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美國《外交政策》稱中美關係正在「大脱鈎」（the great decoupling），在貿易和供應鏈、金融與投資、科技與商業、文化與教育等領域逐步剝離彼此之間的聯結。本文聚焦在中美「大脱鈎」中的一環——由美國聯邦政府發起的對中國資金和華裔學者的「總清算」。
2020年5月11日，美國喬治亞州西北部法庭，華人科學家李曉江認罪。他承認在參與中國「千人計劃」項目時對美國政府隱瞞了收入，被法院宣判虛假報税罪名成立，獲一年緩刑，並支付約3.5萬美金的賠償。鬧得滿城風雨的一樁案子暫時有了定論。
據美國司法部公布的信息，2011年，時任美國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神經科學系終身教授的李曉江入選中國「千人計劃」項目，在保留美國全職工作的同時，從2012至2018年先後在中國科學院和暨南大學任職。六年間，李曉江從中國獲得了至少50萬美金的收入，卻從未向美國政府申報。「千人計劃」是中國政府從2008年啟動的海外人才引進計劃，通常有重金禮聘，入選者皆為傑出的科學家，還有諾貝爾獎得主。
據端傳媒的不完全統計，在美國因「千人計劃」而遭美國政府調查的科研人員有一百餘人。這項龐大的調查初衷是為防止中國勢力滲透，警惕技術與專利盜竊，防範國家安全風險。遭到調查的大多數是華裔或華人學者，而他們中許多人最終沒有成為「政治犯」，而是因經濟或税務問題被定罪。還有一部分人與工作機構私下達成協議便銷聲匿跡，或對外界緘口不提，內情成為謎團。
中美「新冷戰」一說在兩國輿論中都頗有市場。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William Barr）曾在2020年2月華盛頓的一場會議上，對包括端傳媒記者在內的媒體稱，「對於中國來說，成功是一場零和遊戲。（For China, success is a zero-sum game.）」並提醒美國大學和科研機構，警惕中國「以學術自由為幌的技術盜竊（theft of technology under the guise of academic freedom）」。
而長期關注中美科技交流的清華大學學者董潔林稱這些被調查的學者是「大國博弈中的替罪羊」。曾常居美國的中國科學家饒毅則公開斥責「追究與中國相關的、特別是針對科學家和學者的案子，將是歷史記載的特朗普政府的恥辱」。
警告：來自美國政府的1.8萬封郵件
李曉江此前在埃默里大學工作了二十餘年，在神經科學界頗有建樹。2019年5月，埃默里大學一場「突襲」，在一天之內收繳了他的實驗室，遣散實驗室成員，並且解僱了他——理由是李曉江未披露研究資金來源和在中國機構工作的範圍。當時海內外學界一片譁然。同時受到影響的還有他的太太、同為神經科學家的李世華。二人的信息被埃默里大學官方網站抹去。自那之後，李曉江夫婦來到中國廣州的暨南大學任教。
李曉江一度對外表示無辜。在他落腳暨南大學後，事情原本逐漸風平浪靜。但2019年11月，李曉江返回美國時，突然遭到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逮捕和起訴。根據端傳媒記者獲得的起訴書，李曉江被指控欺詐聯邦政府資金的罪名（theft or bribery concerning programs receiving Federal funds），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與涉案金額兩倍的罰款。而發起指控的FBI探員Andrew L. Igo則專門亞特蘭大地區調查經濟間諜和商業秘密。
李曉江一案，源於美國國家衞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排除外國勢力」行動。NIH隸屬於美國衞生部，擁有自己的實驗室，也有大量資金資助美國本土的大學、醫院和科研機構。自2018年8月開始，NIH發出1.8萬封郵件，警示美國高校與研究所，凡是接受NIH資助的研究人員，需要按規定報告與國外機構的關係。
NIH在郵件裏稱，已經發現有外國機構系統性地影響NIH資助的研究人員與同儕審稿人，使他們向國外轉移政府資助項目的知識產權，分享還在機密階段的科研項目申請書給外國機構，並且沒有披露來自國外的資金來源。所謂「外國機構」被聚焦在中國——特朗普政府一直強調要限制中國在美國的影響力。
據調查機構ProPublica的統計，截至2020年3月，NIH已經對84家科研機構的約180名科學家展開調查。他們中大多是中國人或華裔美國人，許多是在自己科研領域內受到廣泛認可的學者。他們面臨的最常見的指控是未披露或未完整披露與中國的關係。李曉江便是其中之一。他既是埃默里大學的全職教授，又受聘于中國「千人計劃」。
埃默里大學醫學院院長Vikas P. Sukhatme在知曉端傳媒記者來意之後，便不再回覆記者的郵件和電話。他是李曉江一案在大學內調查的直接負責人。此前，埃默里大學發送給媒體的聲明中明確表示，解僱李曉江，正是配合NIH的舉措。端傳媒記者從NIH查詢獲知，埃默里大學有多個科研項目接受了NIH的資助，李曉江作為項目牽頭者之一，從1998年到2018年在NIH獲得共計54餘個資助項目，其中經費最高的項目有108萬美元。李曉江和其團隊在2018年（財年）共接受了來自NIH的百萬美元經費，直到2019年李曉江被埃默里大學開除的時候，手上還同時握有五個NIH資助的項目。
李曉江最有建樹的領域是「亨廷頓舞蹈病」研究，這是一種主要影響中老年人的神經退行性疾病，多表現為心智衰退、身體運動不協調等。2018年3月，李曉江及其團隊在權威期刊《細胞》（Cell）發表了關於該病的研究，當時論文有三個通訊作者（即課題總負責人），除了李曉江夫婦，還有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員賴學良。論文中，李曉江夫婦的所屬機構有暨南大學和埃默里大學兩個。在論文的資金來源聲明中，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幹細胞與轉化研究專項資金、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廣東省科技創新戰略專項資金，最後一個是美國NIH項目資金。
從2017年開始，李在NIH立項關於該病的研究，每一個財年的經費約45萬美元。端傳媒記者從NIH處獲知，作為該項目的研究成果，李最終發表了近20篇論文，全部有中國科研機構參與，例如中國自然科學基金委、中國科學院戰略重點研究計劃、廣東省科學技術計劃等。
案子正是因這些經費而起。FBI的起訴書稱：在2018年10月，NIH和埃默里大學留意到李曉江沒有披露接受外國資金資助；而是否可以在其研究中優先使用外國資金，李曉江也沒有獲得NIH的許可。
撤銷指控：最終定罪為税務問題
起訴的焦點則放在2015、2016兩年。起訴書稱，為了能有更多的時間在中國工作，李曉江曾申請在這兩年間把在埃默里大學的工作轉為兼職。當時，埃默里大學出具了一份「知情書」（a letter of understanding），表明已知曉李曉江的意願，兼職期間工資減半。但埃默里大學堅稱這只是李曉江與學校商討的起點，而不是最終的協議。李的實際工資沒有被減半。
那時，李曉江在中國科學院的工作已經展開。埃默里大學事後在李曉江的工作郵箱裏發現了他與中國「千人計劃」簽訂的數份合約，其中一份顯示他從2009年至2016年都為中國科學院全職工作。而2015年，李曉江向埃默里大學彙報的工作時長也是全職，儘管那一年他有近60%的時間在中國。
在2015年的前兩個月，李曉江在中國的報酬是每月税前8萬人民幣；2015年接下來的時間和2016年，他在中國的報酬是112萬餘元人民幣（税後）。根據起訴書，李曉江沒有告知埃默里大學這些收入。
「被告人覺得他可以同時擁有兩種生活，一個在埃默里大學，一個在中國的『千人計劃』。」負責該案的聯邦檢察官Byung J. Pak在聯邦法院發出的聲明中說。
美國國家安全助理總檢察長John C. Demers則針對李的案子表示，他們將繼續對中國「千人計劃」招募的科研人員保持警惕。
李曉江的一位學生對端傳媒記者表示，與埃默里大學的兼職協議，李曉江實際上是簽字了的，但不知為何學校沒有給他減薪。針對這個論述，端傳媒沒有從埃默里大學得到證實。而李之所以在2019年11月返美，「他是要去埃默里大學為解僱一事申訴」，李的律師Peter Zeidenberg對端傳媒說。然而在當天早上，李曉江就遭到FBI的逮捕。
案子因經費而起，最終定罪為税務問題。律師Peter Zeidenberg對端傳媒記者表示，原先的指控——欺詐聯邦政府資金「是沒有依據的（baseless）」，因此「政府最終撤銷了最初的指控（The government subsequently dismissed that charge）」，以税務罪名判決。喬治亞州西北部法庭對端傳媒表示暫不評論。
「許多類似的、聯邦政府發起的關於間諜與商業機密盜竊相關的案件，最後都以和原起訴條目完全不相關的認罪協議為結束。」 提及李曉江案的判決結果，法律教授和紐約城市大學皇後學院新任校長的吳華揚（Frank Wu）對端傳媒說。「這樣的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在發生。」
李的學生對端傳媒透露，從2019年11月被捕至宣判，李曉江的行動受到限制，不能旅行，更不能離開美國，而李在美國已經沒有實驗室，在這期間只得靠線上交流和他的太太往返中美協調來勉強指導和推進科研，因此李想要儘快恢復自由，與法院達成認罪協議。因為最終宣判的一年緩刑並不影響李曉江到中國繼續從事科研，只需將旅行和居住地址向法院報告。
在行動受限的時間裏，李曉江撰寫並發表了6篇研究報告，均仍屬於NIH資助研究項目的範圍內。李曉江在2020年6月初返回廣州，繼續在暨南大學的科研工作。而埃默里大學，重新將他的個人簡介和研究成果登在了學校官網上。
FBI：建議監控中國學者和學生
在發送萬封郵件警示美國科研機構並開展調查後，NIH將27個面臨嚴重指控的案例移交給美國聯邦法院審理。這些指控全部與中國有關，包括隱瞞與中國機構的附屬關係， 侵犯利益衝突原則，竊取科研主題、項目設計與樣本。
其中一些科研人員被逮捕和起訴重罪。2019年7月，曾在全美兒童醫院（Nationwide Children's Hospital）就職的華裔科學家周宇與陳莉夫婦，被美國司法部門指控在中國創辦公司未向醫院申報、將醫院的科研成果出售給中國的科技公司，謀取私利。二人涉嫌密謀、企圖和竊取商業秘密指控，面臨最高10年的監禁，這個案子正在審理之中。
另外一些案例，雖未對簿公堂，亦不歡而散。2019年四月，配合NIH的調查，德克薩斯大學MD安德森癌症中心（Univerisity of Texas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與數名科研人員解除合約。雖然MD安德森癌症中心沒有公布這些科學家的國籍和背景，但其調查報告顯示均與中國和中國機構有關。後來《彭博商業週刊》的一篇報導中指出，其中一位是著名的華裔癌症流行病學家吳息鳳。
從2018年底到2019年1月，因為被懷疑不合規地泄露機密信息(improperly share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和接受數個中國醫療機構的諮詢職位（accepted a half-dozen advisory roles at medical institutions in China），吳息鳳一直被FBI調查。她曾兩次入選中國「千人計劃」。但據吳後來為調查提供的郵件顯示，她因為「出差太多」的原因中途退出了。
在美國被調查和停薪留職之後，吳息鳳主動辭去職位，來到中國浙江大學擔任公共衞生學院的院長，同時就自己遭到的對待向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提交投訴。
在這些案例中，幾乎所有NIH的調查都是基於FBI為其提供的信息。早在2018年2月，FBI就公開警告來自中國的「非傳統情報收集者」。 FBI局長Christopher Wray在多個公開場合提及，北京正在利用來自中國的教授、科學家、和學生，通過美國相對開放的科研環境來收集情報。「來自中國的威脅不只是來自整個中國政府的威脅，而是來自整個中國社會的威脅，」 Wray說。「我認為我們也需要開展全社會範圍的反制。」
基於這樣的調查方向，FBI向NIH和美國科研機構提供了一系列關於科學家違反信息披露政策的情報，並建議監控中國學者與學生的科研項目。於是，NIH根據這些情報，向其資助的高校與科研機構提供了具體名單，建議高校重點調查這些學者與中國的關係。
引起他們特別關注的是中國「千人計劃」項目。中國政府從2008年開始通過「千人計劃」招募以華裔科學家為主的海外人才赴中國高校任教和從事研究工作，以提高中國的科技水平。十餘年間，有超過一萬名科學家加入「千人計劃」，不少入選者是全球聞名的學術領軍人，例如諾貝爾化學獎得主Fraser Stoddart；亦有許多聲名遐邇的華裔科學家，例如生物學家饒毅、已故的物理學家張首晟。他們中很多人在北京的人民大會堂出席活動，獲中國領導人的接見，享受榮譽和關注。一些人在從中國獲得豐厚科研基金和安家費的同時，也保留着美國的職位。
「現在有一個中國政府的人才項目專門招募國家衞生院資助的研究人員，以竊取知識產權，在同儕審查過程中作弊，以及在中國建立『影子實驗室』，」 美國參議院議員Roy Blunt在去年四月審核NIH預算的會議上說，並要求NIH針對「千人計劃」開展更多調查，對違反規定的科研人員進行追責。NIH直接接受國會撥款，每年預算有數百億美元，近五年更是每年都超過300億美元。
NIH的調查波及諸多美國頂尖學府。2020年1月，哈佛大學化學系主任Charles M. Lieber被控重罪，理由是未如實披露與中國大學的關係。Liber是納米領域的專家，諾貝爾獎的熱門人選，美國國家科學院等三院院士，也是中國「千人計劃」的入選者。美國司法部稱，Lieber曾從武漢理工大學-哈佛大學納米聯合實驗室獲得5萬美元的月薪、15.8萬美元的生活費以及174萬美元研究經費，但對哈佛大學和美國政府隱瞞了實情。
「沒有哪個國家比中國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造成更大，更嚴峻和更長期的威脅。（No country poses a greater, more severe or long-term threat to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prosperity than China.)」負責該案的FBI調查員Joseph Bonavolonta評論哈佛一案時說。
「政治絕對是其中一個因素」
在NIH負責調查「千人計劃」的是院外研究副主任Michael Lauer，也以沉默的方式拒絕了端傳媒記者的採訪。但在早前接受《科學》（Science）雜誌訪問時，他曾提起配合FBI工作是一項「政治任務」——2019年，NIH的上級美國衞生部曾出具一份報告，點名批評NIH在選擇同行評議專家（peer reviewers）時忽略了國家安全因素，要求NIH「額外留意那些在敏感技術和獲利多的商業應用方面的資助申請」。
「政治絕對是其中一個因素。」 常年在中美兩地撰寫科技和國家安全議題的作家 Mara Hvistendahl 對端傳媒表示，她在2020年2月出版了《科學家和間諜：一個有關中國、聯邦調查局和產業間諜的真實故事》（The Scientist and the Spy: A True Story of China, the FBI, and Industrial Espionage）一書。
「對於商業間諜的重視起源於奧巴馬政府，但在特朗普政府下迅速升級。」 Hvistendahl解釋，商業間諜目前是FBI和美國司法部門享有最高優先級的工作重點，FBI探員們面臨很大的壓力，必須要推進工作，有所成果。
冷戰期間，美國情報機構和司法部門的工作重心在前蘇聯；冷戰後則轉向歐洲；到了21世紀初，在911事件之後，則一直忙於打擊恐怖主義。直到2009年，聯邦調查局才正式成立商業間諜部。2011年，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宣布當年策劃911事件的本拉登被擊斃後，美國政府的反恐工作也隨之告一段落。接着，它們的工作重心開始轉移到商業間諜調查，並更加着眼於日漸崛起的中國。在特朗普入主白宮之後，無論是貿易、外交、科技、教育或意識形態，中美之間的摩擦都在不斷加劇，來自中國的學者和科研人員也被推到了兩國交鋒的前線。
2018年11月，司法部和聯邦調查局正式出台「中國行動計劃」（China Initiative），表示將不遺餘力地打擊來自中國的經濟間諜活動，反制中國對美國造成的國家安全威脅。
2019年11月，美國參議院發表長達109頁的報告稱，中國從2008年就開始有系統的贊助計劃，竊取美國的科技成果，但美國遲遲沒有做出反應。報告還提及，中國計劃在2050年成為世界的科技大國，在傾全國之力引進世界各地的專家。
「美國司法部使用的語言是中國『千人計劃』正在引誘海外專家，」美國西東大學（Seton Hall University）的法律系教授Margaret Lewis說，「他們使用了引誘（lure），而不是招募（recruit）。」Margaret Lewis以前亦曾在司法部工作，並擔任檢察官。
在2020年2月華盛頓的一場會議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的局長Christopher A. Wray對記者們說，從2003年到2020年，FBI調查的與中國竊取技術有關的案例數量直線上升，目前已經開啟了1000個調查，全部是與中國科技和商業間諜有關。他舉例，2019年，FBI共逮捕了24個與中國相關的嫌疑人，而2020年剛過去了兩個月，他們就逮捕了19個人。
當時，哈佛大學的中國籍癌症研究人員鄭灶鬆在波士頓機場準備離境時，被海關發現攜帶21瓶癌細胞樣本。他後來承認打算回中國的母校中山大學，以自己的名義發表研究論文。鄭被走私物品罪與虛假隨述罪被聯邦政府起訴，關進監獄候審，且不允許保釋。鄭還供認，和他在同一哈佛實驗室的兩名中國研究員，已經成功把癌細胞運送回中國，其中一人並被懷疑有中國軍方背景。這件事在美國社會和政界引發軒然大波。
同一場會議中，美國司法部長William Barr花了三十分鐘指控中國對美國科技的偷竊，強調「幾乎每個在美國的中國人都是間諜」。
此外，亦有美國政界官員出版著作，重複William Barr的論調。美國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的副幕僚長Peter Mattis在2019年末出版著作《Chinese Communist Espionage: An Intelligence Primer》，並稱中國已不再使用傳統間諜手段，而是僱傭業餘人員，人人都可能為中國政府收集情報。
Hvistendahl曾常年跟蹤中美之間的商業間諜案件。她的著作重點描述了一個案例——四年前，因為偷竊美國轉基因玉米種子，竊取商業機密，前北京大北農科技集團的科學家莫海龍在美國被宣判36個月有期徒刑。莫海龍安家在美國，持有美國綠卡，兩個孩子均是美國公民。Hvistendahl在書中指出，雖莫海龍被判有罪，但美國政府對其的懲罰仍然值得商榷——譬如，個體華人的行為，是否如FBI所說，是中國政府指使的舉國盜竊？
「如果你去了解中國，你就知道中國有一個正式的政府（formal government），有一個黨，和內外部極其複雜的系統。」法律系教授Margaret Lewis在2020年6月12日的一場公開演講中說，她承認美國遭受的一些威脅與中國黨國系統和人員相關，但「是否要製造『紅色恐怖』（red scare）一般的效應？」
「我們過度威嚇（over-deterrence），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Lewis認為，我們正處在一個無比需要合作的科技時代。
「如果說中國正處在抄襲和創新兩股力量的對抗中，那麼美國面臨更多的是開放和安全之間的掙扎。」Hvistendahl說。
美國NIH亦進退兩難，因為既要鼓勵國際合作，又要維護國家安全，華盛頓國際戰略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CSIS）的中國研究學者Scott Kennedy曾對媒體表示。他曾經作為顧問向NIH介紹中國在生物、醫學等研究方面的進展和野心。
同時有FBI主任和美國司法部長控訴中國間諜行為的會議，也是Scott Kennedy供職機構CSIS主辦的。會後，他含蓄地發了一條推特表示，司法部長William Barrd的演講「充滿了誇張」，「降低了說服度」。
美國失利，中國獲益？
回到「千人計劃」，「你針對一個中國的人才項目，你當然會只發現華裔的科學家，」 哥倫比亞大學的華裔科學家David Ho說。他強調，在被調查的學者中有真正違反規定甚至犯罪的案例，也有政府過度指控的案例。
「即使他們沒有做錯什麼事，他們被要求證明自己是無辜的，」 法律教授吳華揚對端傳媒說。他提示在美華裔科學家嚴格遵守學校與國家資助項目的信息披露規定，不要存在僥性心理。
2020年5月，香港科技大學講座教授崔大偉（David Zweig）和其團隊發表了研究報告《美國挑戰中國人才計劃》（America Challenges China』s National Talent Programs），專門論述涉「千人計劃」學者在美遭調查的情況。報告指出，「參加『千人計劃』的部分專家主要涉及違背學術道德，而真正的非法行為數量很少。」
「不道德的行為主要是他們同時做兩份工作，一方面在美國，另一方面在中國還有一個全職工作。特別是做同一個項目，拿兩份錢。」崔大偉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
再來看看中國這邊的反應。從2020年的春天開始，與「千人計劃」有關的內容悄然從中國大陸的互聯網上消失了。在百度、新浪微博等多個平台上搜索，均是「抱歉，未找到該結果」。同樣，在清華大學、同濟大學、中山大學等多所中國大陸的頂尖高校網站上，「千人計劃」的信息也被抹去了。其中一位負責宣傳工作的高校教師以不具名的方式告訴端傳媒，「上面儘快要求撤掉」——而這些學校都曾將「千人計劃」放在網站首頁最顯眼的位置。
但中國沒有停止在科研與創新方面的投資。2019年，中國在科研和創新領域的投資超過3723億美元，為世界排名第二，雖然不及美國的4765億美元，但每年的增速遠高於美國。
在一些中國高校，招募海外人才的計劃轉為了「半地下」，譬如合同保密，簽約過程加密，亦不再大張旗鼓地宣傳。一位在美國東部一所大學從事醫學相關科研工作的華裔學者對端傳媒說，因為中美關係緊張且前景不樂觀，學界人士紛紛對自己與中國的關聯緘口不提，唯恐惹禍上身。而因為疫情緣故，美國開始旅行禁令，「地理上也暫時被切斷了，」他補充。
「10年之前，甚至僅5年之前，美國從政府到高校到私有企業都在鼓勵中美之前的接觸與合作。但從3年之前，這種熱情消退了，然後這些曾經被慶祝的項目開始被譴責，然後那些參與者就變成了罪犯。這是一個180度大轉彎，」法律教授吳華揚對端傳媒說。「 這使太平洋兩邊的中美兩方都需要進行相應的調整與報復。」
而當美國深陷疫情困擾、急需研發檢測試劑盒時，另一則新聞被美媒挖了出來。前佛羅里達大學化學系教授譚蔚泓，在一年前因「千人計劃」而遭到NIH調查被迫辭職，來到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任職。他帶領團隊在上海研發了便攜式家用試劑盒，並很快被納入中國藥監局應急審批通道。
「對在美華裔科學家的懷疑、調查與指控，正在幫助中國招募這些頂尖科學家為北京效力。」美國媒體ProPublica在其報導中稱。
此前李曉江在美國接受調查時，中國暨南大學的校長宋獻中便公開表示，願意全盤接受李曉江團隊所有教授和人員，並願意安排所有的場地和實驗室。「中美貿易摩擦一定會對在美中國人才有影響，但只要他們願意回來，內地高校能夠把他們接納下來，」 宋獻中說。現在，李曉江在埃默里大學的一部分學生也加入了他在廣州的團隊。
「在過去，美國增強全球競爭力的辦法是對傑出人才敞開大門；現在，美國的辦法是把他們都趕出去。」上面提到的匿名醫學華裔學者對端傳媒說。
「（美國政府）過份『熱心』的調查，在長期來說可能會削弱美國的競爭力，」 Hvistendahl說。樂於接受公開、透明、無國界合作環境的科研人員，恐怕會在正在進行的中美兩國交鋒中體會到更多的艱難，甚至痛楚。
2020年6月1日，以保護美國知識產權為由，美國開始暫停有中國軍方背景的中國公民持F或J簽證到美國就讀研究生及以上學位，並正在制定具體名單。華盛頓亦在研究在未來限制STEM專業（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簽證及OPT（學生畢業後的工作許可）恐再傷及一批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但在6月2日美國國務院的新聞發布會上，美國官員告訴包括端傳媒在內的記者，「請用大號加粗字體表示，我們繼續歡迎並重視絕大多數中國學生和學者的貢獻。」