社會的新想像——以公民作為主體凝聚公民社會,並切身經驗到集體行動的力量。雖然事後引發一些階級分歧,但總的來說,集體意識改變,抗爭意志高漲,民主運動迅速重新啟動,香港人從此告別自身「政治冷感」的過去。

但2003年的抗爭模式始終是因循的。2005年是另一個轉捩點。反世貿運動在香港進行,韓國農民所用的抗爭手法,讓人耳目一新。例如,三步一叩的苦行、跳海抗議、 堵路、佔領街道、和衝擊警方防線等。這些抗爭手法的感染力和創新性,超乎香港人過去的想像,為後來的社運有所啟迪。

2005年12月14日,南韓的反WTO抗議者在香港會展附近與香港警察發生衝突。
2005年12月14日,南韓的反WTO抗議者在香港會展附近與香港警察發生衝突。攝:David Guttenfelder/AP/達志影像

隨着新世代的冒現,社會抗爭一浪接一浪。繼2006、07年保衛天星碼頭運動和保衛皇后碼頭運動之後,接著有反高鐵運動、反國教運動、及碼頭工人罷工等。2014年,因政改問題引發的雨傘運動引起國際關注。雖然公民社會隨後沉寂下來,但四年多後,卻因政府企圖強行推出逃犯修訂條例,導致抗爭運動死灰復燃。這些年來,政府和社會之間的矛盾日益加劇,反對陣營亦趨向對抗性,不管是在議會內、或於社會運動中,抗爭劇目都不斷創新和激化。

2019年,香港人從雨傘運動未臻成功的經驗調整過來,強調不分化、不割席,「流水式」(Be Water)的抗爭策略。人鏈、圍堵、快閃、衝擊、三罷、連儂牆、營救行動及黃色經濟圈等,手法層出不窮。伴隨這些行動還包括海量的文宣、抗爭運動歌曲、香港民主女神像、及藝術創作等等,創意無限。此外,抗爭行動亦從過去集中在市區的中心地段,延伸至港島、九龍及新界不同的地區和角落,使運動真真正正的遍地開花。最後,反修例運動更強調國際戰線,將香港議程帶到歐、美國家的議會。但和勇不分,使運動注入了一定的暴力元素,也不無爭議。

公民社會的未來

香港人的抗爭史,跌蕩起伏,有血有淚,這裏無法一一盡錄。作者寫這篇文章,未敢言希望在明天;只是,在公民社會處於十字街頭的今天,我還是盼望能與大家一起檢視過去、一起展望也許是遙遠的未來。我想提出三個想法,作為結語。

(1)公民社會的動員潛力

民主運動發展為「去領袖化」、「去大台化」的群眾運動,這是年輕世代對舊有由少數精英壟斷的組織模式的反彈。傳統組織需要如何應變?

社會運動的動員潛力,與公民社會的內部結連息息相關。2003年的大遊行,除民間團體之外,不少是與家人或朋友結伴同行的一般市民。今天,電子媒體盛行,通過社交平台建立網絡和發起行動,可以非常奏效;那麼,透過社團組織來動員公民社會是否依然重要?再者,自雨傘運動後期,民主運動發展為「去領袖化」、「去大台化」的群眾運動,這是年輕世代對舊有由少數精英壟斷的組織模式的反彈。傳統組織需要如何應變?再進一步來說,在國安法通過之後,陸續有人解散組織或宣布退出,都是些新興的政治組織。公民社會又是否需要「去組織化」?

先說「去大台化」。我想指出,任何反彈都必須要有一個調整的過程,否則會走向極端。如何在兩極之間,探索一種、或多種符合開放和民主原則的組織和協調模式,應該仍有很大空間。無疑,「各自爬山」要比「大台壟斷」好,但也可能令運動留於各自為政,而忽略合作策略的可能性。這又讓我折返回公民社會的內部結連的問題。和勇不分是其中一種合作模式 ,但合作可以是多方及不同層面的。在這,我想簡單討論民運和工運之間的關係、以及工會的角色。

2014年12月1日,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在龍和道架設路障。
2014年12月1日,雨傘運動期間,示威者在龍和道架設路障。攝:Chris McGrath/GETTY

社會學學者陳敬慈最近發表過相關討論,相當值得參考。歷史上,工運在很多國家是推動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在香港,民主運動一直從未成功發動過大型罷工,要到反修例運動才見有起色。2019年8月的三罷集會,獲職工盟和教協呼籲,據稱有約35萬人參與罷工,包括不同界別。若然當年沒有成立這兩個獨立工會組織,恐怕未必能成事。其中航運界導致多班抵港及離港航班取消,更是相當歷史性的。儘管政治打壓隨之而來(如國泰打壓事件),但近期亦無礙一些新工會的成立,如廣告界、醫護界及會計界。如何善用不同類型的組織資源、又如何拉闊政治議題、或將政治議題融入經濟議題,加強運動之間的結連,值得深思。

傳統組織仍然重要,但國安法通過之後,相信有不少組織基於政治現實考慮而需要轉型。事實上,公民社會的組織形態是多樣化的,在正規團體以外,還有各式各樣的社群和網絡,或以個人身份作號召,或以相同理念聚合同道人,如蜘蛛網般向外延伸。這些社群和網絡保持著相對鬆散的聯繫,但在社會之中卻無處不在。這也是網絡年代的發展趨勢。未來,如何在個人、社群、網絡和團體之間建立有機的結連,會是關鍵所在。

(2)社會運動的兩面性

街頭抗爭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如何強化公民社會的靜態發展,讓抗爭運動充電,是有需要的。

上文提及公民社會有動態和靜態兩面,街頭抗爭只是其中一個面向,如何強化公民社會的靜態發展,讓抗爭運動充電,是有需要的。別小看這些維繫平常的、日常的公民社會的各種方式和活動,例如,雨傘運動之後,表面上民主運動沉寂下來,但有研究指出,運動結束後,就有數十個新組織成立,或參與選舉,或於社區深耕細作,又或以專業人士身份介人公共事務(如「杏林覺醒」、「法政匯思」及「良心理政」等)。這些組織及它們的工作,對公民社會日後的發展是重要的。除了將公共議題推廣至社區層面,也可以鞏固社區網絡,為運動累積社會資本,加強地區動員潛力。此外,亦有助建立民間的互助網絡。這些效益在今次反修例運動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最近流行「經濟圈」的說法,也反映一種民間互助模式,將政治理念轉化為經濟活動,可謂困難重重,但至少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試驗和實踐。破壞別人的商店,未免於理不合;進行消費者的抵制行動,則有效且可取。再進一步說,如何將消費和生產線連接起來,這更牽涉公民社會和市場經濟、以致本地社會與全球體系之間環環相扣的關係。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德輔道中與防暴警察對峙。
2019年7月28日,示威者在德輔道中與防暴警察對峙。攝:Stanley Leung/端傳媒

近日,有支持反修例運動的商舖不獲續租;有因為國安法通過紛紛撤下政治敏感的字眼和招牌;也有像龍門冰室宣稱要退出「黃圈」事件。政治高壓之下,店主靈活應變,可以理解。至於退圈事件,則反映有關「經濟圈」這概念的一些複雜問題。例如,如何界定黃色?是指在取態上支持反修運動、還是支持某些價值觀念?如果是後者,營運手法是否也要符合這些價值?還是服膺市場邏輯?是互助為主、營商為副,還是倒轉過來呢?我相信大家仍在摸索階段,且未必只有一種模式。如果可行的話,類似的民間互助網絡,或許還可以擴展至其他範疇,大家不必拘泥於深黃與淺黃。

筆者早前以講者身份,出席了一個討論香港社會運動的論壇,台下有長者發言,表示大家關注年青人,卻忽略了長者們的苦處。我不確定他說的是否與反修例運動有關,但對於這位長者的發言,我一直耿耿於懷。社會上確實有很多需要我們關懷和協助的人,政府不作為,就需要大家多出一分力,這也是民間互助的意義。

(3)本土、文化

我們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崗位,保存和善用僅餘的自由,去好好保護、栽養和活出屬於香港人的記憶、情感、視野和創意?

反修例運動其實是一場跨世代的抗爭運動,亦同時反映年輕化的趨勢。新生代繼承民主和自由的核心理念,但更強調個體的自主性,他們亦強調本土意識。中港矛盾愈益白熱化,本土意識愈益政治化,抗爭運動亦愈趨激烈。儘管中港矛盾跨越不同世代,但年青一代沒有上一代人的思想包袱,他們追求民主理想,尋求與世界結連。政府要加強種種愛國意識,但如果只是強行壓在年青人的頭上,又如何能轉化人心?有人主張硬碰,更多人不知所措。在硬碰和屈從之間,我們還有多少選擇?香港還有沒有明天?我不知道,但明天我們還要活着。如何活?

如果選擇留港,至少讓我們回歸到自己的文化土壤裏。早前關於許冠傑在疫症期間舉行的演唱會,有年青朋友表示過時,與他無關。這話反映世代差異,但畢竟令人神傷。誰是誰非?我們常常說本土意識,但那是誰的本土意識?由那個年代開始算起?當中有多少傳承與開展、又有多少差距與匯聚?我們都想過嗎?都明白嗎?黃、藍之分,是否就足以讓我們明白?田邁修(Matthew Turner)於1990年代在他編寫的《香港六十年代》一書中提到,香港的流行文化,難以述說,無以名狀,没太多條條框框,故亦不容易被打壓。Turner著書立說,以色彩斑斕的圖像和細緻的文字,為香港記存了一個重要的時代。

而今天, 時代改變了,活在紅線之下,我們是否仍能守著各自的崗位,保存和善用僅餘的自由,去好好保護、栽養和活出屬於香港人的記憶、情感、視野和創意?香港人心不死,香港便活著。

(谷淑美,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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