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陳婉容：（後）極權主義的陰霾下，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

【編按】：2019年和2020年，是香港的希望與失望並存的時代，在如雨如雷的街頭政治因應社會氣氛和疫情中斷之後，這個城市迎來前所未有的政治管治和打壓，社會繼續極化，自由迅速失落，人們眼看著細密嚴厲的統治術在此地從無到有，還來不及抵抗，中美新冷戰的漩渦又將她捲入大風大浪之中。香港的政治與經濟遭遇雙重打擊，議會政治也開始嘗試新的抗爭路線，普通市民嚴肅地考慮是否要移民。社會動盪下，人的尊嚴、志業、熱情、愛與恨、政治實踐、生存的意義⋯⋯還有可能嗎？還能如何進行？《端傳媒》邀請社會學者陳婉容撰寫系列文章，討論這時代的愛與希望。本文為系列文章的第一篇。

我們對極權國家的想像，多半來自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老大哥的眼睛無處不在；「電幕」冷冷地監視著所有人的細微舉動；政府對公民進行思想鉗制，秘密警察隨意對人嚴刑拷打，人們互相出賣﹑背叛；公理不彰，「自由」和「革命」從官方語言中消失，戰爭即和平，無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不要問，只要信，對黨的質疑是致命的。黨和國家要求絕對的忠誠，洗腦不能拒絕，只能配合。早洗是洗，遲洗也是洗，選擇不再存在，你要不愛老大哥，老大哥就要用他的方式愛你。

人大決議通過港版國安法後，《一九八四》的銷情恐怕又翻了一翻。我聯想到波蘭荒誕派小說家莫洛傑（Slawomir Mrozek）的短篇小說《金絲雀》。《金絲雀》篇幅極短，故事背景是八十年代初的共產波蘭。故事講一個老奶奶跟一隻天天唱歌的小鳥相依為命。一天小鳥沒來由的突然不唱了。過了好幾天還是這樣。老奶奶想帶小鳥看獸醫，但波蘭政局動蕩，家人顧不得小鳥唱不唱歌，事情不了了之。在波共政府切斷電話線後，老奶奶情況更糟了，腿腳不好使的老人只能跟不唱歌的小鳥在家發呆。後來動亂平息，波蘭開始戒嚴。等了一陣子，電話線才終於又接通，但接通後的電話線路有人監控了。一天老奶奶打電話給孫兒，興奮地說：「小鳥又唱歌了！」線路突然咔嚓一聲，一把冰冷的聲音傳來：「請不要用暗號溝通，否則立刻斷線。」老奶奶急了：「甚麼暗號，我是說小鳥又唱歌了！」這下她的電話線真被切了。

那場動亂就是1980年7月在格但斯克列寧造船廠爆發的工潮。工潮迅速蔓延全波蘭，令共產波蘭的經濟活動全面停擺，也催生了由被解僱電工華里沙（Lech Walesa）領導的反抗組織團結工聯（Solidarity）。波共政府為打壓示威，切斷了沿海城市的電話線。翌年，莫斯科認為波共領袖處理碼頭工運的手法太軟弱，便指派主張暴力打壓的另一名波共人物雅魯澤爾斯基將軍來當波共第一書記。雅魯澤爾斯基一上任就實行軍事獨裁，頒布戒嚴令，以「救國軍事會議」取代政府機能，取締團結工聯並大規模搜捕組織領袖和支持者。

極權有太多面貌，除了像大抓捕那樣扛著一把槍對準太陽穴的，還有像《金絲雀》這樣的：它不張牙舞爪，甚至還彬彬有禮。莫洛傑寫共產波蘭的短篇小說幾乎都是這樣。《大象》寫動物園買不起大象，結果園方管理層找了個吹氣大象放在籠子裡，動物園遊客都不敢指出那是假大象，就只有一群來動物園的小孩童言無忌：「那是假的！假的！」《孩子們》裡一群小孩堆雪人，被合作社主席投訴，說雪人是「一個賊坐在一個人的頭上」，是影射他。莫洛傑總是讓孩子成為最清醒的那些人，大概因為他們的人生沒有痛苦到需要用謊話去治療。畢竟對於共產東歐的知識份子，極權最荒謬的地方不是槍杆子，不是政治獄，而是「依法治國」，公事公辦，還有各種「主義」對人靈魂的摧殘。

「主義」的誘惑

極權主義靠槍杆子恫嚇人民，（後）極權主義卻比較像一種世俗宗教，通過意識形態為人民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

已故捷克總統哈維爾在《七七憲章》面世後一年寫成名篇《無權者的權力》，靠秘密出版（Samizdat）流傳。哈維爾在文中仔細描述了他對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整個東歐共產陣營的診斷：在斯大林去世之後，東歐所面對的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極權主義，而是非常穩定的（後）極權主義。極權主義靠槍杆子恫嚇人民，（後）極權主義卻比較像一種世俗宗教，通過意識形態為人民提供所有問題的答案。它偶爾會倚賴暴力，但大部份時間它都是平靜﹑有系統的。意識形態為人類釋除一切關於存在的危機感，為人生提供了意義，只要你願意接受它，就不會再感到空虛孤獨。畢竟不論在哪種社會，當個局外人，不識時務的人，通常都不是甚麼好的經驗。

後極權仍然很極權（雅魯澤爾斯基也要靠大規模搜捕來令民眾噤聲），但它最恐怖處不在於天天把槍口對準人民太陽穴，而是令人失去成為「人」的一切：身份，思考能力，道德判斷力，以及對生命的熱情。但哈維爾並不認為議會民主或西方世界的公民自由就是答案，因為西方社會仍然是「主義」社會：個人主義﹑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只是西方將那些主義包裝得比較好而已。哈維爾說，共產陣營不止不落後，不與世隔絕，還「只是消費社會和工業社會的另一種形式」，只是它去人化﹑官僚化的程度，比西方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

作為劇作家及詩人，哈維爾自然重視言論與出版自由，但他覺得「去人化」才是共產捷克令人喪失希望的原因。有這種看法的當然不止哈維爾。即便是《金絲雀》裏描述的共產波蘭軍事戒嚴也是官僚主義甚至瑣碎無聊的：一群機械人似的秘密警察或政權打手，每天上班就是去聽（和阻止）一個老奶奶跟孫兒談自己的金絲雀。捷克著名作家赫拉巴爾的經典《過於喧囂的孤獨》（完稿於1976年，出版於1989年），表面上控訴共產政府鉗制出版、將書當作垃圾般大批大批捆綁燒光（這也是西方世界最喜歡的解讀），但小說結尾，主角（打包工人漢嘉）跳進壓紙機自殺，像禁書一樣被壓得扁平。原因並不是捷克沒有言論和出版自由，也不因為他在共產主義下一貧如洗，而是因為「工業化」令他的人生失去了意義。為什麼活在沒有出版和言論自由的共產捷克，赫拉巴爾卻沒有讓批判政權成為主角漢嘉的控訴中心？

鐵籠子與工具理性

共產東歐的知識份子明顯地感受到蘇聯建立的後極權社會並沒有免於理性化，反而將理性化推進到最極端。

見過真鐵籠子的東歐知識份子形容的後極權沒有張牙舞爪——後極權主義不止穩定，甚至還重覆冰冷、枯燥、乏味，像一部自行運作的機器。抽乾人對生命的熱情的不（單）是政治自由的喪失，而是生命可能性與創造力的剝削。

我因而想起韋伯（Max Weber）對於現代社會的診斷：韋伯說，在現代世界，宗教的理性化趨勢會蔓延至世俗社會，工具理性會逐漸取代價值理性，機器取代工藝，計算取化人情——這種理性化像一個冰冷的鐵籠子，令人的生命力與個體性無法伸張。這是韋伯講的「世界的除魅」（Entzauberung der Welt）的一部份:「再也沒有什麼神秘莫測、無法計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們可以通過計算掌握一切。」

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裏提到的會計精神就是例子：金錢不止是金錢本身，還可以整整齊齊、清清楚楚地紀錄在資產負債表上，分成「資產」和「負債」；「人欠我的」和「我欠人的」。除了甚麼都可以計算，還事事都要算盡，處處要考慮如何用最小的投入換取最大收益。這種理性化在啟蒙時期後的西方社會，不止體現在商業﹑法律和會計的興起上，甚至體現在西方音樂藝術的流變上。韋伯在《音樂的理性與社會學基礎》裏講的畢達哥拉斯音差（pythagorean comma）就是音樂理性化的例子：在現代社會，我們連追求形而上的「美」都必然經過一番精確計算。

從韋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與「生命」本身：生命本質是複雜﹑多元﹑有自覺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話——趨向於自我建構（self-constitution）的。

韋伯對於現代（資本）社會的批判，跟共產東歐知識份子對於他們身處的社會的批判不無相似。這一點應該要從韋伯對馬克思的欣賞與批評說起。韋伯不算馬克思的同代人，後者出生要比韋伯早上四十多年，但他很明顯受到馬克思影響，他新創的「身份團體」（Status Group）的概念建基於馬克思的階級概念，某些他的文章讀起來也完全像馬克思。

但韋伯同時深深質疑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韋伯認為馬克思提出的理論原意是將人從資本主義中解放，但馬克思對人的理解和假設，其實跟資本主義沒有分別：兩者都將人視為高度理性化的物質動物，由物質利益推動且單純由物質利益推動。資本主義追求計算和效益最大化，馬克思則將人壓成「階級」（是否握有生產資料）。韋伯認為兩者都低估了人類動機的多元：人為甚麼不能完全因價值判斷而做或不做一件事？為甚麼不可能有利他行為？又為甚麼不能有宗教行為？

當然，馬克思主義和政治上的共產主義不能混為一談。但共產東歐的知識份子明顯地感受到蘇聯建立的後極權社會並沒有免於理性化，反而將理性化推進到最極端。它將每個人都壓縮成為一組記號，人的一切都只是監控機器裏的一行記錄——人生可以完全被量化，被「會計化」。後極權社會不是沒有制度，而是有過多制度，處處都是科層制官僚﹑表格﹑行政手段﹑證明書：正如《金絲雀》裏的老奶奶需要到市政廳排隊，開具各種文件來證明她有一隻會唱歌的小鳥。

韋伯不是傳統學科分類下的哲學家（雖然社會學的底蘊是哲學），但從韋伯對現代社會的診斷，我們可以看到他如何理解「人」與「生命」本身：生命本質是複雜﹑多元﹑有自覺能力，而且借康德的話——趨向於自我建構（self-constitution）的。 理性化跟後極權的那種集體主義一樣，將人裝進一個個預先貼好標籤的箱子裏，有些人要被切去一條手臂，有些人要丟了一條腿，像被丟進赫拉巴爾的那部壓紙機裏那樣。漢嘉的死法也證明赫拉巴爾真正控訴的，是蘇聯的工業化社會，甚至是現代人類社會本身——這個社會跟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一樣，不把人視為有價值的個體，只是可以被壓搾乾淨的勞動力來源，算式的一個小部份。批判政權沒有成為主角漢嘉的控訴中心，事實上漢嘉基本沒有甚麼控訴——他只是跟容不下自然擴展的生命的社會無法相容而已。

志業與熱情

韋伯的終身關懷，很多人耳熟能詳：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鎖進鐵籠子裏的時代，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我們還有沒有能力為身邊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賦予意義？

在韋伯而言，理性化的後果就是人沒法活出自己本身的樣子，也失去了對世界的浪漫想像。沒有想像的世界，也就是個沒有希望與理想的世界。韋伯的終身關懷，很多人耳熟能詳：在理性化的世界，在人人都被鎖進鐵籠子裏的時代，人活著還有沒有意義？我們還有沒有能力為身邊的世界或宇宙本身賦予意義？

很多人認為韋伯對現代文明處處透露著悲觀的情緒，正如他自己寫道：「我們面對的，不是花叢錦簇的夏日，而是冰凍冷酷的冬夜。」但他沒有放棄提出最少一種創造意義的可能性，那就是人對志業的熱情。記得我大學一年級第一篇指定讀物就是韋伯的《政治作為一種志業》。在裏面，韋伯提出了政治家的三大條件，又討論了心志倫理和責任倫理如何平衡。然後，韋伯也談到在沒有希望的時候，人應如何自處：

「政治，是一種並施熱情和判斷力，去出勁而緩慢地穿透硬木板的工作。說來不錯，一切歷史經驗也證明了，若非再接再厲地追求在這世界上不可能的事，可能的事也無法達成。但要做到這一點，一個人必須是一個領袖，同時除了是領袖之外，更必須是平常意義下所謂的英雄。

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即使這兩者都稱不上的人，也仍然必須強迫自己的心腸堅靭，使自己能泰然面對一切希望的破滅；這一點，在此刻就必須做到──不然的話，連在今天有可能的事，他都沒有機會去完成。誰有自信、能夠面對這個從本身觀點來看，愚蠢、庸俗到了不值得自己獻身的地步的世界，而仍屹立不潰，誰能面對這個局面而說：『即使如此，沒關係！』誰才有以政治為志業的『使命與召喚』。」

錢永祥先生在《縱欲與虛無之上》就寫道，《政治作為一種志業》表現了韋伯的某種英雄主義：「不賴幻覺、無懼於希望的破滅，面對真相下的世界追求有限的現世理想。」韋伯沒有否認在現代社會保持希望之艱難，但他認為，就算是一個不再相信有掌管一切的神，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真理的社會，人還是可以靠著對志業——政治﹑學術﹑藝術﹑音樂等等——的熱情，來在這個肅殺的時代找到立身之處。

這很可能是對韋伯的過份粗譯，但我想起了哈維爾說的：「所謂希望，並非確信事情總會有好結果，而是不論結局如何，也肯定有其價值。」（Hope is not a conviction that something will turn out well, but a certainty that something has a meaning regardless of how it turns out.）在共產捷克，即使幾乎所有文化藝術出版行為都只能在地下進行，還是有人沒有放棄在不可能之處做最多的事，而那些事情甚至不是政治的，也沒有政治意圖：不自覺地改寫了歷史的「宇宙塑膠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只是一群愛模仿西方搖滾樂隊的小伙子，他們的力量在於對他們的音樂（很多樂評家認為那些甚至不是甚麼好音樂，雖然我很喜歡）的一股熱情。身處歷史漩渦，面對要求我們變得一式一樣的極權，韋伯和哈維爾大概都會認為「即使如此，Donnech!（沒關係）」

因為那點傻勁，那些對志業的有點盲目無法量化的熱情，大概就是我們抗拒被鐵籠子關起來的力量。

（陳婉容，威斯康星大學社會學博士候選人）

波蘭小說《金絲雀》簡譯：

老奶奶養了一隻叫庫布斯的金絲雀，視之如珠如寶，人鳥相依為命。老奶奶每天給金絲雀講故事，庫布斯也投桃報李，每天躍到鳥籠頂放聲高歌。庫布斯嗓音清澈嘹亮，是金絲雀中的歌神。老奶奶跟孫兒們通電話，總不忘誇讚庫布斯的歌聲。

可是有一天，庫布斯沉默了。

等了一天，兩天，庫布斯還是不作聲。老奶奶伸出手去哄牠，牠或不耐煩地啄她的手，或自顧自抖動羽毛。

老奶奶想，小鳥搞不好是生病了，就跟孫兒商量帶牠去看獸醫。此時波蘭政府宣布實施戒嚴，沒有人記得起不再高歌的小鳥，事情不了了之。

孫兒們偶爾來看老奶奶，替她捎上些日用品。波蘭局勢紛亂，眾人談起時事總是長嗟短歎。波共政府把電話線切斷後，老奶奶狀態更不好了。老人腿腳不好使，不能上街，在家老盯著不會唱歌的庫布斯和不會響的電話發呆。

後來政府終於又接通了電話線。有天孫兒接到老奶奶的電話。從話筒傳進耳裡的是一把機械聲音，重覆著：「你們的對話正在受到監控。你們的對話正在受到監控。」

之後老奶奶的聲音出現了。她十分興奮：「你們知道嗎？我的金絲雀又會唱歌了！」

線路突然咔嚓一聲。

「請不要使用暗號溝通，不然通信將被切斷。」是一把冰冷的聲音。冰冷但嚴厲。

老奶奶急了：「你腦子壞了是不是？我說的還不夠直接？就是我的金絲雀又會唱歌了！」這下她真的被切了線。

老奶奶又用不上電話了。孫兒替她帶上居委給的證明去市政廳，證明金絲雀真的存在。

在市政廳排隊申請重接電話線時，老奶奶還是很不高興，咕噥著：「我經歷過俄國革命﹑赤色恐怖……但這種事情還真是頭一遭。」孫兒叫奶奶小聲點。她更怒了，提高嗓門說：「『小聲點』甚麼意思？甚麼叫「不要使用暗號溝通？」我看那個人是腦子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