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深度國家安全法

識時務者:從晚清到後九七,滙豐銀行和它的中國故事

當世界格局漸趨兩極化,滙豐還能否像以前一樣週全在各方之中?日前的這些政治爭議又揭示了什麼問題?

2020年6月16日,香港匯豐銀行總部。

2020年6月16日,香港匯豐銀行總部。攝:林振東/端傳媒

中孚

刊登於 2020-06-18

#中孚#評論

日前,香港前特首、現任中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 Facebook 公開點名滙豐銀行未有就港版國安法表態,稱「這家自稱英資的銀行萬萬不能一邊賺中國的錢,一邊跟着西方國家做損害中國主權、尊嚴和人民感情的事」。數天後,滙豐銀行在微博上公開支持港版國安法,結果又被英國政界連番批評為向中央「跪低」(屈服)。一家外資金融機構被要求就香港本地政治議題表態,但其表態又惹來更多政治紛爭。

但其實就滙豐在中港之間的歷史和社會地位而言,捲入這樣的漩渦完全不令人驚訝——雖然滙豐銀行是英資銀行,但主要業務一直在亞洲地區。而歷史上,滙豐銀行一直是識時務者,一代又一代的管理層長袖善舞,讓滙豐從政治動盪中保存自身,甚至獲利甚豐。只是當世界格局漸趨兩極化、八面玲瓏或中庸之道都漸行不通,這樣的環境下,滙豐還能否像以前一樣週全在各方之中?日前的這些政治爭議又揭示了什麼問題?

馬會、怡和、滙豐——香港實際統治者?

滙豐從創立之初就由在港外資企業組成,以香港為家,代表其的經營重心必定以香港為主,這無疑是一個重要的政治信號。

成立於1865年的滙豐,在短短數十年間,就成為了亞洲地區首屈一指的地區性銀行。這一切,必須由滙豐如何成立和如何在香港站穩陣腳講起。

1864年初,大英輪船公司香港總代理兼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蘇格蘭人蘇石蘭(Thomas Sutherland)在往中國公幹途中,閱讀財經雜誌時,讀到有關銀行業務的文章。作為在亞洲地區打滾多年的商人,他意識到隨著中國在鴉片戰爭後對外開放的趨勢,中國極需要一所現代化的銀行去配合其對外貿易。數月後,蘇石蘭得知孟買有商人抱著同樣打算,於是搶佔先機,馬上走訪香港各大洋行(以英資為主),成立了組建滙豐銀行的臨時委員會。組成臨時委員會的十四所洋行,包括英資的寶順、美資的瓊記、德資的禪臣、印度猶太裔商人開創的沙遜等等。由於它們在中國和東南亞有龐大商業網絡,因此它們的參與令滙豐在創立之初就已經成功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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