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微信

編者按：當世界被割裂得愈發清晰，技術與人類的邊界卻變得前所未有的模糊，從中國到世界都行進在一個同技術彼此印證和相互定義的歷史當中。在端傳媒成立的第五年，我們增加了科技商業報導頻道，從技術邏輯和商業表達的方向去理解此時此地。我們將關注人與機器的共同進化、現實和虛擬的滲透交叉、身份認知的困頓和拓展，以及資源與生產關係是如何被技術重新定義。這是科技頻道的第一篇報道，歡迎你分享給朋友，也期待你告訴我們，你對未來的想象。

「天下苦微信久矣」。上一次使用這個句式的人是一位失敗的農民起義者，矛頭指向的是中國第一個中央集權王朝。而如今，它的批判對象換做了一款移動互聯網通信產品，一款世界互聯網歷史上都不曾出現過的「萬能」應用。

有一種說法是，隨便打開一位中國人的智能手機，分別查看「使用時間統計」和「存儲空間佔用」，第一名一定是微信；甚至有笑談，想知道自己的社交關係中究竟和誰親近，打開微信設置中聊天記錄佔用存儲空間的列表，排名靠前的一定親。

而微信令其他互聯網產品羨慕的正在於，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說法都並非誇張。

沒有監控的地方見

J在中國大陸工作。今年2月7日晚上，被稱為此次疫情最重要的「吹哨人」之一的李文亮醫生去世。在這之後的幾天裏，J看着自己朋友圈裏的相關文章一整屏一整屏地被刪，「像屍體一樣」。

難以控制的抑鬱隨之而來，J急切地希望為這位敢於說話的醫生做點什麼。為了能和朋友安全討論這樣的話題，他重新啟用了幾年前註冊但一直沒有使用的Telegram賬號。J有了一個點子：行動的第一步也許可以是去幫助那些有意將日常通訊從微信轉移至Telegram的新手們。

2月14日，J和他的朋友們在多個社交平台上發布了「逃離微信宣言」，號召拒絕充斥着審查、舉報、隱私暴露的微信平台，呼籲帶着朋友和群組整體遷移到Telegram。

「天下苦微信久矣！新冠肺炎是自然災難，但當對瘟疫的自由談論被限制的時候，瘟疫就變成了政治災難……我們早就習慣了朋友圈裏充滿無法打開的文章鏈接，也早已學會對某些話題和詞語避而不談。我們重新使用拼音來表達自己隱晦的觀點，也習慣了在群聊裏自我監督以保證群主安全。」 宣言倡議， 「離開微信，去 Telegram，在沒有監控的地方相見。」

Telegram是一款以安全性著稱的跨平台開源即時通訊軟件，在2015年被中國大陸封鎖，但其對於隱私保護和信息安全還是吸引了部分簡體中文用戶，例如科技從業者、政治敏感人群、數字貨幣炒作和投機者、維權人士等。

「以前用Telegram都是技術人員、有特殊需求的人，隨着疫情管控加強，很多不是技術人員的也會有動力去學習使用。」 J說。

那些初來的人們往往都會帶着濃厚的微信用戶慣性和常年被固化的通訊軟件使用邏輯，各種不適應和淺嘗輒止難以避免。21歲的中國大陸大學生西西，在疫情期間開始翻牆。最開始是為了在Instagram上追蹤台灣、香港和韓國的藝人動態。2月15日，西西在Instagram上發了第一個帖子——「翻牆後，感到虛無，不知道做什麼。」

在2019年一次在北京舉辦的性別理論活動中，參與者提出使用Telegram交流，那是西西第一次聽說這個軟件。最近成為新用戶之後，西西的Telegram通信列表裏也只有三個聯繫人和兩個群組。西西表示，「關注的內容很豐富，偶爾也感到孤單，私人朋友的親近感缺失很多。也許出現『不知道看什麼』的時刻，也是找不到參與感的時刻。不過作為一枚新鮮的數字移民，未來的體驗還在探索中嘛。」

J表示，希望來的人彼此可以提供各種方面的互助，使得大家不至於因為找不到優質內容而離開，新用戶有很多難關要邁過去。針對這點，「逃離微信」活動創建了Telegram新手頻道和討論組，推薦訂閲頻道，在群組中互相解答問題，例如如何申請境外手機號碼、如何在Telegram訂閲內容、尋找並加入群組等。

「逃離微信宣言」的鏈接和海報發出兩三天後在中國大陸的社交媒體上被刪除，無法在牆內傳播。目前Telegram新手頻道有將近2000名訂閲者，仍在更新。但原本有700餘位成員的討論組，因為多位參與者被公安部門約談而解散。「逃離微信」活動告一段落。

另外一個Telegram頻道「文宣中國」同樣受李文亮去世的影響而成立。他們在注意到「逃離微信宣言」的活動後，接棒製作了大量相關宣傳圖片。

「圖片的形式也有助於躲避審查。」「文宣中國」成員之一的蠟燭說。逃離微信主題的圖片在Telegram和品葱（一個牆外的、以政治議題為主的中文社區）上各有數萬瀏覽量，但在牆內大部分都會被屏蔽，傳播效果難以評估，但她介紹，不少成員都會以私人一對一的方式給朋友介紹Telegram。

成為靶子的微信

2019冠狀病毒肺炎在中國爆發早期，特別是1月20日鍾南山宣布病毒可以人傳人、中共中央承認疫情之後的兩週左右時間內，中國國內新聞媒體和社交網絡爆發出大量深入的疫情報導和相關討論。

有人說，這讓人想起2011年温州動車追尾事故期間的網絡輿論環境——媒體和公眾問責政府，進而推動事件的發展。彼時，中國剛剛邁入移動互聯網初期，微信作為一款功能單一的信息收發工具剛剛上線，整個國家互聯網環境中的信息平台相比今天更加分散。

迴光返照式的輿論空間轉瞬即逝。進入2月，媒體的疫情報導顯著減少並且話題變得單一，社交平台言論尺度大幅收窄，官方媒體的「抗疫報導」開始正能量轟炸。此時的微信，早已作為多數中國人從工作到生活都難以取代的信息交流平台，成為政府輿論監管的核心對象。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Citizen Lab）於3月3日發布的報告《遭審查的傳染病》指出，研究團隊發現在1月1日至31日，微信平台上審查了132個有關疫情的關鍵詞組合。而在2月1日至15日，被屏蔽的關鍵詞組合上升至516個，審查規模急速擴大，「習近平+疫情蔓延」、「聲音+人傳人+李文亮」等詞組遭審查。

普通用戶也感覺到了寒意。1月25日，微信安全中心發布《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謠言專項治理的公告》，表示微信將對散布疫情謠言的賬號永久封禁。自2月初開始，微信上出現大規模賬號封禁，其中既包含了被認定為惡意造謠者，也波及到了一些不知道自己如何「違禁」的普通用戶。數百名受此影響的用戶在微博上發帖並@騰訊客服 希望獲得解封。

意外遭遇封號，令一些幾乎沒有在微信上討論政治話題習慣的用戶感到委屈不解。「我是一名法學教授、法學研究者，也是一名中共黨員，從來都是站在國家、人民的角度進行研究。」一位用戶在微博上寫道，「我的微信賬戶被永久封停，使我非常焦慮，也非常擔心，我自己這幾天不停地在檢討和審視自己的行為，生怕自己有什麼言論和轉發內容有什麼不當，但經過檢查自己在微信上的言論和內容，沒有發現任何違規內容。」

2月7日，這些帖子所在的「微信封號」超級話題在微博上被清除，無法搜索。

Allen Lei是其中一個因此而用上Telegram的用戶。2月中旬，他正和朋友用微信聊天，app突然跳出封號15天的通知，被封原因是「傳播惡性謠言等違法違規內容」。

「被封號的第一反應是好笑，覺得很荒謬。 第二天起來就很難受了，基本上聯繫人都在微信上，我沒有小號，誰都聯繫不到我。」 Lei說，他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遇上這樣的事。

根據他的回憶，原因可能是當天白天他在一個僅有四人的微信群中，轉發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一條視察新聞，並指出他的「腿似乎有點瘸」。他們全程以「他」來指代習近平。

Allen在一家央企工作，剛入職不久，微信被封，公司領導找不到他，只能打電話，讓他倍感壓力。「有幾個同事知道我微信被封的事情，說我肯定發了不該發的東西，以後不要亂講話了。在公司這種環境下，還是有些壓力吧。」 Lei說。

最成功的超級App

「逃離微信」這個詞本身已經暗示了其難度——不是有選擇權、有底氣的抵制，而是意味着打不過只好逃的無奈。畢竟微信已經成為了一種必需品。

根據微信在2020年初發布的數據，截止2019年9月，微信月活賬戶數達到11.5億，幾乎覆蓋到了全部中國大陸移動互聯網用戶。曾有業內人士分析認為，微信的成功之處在於，在每一個移動互聯網發展階段，其產品用戶增速總是能夠高於移動互聯網用戶增速。

從2011年推出至今，微信從一個功能簡潔的通訊工具，成長為集通訊、社交、新聞、支付、娛樂於一身的超級app。2017年微信推出小程序，大幅降低第三方開發程序的成本，微信逐漸成為一個接駁無數服務和可能性的平台。在2020年5月，微信還上線了類似於支付寶「芝麻信用」的徵信積分「微信支付分」。

2011年1月，微信第一個版本上線，僅有文字功能，本質上是免費短信。當時市場上已經有早於微信一個月推出的米聊，類似功能的產品陸續推出，微信顯得平平無奇。直到2011年5月，微信複製了香港Talkbox創業團隊開發的語音訊息功能，用戶量開始攀升。很多此前因為輸入法障礙不會用電腦和手機的中老年人，靠微信的語音信息，開始接觸並學習使用智能手機。2014年，微信在農曆新年推出紅包功能，大獲成功，春節假期一週內有800萬用戶開通微信支付、綁定銀行卡。

在成長過程中，微信逐漸加入了朋友圈、公眾號、紅包、二維碼、小程序等具開拓性的功能和創新。例如2012年上線的微信公眾平台，聚集眾多媒體和內容創作者，同早前的微博、近年興起的今日頭條和抖音，成為國內用戶獲得資訊的重要渠道。微信公眾號可以顯示的閲讀量上限「10萬+」，成為流行文章的代名詞，甚至被一些媒體機構用作考核記者編輯工作的重要指標。

隨之而來的，是很多人的工作甚至需要依靠微信才能正常運行。不少公司直接在微信群上討論工作，發通告消息，而非用郵件或者內部通訊軟件等更傳統正式的方式。
另一方面，微信在日常生活中變得無孔不入，通訊之外的功能越來越多，例如疫情期間申領健康碼、註冊商家會員、乘坐地鐵、預約門診，甚至對接了很多公權力機構，可以申請離婚、申領公積金等。

在2016年微信官方推出的廣告片「微信這一天（One Day With WeChat）」當中，就集中呈現了一位微信用戶從早到晚的生活工作是如何同微信緊密綁定在一起的。

假如戒用微信，對信息和社交的需求空洞還算是私域當中的不便，但在公共生活當中，由於公共機構和大型科技公司同微信建立起的合作關聯，通過公眾號和小程序實現的各種服務，在帶來便利的同時，也加劇了微信的渠道性壟斷。例如，在此次疫情當中，各省市推出的「健康碼」和防疫信息填寫，只能通過支付寶或者微信二選一的方式實現。數字賦能社會管理的背後，是默認了絕大多數公民沒有理由拒絕使用這些應用程式。

中國特色的「數字移民」

知名科技及相關內容博客「一天世界」的作者李如一在2016年就公開表示自己卸載了微信，他認為固然因為政治因素進行的言論審查是所有中國互聯網產品的不治之症，但他反對微信的理由，還在於它對互聯網開放性的損害 ——「微信從產品設計層面在進行另一種言論審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信公眾號的文章裏無法添加騰訊下屬平台之外的外部鏈接。」。

「政治層面的言論審查，微信無能為力。用戶或許不應為此責備微信，但也不代表有必要同情微信。在沒有政治導向的言論審查環境下，微信對於萬維網（web）根本價值（hyperlink）的背叛，也足以成為離開它的理由。」他說。

在「逃離微信」的倡議者看來，審查與自我審查、背離互聯網精神源頭，是中國大陸內容類互聯網產品的通病。不少互聯網行業內的從業者都認為，在其中微信甚至還是處理得相對剋制與温和的那一個。

「逃離者」們相信，實質上需要「逃離」的是整個牆內互聯網環境。近年來言論空間收窄，文化行業的優秀作品產出凋零，而在對未來的預期中，這樣的網絡環境還會被進一步「淨化」。2019年12月，中國網信辦發布嚴格新規《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於2020年3月1日正式施行。新規對網絡信息服務平台提出，「應當履行信息內容管理主體責任，加強本平台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培育積極健康、向上向善的網絡文化。」這是對習近平「營造清朗的網絡空間」的細化，而人民日報海外版則形象地指出新規旨在拔除網絡生態「雜草」，給網絡空間「洗洗澡」。

「數字移民」博客作者Bates建議，「針對社交聊天軟件，有條件的人可以切換到 Telegram 或其他平台；但信息獲取，中國大陸的任何平台都是一樣的。所有的內容都是 curated by the government（政府策劃）。」

「在目前的中國，你有抵制微信的權利，但是你有抵制造成這種信息審核和平台封閉的主導者的權利麼？」他說。

25歲的Bates是英語專業畢業，目前在一家互聯網公司工作，是「數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這一概念的積極倡導者。2018年初，他注意到推特上有用戶討論「數字移民」——指與肉身移民相對，在「無法移民的情況下，在數字生活上追求一定的自由」。Bates持續更新一個介紹牆外生活方式的個人博客，包括如何註冊美國地區Apple ID、如何購買港台電子書、推薦美國深夜脱口秀、在國內如何看Netflix等。他自己也踐行着這一理念，正在遠程修讀倫敦大學的計算機學士學位課程。

與英語世界、一般定義的數字移民不同（指出生在成長在互聯網普及之前，與數字原住民 Digital Natives相對），重新定義的概念裏充滿中國特色和黑色幽默。

「逃離微信」發起人J曾經認同「數字移民」的概念，他甚至認為這比「肉身移民」的不服從意義更為強大。「很多人實際移民之後就過上了小日子和標準的中產生活。但數字移民還是能做事情的，這意味着我們沒有跑掉、不認輸。」他說。不過，在經過公安部門的約談之後，他表示現在看來人在牆內去做數字移民不是很可行。

背牆出國、精神返鄉

牆內的人想走出去，牆外的人卻越來越多地往回走。微信的影響力已經跨越國界，成為全世界中國人和海外華人的信息中轉站。

身在舊金山的中國移民同樣習慣看微信公號上的新聞和抖音視頻。這為他們提供了方便溝通、抱團的工具，和國內保持緊密聯繫、讓自己和國外陌生世界保持距離的生活方式。在國外生活的中國人，可以越來越輕易地維持在國內的資訊習慣，帶牆出國、精神回鄉。而這甚至會在長期影響到當地華人群體的政治觀點和選票流向。

曾在加拿大讀研究生和工作的Joanne，於2013年在國內家人的推薦下開始使用微信。也就在那時，這個工具也開始在多倫多的華人社群中流行開來。現在Joanne微信上有1000多聯繫人，800多是當地華人。

「我剛到加拿大時，開始熟悉這個國家，開始99%都在依賴中文媒體，」Joanne回憶說，朋友圈和微信公號曾是她主要的新聞來源，很多多倫多華人會訂閲「加國無憂」、「約克論壇」、「加拿大都市報」等微信公號。

直到2016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前後，她突然意識到這裏的問題。「我平時也不太關注這個事情，中文圈說川普怎麼厲害，為了美國鞠躬盡瘁。當我現實生活中和（國外）同事聊天時，他們覺得川普是個很糟糕的人，會有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發生……這個場面蠻魔幻，我覺得很困惑，發現自己的觀點怎麼跟大家不一樣，意識到不能看一個圈子裏邊的東西。」Joanne開始主動做出改變，甚至報名參加了媒介學者方可成組織的線上課程，學習讀外媒，關注更多的當地報導。

一個典型的案例是，一個上海公眾號炮製的一篇關於大麻的謠言文章曾引起大洋彼岸華人的恐慌。2018年，加拿大宣布大麻合法化，一個名為「魔都囡」微信公號發布《你絕對想不到加拿大的大麻合法化會坑掉多少中國人的一輩子！》一文，文中提到大麻合法化之後，小孩子可能會誤食在超市買到大麻巧克力，或大人不小心帶了大麻楓糖回國被捕。微信平台後來對此文做了闢謠。

「到現在，他們很多本地（華）人還是會拿這個文章，說加拿大政府大腦有問題，」Joanne說，「這些人很多也是在多倫多比較好的大企業工作，跟英語能力沒多大關係，不少是大學畢業生、研究生，20多、30多出頭。」

上世紀80、90年代，中國留學生和新移民在融入當地時，都會面對相當大的壓力和困境，但隨着互聯網的普及，回到中文信息圈子變得越來越方便。居住在加拿大、曾在數家互聯網公司工作的昌西表示，以往雖然一直有為語言能力受限的當地華人提供的中文資訊媒體，但微信的出現才帶來了根本的變化。

「以前不可能在一個網站和一個app裏完成所有事情，你的英語再不堪，也不能只看中國城的一個網站。之前你去辦駕照，總得去交通部的網站上去看吧，很難在一個app上做完所有的事。現在發現微信朋友圈有駕校的教練、有做貸款的、有保險、有房屋經紀……能解決所有以前要去別的地方解決的問題。」他說，「有點未來世界的感覺。」

逃離的局限

令人覺得尷尬和沮喪的是，一個呼喊着「到牆外去」的倡議卻無法在「牆內」發聲。信息最應到達的地方，最難達到，這也是在牆外為牆內人寫作、推廣翻牆一直以來面臨的死結。

行動的倡導者也清晰地意識到這點。「文宣中國」成員蠟燭說，李文亮的頭像除了在海外華人的紀念活動中被張貼出來，在線下沒有任何大型宣傳。

「我們一個民間的文宣組，也暫時沒有有效的辦法去突破，有時也會令群友產生悲觀情緒。」

「數字移民」博客主Bates也表示，其網站70%的訪問來自谷歌，向未使用代理的用戶提供技巧的模式落敗。

牆外中文網絡內容的同質化和極端化是另一個困擾。以Twitter為例，這一平台已經成為海外異見分子、批評政府的中國學者和不滿現狀的中國大陸普通用戶公開發言和討論的最後避難所之一。儘管難能可貴，但相比早期未被封鎖之前的多種話題、各路人馬熱火朝天討論的情景，已經大不如前。目前Twitter上的中文內容高度政治化、自我重複、邊緣化。Telegram的中文內容有類似問題，反共、技術化和安全性討論佔比大，對於試水牆外的新手來說相當不友好，甚至會嚇退新用戶。

「逃離微信」的倡議者們也意識到這點，希望能夠豐富牆外中文互聯網的內容。「產品質量方面，拋開政治審查所造成的屏蔽和刪帖不談，微信公眾號的文章多元化、有趣、能激發非常多的作者對廣泛話題的創造力。Telegram的中文頻道內容還有很大提升空間。」蠟燭說。她表示通過逃離微信的活動，鼓勵更多的人來進行多元化的創作和討論，也有了一些成效，例如看到最近有新成立的讀書頻道、非官方的豆瓣文藝頻道、遊戲群組等。

「一天世界」的博主李如一認為，逃離微信的目標不應該是讓中國人完全不用微信，而是向大家說明微信和其所代表的背後更大的問題，鼓勵每個人找出適合自己的對策。具體包括：如果公司強制要求（只在工作中用微信），私人通訊選取其他工具例如Telegram, iMessage, Signal, Wire等；儘可能把每條信息寫長，不要拆成幾段，這樣會減少發消息的頻率，無形中減少了打開微信的時間；不使用朋友圈，不看微信公眾號，等等。

「我覺得在親友間提出逃離微信的倡議，並且和她們開始討論為什麼要和別人不一樣的問題，就已經是功德。隨着這種討論的日常化和深化，我相信會有更多人看到逃離微信的必要。」 李如一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